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安

(淮阴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淮安223300)



【周恩来研究】

周恩来与大后方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张红安

(淮阴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淮安223300)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的周恩来，通过深入学校演讲、在《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等方式，动员大后方青年学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指明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性质、任务等。在周恩来推动下，大后方30万青年学生通过参军参战、开展敌后游击战、组织民众等实际行动，成为大后方抗战的有力支柱。

关键词：周恩来；大后方；青年学生；救亡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进驻武汉，武汉失守后，再次随迁重庆，并领导中共南方局。在大后方，周恩来不仅致力于国共和谈与合作，而且为了“一直达到全中华民族的动员”[1]419，领导了大后方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周恩来既重视工人、农民、军队的力量，也重视青年学生的力量，努力推动大后方30万青年学生担负起抗日救亡的责任。在周恩来领导下，大后方青年学生成为抗战中的有力支柱。

一、要动员起大后方青年学生的抗日力量

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周恩来认为要充分调动包括大后方青年学生在内的全部抗日力量。为什么要充分动员大后方青年学生的抗日力量？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的多篇演讲中有着透彻的分析，其中1937年12月31日在武汉大学所作的《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演讲最具代表性。

(一)“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

青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学生本应行走校园，端坐课堂，以求知求学为天职。但周恩来指出，当“敌人要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的时候，一切的秩序、常规就被打破了。“这时代不能与过去‘五四’、‘五卅’、1925年大革命时代相比”，因为“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这一次却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战。现在是整个被压迫、被屠杀、被奸淫、被侵略的中华民族的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所以现在的形势全变了。”周恩来在此分析强调了日本侵华的战争本质以及中华民族面临的亡国之忧。事实上，日本侵华也打乱了一切生活秩序包括学生的学习生活秩序，“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周恩来指出，到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时，“文化中心的京、沪、平、津、粤、汉，已去其四；后方的学校，也多半停了课；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2]88。而当武汉、广州再失守后，中国六大文化中心则全部陷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据研究统计，“从1937年开始，中国相继有69所高校内迁。其中，迁入四川的高等院校共计48所，占战前中国108所高等学校的44%”，就是周恩来演讲的武汉大学也在1938年3月踏上了西征之路，从珞珈山畔迁到四川乐山脚下。[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殇面前，在国家剧烈动荡的环境下，莘莘学子的个人命运必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连相系，只有奋起抗争才能找到新的出路。

(二)“抗战局势正遇着一个新的危机”。

全面抗战爆发后，虽然国共合作，但统一战线内部成分极其复杂，再加上抗战极其艰巨，中国的抗战之路曲折多舛。在上海、太原失陷后，国民政府胜利信心锐减，求和空气渐浓。1937年11月28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汉口拜访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试图调停中日战争。此后，接受调停并对日妥协的声音在国民政府内部抬头。怯战议和之音，对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意志造成极大摧残，并使抗战有中途夭折的危险。周恩来洞察一切，明确指出：“在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后，目前抗战局势正遇着一个新的危机。这个危机的特点，是政府军队抗战颇难为继而全民抗战犹未兴起的青黄不接，国内外调停的空气相当抬头。”[2]81坚持抗战，民族才能赢得尊严，国家才能争取生机。对于发生的“新的危机”，周恩来认为必须“坚持民众的动员，发展我们的力量”[4]523。这也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体现。坚持民众的动员可以用民众的抗日热情与力量阻挡国民政府的中途妥协。而青年学生可以成为引领民众的纽带和桥梁，动员青年学生投身抗战，就可以带动更多的民众投身抗战，将给中国的持久抗战带来力量与生机。

(三)“我们纪念‘五四’，应该继承它的积极优良传统”。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涌现出一大批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青年，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此后，中国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先辈指引下，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头，都勇立时代潮头。大革命时期，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为基干编成的教导第1团、第2团，不畏牺牲，参加东征，在棉湖战役中与陈炯明主力对峙，为东征胜利立下了卓著战功；“华北事变”发生后，青年学生不顾严寒与危险，在北风呼啸中走上街头，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喊，正是伟大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国青年运动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从日本“返国图他兴”的周恩来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1939年4月底周恩来到桂林期间，为纪念五四运动，专门会见《救亡日报》记者姚潜修，周恩来指出：“我们纪念‘五四’，应该继承它的积极优良传统，为民族解放运动，科学和民主运动，发扬它的光荣历史，以有利抗战建国。”[5]4481944年12月9日，周恩来出席延安青年学生及各界代表“一二·九”纪念大会，在大会上再次要求大后方青年在抗战最后关头和中华民族新的生机面前，继承“一二·九”精神，并向大后方的30万大中以上学生发出参加敌后抗战等具体号召。[5]605

五四以来的青年学生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青年学生对五四精神的最好继承，对“一二·九”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不做亡国奴，勇敢地走向抗日战场。

二、寻找到动员青年学生的适宜方式和内容

在“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青年学生肩负的使命伟大艰巨且义不容辞。周恩来寻找一切机会和途径深入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寻找适宜的方式和内容，开展对大后方青年学生的动员发动。

(一)周恩来进行动员的适宜方式。

周恩来到大中学校、青年团体中去演讲，足迹几乎遍及武汉、长沙、重庆等大后方城市，在演讲中用科学的分析、饱含激情的语言和人格的魅力影响了大批青年学生。

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抵达武汉当月，就应武汉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外围组织“抗战问题研究会”的邀请，给师生作了题为“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重要演讲。1938年11月6日，在撤离武汉停经长沙的短暂间隙，周恩来到长沙青年会礼堂向湖南各抗日救亡团体作《抗日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的演讲，演讲中重点宣传持久抗战思想，并号召青年学生到敌后去，到基层去。[1]434

抵达重庆后，周恩来对青年学生的演讲更为频密。1938年12月下旬，周恩来到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给全校师生作题为“第二期的抗战形势”的演讲。1939年1月7日，周恩来到重庆联立高级中学向师生报告抗战形势和坚持持久抗战问题，并为学生题词：“伟大的抗战时代，不要使他空空过去。青年们，要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1]440相隔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出席沙坪坝南开中学校友报告会，就抗战的形势、前途和青年们在抗战中的责任等问题作长篇报告，要求“青年们一定要关心民族的存亡，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要把天下兴亡担在肩上，要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1]4391月10日晚，在南开中学新年聚会上，周恩来再次向南开校友发表《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演讲，希望校友们为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6]2021940年9月22日，周恩来到陶行知育才学校给全体师生讲抗战形势；9月29日，周恩来应黄炎培邀请，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表《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到会听众3 000多人。[4]586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社论、题词等，运用最多的舆论阵地是《新华日报》。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党报党刊和一些进步报刊办到了国统区，“仅武汉一地，据1938年4月、5月间统计，有40种之多，其中有38种在我党影响之下”[7]174-175。在各类报刊中，《新华日报》影响最大。

从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到再在重庆出版，周恩来自始至终领导了《新华日报》的工作，他用在《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代论、专论、题词等方式动员青年学生。1938年3月25日，周恩来为武汉《新华日报》发表题词，号召青年“学习，学习，再学习！”[7]1781938年五四运动纪念日到来时，周恩来再次为武汉《新华日报》题词：“我愿全中国学生保持并发扬这一历史传统，贯彻抗战到底，勉为文化先锋。”[1]4211938年10月25日，日军进逼武汉之际，周恩来还口授了武汉版《新华日报》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人民手中。”[6]181此外，《群众》周刊、《战时青年》《救亡日报》等宣传中共抗日主张的刊物，在大后方民众中也颇具影响力，周恩来在武汉大学的演讲就刊载于《战时青年》第1期上。报刊是抗日宣传的有效阵地，周恩来以这样的舆论动员方式鼓励民众和青年不因暂时的挫折而丧失坚持抗战的信心，并且宣传党的抗战纲领和政策，大后方很多青年学生就是通过阅读进步报刊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周恩来发挥学生进步团体和秘密党支部的组织力量，唤起了更多青年学生的抗战热情，团结了更多的进步青年学生的抗战力量。

武汉成为战时首都后，大量青年学生团体聚集武汉，而青年救国团、蚁社、新安旅行团等都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抗日救亡的青年学生团体。“新安旅行团”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来自周恩来故乡淮安，周恩来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个跑了半个中国，走了两万里路，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的儿童团体感到自豪，他亲自接见了“新旅”部分团员，希望“新旅”投身保卫大武汉的运动之中。在周恩来指示下，“新旅”不顾高温炎热，参加了武汉三镇抗敌歌咏大会与救亡文艺晚会，演出秧歌舞，到街头演讲，还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的抗日献金活动和保卫大武汉的火把游行。[8]“新旅”的抗日宣传发动工作唤醒了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大后方同胞。

在重庆，周恩来还通过各学校中的中共秘密党组织和合法组织动员青年学生。1942年1月，周恩来在总结南方局两年来的工作时，指出西南党组织有七大重要任务，其中第二项任务就是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第六项任务则是进入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2]110-111基层党组织和合法进步团体对指引青年学生走向光明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周恩来开展动员的适宜内容。

周恩来向青年学生集中宣传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

指明全面抗战爆发后青年运动的性质。在武汉大学的演讲中周恩来指出：“我们中国的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2]89周恩来眼光如此长远，即使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仍认为“救国”与“建国”并行不悖，青年学生不仅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并且还要为独立自由幸福新中国的来临做好准备。1938年3月25日，周恩来在为《新华日报》的题词中进一步揭示了学习与抗战、学习与建国的关系：“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7]178周恩来对全面抗战爆发后青年学生运动性质的认识，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抗战到底、赢得胜利的信念信心，体现了他对国家民族未来前景的长远勾画，对青年学生的期盼。

明确抗战全面爆发后青年学生运动的任务。周恩来认为面对民族危机，大后方青年学生需要完成四大任务：第一，“到军队里去——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第二，“到战地服务去——战地的民众缺乏组织，到处在流浪着，彷徨着”。第三，“到乡村中去——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地方，但后方还有广大的城乡”。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我们再不能让华东、华南像东北四省一样，给敌人安安稳稳地拿去了”。[2]89-90不难看出，四大任务传递着一个动员令，即立即行动起来，这也是对青年学生的行动指南。

分析抗战形势并表明中共抗战到底的立场。周恩来在演讲及题词中经常向青年学生分析中华民族面临的危险境地，剖析中国抗战不同阶段的严峻形势，科学预测中国的抗战前途，还把中共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的政策、立场告诉学生。周恩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号召青年学生将个人前途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

周恩来的动员为大后方青年学生破解了迷局，使他们认清了抗战的前途和道路，树立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大后方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大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也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了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大后方青年学生成为抗战的支柱

周恩来在武汉大学的演讲中鼓励青年学生成为抗战的支柱。[2]91大后方青年学生恰如周恩来所希冀的那样，解除疑虑，克服困难，勇敢沉毅，艰苦执着，用实际行动投身抗战事业，对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到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青年学生参军参战，直接走上抗日前线。

参加军队走上前线，是保家卫国、抵御日寇侵略的最直接方法。新四军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之一，周恩来领导下的长江局和南方局，不仅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也领导新四军，周恩来将一批批大后方的青年学生输送到新四军的战斗部队中。

周恩来指示将抗日青年训练班大批学员补充进新四军。1937年11月，长江局领导下的湖北省工委在老根据地七里坪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和抗日青年训练班，共有学员600多人。学员毕业后，在周恩来指示下，一部分学员随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6]169周恩来还亲自向新四军领导人推荐有志青年学生。1938年5月，周恩来“同到武汉的项英研究新四军工作，并陆续介绍青年学生赴新四军工作”[1]422。周恩来有时安排青年学生参加新四军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措施。参加过保卫武汉抗战宣传工作的“新旅”，已经成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皖南事变发生后，为防止国民党加害“新旅”，周恩来通过李克农指示停留桂林的“新旅”迅速分批撤离，转移至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中。[1]427-428

大后方青年学生参加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最前线，壮大了新四军队伍，鼓舞了抗战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抗战斗志，为新四军在南方艰苦环境下坚持抗战抛洒了热血和青春。

(二)青年学生回到家乡，投身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

太原、上海失陷后，开辟敌后抗战上升到党的决策的重要层面。周恩来领导下的长江局和南方局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大力动员大后方青年学生投入发展壮大游击队、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巨工作。

1938年初，周恩来同到武汉请示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上海工委书记刘长胜谈话，指示他们要动员城市的工人、学生、革命分子下乡，开辟敌后抗战局面。[1]406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发展游击队、建立根据地工作更加迫在眉睫，周恩来指示河南省委、湖北省委、安徽省委动员、组织在武汉的学生回到自己家乡，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6]170

武汉失守后，四川成为抗战最后的根据地，在周恩来建议下，一批川籍学生从延安抗大、党校、陕北公学中被挑选出来回到四川工作。[9]105“河南省委根据指示对游击战争作具体部署，并动员一万多城市工人、学生、革命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1]421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广州沦陷后，一批青年学生与华侨及当地群众一起，参加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9]143大后方青年学生在周恩来号召下，勇敢投身家乡的游击战争，投身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他们坚壁清野、破坏敌人交通线，反抗了暴敌。他们开展锄奸活动，组织民众的抗日救国组织，保卫了家乡。他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沉痛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使日寇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奴役中国人民。

(三)青年学生向往延安，投奔心中的革命圣地。

随着斯诺等中西方记者书籍、文章的介绍，延安也为大后方青年学生所熟知，延安军民同心、官兵平等的民主形象与勇于担当、决不妥协的昂扬斗志，同一党独裁、结党营私、首鼠两端的国统区形成了强烈对比，延安成了大后方青年学生心中的革命圣地。周恩来及长江局、南方局则对投奔延安的大后方青年学生给予全力帮助。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大后方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的中转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秘书的一项工作是接待各地来人，对要求去延安的青年学生，“我们就同他们个别谈话，进行政审、了解他们的经历和对抗日的认识等。经过谈话认为符合条件，办事处即开介绍信，介绍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或女大学习”[10]331。

周恩来亲自介绍大后方青年学生赴延安，还千方百计为他们安排安全的线路。1938年3月19日，曹渊烈士之子曹云屏给周恩来写信，表达难以升学之忧，周恩来立即复信并嘱其到汉口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习。类似的情况还有熊雄烈士之弟熊任远、孙炳文烈士之女孙维世等，他们都在周恩来介绍下陆续奔赴延安。[1]4161938年6月6日，周恩来“致信世界红十字会河南临汝分会医院院长王冠珊，对其子欲投考陕北公学‘志切深造’表示赞赏。考虑到由汉口至陕北的铁路有被日军截断的危险，嘱其设法从豫西绕道西安，直赴栒邑陕北公学分校”[1]422。

在重庆，周恩来还选送育才学校的优秀学生到延安深造。陶行知先生是著名教育家和抗日爱国民主人士，也是“新安旅行团”母校新安小学的创办人，赢得了共产党人的高度尊敬。1939年，陶先生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给予积极支持，还选送了一些优才生到延安深造。[6]306南方局的其他成员也积极选送优秀青年学生去延安。康岱沙是四川工商巨子康心之的女儿，她最终成功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是邓颖超帮助达成的心愿。[11]209

大后方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给烽火中的西北小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他们在延安的学习、工作，为党储备了干部人才，也为自身投入更艰巨的抗战事业积累了经验。

(四)青年学生坚持民主，组成反蒋抗日的“第二条战线”。

中国抗战之路艰苦卓绝，既因强敌，也因内耗，尤其在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内顽固势力制造摩擦愈演愈烈，大后方进步人士也受到了严重摧残。“在这些岁月里，周恩来的另一项成绩就是在国统区的知识阶层中建立了由同情者组成的‘第二条战线’”[11]208。而“第二条战线”组成人员中就包括青年学生。

青年学生参加了营救马寅初行动。马寅初1938年起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经常在公开演讲中痛斥国民党官僚集团，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于1940年12月下令逮捕了马寅初，并将其关押进贵州息烽集中营。马寅初被捕后，周恩来组织重庆各界人士开展了营救行动。1941年3月30日，重庆大学青年学生冲破重重阻碍，举行的“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6]308成为营救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庆各界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下，当局被迫于1942年8月释放了马寅初。

青年学生发起了加入民盟行动。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国共两党以外的一支重要抗日民主力量。1944年9月，国民党在军事战场上的大溃败，使得民众对之丧失了信心，在此情况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由昔日的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制。民盟不以“政团”为参加单位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大批参加民盟”，“无党派关系的人超过原来三党三派的人”[6]269，民盟内部组成发生了较大改变，这为民盟此后在政治上与共产党通力合作，走上抗战到底、和平建国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恩来领导的大后方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是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后方青年学生通过参军参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动员组织民众等实际行动，成为党领导下的重要抗战支柱。周恩来领导的这一运动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一要相信青年。青年学生中的主体，任何情况下都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寄托，他们能够背负历史的重任，听从时代的召唤；二要了解青年。青年学生个性鲜明，一旦找到适宜方式和内容，就能动员起他们的力量；三要深谋远虑。对青年学生的动员必须放眼长远、立足未来，哪怕在民族危亡时刻，也要鼓励他们将“救国”与“建国”统一起来，以为民族复兴培育力量；四要锻炼青年。青年学生充满干劲但缺乏经验，最好的锻炼场是前线、是基层、是乡村，是在平凡岗位上磨砺，这样才能为展翅高飞插上有力的翅膀。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2]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抗战烽火中48所高校内迁入川，谱写艰苦却辉煌的办学历程[EB/OL].(2014-09-04)[2015-07-20].http://sichuan.scol.com.cn/sczh/content/2014-09/04/content_88 09915_2.htm.

[4]金冲及.周恩来传：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6]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1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7]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8]马儒.周恩来怎样巧妙为儿童抗日团体筹钱？[EB/OL].(2015-06-15).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8069837.html.

[9]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奉献[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0]怀念周恩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张超

就《周恩来研究概论》“笔谈”给编者的信

编辑同志：

贵刊2015年第3期关于《周恩来研究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的“笔谈”很有意义，特别是石仲泉这样的大家关于《概论》是“力作”和三个“贵在”的推介，知名专家司云胜、韩同友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使《概论》的成就、意义、和特点得以进一步全面而充分的展示。我的文章和上述三篇评论，其共同的主旨都在于充分肯定《概论》是一部填补空白的成功力作。只是我的文章，可能表达得不够清楚，再者也可能是编者的误解，导致“笔谈”摘要中出现“三大核心问题论述……不充分”这个对《概论》很不确切的评价，为了对《概论》及其作者，归根到底是对读者、也包括我这个评论者负责，我觉得有必要作如下申述。

《概论》在“三大核心问题”(周恩来历史定位、周恩来精神、毛周关系)上是力求充分和能有新意的。我的意见是《概论》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优势和不足并存。作为高校的作者，顾忌比较少，对党史、包括《周恩来传》中难有“所以然”“语焉不详”的问题，包括上述“三大核心问题”，能大胆面对，摆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推求比较，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概论》的优势。但因“三大核心问题”的论述，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概论》作者又力求充分和有新意(这是对的，应该的)就难免给人以勉为其难的感觉。石仲泉先生说得比我更明确：对于《周恩来传》那些述而不论的问题，《概论》也往往“因资料的不充分，有时则凭判断下结论。当然这些结论，有的值得称道，不失精彩；有的难免给人以勉为其难的感觉。在论述周恩来现象时，作者自己也谈到了这方面的不足”。我的观点有幸与石先生的观点大体一致，认为《概论》在三大核心问题上，因条件不成熟，论述时想充分，想有新意，有的不乏有精彩的一面，但有的也存在不足，给人以勉为其难的另一面。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编者在“笔谈”摘要中的“三大核心问题论述……不充分”，不仅没有表达我们的原意，反而将我的“优势与不足共存”的意见，舍去我所说的“优势”，将我们指出的“资料的不充分”“条件的不充分”，说成是三大核心问题“论述不充分”。问题的症结在于，遍查四篇文章中，只说三大核心问题论述“条件不充分”“资料不充分”，我的文章中清楚地指出《概论》在揭示周恩来研究成果时“关系的揭示不充分”，而不是三大核心问题论述不充分。编者可能为了句子的简约，将二者揉在一起，把一个条件不具备的“勉为其难”和一个“资料不充分”，揉在一起，变成两个“不充分”，就很不切合实际了。

总之，我的意见，《概论》是一部适应客观需要的好书，它有许多优势和成功之处，正如上述几篇评论所指出的。当然也有不足，我们也指出了，但指出其不足时，不能因我的文章说得不清楚，或因编者的误解而导致不实事求是，给读者和周恩来研究以误导。我诚恳地希望和编者一同向《概论》作者和读者致歉。

潘敬国

2015年12月8日

作者简介：张红安(1964-)，教授，主要从事周恩来思想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2-0180-06

收稿日期：2015-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