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

在新近一期的《探索与争鸣》上，秦晖发文就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入反思。

秦晖说，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在历经磨难中对以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近（现）代化模式呈现了从认识到认同的趋势。这一认同无疑处于粗浅的初级阶段。新文化运动则是上述趋势的一大高潮，它对传统有更为激进的批判，对西学的认识也明显深化。在这一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确实是一场大“启蒙”。但它后来的走向，却越来越与“启蒙”的初衷相悖。

为何出现这种相悖的情形呢？对此，主要流行两种解释：一者认为当归咎于“激进”和“革命”，这是“启蒙”过了头导致的；另一说则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这两种解释都难以自圆其说。

秦晖认为，要理解这段历史，必须考虑一战后的远东格局，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整体上看，由于“凡尔赛”的不公在“华盛顿”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所得不仅是“大体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国当时的实际实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激进一翼对此却完全没有反应，全盘否定北洋政府。

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这无法用“救亡”来解释。显然，国人“无视”华盛顿会议并不是因为列强没有让步，而是因为使其让步的，是国人不喜欢的北洋政府。国人后来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并非苏俄对华外交越来越友善和平等，而是因为国人对苏俄的社会改造和新社会模式越来越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