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贵才，彭自平

（1.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外语系，云南临沧677000；2.曲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云南曲靖655011）

边缘生存与中心消解
——从《模仿者》看奈保尔的后殖民意识

陈贵才1，彭自平2

（1.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外语系，云南临沧677000；2.曲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云南曲靖655011）

作为印度人民的后裔和特立尼达的子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虽然长期生活在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伦敦，但却心系边缘。他的半自传体小说《模仿者》就是其人在中心而心系边缘的结晶。在这部小说中，奈保尔成功塑造了以辛格为代表的边缘人模型，同时又巧妙地把边缘人悲惨的生存现实、心灵深处的言说、帝国中心的消解意识和所面临的困境展现了出来。这一巧妙展现不仅体现了奈保尔强烈的二元对立的消解意识，而且体现了他浓郁的后殖民意识。

《模仿者》；边缘人；中心消解；二元对立；后殖民意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V.S.Naipaul，1932—）常被评论界称作是为全人类写作的无根边缘作家。他的祖籍是印度，出生地是西班牙和英国的前殖民地特立尼达，成长、成名和成家地则是其宗主国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伦敦。虽然实现了从帝国的边缘到帝国中心的梦想跨越，但奈保尔的无根边缘身份并没有因为形式上进入了帝国的心脏而发生改变。正是这种无法改变的事实身份促使奈保尔从边缘的角度去冷静地思考和敏锐地透视帝国中心，同时也促使他从帝国中心的角度去审视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殖民地人民悲惨的生存状况。这正是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以写作为武器，发出自己的声音，重新界定自我，将昔日被殖民主义否定的文化重新颠倒过来，恢复被压制的自我主体”［1］（P97）。奈保尔不忘使命，不负众望，勇于担当，最终成了殖民地知识分子圈中重要的一员，创作出一系列既反映边缘人生存状况又暗含着边缘人对帝国中心消解意识的后殖民文学文本。其中之一便是为他赢得W.H.史密斯文学奖的《模仿者》。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奈保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范本、以自传和回忆录并用的形式和无序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主人公拉尔夫·辛格从童年在帝国边缘伊莎贝拉悲惨的生存，到帝国中心伦敦的求学、婚变、流放，再到回岛国伊莎贝拉进行政治活动失败的整个人生历程。辛格的经历一定程度上是奈保尔自我经历的再现，因为“自传写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再现作者的自我和身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自传写作就是自我定义和自我建构的实践”［2］（P73）。通过这一再现，奈保尔重新建构了自己的身份，同时也微妙地阐明了他的帝国中心消解意识。

一、边缘人的生存与言说

有学者认为：“边缘人既是两个文化体系交流后的产物，又是新旧时代接触后的文化结晶，在边缘人身上具有两种以上的文化期望和文化冲突，其角色行为也常常是困惑的、矛盾的、边际性的”［3］（P40）。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也曾从文化和人格这一角度来对边缘人作了定义：“边缘人是一种新的人格类型，是文化的混血儿，他们紧密地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人群中，并紧密地与他们分享其文化生活和传统。他们不愿与过去和传统彻底决裂，但由于种族偏见，他们又不被陌生的主流社会所认同。他们站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边缘，这两种文化从未完全相互渗透或紧密交融”［4］（P881）。以上两位学者都从边缘人的产生、人格和生存状态对边缘人进行了定义，从中可我们可以看出：后殖民语境中的边缘人则是帝国主义文化对殖民地文化强暴的产物，是殖民主义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的混血儿。他们的人格是矛盾而分裂的，无论是对故国还是对宗主国他们都既爱又恨，既向往又害怕。他们的生存总是处于一种悬浮状态，无论是抵达帝国的中心，还是返回故国，他们都没有真正的着陆，总是感觉在飘着，总是以一种游离体的形式生存在帝国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的夹缝之中。

奈保尔的出生地是西班牙和英国的前殖民地特立尼达，文化上都曾遭受过无敌舰队和日不落帝国的强暴。虽然特立尼达于1962年8月31日宣布独立，但至今仍属于英联邦国家。奈保尔的祖父是从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前往特立尼达谋生的甘蔗种植工人。因此，作家奈保尔文化上所遭遇的是双重强暴，是日不落帝国英国文化和殖民地印度和特立尼达文化的混血儿。虽然已精通帝国语言，并与其牛津同学帕特丽卡·赫尔（Patrica Hale）成婚并定居英国，甚至通过文学创作从文化上彻底打入帝国的心脏，但奈保尔仍然悬浮于特立尼达文化、印度文化和英国文化之间，总以一种游离体的形式生存在其中。奈保尔笔下的主要人物角色也大多是帝国文化强暴的产物，同样悬浮于两种文化之间，并以游离体的状态生存着。正如诺贝尔委员会在授奖辞中所言，奈保尔的作品中“边缘人的形象占据了伟大的文学一角”［5］（P134）。

在奈保尔所塑造的边缘人模型中，《模仿者》的主人公拉尔夫·辛格最具代表性。这部小说是作家以其亲身经历创作的，因而辛格成了作家的化身，伊莎贝拉成了特立尼达的缩影。在岛国伊莎贝拉，童年的辛格总处在赤贫的威胁和金钱的诱惑之中，他祖父家是来自殖民地印度的劳工，生活积贫积弱，而外公家是岛国的首富之一，拥有专为帝国标志文化“可口可乐”加工的贝拉贝拉制瓶厂。因此，辛格父母的结合就是殖民地文化和帝国文化的结合，辛格就是帝国文化对殖民地文化强暴后的产儿，是两种文化的混血儿。在辛格来到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伦敦之后，他仍然不可避免地游离在由印度、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国的移民所形成的混杂文化之中，仍然悬浮于帝国主流文化中心的边缘。当他学成归国后，他自以为是的良好的帝国文化教育在岛上却毫无用处。当他进入政界想为当地人做点事时却不被人们理解，发生民族骚乱后他又被当局作为替罪羊而流亡他乡。无论从辛格的文化之根，还是从他到帝国中心伦敦以及他返回故国的生存状况来看，辛格成了不折不扣的后殖民语境中的边缘人。

文本的产生总源于自我，而自我又总是通过文本来整合。在1953年从牛津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之后，奈保尔于1956年成为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自由撰稿人。以此为平台，他以广播稿的形式参与到特立尼达的斗争，他还编辑了颇具影响力的《加勒比之声》来表达自己对西印度群岛人民和社会问题的看法，由此开启了为西印度群岛人民运动的呐喊和各种为边缘人争取话语权的文本创作。在进行文本创作的同时，奈保尔力所能及地为其所塑造的边缘人进行着身份建构，企图把他们的身份从后殖民语境中颠倒过来，恢复他们的正常的文化身份。与作家奈保尔一样，其笔下的辛格“从小努力学习英语语言，在掌握此语言后，希望赋予它一种特殊的声音，特别的强调，特有的文化内涵，用作反抗帝国英语的霸权”［1］（P96）。然而，作为后殖民语境中的边缘人，辛格在强大的话语面前常处于失声或无语状态。在代表殖民地伊莎贝拉的人民与帝国代表就铝土矿进行谈判时，帝国的代表根本就没把辛格放在眼里。在返回故国以领袖自居参与政治运动时，辛格所发表的言论也难以让人接受。如果说辛格的失声反映了后殖民语境中边缘人的普遍生存状况，那么奈保尔的言说则是殖民地知识分子强有力的召唤。这种召唤以用英语写作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伴随着作家的一生，以此来为边缘人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好的身份建构。通过写作，奈保尔在极力改写着由殖民主义所确立的殖民话语中边缘与中心的二元关系，极力传播着对帝国的中心消解意识，引导殖民地人民从意识形态上冲破殖民主义的藩篱。

二、边缘人的中心消解意识

边缘人悲惨的生存现实决定了他们强烈的帝国中心消解意识。在后殖民理论中，被殖民者抑或边缘人在殖民话语中常被描述为“他者”，殖民者继而“建立起区分殖民主义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关系，从而强调殖民主义者文化和世界观的理所当然和首当其冲”［6］（P169）。在殖民话语中，殖民地常被描述为贫穷、落后、混乱、无序、肮脏，而殖民地人民常被描述为愚昧无知、野蛮无度，他们时刻面临着经济落后、政治混乱和文化错位的现实。在殖民话语的作用下，殖民主义者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对殖民地人民恣意妄为，一心想让殖民地人民臣服于他们。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身为殖民地人民的有识之士，奈保尔不为帝国话语所操控，坚决拿起手中的笔，以超群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透视着帝国的中心和审视着殖民地的边缘，以英语写作的方式逆写着帝国的中心话语，力图把殖民地人民的身份颠倒过来，把殖民主义者边缘化为“他者”。

奈保尔的中心消解意识以英语文学写作的形式表现出来。写作的基础在于语言的学习和习得，而语言的学习和习得又离不开对语言和文化的模仿。由于模仿具有能动性，奈保尔对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模仿使他在文学创作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这不仅为他日后成为加勒比地区英语文学之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帝国中心的消解开辟了通道，搭建了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奈保尔不但可以透视帝国的中心，而且可以审视帝国的边缘。这一双向视角使他的写作更有指向性，更具穿透力，更显民族性，因为“写作本身具备记载历史、重构后殖民社会的能力”［7］（P82），而“用英语写作貌似对英国文化的模仿和认同，然而通过语言的混杂使用背离英国文学传统，抵抗帝国语言以及文学标准，使得原本‘温驯'的模仿者变得神秘、陌生、不可理解、无法同化”［1］（P97）。在用英语创作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学的同时，奈保尔密切关注着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将殖民霸权话语下边缘作家的焦虑巧妙地编织在文本中，不断追问帝国对殖民地人民做了什么，不断地表露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普遍诉求。正是这种崇高的理想主义倾向和深刻的人道主义情怀使他的民族文学突破地域的局限而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心并获得诺贝尔文学评审团的垂青。

在《模仿者》中，边缘人的中心消解意识主要体现在对以白人为中心的肤色政治的消解。在殖民话语体系中，殖民地的人民同样从属于殖民话语，而殖民地的女性就免不了要受父权话语和殖民话语的双重折磨。因此，在后殖民话语体系中，自诩为“聪明的伦敦女孩”［8］（P10）自然免不了父权话语和后殖民话语的双重折磨。在小说中，来自岛国伊莎贝拉的辛格与来自马耳他的自诩为“聪明的伦敦女孩”莱妮（Lieni）的结合颇具象征意义。他们之间所形成的母子、情人、兄妹和师徒关系一定程度上是来自帝国边缘的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共谋关系。为了反抗殖民统治和改变其悲惨的边缘生存现实，他们形成了共谋，统一了行动，用主人公辛格的话说就是，在伦敦“是莱妮打扮了我，认同了我，让我出去征服。她希望分享或者至少见证我的征服；她盼着我把女人带回她的寄宿公寓”［8］（P20）。在辛格的征服进程中，比阿特丽斯（Beatrice）成了他“良好开端的威胁”［8］（P20）。桑德拉（Sandra）让他快乐并痛着。虽然辛格“只把婚姻当作是人生的一个小插曲，如同括号中的句号”［8］（P42），但当他与桑德拉去婚姻登记处登记时，他感到颇为震惊，内心隐隐作痛，因为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对桑德拉特别关心。“他警告她在某些国家妇女可能就那样离婚了；他亲手写下给在海外的英国妇女提供咨询和保护的协会地址。而对辛格，他一样都不提供，他的举止实际上是有几分克制的责备。这使辛格感到非常震惊，并心生立即离开和恢复单身的念头”［8］（P50—51）。这无疑表明，桑德拉始终处于帝国的庇护之下，而辛格却完全暴露在帝国的殖民浪潮中。在波涛汹涌的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势单力薄的辛格及其共谋者不可避免地成了“海难者”。然而，通过征服来自帝国中心的白人女性，辛格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白人优越论的传统认知，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以白人为中心的肤色政治。同样的是，身为作家的奈保尔也于1955年与他的牛津同学帕特里卡·赫尔（Patrica Hale）成婚并定居英国。在表面上实现了从边缘向中心过渡的同时，奈保尔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帝国的肤色政治。

在《模仿者》中，边缘人的中心消解意识还体现在对帝国垄断经济霸权的撼动。对于像伊莎贝拉这样的殖民地而言，其国民经济命脉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深受帝国垄断经济的操控。在主人公辛格看来，“铝土矿是我们仅有的主要资源。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或许只有开采铝土矿才能拯救我们全面崩溃的经济和使我们岛国避免革命的爆发”［8］（P236）。然而，铝土矿的开采权却牢牢掌控在帝国手中。这就使辛格心生与帝国谈判的念头，于是他向帝国公司提出重新谈判的正式交涉，但得到的回复却是非正式的，公司把谈判的场景设置在游泳池边，谈判变成了烧烤的狂欢。当谈判深入实质时，帝国公司进一步打压伊莎贝拉的铝土矿，声称“牙买加的铝土矿就埋在两三英寸的地下；澳大利亚到处倒是铝土矿。伊莎贝拉的铝土矿不但难以开采而且含铝量不高”［8］（P237）。最终的结果是辛格及其代表们看似赢了这场谈判，其实他们输得一败涂地，不仅因为帝国的代表们把辛格及其代表当儿戏在耍，而且因为垄断公司找到了伊莎贝拉的替代品牙买加。虽然奈保尔笔下的边缘人辛格在帝国垄断经济霸权面前已具备了一定的中心消解意识，但他的努力不过是蚍蜉撼大树。

虽然奈保尔及其笔下的边缘人辛格为中心消解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但这已表明奈保尔及其笔下的边缘人已和凶险的殖民主义者展开了对决。虽然这种对决注定是一场海难，一场胜负已决的游戏，但这不仅显示了殖民地人民已渐趋觉醒，而且彰显了奈保尔浓厚的帝国中心消解意识。奈保尔的帝国中心消解意识是前殖民地人民最迫切的愿望和最现实的理想之一，是对殖民地人民最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是人类普世诉求的终极反映。

虽然奈保尔及其笔下的边缘人已明显具备了帝国中心消解意识，但他们仍然面临诸多困境，仍需不懈探索。

三、边缘人的困境与出路

奈保尔及其笔下的边缘人辛格所面临的困境之一是自我身份难以确定。身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被冠予多重身份：世界作家、无根作家、流亡作家、流散作家和边缘作家。这些身份认同虽然是对奈保尔文学成就的极大肯定，但无法掩盖其无所依凭的边缘生存现实。在汹涌的殖民主义浪潮冲击下和强烈的后殖民主义思潮刺激下，奈保尔的身份总在特立尼达的流放者、英国的局外人、印度的海外游子、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印度的英国人和英国的特立尼达人之间游离不止和摇摆不定。用作家的话说就是：“我是一个外来者：用一个美国词儿，我永远是一个舶来品”［9］（P113）。这一系列复杂而混乱的边缘无根身份常使作者处于焦虑状态，这种影响的焦虑又激励着作家去创作文本以再现边缘生存困境。因此，作为奈保尔化身的辛格，其身份同样难以确定。他是殖民地人民与殖民主义者的文化混血儿，但他的身份既得不到殖民地伊莎贝拉的认同，又得不到帝国的认同；他是殖民地马耳他女人莱妮的学生、儿子、爱人、兄弟和共谋者，但他在她那儿却没有归属感，他只不过是她的工具而已；他是“聪明的伦敦女孩”桑德拉的丈夫，但却有名无实，他只不过是她的性伴侣而已；他妄想成为故国伊莎贝拉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者和操盘手，但他却遭受当地人民的遗弃和流放。这种无法确定的自我身份使辛格的人生戏剧表演混乱不堪，人生旅途举步维艰，人生结局无力回天。

奈保尔及其笔下的边缘人辛格所面临的困境之二是文化错位尤为严重。对殖民地人民而言，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无处不在的殖民话语已在一定程度上抹去了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记忆，已让他们厌倦甚至是唾弃本土文化，已让他们对帝国文化膜拜到开启心灵朝圣和实地朝圣的地步。他们总以模仿帝国人的语气和姿势为荣，以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帝国中心为荣，以逃离自己的家园去寻找想象中的家园为荣。他们对寻找中的家园总抱有自以为是的幻想并陶醉其中。然而，他们对帝国中心文化又心存无限的恐惧，用辛格的话说就是“这是我的伦敦恐惧”［8］（P75）。这种严重的文化错位时刻肢解着边缘人的自我身份，吞噬着边缘人心灵的家园。在不断的肢解和吞噬中，边缘人幻想中的家园成了他们的绝望之地，他们一心追寻的家园成了永远漂浮的能指，他们自己成了殖民地文化和帝国文化的孤魂野鬼。

奈保尔笔下的边缘人辛格所面临的困境之三是难以突破东施效颦式的模仿。作为后殖民语境中的边缘人，辛格从帝国中心伦敦学成归国后对帝国的主流文化东施效颦式的模仿尤为显著。政治上，辛格在岛国伊莎贝拉推行的是政治民主化，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经济上，辛格推行工业化。他所谓的工业化就是从国外进口黄油和罐子，然后在国内对其进行包装和出售。这些瓶装的黄油比国内生产的还贵，但还要对其加以保护。在土地和资源方面，辛格主张国有化以应对帝国的垄断经济。所有这些东施效颦式的模仿看似是边缘人辛格在偷师学艺于西方，实则反映出的是边缘人的蒙昧。这种拙劣模仿必将给殖民地带来更大的混乱和更深的痛苦，必将使殖民地陷入更大的困境。

奈保尔及其笔下的边缘人辛格所面临的困境是绝大部分新近独立国家的人民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他们的遭遇是新近独立国家的人民的共同遭遇，他们的救国之路正好反映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在为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国家的稳定和秩序、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尝试。然而，套在他们头上的殖民话语紧箍咒却始终难以摘掉。如果说“殖民话语的目标就是把殖民地的臣民描述成劣等民族”［10］（P70）和给殖民地人民戴上殖民话语紧箍咒，那么后殖民话语的目标就是重构前殖民地人民的身份，恢复殖民主义者给他们带来的本土创伤记忆，重塑他们的文化地位，摘掉英帝国等殖民主义国家扣在他们头上经济上贫穷落后、政治上混乱无序、文化上蒙昧无知和生活上漂泊无依的紧箍咒，消解边缘与中心、秩序与混乱、文明与野蛮、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最终在多元共生的对话语境中共生共荣。

因此，对后殖民语境中的边缘人而言，要想摆脱他们的困境和实现自我翻身，他们就不应在殖民主义浪潮中随波逐流，不应在文化碰撞中迷失自我，不应在文化交流中错位，不因帝国文化的多彩而盲目拜崇，不因帝国力量的强大而妄自菲薄，不因帝国经济的繁荣而东施效颦。相反，他们不仅应该对自我身份和自我文化充满自信并对其准确定位，而且应该时刻保持自我意识以求在意识层面上实现自我救赎，甚至还应该在偷师学艺于西方先进的治国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不断地推陈出新、破立并举，不断地在模仿中背离，不断地在背离中建构自我文化身份，不断地在自我身份建构中消解边缘与中心的二元对立。

［1］龙丹.模仿中的背离［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1）.

［2］周敏.作为过程的中心——奈保尔《发现中心》评介［J］.外国语文，2009（6）.

［3］黄晖，周慧.流散叙事与身份追寻——奈保尔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4］Park，R.E.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33）.

［5］瑞典文学院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J］.阮学勤，译.世界文学，2002（1）.

［6］Ashcroft，Bill&Griffiths，Gareth.Key Concepts in Post colonial Studies［M］.London：Routledge，1998.

［7］Hawkes，Terence.The Empire Writes Back［M］.London：Routledge，1989.

［8］Naipaul，V.S.The Mimic Men［M］.Oxford：Picador，2002.

［9］［法］徳洪迪.奈保尔访谈录［J］.邹海仑，译.世界文学，2002（1）.

［10］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4.

Marginalized Existence and Center Deconstruction——Naipaul's Post colonial Consciousness Reflected from The Mimic Men

Chen Gui cai，1Peng Ziping2
（1.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Di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Lincang 677000，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Qujing Normal University，Qujing 655011，China）

As a decedent of Indian people and son of Trinidad，the Nobel Prize winner for literature V.S.Naipaul while living in the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of the empireLondon，always focuses on the margin.His semiautobiographical novel The Mimic Men is the product of his experience of being in the center but heart is in the margin.In this novel，while successfully portraying a marginalized model represented by Ralph Singh，Naipaul skillfully displays the miserable existence，utterances from the deep heart，center deconstruction of the empire and the predicaments of the marginalized people.This skillful display reflects not only Naipaul's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dismantl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margin and center，but also his rich postcolonial consciousness.

The Mimic Men；marginalized people；center deconstruction；binary opposition；post colonial consciousness

I767.53

A

10091734（2016）05006805

［责任编辑 陈义报］

20160415

201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的《模仿者》研究”（QN2014062）阶段性

研究成果。

陈贵才，讲师，从事英语诗歌和后殖民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