田祥茂，张业振

（1.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1； 2.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论“督管”在乡村红白喜事治理中的出场

田祥茂1，张业振2

（1.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1； 2.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红白喜事是乡村社会的重大活动，也是当前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督管”作为红白喜事中的关键人员，不仅对红白喜事本身的进行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创新乡村治理也有着积极意义。借助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发现，公共交往场域、信息传播场域和民俗展演场域等多个场域都需要“督管”出场。“督管”与事主的关系是红白喜事众多关系中最原始的，二者形成的全权型、协商型、象征型的互动关系对社会风气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乡村红白喜事治理中，必须认识到“督管”作为公共空间带头人、信息传播把关人和民俗文化传承人的出场角色及其作用，充分调动和发挥好“督管”的积极作用，来创新乡村治理，实现乡村善治。

红白喜事； 乡村治理； “督管”； 出场

从传统的村落社会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红白喜事①一直都是乡村社会的重大活动，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要顺利完成红白喜事，“督管”是一个关键人员。“督管”，也被称为“总管”、“大总”，一些乡村地区还称为“执客”、“知客”②。一般来说，“督管”是指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事主行使红白喜事活动中的人、财、物等的权力，以此来协助事主完成这一活动的最重要人员。进言之，“督管”并不是任何一名普通村民都是可以胜任的，往往只有乡村能人、名门望族、德高望重的人才能胜任。因此，能够胜任“督管”的人在乡村社会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公信力、引导力和影响力，他们的言行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

一、乡村红白喜事中“督管”的出场场域

红白喜事具体是指事主以家庭成员的婚丧嫁娶为事由，在特定时间、地点以宴请为载体来广聚亲朋好友共同庆祝或悼念的活动。显然，这类活动的顺利开展，单靠事主一家肯定无法完成，邀请信得过的协助人员成为事主的必然选择，而“督管”是这其中最重要的人员。即便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乡村，红白喜事的不少协助人员，例如厨师、乐师等已经市场化，但“督管”仍然是最重要的人员，凡是举办红白喜事的，不能没有“督管”的参与和组织。可以说，没有“督管”，就不成红白喜事，这足以见得“督管”的重要性。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他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1]133-134借助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发现，乡村社会中的多个场域都需要“督管”的出场。

（一）公共交往场域呼唤“督管”进场

费孝通先生曾用“差序格局”对传统乡土社会的社会格局以及人际关系等进行了形象而精辟的概括。他认为，“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每一个人在某一事件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2]25即便今天的乡村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差序格局”仍然具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一定意义上，红白喜事的规模大小与事主社会关系网络大小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社会网络的研究者就认为，“红白喜事网更能够稳定地测出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3]操办一场红白喜事实际上意味着，将事主的社会关系汇聚在特定时空中，并把这种关系网络呈现在乡村公共视野中。这自然也就演变成事主社会关系网络中各成员交流、交往的公共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白喜事成为乡村公共交往场域，具有了一定的公共性。在这个公共交往场域中，事主的社会关系网出现“时空压缩”，几乎所有的关系网络成员短时间迅速地集聚于同时空，事主根本不可能一一关照到位。这时就需要社会网络广泛的“督管”进场，协助事主或代替事主迎接各类宾客（核心宾客除外），以防怠慢客人，失去礼数，从而达到维持事主社会关系网的目的。

（二）信息传播场域需要“督管”到场

在公共交往场域，信息交流与传播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红白喜事是一个围绕事主社会关系聚集起来的乡村信息传播场域。在信息传播场域中，参与其中的各成员相互聚集、自由交流、交换消息，传播着各类事实、观点、意见和舆论等。以操办过程进行划分，可以形成红白喜事的前、中、后三个传播场域。在红白喜事的准备阶段，与事主的红白喜事直接相关的信息，包括红白喜事时间、地点、规模、花销等，从事主这个初始信息源发出并逐步扩散到事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了多个信息流。事实上，事主出于情面，对于将这些信息直接公之于众是有一些避讳的。此时，“督管”作为最早得到事主相关信息确认的协助人，就需要放一些“风”，把事主操办红白喜事的气氛营造起来。在红白喜事进行阶段，事主社会关系网中的各成员在特定时空中聚集，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特定群体。网络中的各成员之间、群体之间以及成员与群体之间相互传递和交换着各种各样信息，比红白喜事开始之前交流更深入更广泛更多元。因此，“督管”需要及时到场，来发出真实信息，确保整个活动的顺利进行，不至于因为信息的误传和负面舆论影响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红白喜事结束之后，参与人员在活动前获得的信息得以确认和反馈，这些信息随即便在乡村日常社会生活中进一步扩散。其中关于事主红白喜事的规模、收支等信息成为其他人举办红白喜事的重要参考依据。在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针对乡村社会中的某些猜疑、传言和评价等，“督管”可以发出真实、权威的消息，为事主所举办的红白喜事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可和好评创造条件，同时也为自己“督管”身份的自我认同、社会地位和处事能力的确认和强化提供有力证明。

（三）民俗展演场域要求“督管”监场

乡村社会中，红白喜事不仅作为公共交往场域、信息传播场域存在。更是由于红白喜事的特有氛围，被融入了很多当地的民俗文化，使红白喜事也成为民俗展演场域，这在婚嫁丧葬等重大事件中表现尤为明显。一些乡村地区，这些活动被逐渐仪式化、组织化，使红白喜事本身也成为当地民俗文化活动的一部分。例如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乡村地区，红白喜事多带有土家族、苗族风俗传统。即便当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观念急剧变化，但红白喜事中固有的文化精髓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变迁，与乡村的现代性因素逐步融合，成为现代乡村文化的一部分。湖北恩施土家族的传统“哭嫁”意在以悲衬喜，借此感谢父母、感恩亲人；“喜丧”则表现了当地人豁达的生命观、生死观。这些情感寄托、文化习俗等并没有因为哭唱等仪式在红白喜事中的缺席而消失，它们早已融入当地人的世俗生活之中。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被重视、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在市场中逐步被开发等，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愈加重视起民俗文化保护工作。这种情况在恩施州乡村地区的红白喜事中，表现为渗透在红白喜事的各个流程、仪式、语言中的“哭嫁喜丧”等风俗又有复兴倾向，土家情歌、摆手舞、三棒鼓、撒叶儿嗬等等传统民族文化形式也出现在红白喜事中。红白喜事作为民俗展演场域，承载起了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很多乡村“督管”，正是这些民俗文化的实际传承者和主持者。在乡村红白喜事中，大部分传统的仪式只能是由“督管”来完成，他起着监督展演内容、形式等作用，这是城市里的婚礼葬礼主持人所代替不了的。

二、“督管”与事主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

“督管”是最早得到事主确认的协助者，同时也是事主最信赖的人。“督管”与事主的关系是红白喜事中诸多关系中的初始关系，也是最为重要的关系。在乡村社会的转型发展中，依据“督管”在红白喜事中支配人、财、物等（社会网络和财物归事主所有）权力的掌控程度，“督管”与事主的互动也呈现出不同关系。不同的互动关系对红白喜事本身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社会风气）也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全权型

全权型互动关系中，事主几乎完全放权，将红白喜事大小事务全权委托给所聘“督管”，事主完全信任“督管”的能力。这种类型的出现原因如下：一方面，事主同“督管”的社会地位在当地都相当高，二者的关系网络覆盖面重合度较高，能够代替事主处理与参与者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督管”的品德素质、社会地位、办事能力等已经得到了乡村社会的共同认可，并且能够真正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操办事主的红白喜事。全权型互动关系下，红白喜事效果基本在“督管”把控之中，事主大都同意“督管”的抉择和建议。如果“督管”选择大操大办，必然引来遵循着“关系”准则和“人情”标准[4]的红白喜事参与者们竞相效仿。这样一来，富有者纷纷加大红白喜事操办力度和水平，贫穷者也会盲目跟风，碍于情面甚至是举债大操大办自身的红白喜事。一旦这种大操大办之风盛行乡村社会，乡村的社会风气便与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大相径庭，也造成了传统乡村文化和美德的异化。但是，如果“督管”选择节俭文明办理，同样也会影响红白喜事参与者们有意识控制自身红白喜事操办程度，减缓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攀比之风，还乡村社会以宁静与祥和。

（二）协商型

协商型互动关系中，“督管”与事主相互合作、配合，协商决定红白喜事相关事务，大部分是根据事主实际情况确定红白喜事花销、规模等情况，“督管”主要负责红白喜事具体事务，相当于事主的“管家”，决定权相对不大，但影响力不小。协商型互动关系是乡村红白喜事中最主要的“督管”与事主的互动关系，是乡村人的普遍选择。这种互动关系下，事主只求不落后当地红白喜事普遍水平，尽量不在来参加红白喜事的亲朋好友们面前“丢脸面”，获得乡村社会的基本认同即可。换言之，大部分事主已经变得精于“算计”，考虑到收支关系并不太赞成“搞大场面”。大操大办红白喜事只是受到整个乡村社会风气的影响，为维持自身“脸面”而不得不提高红白喜事规模和水平。因此，身在其中的“督管”如果能够破解事主的“脸面问题”，讲清楚红白喜事应注重内在的精神内核而不是外在的场面。从而能使事主不被炫耀、攀比风气所裹挟，让事主不盲从大操大办之风。但是，如果听命办事的“督管”对此推波助澜、不加劝阻，大操大办红白喜事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乡村社会风气走向只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浮躁。

（三）象征型

所谓象征型，是指红白喜事中的“督管”基本被看作当地身份地位的象征，属于虚职，“督管”的实际事务性角色与功能一定程度上被虚置，而关于人际交往、文化传承的角色和功能则被强化。受事主之邀而担当“督管”之人，大部分是事主看重其在当地的身份地位较高，并不要求所邀“督管”去组织管理红白喜事的具体事务。这种象征型的互动关系，事主邀请的“督管”并不是真正需要他来做红白喜事的“督管”，更多是向“督管”表达事主的敬重之情，以及在各个场域中向红白喜事参与人员彰显事主与“督管”的这种亲密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一般只出现在喜庆事之中，且大部分是非婚嫁情况——婚嫁上，这类人一般作为主婚人出现。红白喜事中，一旦出现这种类型，一般有设“副督管”负责主持实际事务，事主与“副督管”的互动关系类似协商型。象征型互动关系的出现，一定意义上也表达了事主对于“督管”的献媚及其对这种关系的炫耀。这种互动关系下的“督管”，一言一行对于事主大都具有重大影响。如果“督管”建议事主大操大办红白喜事，一般都能被事主采纳，与全权型互动关系下的“督管”一样选择大操大办红白喜事，也会引发扩大乡村社会的不良风气。反之亦然，主张事主选择适度操办红白喜事，将有助于引导乡村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增加乡村社会的幸福感。

三、“督管”在乡村红白喜事治理中的出场角色

目前，“督管”在乡村社会中，有被逐渐固定化、职业化倾向。一个村庄中往往也只有少部分人可以经常出任“督管”，他们不仅直接影响红白喜事本身的完成情况，而且对整个乡村治理也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变化，将更有助于对“督管”进行精准定位，恰当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因此，正确认识“督管”在红白喜事中的出场角色，积极发挥“督管”在乡村红白喜事治理中的正向作用，成为破解乡村红白喜事治理难题的有效办法。明确“督管”在乡村红白喜事治理中的出场角色，可以使红白喜事治理成为乡村治理的抓手或突破口，来创新乡村治理，实现乡村善治。

（一）公共空间带头人

红白喜事作为公共交往场域，宾客的规模大小一定程度上表征着事主社会关系的强弱，是事主社会关系网络的集中展现。围绕事主社会关系聚集起来的人群在特定时空中聚会，因距离远近、亲疏关系不同等情况，宾客们往往三三两两地间隔而来，如何协助事主招待他们成为“督管”的必备职责。这个特定的公共交往场域伴随着事主红白喜事的举办而产生，也因事主红白喜事的结束而解体。公共交往场域的这种间断性并不影响公共交往的发生和发展，反而因乡村范围内不同事主红白喜事的举办得以延续与更新。事主的关系网人群是红白喜事的主要参与者，这些人在这个公共交往场域中自由聚集，在他们的交往中各种关系、信息、文化等得以在此互动与生成。“在一个村庄的范围内，村民通过公共空间获取各种公共信息，发表社会舆论，合作处理公共事务，培育公共观念。”[5]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如何达成公共意见，养成公共观念离不开公共领袖的引导。“督管”因其处于公共空间的特殊身份和在当地较高的社会声望、社会地位等，被天然当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公共领袖，他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其他人的重要参考，相当程度影响着他们的决策。这种情况下，作为公共空间带头人，“督管”的声音和行为成为乡村公共空间的“风向标”。因此，“督管”需要慎重处理相关事务，主动表达积极健康的思想观念，自觉抵制消极庸俗的不良观念，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乡村社会风气有序改善，培育风清气正的乡村公共空间。

（二）信息传播把关人

红白喜事开始之前，有关红白喜事的各种信息，以事主为信息源，围绕着事主关系网辐散开来。随着红白喜事的进行，各信息流得以汇聚并相互互动、交换和生成新的信息流，经过反馈的信息流在红白喜事结束之后，又在随着参加活动的宾客而进一步传播，最终迅速扩散至整个乡村社会。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红白喜事作为信息传播场域，发挥着信息汇聚、信息互动、信息交换、信息修正、信息生成和信息确证等重要作用。在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督管”因与事主的特殊关系，也掌握着一定的信息权，尤其是作为全权型、象征型互动关系中的“督管”更为明显。尽管在红白喜事开始之前，“督管”只是作为一个辅助信息源而存在，但并不影响其权威性。红白喜事进行中，“督管”身居信息传播场域中，掌握的信息较大多数宾客更为真实可靠，是各信息流的集中汇聚点。这也意味着，“督管”在信息传播场域中将会接收大量信息，并担负着确证真实信息、交换最新信息和修正错误信息等职责。换言之，“督管”作为信息传播场域中的主要信息发射源，可以被看作是这个信息传播场域的意见领袖。但更重要的是，“督管”并不停留于信息发射，还会自觉进行信息的综合处理。“督管”以事主授意、授权为根据，可以对接收的各种信息进行筛选、过滤、加工和公开传播。这种意义上，“督管”以一个信息传播把关人的角色而存在。作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要信息控制者，“督管”可以在红白喜事各个环节影响着信息的传递。正因为如此，“督管”能够通过提倡节俭办理红白喜事、批判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等意见表达、信息传递，来调节红白喜事“过火”现象，遏制乡村社会的攀比炫富之风。

（三）民俗文化传承人

民俗文化在红白喜事中的复兴趋势，“督管”是重要的推动者。作为乡村能人、乡村精英的“督管”，弘扬红白喜事中的民俗文化成为他们进一步提升当地社会地位的有效选择。民俗文化反映着当地精神风貌，“督管”推动民俗文化的进场，增添了红白喜事本身具有的文化内涵。“督管”出于自身目的考虑，愿意去学习和掌握这些传承下来的仪式，更乐于去表现和传递这些仪式背后的文化意蕴。但值得注意地是，文化复兴不是文化复古，不是单纯的回归传统、回到过去，主张一切向传统靠拢，对于凡是不符合传统要求的都采取抵制态度，盲目要求恢复一切传统。这既是对现代化的迷惘与反抗，也是对传统文化不加以区分的错误选择。真正的文化复兴是积极地在现代化进程中改造传统文化，对于不适宜现代生活的部分传统进行改造升级，对于乡村长久保留的优良民俗大加巩固，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督管”作为民俗文化传承人，需要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在红白喜事中的复兴，审慎处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自觉抵制一些陈规陋习遗留在民俗文化展演场域，防止一些低俗恶俗表演入侵到红白喜事中，改造一批适应现代乡村的民俗文化作品，积极弘扬表征乡村优良传统、现代乡村精神的民俗文化，力争把红白喜事打造成为当地的一张民俗文化名片，成为一名有责任、有担当的民俗文化传承人。

注释：

①红白喜事最初指的只有婚丧嫁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红白喜事的具体内涵不断充实，凡是值得庆祝的事情都被赋予红事的意义，诸如迁建新居、庆贺生日、开业庆典等等事宜。

②“知客”一词最早出现于唐朝《百丈清规》中：“知客，职，典宾客。”最初是指专指寺庙里接待宾客的僧人。

[1]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费孝通.乡土社会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胡荣.中国农村居民的红白喜事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社会学评论，2013（6）：51.

[4]曹海林.村庄红白喜事中的人际交往准则[J].天府新论，2003（4）：77.

[5]田维扬.村落公共空间中的交往准则——基于昆明滇池西南岸中谊村红白喜事的探讨[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3（1）：109.

Research on the Appearance of“Du Guan”in the Rural Governance of Weddings and Funerals

TIAN Xiang-mao1，ZHANG Ye-zhen2
（1.School of Marxism，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2.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Weddings and funerals are the major activities in rural society，as also important content of rural governance.“Du Guan”is the key person in the rite of weddings and funerals，wh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ite as well as in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According to the Field Theory of Bourdieu，we can find that it requires“Du Guan”to appear in the field of public communication，information spreading and folk performanc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Du Guan”and host，which is the most original one among the weddings and funerals，is the interactive one of full-power，negotiable and symbolic type tha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atmosphere.Therefore，in the rural governance of weddings and funerals，we should realize the role of“Du Guan”as the leader of public space，the gatekeeper of in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uccessor of folk culture，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function of“Du Guan”to innovate the rural governance，eventually achieving good governance of rural areas.

Weddings and Funerals； Rural Governance； “Du Guan”； Appearance

C912.64

A

1671－9743（2016）10－0013－04

2016-09-25

田祥茂，1989年生，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硕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张业振，1990年生，男，湖北恩施人，博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