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波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84）



旧知识新变革
——国际传播学界框架研究前沿述评

李海波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84）

摘 要：“框架”是近二十年来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最热门的理论和方法之一。在近年国际顶级传播学期刊上，框架理论依然大受欢迎。文章从中选取了部分论文，借鉴和对比以往的研究，从媒介内容、框架效应、新闻生产、理论探讨四个维度进行了评述。研究发现，近年的框架研究侧重于将旧的理论应用于新的现象，由此增进人们对新的传播实践的理解。同时，传播学界对框架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所反思和检讨，但核心概念依然有待澄清。

关键词：框架理论；国际前沿；研究综述

十年之前，美国传播学权威期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在2004年冬季号推出“新闻框架”研究专题，Riffe在编者按中写道：“‘框架’是当前新闻与传播研究中最多产的领域之一”。［1］这种火热的态势一直延续至今，在近年国际会议和期刊论文中，“框架”仍是热点。

黄冠雄统计了传播学界两个重量级的学术会议2014年会的热门话题，结果发现无论是“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还是“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在“大数据”“社会化媒体”这些时髦话题之外，框架理论仍然吸引着大批研究者的关注——ICA会议论文中标题含有“框架”的论文多达49篇，组委会专门设置了7个围绕框架研究的主题论坛；AEJMC会议论文中则有42篇标题中含有“框架”，以框架研究为主题的论坛有3个。［2］梁璇选取了传播学四种权威期刊——《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公共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计算机辅助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以及《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对2014年上半年的所有报道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与黄冠雄高度接近，即有关“大数据”“社会化媒体”的研究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但框架理论依然保持着相当的热度。［3］

在新闻传播学界，框架理论涉及媒介研究的三大领域，并发展出三个不同层面的概念［4］：新闻生产领域，研究问题为“框架如何被建构”，即“框架化”（framing），研究对象一方面是新闻工作者及其活动，采用定性访谈和观察法，另外也可以是文本，通过文本分析考察建构和加工新闻话语的策略和机制；媒介内容领域，研究问题为“框架是什么”，即“框架”（frame），研究对象通常是新闻文本，一般采用内容分析法，框架分析本身也发展成为一种研究新闻文本的方法；媒介效果领域，研究问题为“受众如何接收和处理媒介信息”，即“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研究对象通常是受众，一般采用实验、问卷调查和访谈法，测量媒介框架对受众框架的影响。

对于传播学界的框架研究，Borah曾进行过系统全面的统计分析。他选取了93份与“传播”有关的SSCI期刊，统计了1997到2007十年间所有涉及“框架”的414篇论文，结果发现：实证研究方面的论文比重高达92.6%，理论探讨方面的文献仅有7.4%；进一步细分，在实证研究类文献中，有关媒介内容的研究所占比例为61.5%，新闻生产研究仅为2.3%。［5］借鉴Borah的思路，李海波以中国大陆CNKI数据库为平台，选取了“新闻与传媒”学科中截至2012年所有涉及“框架”的436篇文献，统计结果与Borah非常接近：实证研究类文献比重高达89%，理论探讨类为7%，既无理论探讨又无实证研究的随感类文献则占4%；在实证研究类文献中，有关媒介内容的研究占88%，新闻生产占7%，媒介效果占5%。［6］

上述两篇研究综述，有助于我们宏观地了解中外传播学界的框架研究情况，本文则聚焦于2014年以来的最新进展。借鉴两篇文章的类目结构，本文从媒介内容、框架效果、新闻生产、理论探讨等四个方面，梳理和综述框架理论的前沿研究，并援引部分文章以作示例。

一 媒介内容

如上所述，以框架理论的视野和方法分析新闻文本，这是最常见的研究模式。2014年发表的“框架”论文中，此类研究仍然占据主流。如Bedingfield 和Anshari对2012年美国大选的框架分析。2012年竞选初期，奥巴马班底攻击罗姆尼为“贪婪的资本家”，事后被认为是决定大选胜败的杀手锏。两位作者选择了竞选最为激烈的俄亥俄州的三份报纸，分析了八个月时间里有关罗姆尼报道的框架演变，结果发现奥巴马“框架建构”的努力收获了明显成效——攻击发起后，以“贪婪的资本家”这个负面框架来描述罗姆尼的报道显著增多，由此可见框架竞争在政治竞选中的重要作用。［7］

与此相似，Ireri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只不过媒体报道的对象由罗姆尼变成了奥巴马。2008年总统大选，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他的种族背景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Ireri以量化统计的方法，选取了美国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英国的《泰晤士报》（Times）、中国的《人民日报》、肯尼亚的《民族日报》（Daily Nation）等报纸的新闻文本进行框架分析，最终提炼出四种框架：“肯尼亚之根”“黑人”“非洲裔美国人”“白人”；其中“肯尼亚之根”出现频率最高，但更多地出现在《民族日报》；中国的《人民日报》普遍采用“黑人”和“白人”框架；《纽约时报》则极少提及奥巴马的种族背景，而是使用“非洲裔美国人”这样的中性词汇。Ireri认为，从四份报纸的报道框架看，总体而言奥巴马获得了更多的正面报道。［8］

上述两项研究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均以报纸这种传统媒体的报道内容作为分析对象，该特点还体现在为数众多的研究中。［9］Matthes统计了从1990到2005年15份传播学国际顶级期刊关于媒体内容框架分析的131篇论文，发现在媒介形态方面，53%的论文选择分析报纸内容，电视13%，在线新闻2%。［10］粗略地看，2014年的框架研究依然具备上述特点，报纸文本仍是最受欢迎的分析对象。

在当前的媒体生态下，越来越多的框架研究者将目光投向新的媒体形态，尤其是社会化媒体。［11］例如Wang， Alasuutari及Aro对照片分享网站“Flickr”展开一项社会符号学研究，分析儿童的生日照片分享以及留言互动等情况，结果发现“审美框架”占据主导地位，即分享家庭照片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现艺术技巧和自我表达，侧重感情亲近的“家庭框架”虽然也频繁出现，但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作者认为，网络社区其实延续了面对面交往的一些基本模式，比如面对陌生人时人们更倾向于展示自己的过人之处。［12］

二 框架效应

以往关于框架效应的大量研究，侧重于探究在特定的议题上媒体框架是如何影响受众的认识、态度或行为的，以及影响的程度。通常的研究模式是，针对某一新闻事件或话题，研究者首先辨识出媒体的报道框架，接下来选择一些目标受众，让他们随机地接触其中一种框架，最后通过比较对照的方法，来识别框架效应。从Kahneman和Tversky两人1979年的决策研究开始——考查同一组信息经由不同的表述而导致不同的决策选择，［13］大量的框架效应研究都采用类似的实验路径。［14］大陆学者的研究中，张克旭等人1999年对“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的框架分析尤为典型，研究者首先对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归纳出各电视台的新闻框架，然后通过电话问卷的方式，了解上海市民的接受框架，最后比较两种框架。［15］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Schuldt和Roh另辟蹊径，避开了以往新闻框架与受众框架的相关性分析，直接测量人们脑海中的框架，以阐明框架效应发生作用的认知机制。两位研究者通过网络召集了400位参与者，询问他们当思考“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两组词汇时，更倾向于跟哪些议题联系起来？作者认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环境传播的两个特定框架，本身客观存在，他们可以以此直接测量受访者的认知，而不必经过媒体框架的“中介”。研究人员提供了气温上升、极雪融化、污染、自然变异、间接影响、延迟影响等六组议题，以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区分关注程度，供参与者选择。研究发现，个人差异如政治倾向会对框架效应产生明显影响，共和党员和保守派人士更倾向于把“全球变暖”与“热”相关的话题联系起来，比如气温上升和极雪融化，民主党和自由派人士则无明显倾向。［16］

三 新闻生产

前文Borah和李海波的两项统计均显示，就框架研究的整体情况而言，新闻生产是最为薄弱的环节。Carragee和Roefs曾提出不客气的批评，认为这是严重的缺失、不应有的漠视（indifference），应该是未来研究中亟需加强的环节。［17］在他们看来，框架理论从Bateson和Goffman等早期奠基人开始，关注的核心话题便是个体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问题，Tuchman和Gans等社会学家延续社会建构论的思路，对新闻媒体进行了组织层面的深入考察，探究议题、话语和意义如何被准确地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从而开始了新闻传播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析领域。亦如黄旦所说，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新闻生产，即媒介如何反映现实并规范了人们对之的理解。［18］Carragee和Roefs认为，后来的研究者并没有在Goffman 及Tuchman等人开创的重要学术传统里深耕细作，而是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到相对容易的内容分析中。［19］

在关于新闻生产的有限研究中，重心通常是作为组织的媒体机构，如上述Tuchman和Gans等人的经典研究，［20］综合讨论影响新闻生产过程的重重关隘，如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利益集团、新闻惯例等。Scheufele认为，记者在框架建构中的角色和作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释。［21］在一项最新的研究中，Brüggemann瞄准上述薄弱点，集中探讨了“记者对新闻框架的贡献”这个问题，提供了详细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建议。作者认为，记者的框架实践（framing practices）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动地传递其他行动者（消息源）提供的诠释，即框架传递（frame sending）；二是记者对新闻事件的个人诠释，即框架设定（frame setting）。问题的核心在于考察记者在何种情况下倾向于设定框架而不是传递框架，也就是在多大程度及何种情境下记者框架会转变成新闻框架。文章详细分析了影响记者的框架实践的一系列因素，包括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和宏大的社会文化层面，并以具体案例揭示了各种因素的交叉互动。在方法论方面，作者认为考察记者的框架实践应该结合定性访谈、内容分析、参与观察等多种方法，而且比较分析的视野必不可少，因为只有在与不同记者、组织或文化语境的比较中，才能有更清晰的认识。［22］

四 理论探讨

框架理论虽然在新闻传播领域风行多年，然而，汗牛充栋的论文并不必然意味着框架理论的深化与拓展。实际上，框架理论在核心概念方面仍有许多模糊之处，学界一直争论不断。早在1993年，Entman就呼吁对框架理论这个“破碎的范式”进行系统的澄清（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23］但是，十多年后，面对依然混沌的状况，潘忠党在2006年还在呼吁传播学界亟需进行“理论的梳理和澄清”，他认为架构分析一方面基本概念混乱，另一方面研究问题杂乱。［24］

在关于框架理论的争议之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框架，如何测量”。Matthes的统计发现，框架的概念化和操作化五花八门，混乱繁复：国际主流传播学期刊上频繁出现的框架定义就有8种，而且引用的定义与实证分析之间普遍存在脱节的现象；辨识框架的方法差异更大，归纳法和演绎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均有大量成果，有的研究以新闻文本作为分析单元，有的以命题（proposition）或视觉元素作为分析单元，有人从单篇新闻文本中辨识出多个框架，有的辨识出一个框架，有的研究根据具体议题辨识出特定议题框架（issue-specific），有的辨识出通用框架（generic），有的研究通过分析各项文本属性辨识出总体框架，有的把报道频次、体裁、倾向、主题、修辞等文本属性都命名为框架，等等。［25］Scheufele和Tewksbury认为，传播学界对框架理论缺乏规范性共识，如何实证地考察话语的文本，辨识出框架并保证其效度，仍是框架分析的瓶颈。［26］

针对上述理论和方法上的混乱状况，框架研究的两大重镇Dietram Scheufele和Shanto Iyengar在2014年为《牛津政治传播理论手册》合写了一篇重要文章，题为“框架研究的现状”。两位作者认为，“框架”概念混淆的症结仍然没有解决，他们的批评极为严厉：“学界对这个概念的混淆和滥用，已经对它造成了近乎于灾难性的毁灭。当学者们将各种概念混淆的研究都贴上‘框架研究’的标签，框架理论就变得毫无用处。”两位作者认为，目前绝大多数关于框架的研究都没有遵循源自心理学的严格的、精密的定义，而是选择了源自社会学的宽松的定义，这种误读、滥用在很大程度上模糊、遮蔽了“框架”与其他信息属性之间的区别。［27］他们所推崇的“精确”定义，源自Kahneman和Tversky在1979年所进行的决策研究，即本质上完全同等的信息（预期值相等），只是因为叙述方式（框架）的不同，便导致了不同的决策选择。Scheufele和Iyengar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框架，即相同文本信息的不同表述方式，他们将此命名为“同等框架”（Equivalence Frames）。与之对应，他们重点批评了“强调框架”（Emphasis Frames），即选择和凸显特定现象或事件的某种角度，但不同角度之间的“信息”并不一致，例如“布什总统在经济上治理得很好”与“布什总统信仰坚定”，作者认为这是完全不同得两条信息，已经与框架没有任何关系。［28］

五 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新闻传播领域的框架研究，可以说延续了二十多年来的火热劲头，在2014年的国际传播学界仍然非常活跃，理论辨析和实证研究方面都有为数众多的成果发表。对新闻文本的内容分析仍然占据主流，这些研究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上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新闻实践的认识，对社会化媒体的框架分析也增加了我们对当下一些新的传播形态的理解。几篇探讨框架效应、新闻生产的论文，则更具思考深度和批判力度，虽然数量不多，但对研究领域的深化可以说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Scheufele和Iyengar对研究现状的尖锐批评，则表明框架理论在基本概念和前提假设上尚有众多模糊不清之处，仍然有待进一步理清。

不过，从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2014年国际传播学界框架研究的总体特征，与之前中外学者对

该领域的评价较为接近，即过多地关注新闻内容，忽视框架效应尤其是新闻生产的研究。［29］关于新闻文本的个案考察，孤立地看固然各有其意义，但大量重复性的研究或许并不利于生产新知识，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即“边际效应”不容乐观。吴廷俊和阳海洪在点评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时，借鉴了美国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提出的“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30］无独有偶，李金铨在近年来也多次以“内卷化”来批评传播学科的问题与困境。［31-32］这样的批评，应该引起框架研究者的警惕。未来的框架研究，一方面亟需加强对新闻生产和框架效应等薄弱环节的重视，另一方面应该更多地以“贯通”的视野整体考察新闻传播的各个部门。事实上，正如Reese所言，框架理论的最突出特点，正是其“桥梁”（a bridging model）作用，即以“关系”的眼光综合考察媒体活动、社会文化、新闻生产者、受众的相互作用，防止新闻传播研究各领域（生产、内容、效果）之间不恰当的过度割裂（unduly compartmentalized），为长久以来各自为政的研究领域打开联系的通道。［33］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这样“贯通”的视野还属罕见，应该颇具价值的学术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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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贵阳］

Old Knowledge Underwent New Changes: A Review on Framing Studies in World's Leading Communication Journals

LI Hai-b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Frame theory， one of the hottest words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or two decades， remains hugely popular in recent years.From perspectives of media content， framing effect， news production and theory discuss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analyzes some latest studies in world’s top communication journals.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old” theory is frequently applied to new media and facilita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new communication phenomena.There ar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frame analysis， but the core concept is still obscure.

Key words:Framing theory；International frontier；Literature review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6）03-0089-05

DOI:10.13963/j.cnki.hhuxb.2016.03.023

收稿日期：2015-07-18

作者简介：李海波（1982-），男，江苏人，博士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