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贵 安

(1.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贵阳孔学堂，贵州 贵阳 550025)



明清《实录》比较研究

谢 贵 安1，2

(1.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贵阳孔学堂，贵州 贵阳 550025)

明清两朝《实录》都通过传统的实录体来记载本朝皇帝的历史，并贯彻了大致相同的史学主题，即政治鉴戒、显亲尽孝、张扬忠义、劝励风俗等。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在文化上有极大的传承性和相同性，都是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体制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明清实录修纂因主导者的民族身份不同，导致二者形成同中之异。明代实灵全为汉文本，而清廷在继承中原体制的同时，刻意保持其民族性和文化特色，在修汉文本实录时，还修纂了满文本乃至蒙古文本；在直书和曲笔的应用上，两朝实录都对非敏感的历史进行了直书，对敏感的历史进行了曲笔，《明实录》的曲笔多属于对皇帝行为的政治性讳饰，而《清实录》多侧重于对清廷早期民族身份和文明状态的讳饰。为了掩饰民族身份的文化落差，清廷信奉“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通达的华夷观，从而走上了“汉化”之路，大力推行“右文”政策，设实录馆专修实录，以与明代只设史馆而修众史相区别。

明实录；清实录；史书体例；史学观念

明清两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后的两个王朝，二者有很多相同之处，亦有不少相异之点。明清两朝都通过官设机构修纂了本朝的实录，分别统称为《明实录》和《清实录》。《明实录》由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和熹宗13朝13部实录组成，共2760卷，近1600万字。有时也将《献皇帝实录》(55卷)及清修崇祯《实录》、《长编》包含在内，构成广义的《明实录》。《清实录》由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宣统12朝的13部实录组成，共4433卷(加上目录、序、凡例等51卷，则为4484卷)，3658万余字。其中太祖实录还有别本，名《满洲实录》，故有13部。末帝实录成于民国，未敢称“实录”而取名为“政纪”。实录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修的本朝皇帝的历史记录，始于南朝萧梁，盛于唐宋，迄于明清，随清王朝的灭亡而终结。它与传统王朝的命运相关联，随其发展而鼎盛，衰亡而沉寂。清朝对实录的续修，表明它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帝王实录的研究，成果甚丰，对明清实录各自的研究，亦有不少成就*《明实录》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吴晗的《记明实录》(载《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谢贵安的《明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等；《清实录》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捷先的《满文清实录研究》(大化书局1978年)和谢贵安的《清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等。，然而对明清两朝实录的比较研究，笔者迄未寓目，故本文试作一探，并通过两朝实录的比较，观察明清两朝在史学上的区别与联系。

一、对象、主题、体裁的异同

明清两代虽然其统治者分属不同的民族，但二朝在实录修纂上，既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亦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下面逐一阐述。

第一，都以本朝已故皇帝作为记载的对象，但《明实录》将追封的兴献帝列为记录的对象，《清实录》未出现这一现象，但却一度将女姓名号加入实录名称之中。

明清实录都属于传统的实录史学范围，以本朝已故先帝为记载对象。“实录”本是据实直录的意思，但自南朝萧梁以后，开始将为本朝皇帝撰写的专史命名为实录，逐步垄断了这一褒称，于是实录成了皇帝专史的同义语。与唐代出现过的“今上”实录不同[1]，明清两代实录均采纳“先帝”实录的模式，即不以活着的当朝皇帝为记载对象，而以去世的先帝为载录对象。为先帝修实录于明朝来说并无问题，但对于清朝来说，则存在一个“汉化”和“集权化”问题，即从“部落民主”制向“君主专制”的转化，一旦将皇帝写入实录，则表明皇帝具有独尊的地位，从而与部落联盟首领的“民主性”告别。因此，《清实录》的纂修，表明清廷决意“汉化”和“集权化”，表现出与明朝一致的政治追求和制度承袭。

然而，明清实录在记载对象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明代虽为汉族政权，但却模仿元代的做法，为追封的皇帝修纂实录。元代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虽曾一度监国，但未当过皇帝，其子蒙哥继窝阔台、贵由之后担任皇帝，谥拖雷为睿宗，蒙哥四弟忽必烈称帝后，为拖雷修纂了《元睿宗实录》。明世宗朱厚熜利用大礼议之争的胜利，将其生父兴献王朱由杬追尊为献皇帝，并上庙号为睿宗，为他修纂了《睿宗献皇帝实录》。类似的还有《元裕宗实录》。所谓元裕宗，即世祖忽必烈的嫡子，成宗之父，名真金，并未当过一天皇帝，其子成宗继位后追尊为帝，庙号裕宗，并下令为他修纂实录。明嘉靖四年二月，大学士费宏、贾詠、石珤等揣摩帝意，上疏称献皇帝生平嘉言善行，亦当备载，乞命当时藩府内外臣僚，备述献皇帝之国以来的一言一事，可为谟训者，以类开写，以便纂录。明世宗准奏，并让自己的心腹“议礼新贵”席书担任监修。世宗在诏修乃父实录的敕谕中，称睿宗事迹可以“大书特书”。五年六月，50卷的《献皇帝实录》正式修毕。但该书未能全帙流传，只有天津图书馆藏有一部缺第1—10卷的残本[2]。

清代未出现这种状况，但却出现过将生母之名号加入实录名称中的情况。清太宗下令修纂其父的《清太祖实录》，但在崇德元年十一月修纂完成后，为了强调自己的合法地位，出人意料地将自己的生母位号加入实录的名称之中，将是书改名为“《太祖太后实录》”。据《满文老档》载：“十五日，《太祖太后实录》告成……表文曰：‘国史院希福、刚林及满蒙汉笔帖式等跪奏宽温仁圣汗。钦奉宽温仁圣汗谕旨，纂修《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太后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实录》，以满、蒙、汉三体字编译成书，以为万世之史。”[3]实录修成后，举行了隆重的进呈仪式：“《太祖武皇帝、孝慈武皇后实录》告成，进呈。设大驾卤簿。”内国史院大学士希福、刚林率上表称：“臣等钦奉上谕，纂修《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承天育圣武皇后实录》，今以满洲、蒙古、汉字编译成书，永垂万世。”[4]均称该实录为太祖和武皇后的实录*这段文字，在乾隆本(今本)《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二中，已分别将“孝慈武皇后”和“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承天育圣武皇后”等字样删去。这是因为乾隆时太宗的地位已牢不可破，用不着标示皇后以揭示其子太宗的正统地位，且清朝正趋向汉化，将皇后名字作为实录之名，实属不妥，故特删之。。松村润分析道：“起这个书名的理由是在表彰太祖之外，还把太宗袭位正当化作为目的。在满族内部，嫡庶的区别非常严格。太宗生母Yehe Nala(叶赫纳拉)氏在生太宗前可能不是amba fujin(正皇后)，而可能是ashani fujin(侧妃)。对太宗来讲，利用这本实录来表明自己的生母是amba fujin，力争把袭位正当化是重要的，因此编纂了和中国历代实录体例有区别的《太祖太后实录》。”[5]徐丹俍也认为：“武皇后之列名实录题签，无非皇太极特隆其生母，强调自己嫡生正统地位之举。”[6]但笔者认为，除了以上目的外，还反映了游牧民族重视母系的遗风。

第二，修纂主题大致相同，但存在民族性差异。

首先，明清实录均有政治鉴戒的用意。修纂前帝实录，是为今上和后世皇帝提供治国理民的镜鉴，为王朝统治明治乱兴衰。宣宗朱瞻基在《序》中称修《明太宗实录》是为了让后世君主“考于是编，法仁以施爱，法义以兴治”。明神宗朱翊钧在《明穆宗实录·序》中指出：“后之为子若孙者，三复是编，其尚思葆佩，而宪章之哉。”都强调修实录的目的是给后世子孙提供治理国家的借鉴。皇帝如此要求，修纂人员自然全力奉行。杨士奇表白他们修《明宣宗实录》，于“大经大法，备究于精微；善政善教，致详于本末。言足为训，虽简必书，事之可师，虽繁必录”[7]。《清实录》也确立了政治鉴戒的主题。康熙帝在为重修本《太祖高皇帝》所作的《序》中强调：“朝夕式观，以申继序绍庭之志，其在我后嗣子孙，循省是编，于栉风沐雨之勤劳，可以知积累之艰焉；于文谟武烈之显承，可以识燕贻之厚焉。不愆不忘，以率旧章。”[8]仁宗在《高宗实录》的御制《序》中指出高宗经常阅读《清实录》以为资政之用：“一曰法祖，五朝实录，晨兴敬观，六十三年，周岁而复始。”[9]卷首大臣们在修纂实录时，也秉承政治鉴借的主旨。顺治十八年户科给事中彭之凤为请修实录事奏曰：“皇上宜及时先修《世祖皇帝实录》，良法美意，嘉言懿行，勒成一书以资政治。”[10]

其次，明清实录均有显亲尽孝的主题。“追孝莫大于显亲，显亲莫大于述事”[11]。古代实录修纂的基本主题，便是表彰孝行。《实录》是“家国一体”的集中表现形式，修纂《实录》的目的既是为国家保存史实，更是为先帝显亲尽孝。《明实录》便确立了显亲尽孝的修纂主题，将父祖的功绩突显出来，载入史册，以显孝子无穷之思。明太宗朱棣在为三修本《明太祖实录》作的《序》中指出，将帝王的言行政治纪载下来是“朝廷之先务”，修实录是为了让太祖“创立之艰难，栉风沐雨，劳心焦思，辛勤万状”的光辉形象“垂宪万世”[12]卷首。朱见深也坦陈自己“继统之初，首命儒臣纂修《实录》”，就是为了让“皇考之盛德尽在是”编[13]。以此表达孝子无穷之思。《清实录》虽然作为满洲少数民族皇室所修，但也贯穿了显亲尽孝的主题。清皇太极在动员文馆诸臣为其父修《清太祖实录》时宣称若不能将皇考太祖的行政用兵之道“一一备载，垂之史册”，就不能“尽孝”[14]。清顺治帝亲政后，内院大学士希福提出修纂实录，将太宗文皇帝的德业“必载史册，永为法守，用昭我皇上孝思”[15]483。

再次，明清实录均有张扬忠义的修纂主题。对于家国一体的社会而言，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升华。因此，明清实录除了旌表孝行外，还特别重视奖励忠臣。《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二《废帝郕戾王附录》第三十载，景泰三年春正月庚申，“镇守浙江兵部右侍郎孙原贞等言：‘比者金华不靖，各处抚捕官员，(遇)寇贼或领当先，或督战失利，或被执不屈，或被胁不从，遭害以死，忠义难泯，褒恤实宜，乞将各官本身褒赠，仍遣官赐祭，庶慰死者之灵，以为生者之劝。’”《清世祖实录》卷四三载，顺治六年三月戊寅，“浙闽总督陈锦奏：福建福清等二十县士民同心效死守城，忠义可嘉，请免本年丁徭以示鼓劝。”清代实录修纂体例中，专门确立旌表忠义的条目。如《清世祖实录·修纂凡例》自述：“文武大小官员殁于王事者书，有褒恤者书，旌表前代忠义，亦书。”[15]3

复次，明清实录均确立了劝励风俗的修纂主题。实录作为国史，有劝化风俗之功，故在修纂时，注意将劝风俗作为其主题之一，对有关风俗向化的史实记载较详。劝化风俗的基本内容是旌表节孝。《明穆宗实录》卷一八记载，隆庆二年三月辛酉，“旌表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所以劝励风俗。”为了增进家庭人伦亲情及和睦相处，《明实录》还旌表多世同居。《清实录》紧随明代，也树立了劝化风俗的主题，详载有关风俗向化的史实，如旌表节孝等。高宗在太和殿前策试天下贡士徐烺等人时发表了一番讲话：“风俗者，教化所蒸也。我国家重熙累洽，承平百余年之久，朕轸念群黎，尤加培养。”提出“黜浮靡以导淳风”[9]112。《清高宗实录》卷八○二载：乾隆三十三年正月戊午，高宗针对江宁不法僧人恒昭诱奸民妇，仅被判以改发伊犁一事，认为“所办殊属轻纵。此等淫恶劣僧，久为地方风俗之害，一经败露，即当立予杖毙，以示惩儆。”《清实录》还对赌博、溺女婴、干讼等事进行记载，目的就是为了劝励风俗。

然而，明清实录在修纂主题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清实录》是由满清朝廷主持修纂，因此贯穿着保持满洲精神和满洲特色的主题，为《明实录》所没有。在《清实录》的修纂凡例中，不少条目都强调保持满洲精神及特色。如《太祖实录·修纂凡例》称“皇朝发祥之始书”、“设八旗兵制书”、“设固山额真以下牛录以上各官制书”、“设八大臣副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书”、“乌喇、哈达、叶赫、辉发四国兴废本末书”等。《太宗实录·修纂凡例》称“上亲统大兵入关、及亲征蒙古、平服朝鲜、书外藩蒙古来归、属国遣子入侍亦书”、“初立八旗、定官制书”、“增定满文字体书”。这些凡例反映了实录具有弘扬满洲精神、坚持满族风尚的主题。

保持满洲精神和特色，主要体现在保持满洲淳朴风俗、学习满语和坚持尚武风尚等方面。《清实录》中反复记载清帝鼓励满人保持淳朴风俗的谕旨。如《清高宗实录》卷二○六载，乾隆八年十二月辛亥，高宗宣称“盛京为我朝丰沛之地，人心风俗，最为淳朴”。他担心外来人口和商贾会使“本处之人，渐染流俗，以奢靡相尚”，于是要求“饬禁浮华，务使人心风俗，不致渐染。崇尚淳朴，生计饶裕；勤加训练，技艺精强，不失满洲本色”。《清实录》也不断载录清帝提倡满人学习满语，保持骑射和尚武精神。乾隆十七年，高宗翻阅《太宗实录》，看到太宗关于训勉满人骑射的记载，深有感触，命满人遵循旧制：“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毋或稍有怠惰。”[16]第二册599二十四年，高宗阅读《世宗实录》，又见到世宗的类似训谕，深恐满人子弟武事既废，文艺又不通，将成无用之人，特下令将世宗谕旨勒石于各旗操阅兵之处[16]第三册350-351。这些史实的记载，反映出《清实录》秉持主题的特色。

第三，都以编年体为体裁，但出现附传有无的差异。

明清两朝实录虽然都以编年体为体裁，但前者采用的是标准的实录体，即“编年附传体”，而后者则用的是纯粹编年体。《清实录》的体裁与《元实录》相同，没有人物附传。

明清实录的体裁，均以编年体为基本形式。作为编年体史书，《明实录》继承历代实录的编纂方法，保持了自《春秋》以来“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的特点[17]，把明代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统一在日月季年的记载之中。《明实录》的卷数是以月来划分的，一般是每月为一卷。以《明宪宗实录》卷一七成化元年五月的记载为例，这一月中，既有皇帝斥责代世子违制出城的敕令，又有修比干庙、命官员致祭的命令，既有宫中赐高层诰命并升授阶勋之事，又有前线征讨大藤峡瑶人之军事战斗，既有乌思藏高僧来贡，又有朝鲜国王遣使来朝，既有天星异常，又有地震有声，既有西北绥德、宁夏边储筹划，又有东北的建州女真入京驿站安排等种种史实。这些分类不同、内外不一、天地相隔、汉夷有别的史实排列在一起，仅仅是因为它们同在成化元年五月发生。《清实录》同样是编年体。以《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五康熙二十三年六月的记载为例，这一月既写了“上驻跸汤泉”，又写了九卿等议覆户科给事中孙蕙的疏奏；既记载了升贵州贵西道王梁为云南按察使司按察使，还记录了礼部议覆册封琉球国王使臣翰林院检讨汪楫、内阁中书林麟焻奏疏，称“中山王尚贞，亲诣馆舍，恳臣等转奏，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既写了“以翰林院编修周庆曾为浙江乡试正考官”，又记载了“暹罗国王森烈拍腊照古龙拍腊马呼陆坤司由提呀菩挨，遣陪臣坤孛述烈瓦提等奉表进贡”，完全是以编年为线索，只要是同年同月同日之事，不管它们之间是分属政治，还是分属军事，是讲宫内之事，还是讲万里之外的事，不管它是讲汉族的事，还是讲少数民族的事，甚或是讲琉球、暹罗之事，无论是关于言论，还是关于行为，都编排在一起。只要是“同年共世”，便都“形于目前”。

然而，明清实录都属于编年体，但《明实录》属于“编年附传”体，而《清实录》属于纯粹的编年体。前者是实录体的正体，而后者是变体。实录体是编年体下的一个新的分支，有自己独特的体例。自唐以后，五代、宋、辽、金、明诸朝均以“编年附传”形式编年实录。《明实录》继承实录正体，将人物附传写入书中。据《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载：“凡公、侯、驸马、伯、在京文武官三品以上，近侍五品以上，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正官，殁皆书卒及概见其行实、善恶，务合公论。”《明实录》总共也不过1600余万字，而人物传记部分就有100万字，占了1/16*李国祥、杨昶等在编纂《明实录类纂》时，就曾从《明实录》中辑出人物传记，编成一部长达105万字的《明实录类纂·人物传记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除去5万字的排版差额，刚好是100万字。。而《清实录》中大量的人物记载只是有关大臣薨卒的流水记录，不再呈现附传的形式。如《满洲实录》卷七载，天命七年七月，“大臣硕翁科罗巴图鲁卒，年六十四岁”。这显然是一则编年记事。《清仁宗实录》卷二四五载，嘉庆十六年六月乙丑，“予故湖南按察使傅鼐，祭葬如巡抚例，并赐祭一次”。有无附传，成为明清实录在体裁上的最大区别。

二、直书、曲笔观念及其应用的异同

明清实录都在修纂时贯彻了直书精神，同时也注入了曲笔观念。为了保存信史和提供借鉴，二者都尽量对非敏感的历史事实进行直书。然而，二者也应用了曲笔观念，对敏感问题进行讳饰或诬诋。虽然明清两朝实录都有曲笔现象，但曲笔的对象却有明显的差异。《明实录》主要对开创者朱元璋的阶级出身和叛乱者朱棣的政治身份作粉饰，而清实录主要是对满族皇室的民族出身及相应的文明状态作粉饰，形成了特有的汉化倾向。

第一，明清实录都遵循了传统直书的精神。

明清实录都秉承了据实直录的精神，在记述以皇帝为核心的历史时，尽量进行直笔。即使是统治者，也都公开倡导直书。《明实录》将尊重事实、据实直书作为自己贯彻的主旨之一。直书不仅是史臣的道德标准，而且连皇帝也公开承认其合法性。如神宗皇帝在《穆宗实录·序》中告诫臣下要“据事属辞，庶几不失其真”。杨士奇等在《太宗实录·修纂凡例》中直言对所写“行实善恶，务合公论”。当皇帝幼弱时，他们当即直书前帝过失。大学士张居正趁神宗冲龄即位时，在所总裁的《世宗实录》中对世宗时的政治直言为“时政污浊”[18]。叶向高等人也趁熹宗年少继位之际，在《光宗实录》中进行直书。人称“其书立论颇正，而又忠厚不尽人之情，良史也”[19]。当“今上”对“先帝”不满时，史臣们便乘机实录“先帝”的恶行。如世宗对其堂兄武宗十分嫉妒和不满，《武宗实录》的修纂官们便借机暴露武宗朱厚照四处游荡、畋猎狩兽、搜括妇女、玩妓宿娼等一系列荒淫无耻的行径。

与前朝实录一样，《清实录》也坚持贯彻直书精神。清太宗在天聪年间敕修《太祖实录》时，谕史臣道：“朕睹汉文书，殊多饰词，虽全览无益也。”[20]要求《太祖实录》的修纂尽量直笔。顺治九年，世祖命修《太宗实录》时，谕大学士希福等人道：“尔等稽核记注，编纂修辑，尚其夙夜勤恪，考据精详，毋浮夸以失实，毋偏执以废公，毋疏忽以致阙遗，毋怠玩以淹岁月。”[15]489清圣祖宣言“史为永垂后世之书，关系最要，必据实秉公论断得正，始无偏颇之失，可以传信后世”[21]。清世宗要求馆臣“删去无稽浮夸之词，务采确切事实”[22]214。对实录直书的提倡，也就有了来自最高层的保障。

第二，明清实录也都承袭了曲笔的原则。

明清实录都是当朝皇帝为先帝书写历史，而先帝都是今上的父兄，这就不免在书写时执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和为贤者讳的“三讳”原则。《明实录》在修纂时后面有皇帝指派的监修监视，书成之后还要进呈皇帝审阅，因此，明代的史臣在修《明实录》时，便难免屈从皇权，产生曲笔。如在二修《太祖实录》时，解缙希望做到“皆据事而直书，不假一辞之赞美”，结果得罪了朱棣，终遭杀身之祸*据《解家谱》称，解缙被杀，是因为被“诬以私撰实录”。见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二《永乐》，(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第2版。。朱棣又下令第三次修纂《明太祖实录》，于是总裁胡广只得“实仰赖于圣断”了[12]卷首。《明实录》的曲笔主要表现在为太祖的阶级身份、太宗的政治身份作掩饰。《明太祖实录》将朱元璋粉饰成很有文化的高贵者，掩盖了他文化程度低的现实。在实录中，朱元璋宏论精湛，文采斐然[23]。《明太祖实录》还将叛乱者朱棣，打扮成嫡出的身份和靖难的角色，塑造其合法的政治身份。“嫡出”，就是把朱棣伪装成朱元璋正妻高皇后马氏所生之子。《明实录》公然宣称朱棣“母孝慈高皇后”。解缙在二修本《进实录表》中曾明确宣称朱棣为马皇后所生，谓“高皇后天生圣善”，“诞育圣躬”。卷一四七“马皇后”附传中称马皇后“独爱于今上”，刻意制造朱棣为马皇后嫡生的印象。其实，朱棣并非马皇后所生，而是碽妃所生。“靖难”，就是为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制造种种借口，从而把朱棣举行的叛乱粉饰成“清君侧”的仁义之举。在《太祖实录》中，增入了朱元璋“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之语；还增入了朱元璋死之前“敕符召燕王还京师，至淮安，用事者矫诏却还。及帝临崩，犹问：‘燕王来未’”之语[24]。其意在于暗示朱元璋想把皇位传给朱棣，并影射建文帝及其追随者阻挠了此事。言下之意，朱棣发动“靖难”是顺天承命。为达此目的，实录甚至还去掉建文年号，擅增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以代之。

《清实录》的修纂也秉承三讳原则，对尊者、亲者和贤者都进行过粉饰。清室来自关外，本为游猎民族，行为率真，文化质朴，前期所修实录讳饰较少，但入关以后，汉化益深，后嗣帝王思为前帝讳饰，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多有修改，“务使祖宗所为不可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25]。其表现如下：其一，康乾时，对太祖、太宗和世祖前三朝实录进行反复修改，对女真—后金政权对明朝的隶属关系进行讳饰，掩盖努儿哈赤以下犯上的叛乱事实，自称后金是独立于明朝统治之外的国家。今存《太祖武皇帝实录》是顺治十二年的改缮本，内称明为“大明”或“大明国”，明帝为“万历皇帝”或“大明皇帝”，明帝的诏谕为“敕书”，叙述时“语多卑顺”，但康熙迄乾隆间所修《高皇帝实录》“已尽删对明敬词”[26]。其二，《太祖武皇帝实录》自肇祖孟特穆直到努尔哈赤，皆直书其名，而康熙间改修而成的《太祖高皇帝实录》基本上皆称庙号或“上”。清前三朝之后的圣祖、世祖、高宗等实录也都有粉饰清室和清帝的倾向。《清圣祖实录》称“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饮药自尽”，但根据《康熙起居注册》满、汉文本及满文奏摺记载，准噶尔汗噶尔丹并非“饮药自尽”，而是“得病，至晚即死”。写成自杀，是为了迎合圣祖在征讨准噶尔部时的“英明”预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中，竭力标榜雍正帝做皇子时，毫无争夺皇位的野心，并引雍正帝的话称：“向日朕在藩邸时，坦怀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此生利害，听之于命。”[22]187其实雍正帝却是一位喜怒不定、暗藏杀机的严酷之君。并对于雍正间波及数省、影响全国的曾静一案只字不提。《清高宗实录》秉持“为尊者讳”的修书原则，维护高宗出生于雍和宫的说法。民间传说高宗是世宗即雍正帝在避暑山庄打猎时，与一汉族女子生的私生子，这一说法有损高宗的威严和高贵，因此受到高宗本人、宣宗皇帝及其操纵的实录的驳斥，然而，199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首次公开发布了一件清宫密档，披露乾隆生母姓钱，这一原始文献的记录与《清实录》记载的乾隆生母是钮祜禄氏竟是如此不同。显然，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上，明清实录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明清实录曲笔的差异。

然而，明清实录曲笔也存在着重大差异。首先，《明实录》的曲笔主要针对各位皇帝的丑行进行回避和粉饰，涉及民族性的粉饰很少，而清实录中很多曲笔都缘于民族身份及其文明状态的粉饰。表现如下：其一，对清代早期国名避讳。清代太祖、太宗《实录》早期修纂本多用“建州”、“(大)金”、“后金”指其国名，而改修本则多用“满洲”取代前者，反映了对早期国名的避讳心理。清太祖统一女真诸部落时，为了鼓舞女真人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便沿用前金旧号，选择“大金”一词作为国名。及至清太宗兼并内蒙古，征服朝鲜后，汉人归附者日益增多，清太宗虽屡次与明朝议和，但明人多以宋金前事为鉴，拒绝与后金和好。为避免引起汉人反感，太宗遂废“大金”旧号，改国号为“清”。清康熙间，圣祖为了避免引起汉人不愉快的历史记忆，于是在重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和《太宗实录》中，将此前的“大金”或“后金”，一律改为“满洲”。这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抹去历史记忆，一是掩盖本族出身卑微的历史，一是适应当时调和满汉关系的需要。

其二，粉饰女真人的早期不文明风俗。清代早期实录记录了满洲许多“未开化”的风俗，如子娶后母、侄娶叔母和弟娶兄嫂等等，但入关日久，汉化日深，清朝统治者开始修改和回避《实录》中的这些满洲旧俗。初纂本《清太宗实录》卷二一，还保留了一些满洲婚姻旧俗的痕迹：天聪九年十二月初三日，“满洲国本族妇女及伯母叔母嫂等，皆无嫁娶之禁，后汗以乱伦严禁之。莽古儿泰、得格垒二贝勒既行悖逆之事，即为仇敌，因令众贝子愿者便取莽古儿泰二妻，和格贝勒纳其一，姚托贝勒纳其一。得格垒一妻，阿吉格贝勒纳之，其余侍妾并罪犯之妻妾，俱各配人。”莽古尔泰是清太宗的五哥，和格(豪格)是太宗的长子，豪格纳莽古尔泰一妻，就是侄娶伯母；姚托(岳讬)是大贝勒代善的长子，岳讬纳莽古尔泰一妻，就是侄娶叔母；得格垒(德格类)是清太祖第十一子，阿吉格(阿济格)是清太祖第十二子，阿济格纳德格类妻，就是弟娶兄嫂。这种乱伦现象为满洲旧俗，虽然曾禁止，但因将莽古尔泰和得格垒视为仇敌，因此又允许这种乱伦行为的发生。重修本《太宗实录》“以其不合儒家伦常规范，而俱行删削，满洲婚姻旧俗，遂不得其详”[27]。《太宗实录》初纂本还载，崇德七年七月初三日，“正黄旗厄里克淫其父婢女生子，又满洲壮丁十七名，止编兵三名”。子淫其父婢且生出一子，亦属乱伦。重修本《太宗实录》中干脆将此事删掉，只留下了“正黄旗额尔克，所属满洲壮丁十七名，止编甲三名”的记载。《清世祖实录》将摄政王多尔衮娶太宗妻、幼帝福临母孝庄太后的史实删削殆尽。弟娶兄妻本为满洲旧俗，但康熙修此实录时，认为有伤风化，于是尽除之。早期的实录记载了满洲的男女关系比较随便的事实，顺治改缮本《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有太祖之嫔御与孟革卜囟私通及孟革卜囟谋逆伏诛之事，但康熙迄乾隆间重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则加以回避。早期修纂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曾记载了中宫皇后薨后太祖“将四婢殉之”的人殉制度，但在乾隆定本《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中将人殉旧俗删削净尽。满洲还有赏赐“妻奴”(性奴)的制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记载，天命三年，太祖对“归顺酋长，列等赐职，俱给妻奴、牛马、房田、衣物”。但乾隆定本《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则将赐妻奴改成“无室者并给以妻”。

其三，讳饰清人屠杀汉人的历史。清早期实录直书了女真人屠杀汉人的事实，但清朝入关后力图抹去这些历史记忆，以避免汉人对满清产生仇恨。女真—后金—清朝在崛起过程中，对辽东、中原的汉人进行过残暴的征服和无情的屠杀。太祖较早的实录版本记载万历十四年，清太祖为报二祖深仇，追杀尼堪外兰时，在鹅儿浑城中，杀了“城内所有汉人十九人”。康熙朝重修本把“所有”二字删去[28]242，减轻了迫害汉人的程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载，天命三年(1618年)九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遣兵掠会安堡，屠戮甚众，得人畜一千，其中有屯民三百斩于抚顺关，留一人，割双耳，令执书回”，康乾重修本《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作了删节和改动：“庚戌，我军略地至抚顺城北之会安堡，俘千人，戮三百人，于抚顺关留一人俾执书。”将“屯民三百斩于抚顺关”改为“戮三百人”，以掩盖其滥杀无辜的罪行；将“留一人，割双耳”的后半句删去，以掩盖其残暴行径。天命九年四月，太祖《实录》旧本载“命束草为汉人形，放炮呐喊，斩草人，以夺其地”。康熙重修本的汉文本中把汉人的“汉”字删去，变成“束草为人形”，以免引起汉人的反感[28]169。雍乾校订本(定本)中，就干脆将此事全部删掉[29]。《清世祖实录》还掩盖清朝入关时屠杀内地汉族民众的暴行，从未见扬州十日的屠杀记录，也不见嘉定三屠的蛛丝马迹，江阴屠城的罪恶也遭隐讳，这些汉民族的灾难和痛苦仅仅化成《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丙辰条的一段轻松的捷报文字，为镇压反抗薙发所导致的残暴和血腥都屏弃于《实录》之外。

《明实录》的曲笔多属于对皇帝行为的政治性讳饰，而《清实录》的曲笔则多体现在民族身份及其满洲旧俗的掩饰上面。

三、明清实录价值之异同

第一，史料价值上，《明实录》因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远胜于《清实录》。由于《明实录》是明代所修的惟一国史，且修成后，原始档案散佚殆尽，因此史料价值十分珍贵，堪称目前最为原始的史料。沈德符指出“本朝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史”[30]。万历间，陈于陛一度提议政府编修当朝的纪传体国史[31]，但因为他的去世以及随后的一场火灾将史馆付之一炬[32]，该计划最终流产。因此，终明之世，《明实录》都占据明代史坛中的“国史”地位，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清实录》修纂时还修纂了多种当代史，包括纪传体《国史》，加之修纂较晚，原始档案很多都保存下来，因此史料价值较前者为逊。

第二，文本价值上，《清实录》由于修有三种文本而超过《明实录》。《明实录》是汉族政权所修，因此只修有汉文本。虽然清代入关后，曾将部分《明实录》译成满文本，但那是后人所为。《清实录》则是少数民族政权所修，为了突出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满蒙联盟的政策，清廷每修实录，都下令修纂满文本、蒙古文本和汉文本。除了盛京不藏蒙古文本外，其他各自收藏都是三种文本并存。其实，满、汉、蒙三种文本的修纂秩序，随清朝汉化程度的加深而发生变化。起初在清朝汉化程度不高时，实录修纂的第一步是先修满文本，然后翻译成蒙古文本和汉文本。但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懂得满、蒙文的人越来越少[33]，因此实录修纂时，便先修毕汉文本，然后再翻译成满文本和蒙文本。满、汉、蒙诸文本修纂秩序的变化，还与实录史料的文本变化有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由于身处关外或初入关内，大臣多为满蒙旧臣，诏令奏疏等档案文件多由满蒙文写成，故纂修实录时，便先将满、蒙文史料整理消化，撰成满文实录，然后再译成汉文本和蒙古文本。但圣祖朝以后的实录，史料来源多为汉文本文献，因此撰写时便先撰成汉文本实录，然后再译成满文本和蒙文本。当然，民国时修成的《清德宗实录》和《清宣统政纪》因为清朝已亡，只修了汉文本。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清实录》都有三种文本，对于研究三种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本之间的差异，有重要的意义。乾隆定本《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中将太祖为下葬皇后“将四婢殉之”的人殉旧俗作了回避，但乾隆四十四年依据盛京旧本(初纂本《太祖实录》)的原貌重缮的满文本《满洲实录》，却留下了人殉记录：“taidzu sure beile haji fujin ofi，delheme yadame，fujin i tak?raha duin sain hehe，be dahabuha。”译成汉语就是“由于太祖聪睿贝勒所爱的福金，单独的离去，便把福金使唤的四个好婢女殉葬了”。这是对今本《太祖实录》(乾隆校订本)粉饰的绝好反证。

第三，致用价值上，《清实录》远胜于《明实录》。明清实录均藏于宫中，但皇帝可以阅读，明实录读的最多的是神宗皇帝，而清实录读的最多的是嘉庆皇帝。神宗为了阅读实录，特地让首辅申时行抄录了一份小型御览本。然而，明代皇帝依照实录行政治国的记载，并不多见。与此不同，清朝皇帝对历史经验的学习与借鉴远超明代，因此出现了很多皇帝日阅实录的现象，常有“晨兴恭诵”或“日阅一册”的记载。据《大清会典》称：“内阁尊藏列圣《实录》，以次进呈皇帝恭阅，周而复始，日以为常。”[34]清代上至圣祖下至文宗，都留下了恭阅实录的丰富记录。清朝皇室昭梿曾以“皇上日阅实录”为题，生动记载了清代皇帝敬阅实录的情况：“列圣于每早盥沐后，即敬阅列朝实录一卷，自巡狩斋戒外，日以为常，虽寒暑不间也。”[35]清圣祖就熟读祖宗实录。他曾谕大学士等曰：“朕阅《实录》，太宗皇帝统大军抵北京，击败明兵……”[36]清世宗也自述“朕每恭读《圣祖仁皇帝实录》，必虔加顶礼，然后展诵”[37]。对《清实录》阅读最勤的要数清高宗和仁宗。高宗曾将已经纂修好的五朝实录阅读了一遍，并决定再读一遍。乾隆元年，高宗曾亲谕诸臣道：“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皇考《实录》、《宝训》，朕已敬谨捧阅一周。着再按次进呈，朕循环览诵。”[16]第一册714仁宗对本朝《实录》的恭读已到了痴迷的程度，突破了“间日”恭读的惯例，每日进读。有臣工在贺表中称：“皇上深宫表正，昧旦跪诵《五朝实录》，精一传心，羹墙如见。”[38]仁宗曾谕内阁道：“朕每日恭阅先朝《实录》，诚以列圣修齐治平之道，无不备载，典型仪式，夙夜寅承，即万几之暇，披览者亦皆经史诸书，鉴观得失，以期有裨治化。”[39]第十四册538-539他曾让大臣制定阅读《实录》的具体计划[39]第十五册170。仁宗死后，其子宣宗道光皇帝在为其《实录》所作的《序》中指出，仁宗重视“法祖”：“每日晨兴，恭阅六朝《实录》，周而复始。凡用人行政诸大端，莫不取法鸿模，因时损益。”[40]清代统治者阅读实录的目的，就是为了作为政策和措施的依据。嘉庆皇帝在经济、司法、治安、文化等各方面都参照祖宗实录进行统治[41]。

四、结语

明清实录的比较，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明清不仅是两个毗邻的王朝，而且是两个统治民族不同的王朝。它们是两个文明形态完全不同的王朝，还是完全相同的王朝，这关涉中国文明是一致性、延续性还是中断的问题。通过明清实录的比较，我们发现明清王朝在文化上有极大的传承性和相同性，都是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体制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发现明清文化之间有一些具体的差异。由于主导实录修纂的统治者的民族差异，使清廷在继承中原体制的同时，还刻意保持其民族性和文化特色，如在修汉文本实录的同时，还修纂了满文本乃至蒙古文本；在直书和曲笔的应用上，侧重于对清廷早期民族身份和文明状态的讳饰。为了掩饰民族身份的文化落差，清廷信奉韩愈所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42]亦相信辽道宗之言：“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43]8从而走上了“汉化”之路。清廷为此大力推行“右文”政策，在紫禁城内外遍设书馆，修纂各种大型典籍，除了实录之外，还修纂了国史等各种书史。这也带来了实录定位的差异。明代只修有实录，使《明实录》在明代史坛上占据了“国史”的地位，正如沈德符所言“本朝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史”；而《清实录》则因为清代另修本朝《国史》，而未能获得独有的地位。由于清朝遍设书史修纂机构，因此明清实录在修纂机构上既有相同点，亦有相异处。二者都将实录修纂机构设在宫城之内，但《明实录》的修纂机构是史馆，史馆属于多功能的修纂机构，既修实录，亦修其他史书，而《清实录》的修纂机构是专设的实录馆，属于例开之馆和专有机构，只为实录修纂而设。

明清两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后的两个王朝，二者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亦有一些相异之点。有人以政权的建立者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不同，而过于强调其具有根本性的差异。日本人有所谓“涯山之后无中国”之说，而美国“新清史”学派则试图通过清朝“满洲化”、“内亚化”的阐释，强调其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事实上，明清两朝虽因统治者所属民族不同而有较多的差异，但入主中原的清廷在其“清承明制”政策的导向下，和“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感召下，仍然大量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政策，只是在具体执行中，又融入了清朝的一些特色。这是明清实录比较后衍生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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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记录]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emoir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XIE Guian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Memoir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at the two dynasties have great inheritance and similarities in the culture, both of them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system. Both of the two dynasties record the emperors in the history records with traditional true record style, and carry out the roughly same historicaltheme, apply the concept or principle of faithful recording and misrepresenting. Meanwhile, owing to the different national identities of the leading compilers, the memoir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ow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same form. The Qing government maintains its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deliberately while inherits the structures of the Central Plains.They compile memoirs of Manchu and Mongolian version with Han version at the same time, applying the economic way to describe their ethnic identity and civilized state of early period. In order to conceal the the cultural gap with such ethnic identity, the Qing government believes in the idea ‘Yi to China is Chinese’, which embarks on the ‘localization ’, carries out the ‘culture flourishing’ policy vigorously, sets up the library for memoirs compiled specially , making differences with the one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Memoirs of Ming Dynasty;the Memoirs of Qing Dynasty;the stylistic rules and layout of historical books;conception of history;historiographical conception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6.002

2016-10-11

K092

A

1000-2359(2016)06-0020-09

谢贵安(1962—)，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贵阳孔学堂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及中国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