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 尤泽顺



对话与互文性：巴赫金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影响

福建师范大学 尤泽顺

历史维度分析表明，巴赫金主体的哲学建构论、超语言学、对话理论、互文性理论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对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都具有重要影响。不过，批评话语分析也根据研究目的对上述观点进行创新和拓展，形成一整套可以进行微观操作的互文性理论视角和语言分析手段。

批评话语分析；巴赫金；哲学建构论；超语言学；对话；互文性

1.引言

巴赫金(M. Bakhtin)一生的学术研究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交往和对话——来展开，其理论思想体系对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主要涉及其互文性思想对后者的影响(Wodak & Meyer 2009； 纪玉华 2001； 辛斌 2016； 张红燕 2005)。本文从历史维度对巴赫金“主体的哲学建构论”、“超语言学”、“对话理论”和“互文性思想”等进行细致考察，以此阐明其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以主体的哲学建构论为理论基础，且具有内在一致性，它们在CDA理论建构和实践研究中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其中尤以互文性思想对后者的影响最大。

2.主体的哲学建构论

巴赫金对CDA的影响首先是其主体建构论哲学涉及的“主体能动性”和“建构”两个概念。主体建构哲学是巴赫金一生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形成于其对新康德主义一元认识论的思考和批判。康德试图通过把哲学研究中心从本体转移到认识方式上来克服西方本体论哲学一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二元论。他认为，经验论与唯理论把关注点放在知识的来源和本性上是错误的，哲学研究应聚焦于人的认识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问题上，核心是考察人在认识中的主体能动性，即他主张一种以人的认识方式为唯一基点的哲学一元论。以柯亨(H. Cohen)为首的新康德主义一方面对康德哲学认识论和主体论思想进行激烈讨论，另一方面试图用数理逻辑方法对康德哲学进行解释。不管是康德哲学还是新康德主义，主体能动性都是指认识方式上的积极反应，即人的认识机制对不同类型知识的获得和应用所进行的不同反应。

与两者相似，巴赫金同样强调主体能动性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但他关注的是主体在弥合个人经验和一般性理论之间鸿沟的能动作用，尤其强调主体的唯一性及其在主体与整体之间的重要连接作用。与以往哲学将寻找一般性规律作为其终极目标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主体建构论选择从个体的感性存在出发，考察一般性规律如何通过各种个体的唯一性事件形成，并在具体事件中与主体发生联系，从而形成目前我们看到的状态。巴赫金指出，“这个世界是围绕着一个具体的价值中心而展开的……这个中心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中，一切之所以具有意义和价值，只是由于它与人联系在一起，是属于人的”(巴赫金 1998a： 61)。在此，主体既不是本体论哲学中那个与研究客体没有太大关系的旁观者，也不是认识论哲学中那个超然脱离于对象世界，并对对象形成“全景式”透视的观察者，即“主体不是一个上帝赋予的、先验的、形而上的存在或实体，而是一个不断建构自身的过程。这个能动的、发展的、建构的过程，主要是在相互运动、交流、沟通中的关系上呈现出来”(刘康 1995： 57)。关系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其次是(人类)社会与整体的连接关系。

前者指的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不仅建构了“自我”，而且建构了“他者”，同时也建构了“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关系，这是因为活动中的主体具有“视域剩余”、“外位性”和“超在性”三个特点。(巴赫金 1998a)“视域剩余”是指每个生活中的个体在检视自己时总会存在盲区，个体间必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才能形成一种完整的审美活动，并由此形成其外位性和超在性特征。“外位性” 是指每个个体都必须借助于别人的眼光才能看到自己的视觉盲区，“他(作者)应该成为相对于自身的他人，用他人的眼睛来看自己”(巴赫金 1998a： 112)，即作者必须借助于外位性来实现作者—主人公的完整主体性。“超在性”是指主体的两个方面或两个主体之间必须相互对话和沟通，才能全面整体地把握自己和超越自己，实现审美的完整性。如果将审美活动中的“自我”与“他者”推广到现实生活中，就可以看到：人的存在不是静态实体，而是以他人存在为前提的动态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人的意识与话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与他人的意识和话语的联系之中；主体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建构自我，整个世界就是自我与他者共同建构的大网，主体与主体间是一种对话和交往的关系。

后者指的是主体通过参与融入到整体中，整体也因为主体的参与形成了与主体有关系的价值。巴赫金(1998a)认为，在现实中，人们实际上面对着两个世界，文化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前者是我们行为客观化的世界，后者是我们实际进行和完成的世界。两者相互隔离、彼此对立，唯有现实存在的唯一性事件才能成为连接两者的东西，因为有“我”的参与，实际进行的事件才具有了唯一性，同时，只有在“我”参与的情况下，客观化规律才具有了实际价值。

与巴赫金相似，CDA也涉及“主体能动性”和“建构”。不过，CDA的“主体能动性”指的是人在话语实践中(积极主动和消极被动)的行为这一较为具体的概念，即人通过话语生产(再生产)、抵制和共同生产话语的行为。(van Dijk 1993d)对于占支配地位的精英阶级和机构来说，能动性表现在他们通过话语生产(再生产)权力，造成包括政治、文化、阶级、民族、种族和性别等在内的社会不平等行为；对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下层民众，能动性表现在他们力图通过话语对社会支配和社会不平等形成挑战的行为。这是两个阶层各自的积极主动行为，不过，主体的能动作用在CDA中更多的是以消极被动的形式(行为)呈现出来的，原因可能是它一直更注重突出意识形态和话语的作用。对于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如学者阶层)来说，他们在话语使用过程中会因为受到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框架或话语模式的束缚而在无意中生产出自己本来没想生产的话语，如主流媒体中一些种族歧视立场较温和的记者会因为媒体本身的意识形态框架而无意中生产出倾向种族歧视立场的话语。(van Dijk 1993a， 1993c)对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下层民众，一旦被说服并接受“支配和被支配是‘自然’或者合法的现实”的观点(van Dijk 1993d)，他们就可能在无意识中参与精英阶层的权力生产，如港督彭定康(Christ Patten)在公开场合演讲就是通过话语生产权力和控制，听众参与本身就是一种“共同生产”的形式(Flowerdew 1997)。在此，主体的能动性沦为了意识形态控制和话语控制的附属行为，完全失去其主动性。

对于“建构”， CDA有时也像巴赫金那样将之用于表明主体如何在话语实践中建构自己的身份，但更多的是用于指话语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即话语反映社会现实和话语参与塑造社会现实两个方面。(Wodak & Meyer 2009)尽管这种互构作用也只有在主体的参与下才能发生，主体在此发挥的却不是建构功能，而是一种中介体功能，van Dijk(1993b)关于话语-认知-社会的三角关系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话语与社会存在互构关系，如果不承认认知在其中的连接作用，这种互构只能是一种机械式的互构，不能真实体现两者之间动态的、灵活多样的互构形态。社会现实只有通过认知才能进入话语，话语也首先是通过改变人的认知方式来改变人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在认知上改变社会现实)，并促使人们采取新的措施，最终改变社会现实。此外，CDA研究者经常强调，统治阶级运用话语建构符合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表面上看，这样的表述说的是“统治阶级的建构”，实际上，统治阶级只是运用了话语，最终的“建构”仍然由话语来完成。

3.超语言学

巴赫金对CDA的第二个影响是其“超语言学”思想，即应跳出传统语言研究只关注语言形式的做法，把对话研究作为补充。不过，从本质上来看，他提出这一概念并不是为了创立一种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针锋相对或互为补充的语言学研究，而是想通过讨论语言研究对象来表明研究对话的重要性，进而为其建立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话”理论服务。

巴赫金指出，语言对于人类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人类个体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索绪尔]语言学离开人类日常交际来讨论语言，力图为语言总结出一套抽象的普遍性规则，其存在与其他抽象的理论世界一样，单纯从学科内部来看是有道理的。(巴赫金 1998a)但是，从现实来看，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对话关系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语言的整个生命“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巴赫金 1998e： 242)。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死的语言，不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活的对话，它不能解释对话关系问题，唯有研究“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那些方面”的“超语言学”才能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当然，“超语言学……不能忽视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的成果。无论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具体的、非常复杂而又多方面的现象——语言，但研究的方面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它们两者应相互补充……”(巴赫金 1998e： 239-240)显然，巴赫金关于语言学与超语言学的区分与其在主体建构论中强调主体唯一性对于连接抽象理论世界与个人(社会)的重要作用的思想是一致的。

为了进一步从语言研究角度为其“对话”思想建构做好理论准备，巴赫金首先讨论了文艺学等与语言的关系。他指出，文艺学和伦理学等意识形态创造科学说到底就是一种符号创造，语言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专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典型和最纯粹的符号。现实世界里存在自然现象、技术对象及消费品等，它们在符号世界可以被视为一种符号，不过，它们不仅仅具有单个物体自身的意义，还反映和折射另外一个现实。符号的意义是与社会交际的环境和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符号的现实完全由这一交际所决定”，“符号的存在不是别的，就是这一交际的物质化。所有的意识形态符号都是如此”。(巴赫金 1998b： 352)符号的交际特性使得语言在其中扮演了所有其他符号无法扮演的中介作用，因为话语的整个现实都只与其符号功能有关，“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由它产生出来的”，“话语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是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手段”(巴赫金 1998b： 352)。此外，语言是一种普遍适用于所有专门意识形态领域的符号。尽管每一个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自己专门的、其他领域无法使用的符号，但所有领域都得涉及语言这一符号。话语的所有特点——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用性、生活交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决定了它是“意识形态科学的基本研究客体”(巴赫金 1998b： 357)。文学批评作为意识形态科学形式之一也必须把话语研究作为其最重要的任务。

如何研究话语呢？从语言哲学及相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来看，一直以来存在两种倾向：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个人主观主义把言语的个人创作行为看成语言的基础，语言创作是个人心理规律的结果，语言学家应该研究的是个人的心理及由此产生的语言创作行为。抽象客观主义认为，所有语言现象的中心是作为语言体系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语言形式体系，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寻找这个抽象体系。巴赫金(1998b)认为，抽象客观主义将语言视为一种规则一致的形式体系进行研究，其目的是研究僵化的他人的死语言和教授研究过的语言，不是研究那种真正建立在母语感觉之上的反射，研究结果不可能成为理解和解释语言事实的生命和形成的真正基础，因为它割裂了语言与活生生的现实及其社会功能之间的联系。个人主观主义将语言视为个人语言创造行为，其正确性在于把单个表述看作语言真正具体的现实，即语言现实是一系列个人创造的、活生生的语言表达，它的问题则是忽视语言表述的社会属性，过分强调语言的个人心理特征。事实是，“最直接的社会氛围和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从内部完全决定着表述的结构”(巴赫金 1998b： 437)。通过对两个流派的批判，巴赫金指出，“语言—言语的真正现实不是语言形式的抽象体系，不是孤立的独白型表述，也不是它所实现的生物心理学行为，而是言语相互作用的社会事件，是由表述及表述群来实现的”(巴赫金 1998b： 447)。

表述群的基本形式就是对话。狭义的观点往往把对话仅仅看作是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之一，但事实上，包括印刷出来的言语行为在内的言语交际都是一种对话。由此，“任何一个表述，无论其意义和自我完成如何，都只是连续的言语交际的(生活的、文学的、认识的、政治的)因素”，而连续的言语交际本身“只是该社会集体不断全面形成的一个因素”(巴赫金 1998b： 448)。现代语言学(客观抽象主义)缺乏的就是对表述(群)进行系统的和有效的研究，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语言研究——超语言学，从另外的角度对表述(群)进行研究。

将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和CDA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后者在几个方面与前者存在明显的异同。首先，CDA也认为，使用中的语言应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布鲁马特(Blommaert 2005)强调，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传统认为语言中存在一些稳定的普遍性规则，这是为什么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在同一或不同时间地点说出的句子能够形成基本相似理解的原因，这种观点显然没有意识到，语言的外延意义仅仅是语言传递的意义的一部分，实际上，语言使用还具有表明身份、场合、态度等社会功能，这些因素不应被排除在语言学研究之外。其次，CDA也认为，客观抽象主义(形式语言学)的语言学研究从其自身来说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提倡使用新的视角研究语言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客观抽象主义语言学。CDA研究不是创造出一种替代形式语言学的理论，而是为了对包括形式语言研究在内的各种重要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进行综合，形成一种可用于批评性分析的方法。(Fairclough 1989)再次，CDA也强调对语言要素的分析。它将研究过程分为描写、阐释和解释(Fairclough 1989: 26)，其中描写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语言要素进行系统性描述，这些语言要素既可以是语音、语法和语义等，也可以是语用策略、修辞策略和语篇模式等。最后，CDA也认为分析语言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巴赫金(1998e)提出超语言学概念是为了从语言研究的角度为其文学批评理论做铺垫，以便最终建构起其富有特色的对话理论。CDA强调分析语言只是第一步，通过语言分析揭示社会权力关系并最终促进社会公平才是其最终目的。

4.对话理论

对话思想是巴赫金全部理论的核心，也是其对CDA影响最深的内容之一。早在其提出主体建构论时，巴赫金就强调主体是一个建构过程，要全面把握自我和超越自我，自我与他者间需要一种对话关系。后来他又从文学话语角度做了进一步阐述，并最终建构了比较完整和成系统的对话思想。

巴赫金首先把文学研究的“独白”和“对话”概念引入对语言哲学的讨论，表明“独白”和“对话”就是语言学与超语言学的根本区别特征之一(巴赫金 1998b)。他指出，抽象客观主义语言学属于唯理论哲学体系，是早期欧洲语文学“以研究书面记载的僵化的他人语言作为实践和理论目的”(巴赫金 1998e： 418)的延续，它“总是从完成的独白型表述——古代文献——出发”(巴赫金 1998e： 419)。事实上，包括书面文献在内的独白型表述也是言语交际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存在目的是希望自己能够在目前的科学生活或文学生活中(意识形态范围内)被接受，但是，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却将之从语境中分离出来，建构为一个有独立意义的孤立的语言文件(巴赫金 1998e： 421)，并在此语言的共同范围内将之与其他文件联系起来，形成语言学思维的最终现实和出发点——孤立的完成型独白表述。此类研究是语言学家的独白，读者们只能被动地去解读，不可能与之形成主动对话。个人主观主义虽然在研究中注意考察言语的相互作用以及言词与语境的关系，并注意从对话者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它主要从个人心理环境的角度来解释语词的意识形态内容，把单个表述视为不受社会环境支配的个人行为，并没有从分析中得出“相应的社会学原则的结论”，“独白型表述仍然是[其]基本的现实”(巴赫金 1998e： 446)。

实际上，言语的单位是表述，而表述本质上是对话性的，“一切表述都具有对话性，即是说都是对他人而发的，参与思想的交流过程，具有社会性。绝对的独白——只为表现个性——是不存在的”(巴赫金 1998d： 195)。不幸的是，对话性的表述在客观抽象主义和个人主观主义语言学研究中都没有(也没办法)得到解释，超语言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由于超语言学的理论前提是“一切表述在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它本身也就自然地是一种对话性的语言学研究。

基于此，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开创了“复调”这一全新的小说艺术话语形式，即作者与主角之间不是一种“独白”关系，而是进行平等的“对话”，“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巴赫金 1998e： 4)。反观历史上的主要文学表达形式，不论是史诗、抒情诗，还是宗教典籍，抑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小说形式，其主要的艺术话语形式都是“独白”型的，“史诗中的话语永远是作者的话语，因此总是要表现作者的反应，尽管某个词语或某些词语几乎完全交给主人公支配”，“在抒情诗中，作者的形式倾向最为强烈……他消融在外在的声音形式和内在的绘形绘色的节奏形式之中……好似他同主人公融为一体”(巴赫金 1998a： 86)。

可以看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基本思想是：作品中的每个声音都是独立的主体，它们之间是平等自由的交际关系；作者不是统领作品一切的主体，主人公也不是作者的传声筒，更不是作者谈论的客体，它们之间是一种开放的对话性关系；作品中的不同主人公之间也是一种开放性的对话关系；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永远处于未完成性和未决定性之中；作品的意义正是产生于这种多层次、多声调的对话之中。

对于对话思想，CDA为数不多的直接讨论主要都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互文性理论的合理性。费尔克拉夫指出，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主流语言学对语言的交际功能及前语篇与当下语篇关系的漠视，他关于文本中自我话语都是以他人话语为前提的论断让我们看到任何言语本质上都具有互文性，“我们的言语……充斥着他人的语词，既包含一定程度的他性(Otherness)，也包含一定程度的自我(Our-own-ness)，[对他者]既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存在(Awareness)，也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分离(Detachment)。他人话语常带有自己的情态和评价态度，我们往往将之进行吸收、改造和重新定调”(Fairclough 1992： 101)。

不过，CDA的一些重要论断与对话思想的主张基本一致。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1992)强调，话语(语言)既不像形式语言学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透明的交流工具，也不像社会语言学主张的是一种随社会因素变化而变化的现象，而是一种权力斗争的场所。话语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一种方式，隐含着权力争斗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关系，“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不仅仅是权力争斗的场所，话语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资本(Stake)。话语实践的开展有赖于那些使某种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自然化的习俗常规，这些常规本身以及他们得以表达的方式就是争斗的焦点”(Fairclough 1992： 67)。这里的“争斗”二字已表明话语不是一种整齐划一的个人独白，而是包含着至少两个以上的声音；争斗就是一种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较为尖锐的对话形式而已。

Wodak & Meyer (2009)在谈到“权力”概念时也强调了话语的对话特征。他们指出，对于“权力”概念，CDA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就是：任何一个语篇都不是由单个个人创造的。每一语篇中都包含着不同声音，它们在语篇中进行对话和协商(包括争斗)，语篇以明显或隐晦的方式体现了这一对话关系，“在语篇中，不同话语进行了协商；话语的差异受到权力差异的制约，权力差异又部分地隐藏于和受制于话语和体裁。因此，语篇经常是争斗的场所，语篇把那些为夺取支配权而进行竞争和争斗的不同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痕迹表露出来了”(Wodak & Meyer 2009： 10)。

5.互文性思想

CDA在涉及巴赫金时讨论最多的是他的互文性思想，即文本的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中才最终形成，文本之间存在互文性*“互文性”一词最初并不是巴赫金使用的，而是克里斯蒂娃在向法国文艺理论界介绍巴赫金思想时提出来的。。

为说明这一点，巴赫金(1998d)在《文本问题》一文中指出，文本(书面的和口头的)是语言学、语文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这些学科及整个人文思想和语文学思维的第一性实体，是人文思维的物质体现，是人文研究和思维的直接对象。然而，文本并不是一个与创造主体无关的、自给自足的静态体系，而是开放的、处于与外界不断交流和对话的现象，文本的意义不是产生于自身，而是产生于与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之中。巴赫金(1998c)批评了长期以来语言哲学、语言学和修辞学追求多样中的统一，聚焦于语言中那些稳定的、明确无误的成分及忽视所有话语形式的言语体裁(包括生活的、雄辩性的和文艺散文的)等做法。他强调，在现实语言生活中，恰恰是那些被忽视的方面代表着语言使用的多样性，任何真实的话语都是由自己的话语和他人的话语构成的(巴赫金 1998d： 55)；任何文本同样也是由自己的文本与他人的文本共同构成的，文本间具有互文性。这一动态的文本观与巴赫金主体的哲学建构论及对话思想是一致的。

互文性在文本中的体现形式之一是他人话语，巴赫金(1998b)将之分为“直接言语”、“间接言语”和“准直接言语”三种主要类型及其变体。“直接言语”是一种静态的转述，来源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和唯理论意识。“间接言语”和“准直接言语”是一种积极动态的转述，前者有分析、有评价地转述他人话语，后者充分考虑了语境以及转述对他人话语的领悟，它们体现了言语交际者之间的互动。不管是积极抑或是消极，他人言语都使当下文本与其他文本联系起来，并以其他文本的意义作为自己意义形成的前提。互文性的体现之二是文本中各种体裁的混合。就长篇小说来说，其主体是小说体裁，但文本中穿插着许多其他体裁的文本，有文学体裁(如故事、抒情诗、长诗、短诗等)文本，也有非文学体裁(日常生活体裁、演说、科学体裁、宗教体裁等)文本(巴赫金 1998d)，人们不能单纯以小说体裁的视角来理解小说，应该注意其他类型体裁在其中可能产生的意义。

互文性是CDA研究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1992)强调，当代社会最显著的一个现象就是语篇和话语秩序正发生快速的变化和重构，研究互文性对于理解当代语篇具有重要意义。巴赫金指出的“我们的言语充斥着别人的语词”表明任何语篇都包含着其他语篇的一些因素，语篇本质上具有互文性；克里斯蒂娃指出的互文性“将历史(社会)嵌入语篇和将语篇嵌入历史”则表明当前语篇吸收了历史语篇并且是在历史语篇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它是对历史语篇的回应、改造和重新定调，并对未来新的语篇产生塑造作用，在此过程中，它参与创造了历史和促进社会变革。互文性与权力生产具有密切联系，语篇将前语篇进行转换和重组，生成新的语篇，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权力斗争在语篇层面上的一种体现，对互文性的研究可以更好揭示权力斗争的过程。Reisigl & Wodak (2009)也指出，在现实言语交际中，言语、文本、体裁、语篇以及社会场景、历史情景和语境框架等非言语因素之间总是或明或暗地存在某种互文性，它使新的意义和权力关系在新的语篇中被创造出来。

在互文性的具体文本体现形式方面，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1992)指出，虽然巴赫金曾经把互文区分为文本间的互文和文本与体裁结构间的互文，他本人更愿意借用法国话语分析使用的“语篇表层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和“语篇深层互文性”(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来表示这两种不同的互文性。“语篇表层互文性”指的是其他语篇的痕迹在当下语篇的语言层面上得到清晰的体现，它们往往由某些语篇表层特征(如引号)明显标示出来，如话语引述(Discourse presentation)、预设(Presupposition)、否定(Negation)、超话语(Metadiscourse)、反语(Irony)等。很明显，这里的话语引述类似于巴赫金提出的“直接言语”、“间接言语”和“准直接言语”等互文形式，而其他类别则是来自于语用学的一些概念。也就是说，费尔克拉夫在讨论语篇表层互文性时不仅把巴赫金曾经涉及的几种形式包括在内，而且结合现代语用学的研究成果，把部分语用策略也归入互文表现形式的范畴。“语篇深层互文性”指的是已进入当下语篇但没有明显语言特征来标示其界限的各种话语规约，即与不同话语实践相关的体裁、话语和文体等规约结构；它们不是以简单的方式在其中呈现，而是进行了深层次的重新组合，相对于表层互文性，深层互文性比较隐蔽模糊，且更加复杂。为了将两者区别开来，费尔克拉夫建议用“结构互文性”(Interdiscursivity)作为语篇深层互文性的替代概念，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序列式(Sequential)、嵌入式(Embedded)和混合式(Mixed)三大类。序列式互文指的是不同文本或话语类型在同一语篇内交替使用；嵌入式互文指的是一个文本或话语类型明显地包括在另一种文本或话语类型中；混合性互文指的是各种文本或话语类型共同融合在一个更复杂、更难以独立分离的整体之中。通过这些不同类型，不同话语秩序相互结合，共同构成新的话语类型。

那么，CDA为什么对巴赫金的互文性进行改造呢？原因在于：巴赫金主要从文学话语和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讨论互文性，并运用文学作品中的例子进行论证，从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来看，这是一种宏观的阐释性理论讨论，缺乏严谨和系统性的具体分析(特别是微观层面上细致的语言分析)，在实际的语言学研究中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CDA来说，互文性思想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互文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CDA研究可借用的具体语言分析侧面，但是，巴赫金对互文性具体文本表现形式的讨论过于简单和粗略，不能直接运用于文本分析，必须把主流语言学的一些分析方法与互文性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整套可以进行微观操作的互文性语言分析手段，由此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更有说服力。

6.结论

巴赫金主体的哲学建构论、超语言学思想、对话理论和互文性理论等一脉相承，其中许多理论观点在 CDA理论构架中都可以找到痕迹，不过，后者往往有不同理解。巴赫金的主体(人)是审美世界的中心，CDA的主体指的是话语实践中(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的人；巴赫金的“建构”指的是主体的能动性行为，即主体在关系中建构“自我”及“他者”的行为和过程，CDA的“建构”主要指话语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与CDA在研究对象、研究作用、强调语言要素分析和研究最终目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异同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其全部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CDA涉及此内容的论述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互文性理论的合理性。巴赫金认为，文本的意义不是产生于自身，而是产生于与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之中，CDA吸收了这一思想，并结合主流语言学和语用学研究对互文性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形式进行拓展，形成一整套可以进行微观操作的互文性语言分析框架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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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应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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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话语与社会互动的认知机制研究”(JA1303)和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话语与福建区域形象的修辞构建”(20140B07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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