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东阳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 730030）



理念的冲突
——越战：美国的角色？

崔东阳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 730030）

摘 要：自法国开启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就开始和越南逐渐的产生了关系。在法国撤出后，美国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其外交理念和价值追求，逐步由介入到武装干涉。最终由于理念与行为的相悖及理念之间的相互冲突，使美国在越南难以取得预期实效。美国国内开始反对这场无望的战争。尼克松以均势理念及美国有限责任论，来塑造世界格局并在此框架内来解决越南问题，以求尽快脱离这场战争。

关键词：越战；美国；遏制；均势

一 抽象之论

人为事物显现于客观的世界之中，乃是基于理念与行为的彼此契合而产生的客观实效。至于它能否成为实践这一理念与行为的主体所预期的，这主要取决于，其一：主体在现实的世界中是否能对理念进行客观的认知，以及主体所实施的行为是否能与其理念调和一致；其二：基于危机及长远的核心需求而产生的理念，必须以理性的行为去忠贞的践行，而非以圣徒般近乎说教似的态度去盲目行动，更不可以另一理念而加以行动，以免造成对先前理念的挑战，并弱化先前理念所需求的行动自由与力量；其三：理念的践行应与理念实施主体的力量相配。黎塞留在其著作《政治证言》中曾言：“依逻辑推理，欲支持之对象及支持其之力量应呈几何比例。”［1］依我来看这一比例最好是黄金分割点，以最少的代价达到最完美的效益，此三项原则乃是行动而非思辨哲学的关键。

如若把上述原则悉括于战争之中，其将对战争产生何种效果？我知道人类天生厌恶战争而向往和平，但是人们更应该清楚一项真言：“一味向往和平而忽视战争的结果必定是战争降临到和平的人们身边。不论是和平还是战争，它们都不是人类生存状态下的本质而是一种生存状态环境。对这一环境的性质描述，盖应基于人类群体之间的自我需求而塑造的现实结果。”根据此项真言，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冷战国际环境下，依“遏制战略”理念介入了法国撤离越南后的权力真空地带。美国来此并非殖民而是为了遏制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球的蔓延以保护西方自由世界在全球的生存空间，因此美国涉入了其有史以来历时最为长久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是否完成了她最初的目的？是否完全遵循了为达到预期客观实效的三项原则？如果她完全遵循了那些原则，在客观下的努力会使其达到其起始的目的，反之则反之。事实将会如何？下面我将揭释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理念与战争行为，以认知美国为何在离其本土万里的中南半岛进行的战争如此迁延日久。

二 越战之初——由反对到介入：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决策

立意之境显得如此完美无瑕，但是现实的环境并不总是按照立意之人的夙愿而演变。战后的国际秩序并非完全按照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理念——和平、大国合作、集体安全去规划，却走向了冷战下的两极对峙格局和局部战争。虽然英国考虑到自身力量与世界客观形势等因素，规划了给予其殖民地独立并建立民族国家的方案，但法国却昧于形势一心想在战后重新恢复自己的遗产而进入印度支那。从此中南半岛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动荡不安：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这些相互冲突的战争理念全都集中在了亚洲的这一边缘地带。

一九四六年法国人带着拿破仑式的荣耀重新回到了越南，并迅速在整个越南的重要地带恢复了其殖民统治，但此时的越南人民已经不再是蒙昧无知的愚民且多数已经受到民族主义意识的启蒙。法国人在越南注定是不可能顺利的进行他的殖民统治。越南境内的民族主义革命团体和社会主义革命团体进行了顽强的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法国人的坚持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法国人却不愿像英国人那样抛弃使昔日自身荣耀的遗产，直到奠边府战役的受困才被迫撤离印度支那。

在法国介入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的态度矛盾复杂且游移不定。起初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政权之前，杜鲁门认为这场战争是殖民主义的灾难，不值得美国过多关注。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九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则认为法国在越南的存在或许是可以把中国的一些军队从朝鲜半岛吸引开。不管这些认知客观与否，总之从此中南半岛问题成为了美国外交决策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直到北越在一九七五年统一了整个越南。

在中南半岛问题的决策上，美国往往以两种理念为依托，其一：美国自身的道德与外交理念传统；其二：冷战下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身为总统的杜鲁门自然也绕不开这两种理念而制定对越政策，更何况第二种理念还是他一手塑造的。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时代，美国对越南的决策往往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防止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南半岛出现，并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如果中南半岛国家成了共产主义那么毗邻的地区也将会被变成共产主义国家。这就是“多米诺骨牌理论”。这一理论首次在一九五二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在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的陷落，都可能造成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相当迅速地陷入共产党人之手或与共产党人结盟，因为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印度，从长远来看还有中东...十之八九会与共产党人结盟。这样分布极为广泛的结盟会危及欧洲的稳定和安全。”［2］一九五四年四月六日，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也同意“多米诺骨牌”论断，他说：“印度支那是众多骨牌中的第一颗，如果他倒下了，各邻国随后也会很快纷纷倒下，那个过程会在哪里结束呢？”他接着表示：“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个过程会在8号黑球被击中后，马上从美国的倒下而告终。”［3］

美国根据越南问题的思考而得出这一理念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呢？如果世界形势果真如美国所论断的，那么我们生存的世界岂非是一个真空中的世界？论述问题、提出理念切忌以主观臆断，而忽视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情势及对所发生事实的观察与提炼。当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中国的周边国家并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而全部成为赤色政权，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他们都不是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国家，中国也没有主动派出军队进行革命输出。美国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事实，而是一如既往的按照多米诺骨牌理念来认知中南半岛问题。既然美国依照这一理念来看待越南和世界，那么美国的目的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即阻止中南半岛这一骨牌倒下。如何阻止，我在前面曾提到人为事物的预期客观实效取决于主体所施加的行为是否能与其理念调和一致。既然美国不愿让中南半岛出现共产主义进而向全球蔓延，那么美国所实施的行为就是必须要在这一地区消灭或阻止共产主义政权而进行的军事干预。但是美国却没有如此行事，也没有帮助在这里作战的法国，美国人认为如果联合法国共同作战则是违反了美国的道德传统——反对殖民统治。但是美国人却没有认识到协同法国作战的实质已经不再是殖民战争，而是基于自己的理念而战的遏制共产主义的战争。当法国军队受困于奠边府时，法国请求美国进行空中军事打击越共军队，但是艾森豪威尔拒绝了法国的请求，他不相信仅凭一次或几次空中打击就可以解决越共问题，并且若这样做还会使美国沾上亲殖民主义的恶名。他曾写下一段话“美国居于反殖民主义大国中最强大的一国之地位，是她在自由世界无可计量的资产。因此美国这个道德地位，远比东京三角洲甚至整个中南半岛，更值得保护。”［1］619

但这并不表明艾森豪威尔及其同事不想干预中南半岛，理念已成怎可不加以行动？只不过是不愿意同法国站在一起共同干预，以免招致因帮助殖民者而引来的道德攻击。根据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惯例，往往是集体安全而非单独行动，因此艾森豪威尔同国务卿杜勒斯想通过联合行动对越南进行干预，英国则成为他们采取联合行动的理想合作者。艾森豪威尔以“多米诺骨牌”理念向丘吉尔进行游说，但是却得到丘吉尔不以为然的答复，他不认为这一理念会在现实的世界中像天鹅绒革命一样发生。况且他在中南半岛看不到英国的利益所在，而只看到了危险，他不想因介入中南半岛作战而在英国本土却要承担起防御苏联人的可能性攻击。一九五四年四月丘吉尔曾对到访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表达了以英国为本位的态度，他说道“如果说英国不愿为留在印度而进行战斗，他看不出英国人有什么理由要用战斗去帮助法国人留在印度支那。”［2］34在联合行动倡议失败下，艾森豪威尔拒绝采取单独军事行动。

美国人的道德洁癖使美国自我设缚，集体安全下的联合行动亦无法实施，最终美国在他们彼此交织的思想中进行比较和取舍，延误了行动的最佳时机。法国人最终在无支援的情况下被迫撤离，结束了在中南半岛的殖民统治。稍后在日内瓦会议上外交官们又抛出了一份协议：将越南一分为二，分为北越和南越。这注定了他们其中的一个政权将最终继承整个越南，在分裂越南不久后，两个政权就发动了为统一整个越南的战争。美国拒绝军事干预而是采取扶植和军事援助南越来抵御北越的攻击。

在一九六零年，艾森豪威尔向南越派遣了685名非战斗顾问，并给予南越吴庭艳政府20亿美元的援助。这一行为仅能使越南保持势力均衡，并不符合骨牌理论的预期实效，在他行将告别总统职位的同时，越南问题递交到了他的继承者身上。至于这位年轻的继任者将会如何处理越南问题？他的理念与行为是否符合美国最初介入越南的初衷呢？他在处理越南问题时是理想多于务实还是务实胜于理想呢？毕竟这位深受美国人民爱戴的总统在就职演说时曾言自己是一位不抱任何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解惑这些疑问，我们将论述肯尼迪及其继任者约翰逊对越政策。

三 完美主义的追求——升级的战争：肯尼迪与约翰逊时代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肯尼迪就任美国新一任总统，同时他也将是第三位与越南问题打交道的总统。在艾森豪威尔离任之时曾对肯尼迪告诫再三越南的重要性，言中南半岛是遏制共产主义向外蔓延的重要地带，因此防御中南半岛陷落有助于保证自由世界的安全与生存空间，肯尼迪亦认同此观点。他认为就地缘政治观点来看保卫中南半岛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尤其是在冷战对峙的背景下。

虽然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具有相同的认知理念，但是他们却运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践行这一理念。身为军人的艾森豪威尔对军事干预有着本能的敏感，因此只通过军事援助南越来对抗北越的进攻。而肯尼迪则是带着美国人的理想与优越使命感来处理越南问题的，不仅对南越进行军事援助，更是通过军事与民主政治理念这两种手段来处理越南问题，以期鱼和熊掌得兼的完美主义。

通过军事干预或许是可选择的行为之一，但是这一行为是否基于最初美国介入中南半岛问题的初衷呢？显然肯尼迪并非完全基于此，他不把军事介入越南仅仅看作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想通过在越南的军事胜利向世界宣示西方自由世界是不可战胜的神话。他曾告诉《纽约时报》的作家莱斯顿说“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让别人信服我们的力量，越南似乎是个理想的地方。”［1］633如果肯尼迪真想做一个理想的务实者，他就应该对莱斯顿这样说：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让别人信服我们的力量，而是我们能够有力量在越南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并能够阻止中南骨牌倒下。由于军事干预所基于的理念已完全超越了中南半岛的地域范畴，一旦军事干预受挫，美国势必会加大干预力度或通过其它方式来向世界展示美国的优越与不可战胜。

在肯尼迪就任总统时，南越境内已受到游击战的沉重打击。肯尼迪为了全面评估南越局势，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他派遣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西贡。在短暂的访问结束后，约翰逊在给肯尼迪的报告中指出：“中南半岛最大的危险不是共产党的挑衅，而是饥馑，无知，贫穷与疫病。”他评价吴庭艳是可敬之人，却与人民颇有隔阂，他说：“美国唯一的选择就是支持吴庭艳，否则只有撤出南越，美国若是迅速，果断动作，南越就有救。”［1］638约翰逊的报告内容并不符合美国起初介入越南的理念，如果说在中南半岛越共的挑衅不是美国最大的危险而是其它，那么美国就没有必要关注或干涉离其万里之遥的边陲之地。如果美国真以报告中的原则而制定干预计划，则美国已经抛弃了先前的遏制理念，转而搞起了开发南越落后面貌的新计划。理念的冲突已经使军事干预的行为失去方向，若依此行事，美国必定会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

事实上在约翰逊出访之前，美国就已开始制定关于对南越进行改造的计划了，约翰逊的报告只不过是与其相吻合或是为了印证其合理性。由于事实对决策已经不重要了，那势必导致决策效力的失误。

此时美国是基于自己的信仰而非实质性的国家利益来干预越南，没想到三百多年前的史实在此时却再次上演。哈布斯堡的斐迪南为了上帝的信仰而在德意志的土地之上开启了宗教战争，却没有意识到法国的存在才是其最大的威胁，而非在其境内信奉新教的诸侯国。同样美国根据自己的民主信仰而在其盟友南越境内进行民主改造甚至不惜抛弃吴庭艳政府，致使南越局势迅速恶化，却没有意识到越共的扩张才是南越局势不稳的重要因素（或许意识到了，只不过让自己的信仰遮掩了这一意识）。越共则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的成员从加入之初就是为了反对侵略，统一整个国家而奋斗，最终要在他们的祖国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崭新国家。他们的行为始终与这一理念相吻合，从不悖理。我们可以从越共的一位领导人黎笋在一九七五年五月讲的一句话中得到佐证：“我们党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是组织，控制和领导整个越南人民斗争的唯一领导者。”［2］60

在肯尼迪短暂的总统生涯中，军事干预和政治干预在越南同时进行，但是军事干预的力度远远小于对南越政治干预的强度。而当时南越境内深受游击战的攻击，因北越通过老挝的丛林地带修建了一条在通往南越进行游击战的秘密小道。美国若要稳定南越局势本应对这条小路进行军事封锁，但是美国的决策者担心若采取军事手段进行打击这一地区，则是违反了《日内瓦协定》中关于中立国不受军事攻击的条款，并且很有可能招致美国国内对侵略的责难。因而肯尼迪在其任职内仅仅对越战做了一次升级，那就是派遣了八千人的顾问人员及一万六千人的作战部队，他们仅在南越境内同游击队进行作战。

在战争升级后，南越的形势并不好转，肯尼迪政府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南越的不民主性而不是去了解游击战的本质及封锁秘密小道——胡志明小路。因此肯尼迪把政治民主化改造提上了日程，在南越搞起了民主选举，深受儒家传统政治影响的吴庭艳深知此刻南越最重要的是河内的进攻对南越的安全与秩序的挑战。因此吴庭艳决不允许南越内部出现通过选票而产生出不同的政治力量，来削弱自身的权威与实力，针对美国的政治模式他极为反感。而肯尼迪则认为政治民主才是稳定南越秩序和抵御北越进攻的最好药方，从而加紧对吴庭艳施压迫使其进行民主化改革。吴庭艳在双方的压力下行动越来越困难，最终矛盾因吴庭艳镇压了佛教僧侣的示威而激怒了美国，开始和吴庭艳政府决裂。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美国新任大使洛奇，奉肯尼迪的命令要求吴庭艳罢免当时掌握西贡安全的吴庭儒（因为他执行了逮捕佛教僧侣的任务），并警告吴庭艳，如果他拒绝，美国必须正视吴庭艳本身能不能保存的问题。吴庭艳拒绝了美国的威胁，美国由此开始考虑抛弃吴庭艳的想法。美国鼓动南越的军事将领发动政变，肯尼迪和他的防长麦克纳马拉向南越将领表示任何时候中央政府瓦解的空档时期，美国将提供直接支援给他们。

南越将领杨文明，陈文敦等人经过两个月的谋划，推翻了吴庭艳政府，并枪杀了吴庭艳和其弟弟吴庭儒。美国的这一决策是非常不明智的，我们可以从北越方面人士的言语中得出这一结论；美国人替我们做了我们多年想完成而无法完成的一件事。美国的理念此时已经混乱不清，究竟美国来此是为了防止骨牌倒下还是为了南越的国家建设。或许肯尼迪是想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以证明越南是美国选择的最理想的地方。在吴庭艳被推翻的三周之后，肯尼迪总统在没有看到他的越南理想实现的时刻而结束了总统生涯，他被刺杀了。

肯尼迪认为只要推翻吴庭艳，南越的局势就会好转，但是他错了，他不了解儒家的政治哲学，代替权威人物的人，为了消灭前任的影响往往是通过激烈的手段来建立自己的权威。吴庭艳之后的南越局势更加混乱，参与政变的军事将领并没有吴庭艳那样的权威和信任，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他们只能通过威权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在政变之后的半年中“在南越四十一个省长中被调换了三十五个，其中有十个省在三个月内就换掉了三至四位省长。”［4］政府机构混乱不堪，军队中的逃兵屡禁不止南越境内安全日益恶化，北越则抓住这一机会向南越发动进攻。

林登·约翰逊是肯尼迪的继任者，在面对南越紧张的局势时，所想到的办法就是进行军事轰炸与战争升级。但是约翰逊的对越政策却使得美国在今后的五年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开始抨击越南战争的错误举措。约翰逊和肯尼迪一样都是完美主义的追求者，肯尼迪想同时赢得制止对中南半岛共产主义的扩张和对南越的政治民主化改造的胜利，而约翰逊则想得到遏制中南半岛的共产主义及其国内“伟大社会”计划的实现。但是他的这两个目标时常在他的决策中产生冲突，他曾经的言语恰如其分的表达了他的目标间的矛盾性。

他曾说：“我关于历史所知的一切都告诉我，如果我退出越南，让胡志明穿过西贡大街，那么我恰恰是做了张伯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做的事...一旦我们表现出有多软弱，莫斯科和北京就将火速前来利用我们的软弱，这样就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4］15还说过“如果我离开挚爱的女人——伟大社会，就是为了到世界那一头去参加那场他妈的战争，那么我在家里什么都要丢掉。”［2］94他相当清楚或相当矛盾，如果他全力集中力量进行战争，势必国会要借机削减他的伟大社会计划，如果他全力进行伟大社会的实施，必定要丢掉越南，总统是不能要求国会同时承担这两项难以负重的任务。但是约翰逊又不愿舍弃其中的一个，因此他通过“东京湾”事件来让国会授予他对北越战争的权力，同时以逐步升级的战争来消弭国会对他伟大社会计划的阻碍以期双收。

但是约翰逊如此设计却是基于主观的臆断，他并没有想到在战争升级的同时是否会收到预期的实效。他不了解针对越南的战争并不是传统的战争，而是传统战争的克星——游击战术，这需要长久的消耗对峙。更致命的是约翰逊竟派了地面作战部队，来与那些熟悉本地地形的土著人进行战斗，结果造成死伤惨重的局面，以致美国国内开始对这场战争普遍感到厌倦甚至发生持续的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使得美国社会动荡不宁。此时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理念认知与实施的行动已混乱不堪，约翰逊只知道一味的升级战争，却不晓得为何如此？也不了解战争的目标是服务于政治的，况且他的理念已与当时的世界客观形势相脱离。越南战争的伤痛与无果，使美国人开始讨论美国介入越战起初目的的合理性，继而抨击美国的遏制政策给美国带来的灾难。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李普曼指出越南战争的结果是“遏制政策摧毁了国家目标及借以达成目标的资源之间合理的均衡关系。”他接着说道，“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遏制政策）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以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1］653-654

由于国内共识已毁，美国势必要对越南战争及遏制政策进行全面评估，约翰逊由于国内的动荡不安而焦虑不已，致使其宣布不再竞选下任总统。面对国内的挑战，美国需要重新凝聚共识，下任总统能够完成这一目标吗？他将如何恢复美国国内秩序与妥善处理越南问题？所有这些挑战都将由尼克松来应对及践行。

四 重新评估以摆脱战争之痛：尼克松面对的挑战

也许命运使尼克松要担负起彻底解决越南问题的使命，以使美国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海外战争。早在美国初涉越南问题之时，尼克松就以美国的副总统到访过越南，现在美国在中南半岛所陷入的困境，使他作为总统必须做出深刻的认知及重新评估美国此前的全球政策。

面对这场无望获胜的战争及由此引来的国内反战示威活动，使尼克松在考虑越南问题时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根据国家利益而做出决策，以求尽早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尼克松在处理越南问题时，他的理念及行为并非仅仅局限于军事打击及整个越南，而是超越这一局限。他想通过重新评估美国此前的全球政策进而加以对其调整，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及世界的和平，在这一规划好的理念框架之内来解决具体问题。 他的这一理念在他访问关岛时所发表的演讲及通过接触对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缓和同苏联关系而表达出来。

他在关岛说道：“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强国...我们将继续承担我们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但是，除非出于我们切身利益的需要，我们将不再承担任何新义务。我们以往的政策是向别的国家提供武器，人员，和物资以帮助它们反抗侵略，保卫自己...但从现在起，我们只准备向那些愿意承担责任，以自己的人力来自卫的国家提供物资和军事经济援助。只有一种例外：如果一个核大国对我们的盟国或友邦发动侵略，我们就要用核武器做出反应。”［5］471

事后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放弃遏制的新政策。依我来看，尼克松的理念并不是要放弃遏制政策，而是要为美国解决越南问题，并防止美国今后再陷入同样的经验指南。他的理念从本质上看反映了均势理念中的遏制而非是集体安全或由美国完全负责的遏制。他在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同样表现出遏制理念。一九六九年在尼克松访问法国时，他同戴高乐谈到承认中国问题时，对戴高乐讲道“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目前要增多。”［5］446戴高乐同意尼克松的观点并说道：“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5］446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顺利访问中国后，中美关系开始迈向正常化，三个月后美苏关系出现缓和，尼克松作为第一位美国总统实现了访苏。

尼克松的外交理念及决策修正了美国延续二十年的全球遏制政策，但是他的政策调整并非是放弃遏制，他是想通过均势来遏制某一国的独霸地位。他的主动外交使世界出现了冷战时代的不冷形势。大国关系的缓和有利于美国解决其具体的首要的越南问题，从本质上讲大国之间的需求往往是大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需求，因此大国关系趋缓往往会造成小国对其信赖大国的猜疑。虽然这不能从根本上讲，美国同中国和苏联的缓和是美国解决越南问题的唯一关键要素，但的确是美国在处理越南问题时的一个有利因素，它给北越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大国依赖效应的弱化。

尼克松在处理越南问题时从没有懈怠，要构建新的美国战略平衡。事实上，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即这种战略平衡未完成之前，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进展举步维艰。美国，北越，南越在关于越南问题解决方案上难以达成共识，美国所倡议的通过外交谈判亦得不到北越的认真对待。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原则与北越的原则根本对立，美国在南越所实施的军事越南化政策，被西贡当局视为对南越的抛弃。

以追求现实利益理念之人，常常不会受复杂困境与感性的影响，因此在他的思想中是少有理念的冲突，尼克松就是这样一位人物。虽然在出任总统之后，面对上述复杂的局面，但是他总能以理性的头脑来分析国家成本投入与收益。他知道在他任职期间必须使美国结束这场令美国付出巨大代价却又毫无希望获胜的战争，因此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做了四项决策：与北越谈判；对南越军队进行训练使其承担起对北越作战的主要任务，进而使美国作战部队逐渐撤离以实现越南化；缓和大国关系向北越施加压力；所有这些决策都以军事为基础。

在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初，就向北越发出谈判邀请以求政治解决之道，他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给胡志明的信中表达了这一愿望“我理解到，要越过四年战争的隔阂来深入地交换意见是困难的，但是，正因为存在这种隔阂，我才需要利用这个机会庄严地重申我的争取公正和平的愿望...在我们共同努力致力于把和平福音带给勇敢越南人民的过程中，我们是乐于合作和开诚布公的...双方都宁愿朝着和平前进，而不是走向冲突和战争。”［5］470胡志明在八月二十五日作了答复“...你在来信中表示愿意争取公正的和平而采取行动。为此美国必须停止侵略战争，从南越撤出军队，尊重南方人民和越南民族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自行解决问题的权利。”［5］474

在胡志明看来，美国若真有谈判的诚意，那就是美国的势力必须完全离开越南，越南的统一完全交由越南人自己解决。而尼克松则认为胡志明的答复是让美国不负责任的放弃为之奋斗多年并付出巨大牺牲以防止南越骨牌倒下的理念，这不是有尊严的结束战争而是让美国缴械投降。正如尼克松后来说到“我们仍然对几乎任何可能的和平协议感兴趣，但我们唯一不能考虑的方案是要求我们实现敌人推翻我们的南越盟友这一目标。”［5］703如果尼克松做出这一承诺就像美国国内和平运动的示威游行者要求的一样，他就无法向那些在南越作战及在南越牺牲的美国公民交代，亦无法取得美国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尊敬与信赖，更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声望和国家利益。

尼克松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发表电视讲话重启对北越进行军事轰炸以向北越施加压力，同时加紧对南越军队训练以实现作战越南化。在国际上，尼克松同中国，苏联进行接触以缓和对立的关系，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北越开始考虑认真对待在巴黎的谈判，尤其是一九七二年的轰炸使北越最终接受巴黎协议的条款。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北越，南越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双方停战，美国撤军。但是当美国完全撤军后，国会就通过立法取消了对南越的援助，由于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困扰而无法他顾。北越趁势重新发动战争击败了南越进而统一了整个越南。虽然尼克松通过协定使美国体面的结束了战争赢得和平，但他也知道这份协定有些缺陷，一旦国会拒绝援助南越，势必会造成北越对南越的进攻。在一九七五年北越统一整个越南时，美国不能说他输掉了这场战争，但也不能说他赢得了这场战争，而只能说他在协定签订后体面地退出了这场战争。

结 语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美国共经历了五位总统来处理这场战争，总统们的不同理念，使美国在越战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牢记华盛顿和亚当斯的理念，尽量不用军事去干涉国外的纷争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肯尼迪和约翰逊则不然，他们带着美国的理想主义和优越感向越南传播美国价值观，就如同威尔逊一样。但他们却不明白他们的理想与美国可动用的资源是不成正比的，从而使美国陷入越战而难以自拔。面对这一困境，尼克松知道想要取胜这场战争已是不可能了，他考虑的是美国如何不输掉这场战争以及美国今后该以何种理念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及避免再次犯同样的越南经验。因此他执行了有别于美国传统的外交理念，利用均势来维护世界力量均衡。如果说杜鲁门及艾森豪威尔的理念使美国扮演修道院中的隐士及教父的话，那么肯尼迪和约翰逊则就是使美国扮演了圣殿骑士团的骑士。这种宗教的世界观不利于维持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的安宁，只有尼克松的现实理念，使美国扮演了世界和平的制衡者与参与者，这种均势理念始终追求一项原则——国家利益与和平，为此追求这一理念的人的行为亦始终遵循着一项原则：“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参考文献：

［1］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2］尼克松.不再有越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32-33.

［3］弗雷德里克·罗格沃尔.越南战争与冷战转型：关于多米诺理论的若干思考［J］.冷战国际史研究，2011（1）：5.

［4］时殷弘.从34A行动到东京湾决议——论越南战争扩大的由来［J］.美国研究，1991（2）.

［5］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自正发］

CollisionofConcept——VietnamWar:theRoleofUSA

CUI Dong-y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Since France launched an invasion to Vietnam，The US was beginning to have something gradually with Vietnam.When France left， US intervened increasingly，till armed involvement According to both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 and its diplomatic notion and its values of pursuing.Finally， because of the confrontations of its concepts and actions，America could not achieve predictable effectiveness.So the domestic come to protest the unmeaning war .Nixon attempts to reshape the world through the concept of balance power and limited responsibility，then in this framework to try to solve the issue of Vietnam in order to end the war quickly.

Key words:Vietnam war ；US；Containment ；Balance of power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6）03-0025-06

DOI:10.13963/j.cnki.hhuxb.2016.03.007

收稿日期：2015-10-17

作者简介：崔东阳（1988-），男，河南南乐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