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接文化“走出去”战略，加强英语教材建设

2016-03-16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赵晨辉

外文研究 2016年2期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赵晨辉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赵晨辉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外文化交流正在发生转向，这对我国的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成为我国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但现行英语教材严重忽视中国文化，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和对接国家战略的需要。编写新的英语教材已经变得重要且迫切。根据文化交流转向的需要，文章就新教材编撰提出建议，对包括编撰队伍组建、教材编撰的指导原则和教材内容的选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文化“走出去”; 英语教学; 教材

1.引言

文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文化和文化“软实力”建设日益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为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措施把自己文化的对外传播作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谢天振 2015: 15)。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我们提供了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良好机会，也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中国走向世界，世界关注中国。开放发展的中国需要大批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和能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国民。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总体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对于推动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塑造当代中国形象以及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外文明对话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英语作为实际上的“世界语”，其地位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撼动，所以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无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最为重要的途径。然而，纵观我国多层次的英语教学，片面强调导入西方文化的现象还依然普遍存在，而中国文化基本上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在对外交流中，不少具有较高英语水平和较高中国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在被问起中国文化时，往往不知所措，呈现出“中国文化失语症”。“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依然步履维艰”(王宁 2015: 86)。当前，全球化潮流正在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我国的现代化也正在迅速提升综合国力和民族自信心。同时，世界也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的存在，各国人民越来越想了解中国，中外文化交流正在发生方向性的变化，这对我们的英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2.中外跨文化交流趋势的变化

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在各方面严重落后于西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领导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与此相适应，英语教育在我国得到普及和发展。如今，英语人才活跃在国家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各个领域，为国家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国人的视野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拓展。

30多年快速发展，中国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由此，中国成为世界目光的聚焦点。来华经商、旅游、学习的外国人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同时，通过积极的文化双向交流，我国文化“软实力”得到极大提升，西方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也日益强烈(张春柏 2015: 9)。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提高，国外有人欢呼，有人惊叹，有人迷惑，有人紧张，甚至嫉妒、害怕，抑或从心理到战略都强烈抵制。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中国比以往更加需要对外解释好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与世界的密切沟通，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世界各地受众群体懂中文的人太少，这个任务基本要靠中国人用英语来实现。从翻译领域看，2011年中国对外翻译的工作量首次超过了外译中(黄友义 2015: 5)。2014年，“中译外的比例已经超过60%”(仲伟合 2015: 10)。中外跨文化交流已由“输入为主”转变为“输出为主”：西学仍在东渐，但“中学西传”也已渐成潮流。

3.英语教学亟需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型

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英语教学的终极目标之一。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交际双方首先接触到的是对方的语言和日常行为方式及风俗习惯。语言是信息传递的主要途径。要准确传递信息，实现交际目的,要求跨文化交际者必须既要通晓目的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也同样需要通晓本国的文化，并掌握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的方法，做到“内知国情，外知世界”。中国本土文化需要通过英语实现“全球化”。在涉外活动中，每个人都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然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现在是否为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所了解，已经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杨扬、朱希祥 2010: 105)。信息通信手段的发达为信息传播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十分便捷的手段。但如今的青年学生最喜欢关注流行和时尚，对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很多人却少有关注，更谈不上深入了解。20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的、举世罕见的文化自我放逐和去传统化，已使当今中国人偏离了文化传统，对本土文化进行再教育，重塑对自己母语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已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高等院校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大使命。在外语教学界，随着对语言、文化与交际之间关系研究的深入，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的密切关系以及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受到高度重视。但是人们往往把单纯的目的语文化的导入认为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全部，忽视了本国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作用。时至今日，我们的教科书仍在片面强调英语的语言基础和文化的导入，鲜有介绍中国文化的内容。造成很多英语流利的青年学子对中国文化和时事国情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如何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于是，在对外交往中，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甚至“用洋文出洋相”。由此可见，单向导入西方文化，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国家实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关键，在于提升国民的英语素质和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以及中译外人才的培养，而国内对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在英语教学领域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时代发展迫切要求英语教育进行转型，不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高校英语课程的开设一方面要满足学生专业学习、国际交流、工作就业等方面的需要，同时也要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英语教育的人才培养必须在满足各种实际需求的同时，服务于国家战略，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走出去”既是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引进来”，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然后更好地“走出去”。如此循环往复，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就会不断交融。

4.对接文化“走出去”战略，加强英语教材建设

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人才的知识结构和培养质量有着重大影响。纵观我国多层次英语教学，中国文化被严重边缘化，甚至近乎空白。刘艳红等(2015)通过对《21世纪大学英语》、《新世纪大学英语》、《全新版大学英语》、《大学体验英语》、《全新主题大学英语》、《新时代大学英语》、《新视野大学英语》、《大学英语教程读写译》、《新标准大学英语》、《新通用大学英语》等10套大学英语教材的内容进行研究，发现在这10套大学英语教材中，英美文化内容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化内容所占比重很低。在占比最高的《全新版大学英语》中，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化也只占4.7%，大部分教材的文化内容，要么是共同文化，要么是英美文化，其他文化内容占比为0%。由于英语是实际上的“世界语”，在以英语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各自的语用文化规则也不尽相同。如果仅以英美文化规则作为交际的圭臬，可能会导致误解。另外，中国文化在这些教材中也基本被忽视，占比最高的是《全新主题大学英语》，只有7.3%。不少教材中丝毫没有中国文化内容。“整体上，这10套大学英语教材的文化配置普遍存在失衡现象。一方面，这些教材推崇英美文化，对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化不够重视。另一方面，教材的中国文化占比过低，未能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加强中国价值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刘艳红等 2015: 91),也不能适应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大学英语教材的文化内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甚至是重新编写，开发全新的教材。

从学科建设需要来看，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要是学科建设保持活力的健康法则和基本理念。从人才培养需要来看，教材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英语教育要与中国文化传播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紧密相连，英语学科的教学、科研等一系列活动也要同国家的发展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英语教学研究领域，对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吴鼎民(2008)的“不能只搞内销，不做外贸”、曹韵(2011)的“中国英语教学中的文化身份危机及其应对策略”、邓天颖(2010)的“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巧实力’解析”等。对中国文化的英文介绍也出版了一些图书，如国家扶持的大型出版工程“熊猫图书”、“大中华文库”、“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中国文学海外出版工程”、 “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等。目前，有关中国文化教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出版了一些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的读本，而这些成果和读物还不为广大教师所知，更不用说学生了。而各种英语教材中，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十分少见。仅靠几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专著或英语读物恐怕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拓展中国文化的教育和传播途径。

教材对于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培养能够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英语人才，中国文化的内容必须进教材。因为以教材形式推出的东西有利于快速传播和普及。教材的“发行量和销售量大、读者多、受众面广”(陶友兰 2015: 16)，而且，学生对教材内容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课外读物。把中国文化的内容编进英语教材是培养文化“走出去”新型人才的有效举措，而对英语教学改革也具有重大意义。毋庸讳言，这类教材的编写尚无先例可循，包括编写体例的设定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根据跨文化交际“转型”的特点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战略需要，这类教材的编写应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教材编撰队伍、编撰原则和选材内容。

4.1 编撰队伍

用英语讲述中国文化，这种新型英语教材在编写原则和编写内容上与以往的英语教材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对教材编撰队伍也应有特殊的要求。既然这类教材侧重于用英语讲述中国文化，这就决定了编撰队伍首先要包括深谙中西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跨文化交际领域的教育专家，并且对双语转换技巧特别是中译外技巧要有丰富的经验。其次，编撰队伍应包括英语教育专家和长期从事英语教材编写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有着直接的经验。再次，编撰队伍还应包括对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们对国情的变化和文化的发展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有利于在教材内容的选取过程中做到与时俱进。另外，编撰队伍还要有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他们在用英语解释中国文化方面有着成功经验，可资借鉴。同时，教材编写还应发展国际化的编撰团队，邀请母语为英语的学者和汉学家加入，他们对教材需要达到的目的有着独到的见解，对教材的语言质量也能有很好的把握。

4.2 编撰原则

首先，教材编写要体现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教材编写中要充分体现跨文化交际学科与英语教学的深度融合。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的跨文化交际学科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从1985到2014年，我国出版的跨文化交际教材就有122部(索格飞等 2015: 94)。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专著问世。其中1995年关世杰教授的《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是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里程碑(胡文仲 2010： 29)。他们的辛勤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很多成果对英语教学有着普遍的指导价值。

其次，教材编写要充分借鉴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了适应对外交往需要，早在1983年教育部就批准北京语言大学在英语系设置对外汉语教学专业。不久，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也相继开设了对外汉语教学专业。至今已有130多所高校开设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吴为善、严慧仙 2010)。迄今，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已走过30多个春秋，逐渐发展壮大。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刘珣等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选评》(上、下)汇集了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跨文化交际与文化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张英主编的《中国语言文化讲座》系列图书采用中西对比方式，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剖析。毕继万的专著《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对第二语言教学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吴为善、严慧仙编著的《跨文化交际概论》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对比分析。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积累起来的，对我们今天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对外汉语教学专业起源于外语系，逐渐独立，发展壮大。对外汉语教学就是用外语讲述中国文化，与英语教学有着密切的渊源，现在用其研究成果来反哺英语教学也是时代的需要，契合培养文化“走出去”人才的需要。

再次，教材编写要培养学生的对比分析和审辨性思维能力。美国语言学家Edward Sapir 和Benjamin Lee Whorf认为，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直接体现，语言中包含着语言使用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体系。每种语言都有自己认知客观世界的独特体系和独有角度(Hudson 2000: 95-101)。将中国文化融入英语教学，在同一门课程中，两种迥然有别的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会发生直接碰撞。这种碰撞有利于学习者发现两种语言和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的特点，加深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认识，通过多样的文化活动涵养性情，引导学习者从不同文化的视角认知和分析问题，从而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在对外交往中，既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又能学会如何处理、包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因此，教材的编写要注重语言和文化的对比分析，既能体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又兼顾两者之间的互通性。

最后，教材编写要注重中译外技能的训练。“翻译旨在打破文化隔阂，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了解和融合，是涉及自我与他者的一种双向交流活动”(刘云虹 2015: 1)，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成为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方向，中译外受到各方热切期待和普遍关注。翻译本身是一项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掌握都要求很高的实践。中译外的过程要求对汉英语言和文化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探索从汉语到英语表达所要进行的语言、思维逻辑和适应表达的文化转换。中译外练习无疑能使学习者加深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理解，而用英语写作无疑会提高实践者的表达能力。通过中译外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让学习者知道为什么汉语和英语有时要用不同方式表达类似意思，为什么要采用不同的变通手段，用符合译入语习惯的表达方式传达出原文的意思(陈德彰 2013)，这将是提高学习者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4.3 编撰内容

新型教材，要改变传统单项导入西方文化的做法，强调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英语教学中，要双向导入中外两种文化，应注重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对比和融合，使学习者通过教材学习可以“内知国情，外知世界”。

教材内容的选取应考虑以下因素：

1)学习者英语语言能力形成的需要

语言是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文化则主要通过语言得以体现。因此，语言与文化学习不可分割。英语是在其本土语言文化里形成、发展起来的，与其本土文化关系密切。考虑到学习者英语语言能力形成的需要，在教材中不可避免地要放进其本土文化的内容，保证学习者能够学到原汁原味的语言和文化，确保其英语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根基扎实。

2)中国文化内容要具有代表性且适合对外传播

汉语历史悠久，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教材容量有限，而鉴于学习者语言能力水平限制和实际对外交流的需要，教材内容选取必须精挑细选。首先，要有最适合对外传播、最易用英语恰当表达的实用内容。其次，文化是庞杂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对外传播，必须考虑到对外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的需要。再次，并非所有中国文化都能用英语表达清楚且能为外国人所正确理解，因此，未能准确译成英语的内容不宜进教材。

3)实用性

所谓实用性，是指教材内容编选要充分考虑其交际价值。注重实用性，就是要让学习者感到他们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马上就可以用到，对学生的交际有实际帮助，这会增加其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应优先考虑跟学生的交际活动直接相关的文化内容和在人际交往中常用的、交际作用比较大的文化内容。以实用性为主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到代表性文化内容的选取。

4)避免中国文化内容过多

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语言能力还处在形成阶段，对异国文化充满好奇。如果在教材中编入过多的中国文化内容，难免会误导学习者，分不清“东”“西”。因此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要避免中国文化内容过多，滑向另一个极端，不利于学习者英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视野的形成。

文化内容的选取应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以现代文化为主

中华文化绵延千古，一脉相承，但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生活乃至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相对于古代文化，现代文化更为鲜活，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和交际需要。跨文化交流是在现代社会中进行的，因此，教材编写在适当选取经典文化的同时，应尽可能发掘当今现实社会中的文化现象，避免脱离现实的“死”文化。

2)坚持以主流文化为主

任何社会内部都存在亚文化，但主流文化总是居于主导地位，普遍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我们培养的学生的交际对象是全社会的各种成员，这就要求我们在教材内容编选时应坚持以主流文化为主，尽量避免区域性的亚文化。

3)坚持以生活文化为主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日常生活和工作行为。从第二文化的习得来看，文化内容往往很难从外部看清楚，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跨文化交际的种种暗礁。跨文化交际中的诸多问题常常是因为不了解对方基本的生活方式而引起的。因此，英语教学内容应尽可能贴近和反映现实生活和工作需要。

由于社会不断演变发展，教材内容的选编是一个常做常新、永无止境的工作，因此，教材编写在充分征求各方专家学者意见的同时，应着眼于中国国情的跨文化研究，厘清并尽可能多地传播当代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同时，也要加强对来华外籍人士的调研，了解他们的兴趣和需求，尽可能使编写出的教材实用、高效。

5.结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汉语和中国文化正加速走向世界。中国也正在从文化上的“输入国”转变为“输出国”。季羡林先生预言的“东学西渐”已悄然来临。在外语教学过程中，不可忽视中外交往中的文化倾向，“适时导入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完善学习者的知识结构”(马冬 2006: 142)。反观我们今天的英语教育，基本上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设计的人才培养目标上。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融入语言学习与教学之中虽然已经成为外语教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是由于英语教材中鲜见中国文化内容，英语教学过程中片面导入西方文化的现象还广泛存在。因此，当下英语教材的内容难以适应新形势下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英语教育乃至教材建设要对接国家战略，为国家建设服务，必须进行改革，“推行双向国际化理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多元跨文化人才，以适应国家和地区对人才的需求”(戴炜栋、王雪梅 2015: 4)。要根据社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科学规划、设计教材内容，培养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英语人才，从而在对外交往中，凸显“中国味”，承担起对外塑造良好中国形象、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的重任，为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第100个大工程——“建设讲好中国故事队伍”——培养后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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