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莉莉

2015年9月17日，僧人在青海果洛年宝玉则诵经时抛洒风马。“年宝玉则”在藏语里意为圣洁的松耳石峰，相传这里是果洛诸部落的发祥地，到处流传着藏族英雄史诗中格萨尔王的故事

在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中——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三大史诗”都被寄予厚望。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就再次提到藏蒙的《格萨（斯）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来说，这无疑是一大喜悦。“这次专门讲到三大史诗，以及如何继承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执政党的首脑是如何看待这些文化的，可以通过提法上的变化看出来。”朝戈金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其后一年多以来，各种力量陆续进入，中国史诗进入改编、转化加速阶段。如普通话版评书的《格萨尔》、流行乐队安达组合改编的《江格尔》、舞台剧《玛纳斯》的诞生等。

然而，与当时同被习近平提及的外国史诗相比，经历千年延续和1949年来持续研究的中国史诗，似乎仍然刚刚走出起点。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和《荷马史诗》，前者有成熟的系列游戏、动漫作品以及各种衍生品，后者改编的电影《特洛伊》和《奥德赛》，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

“中国史诗即使在国内的传播也远没有进入大众视野。其国际领域的传播还在文字出版阶段，更多还在研究层面，进入通俗阅读层面需要时间。”朝戈金说，这些都需要各种形式的创新和寻找利益平衡点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