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亚明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广东潮州　521041）

刘坤一与清季铁路建设

严亚明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广东潮州521041）

刘坤一对铁路建设的认识经历了拒斥、接纳、推动的心路历程，从坚决反对修造铁路，到立足国防军事立场而接纳铁路，再进而积极主动地推进中国铁路建设，其立场由保守逐步走向开放。在讨论铁路建设事务时，他更多地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着眼，相对忽略了铁路广泛而深远的社会经济效应，对利用外债、招集洋股、引进技术等间或表露出某种疑虑。刘坤一对铁路建设的心路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官员们早期现代化意识的萌发和生长，受制于内忧外患的社会历史环境；统治危机和严重外患，既是观念变革的推力，也是一种阻力。

刘坤一；铁路建设；早期现代化意识

清季铁路建设是近代中国经济早期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通早期现代化的主体内容。刘坤一作为手握实权的地方督抚，先后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虽然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认识起步稍晚，在早期现代化中业绩较为平淡，但仍不失为清季地方督抚中有远见卓识的一员。由于个人政治经历的制约，以及个人见识与性格的影响，他对铁路的感知经历了由狭隘到宽阔、由淡漠到热心的发展过程，最终认同了铁路建设的多重作用。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铁路建设事业上，尽管刘坤一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他对铁路的认识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官场人士的心路历程。考察刘坤一的铁路建设主张及活动，分析他的具体作用，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探究清季铁路建设曲折坎坷的深层原因。

一、抚赣时期对铁路的否定看法

1865年7月，刘坤一被授予江西巡抚，至1875年1月，署两江总督，他在江西巡抚任上长达十年，致力于在江西重建被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摧毁的封建秩序，为政上因循封建传统，思想上较为保守，对西方文明缺乏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对开矿、修建铁路、兴办轮船运输等发展近代采矿业、交通运输业的举措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1874年，李鸿章奏准在江西乐平开采煤矿，刘坤一对拟办章程明确表示反对：“内如六、七两条‘置办铁路以便转运'，此事西人蓄谋已久，中外持之已数年，今何可自我作俑？”他认为西方列强一直图谋在中国修建铁路，中国如果自己开矿、修铁路，将会激发列强的侵略意图。他说：“又第八条‘遇浅湖小河用小轮船拖带'，为未行新约中之款。现在江省正与西人力争，岂得自相矛盾？虽彼此事体不同，难保西人不援以为请。”其反对的理由也是自办轮船运输会勾起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在被明确告之“此项铁路与西人所办火车铁路不同”后，他仍坚持认为“事属创始，碍难开端”。［1］286他企图通过禁绝采矿、轮船、铁路等新式产业，从而捍卫朝廷利益，把侵略者拒之门外，其出发点虽然蕴涵国家主权的考量，但显然是因噎废食，无意深入了解西方近代新式产业和科学技术的内涵与社会作用。

1875年，刘坤一在复杨石泉（光绪元年正月初十日）的信函中说：“时议造船铸炮，未始不是良图，然中国之所以自强，恐不全在乎此。至于电线、铁路，变华为夷，鄙见迂疏，期期以为不可。”［2］书牍卷五，第三十二页他虽然赞同在军事上师法西方列强，采用新式武器，加强军队建设，却以陈腐的华夷之辨为依据，坚决反对架设电线、兴造铁路，其思想的保守性由此可见一斑。

次年，刘坤一任两广总督。他在复吴桐云（光绪二年闰五月十五日）的信函中说：“吴凇铁路竟任筑成，中外力持十数年，一旦为其败，将来各口及各国援以为例，议者当归咎于始事之人，以耳目切近之区，何以先无察觉？”［3］287他深恐列强会以吴淞铁路为例，向清政府提出各种索求。

由于偏重于从防范西方列强在华扩大侵略方面着眼，这一时期，刘坤一对铁路的认识是很片面肤浅的，其反对修建铁路的理由极为牵强。禁止修造铁路实际上并不能抵御列强的侵略，只能是作茧自缚，延缓了中国交通早期现代化的起步。

二、两江总督任上筹商铁路

1880年12月，刘铭传奏请修造铁路：“铁路之利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4］138他提议南路修两条，一由清江经山东至北京，一由汉口经河南到北京；北路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这一建议很快招致顽固派人士的极力反对，由此引发一场关于修建铁路的大论争。刘坤一在这场论争中站在洋务派的立场上，表明了对建造铁路的肯定态度。

1881年2月，刘坤一上《议复筹造铁路利弊片》（光绪七年正月初八日）：“臣以为铁路火车之有裨益，别项虽未深知，至于征调、转输，可期神速，实为智愚所共晓。中国幅员辽阔，自东徂西，几万余里，均与俄界毗连；加已英在缅甸，法在越南，时虞窥伺，沿海数省，则为各国兵船往来，倘有风鹤之惊，殊虞鞭长不及。如得办成铁路，庶可随时应援。”［5］96他从军事角度立论，指出铁路对于调运兵力、加强国防的重要性，看到了铁路建设有利于抵御列强的军事进逼，与其抚赣时期的看法相比已有很大进步，摒弃了铁路会招致列强侵略的旧观点。

然而，此时刘坤一对铁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则存在极大的误解。他说：“此项铁路火车，有妨民间生计。盖物产之精华，民生之日用，无铁路未必见少，有铁路未必加多。只此货物之流通，如使尽为火车所揽，则穷民向恃车马人力运负以营生者，约数万人，讵不失业？纵谓火车日盛，贸易日多，此项贫民，亦必别有营生之计，而急切何能见效？且非驾轻就熟，未免有拂民情。从前捻逆滋炽，论者归咎于河运、盐务之改章，亦前车之鉴也。”［5］97他认为，铁路火车会妨害民间生计，以静止的眼光看待铁路与生产、流通的关系，推论铁路会取代人力运输，从而造成大量的失业游民，进而引证捻军起义的前车之鉴，强调大量游民会严重地威胁到清政权的稳定。此外，他还提出铁路火车会影响朝廷的厘税征收。

在刘坤一奏复之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已上奏反对，他认为铁路有三大弊病。其一，铁路便利洋人到处往来，隐患严重，“若造成铁路，商贾行旅辐凑骈阗，必较之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工于贸利，其从旁觊觎，意想可知。虽该初无设立码头条约，而未必能禁其往来，设或借端生事，百计要求，则将何以应之。利尚未兴，患已隐伏”。其二，修路毁坏田亩、房屋、坟墓，“火轮车电掣风驰，易于冲突，必至贻害民间”，“伤人毁物，易起事端”。其三，铁路会摧毁木船运输，“若铁路既开，则由上海、汉口入京者，大半归于陆行，天津码头即将从此而衰。盖南北转运之物，来往之人，只有此数，水便则由水，陆便则由陆，此嬴彼缩，势所必然”。“铁路之利未兴，而招商局数百万款项弃于一旦”，“虚糜帑项，赔累无穷”。［6］140

刘坤一对张家骧的观点做了若干修正：“张家骧恐铁路成后，洋人于清江求开口岸，原是意中之事，然可据约力争。至于谓南北行旅及沿途田庐、坟墓、桥梁诸多不便，均属有见，亦可相度地势，斟酌设施。轮车与轮船水陆异途，似与招商局无甚相涉，即使此赢彼绌，亦是楚得楚弓，无足深较。”［5］96-97

他考虑到铁路建设将会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向朝廷建议，“第系创举，又属巨工，虽议论最忌纷纭，而规划必须谨慎”，“务将一切利弊，逐细讲求，先行踏勘道路，酌拟章程”［5］97。可见，他虽然倾向于修造铁路，但态度审慎，强调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从长计议，全面规划。

由于当时反对修造铁路的势力占了上风，刘铭传的建议没有被朝廷采纳，“李鸿章以经费不赀，若借洋款，有不可不慎者三端；刘坤一则以有妨民间生计，且于税厘有碍。所奏均为慎重起见，铁路火车为外洋所盛行，若以创办，无论利少害多，且需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债，流弊尤多。……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7］102-103，铁路建设事业因此被耽搁多年。

事后，刘坤一在复李黻堂（光绪七年四月十二日）的信函中说：“铁路一事，圣明本不愿行，且以台谏交诤，遂作罢论。谕旨中摘录拙疏数语，实缘先经交议而然，非区区一言果有回天之力也。鄙意以铁路有裨征调转输，无待智者而辨，泰西各大国亦极意望中国锐意举行。第中国自有法度，非概可以外洋例之，且两利相权则取其重，两害相权则取其轻。除张子腾所陈三弊外，更恐有碍小民生计，亦有妨于内地税厘。”［8］书牍卷八，第三十一页从私人信函中可以窥见，在分析铁路弊害时，刘坤一在某些方面是赞同顽固派的观点的，但他又与顽固派有很大不同，总体上肯定铁路的军事作用，而对铁路广泛的经济效应显然缺乏全面的了解。

三、甲午战败后倡修铁路

甲午战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整个统治阶层中弥漫着深重的危机感、紧迫感，上奏朝廷的士子、官员们，提出了各种变革方案，其中包括修造铁路以谋求自强的主张。

刘坤一也受到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彼族索偿索地，肆意要求，无不遂其所欲，中国自有夷患以来，未有如此次之甚者也”［9］奏疏卷二十三，第五十八页。他内心充满辜负朝廷、愧对百姓的自责，自请交部严加议处。残酷的战争现实催化了他的思想变革，他深刻认识到，“若复蹈常袭故，不思改弦易辙”，“终无实际”。［10］奏疏卷二十四，第十四页强烈的民族情感驱散了谨言慎行的为官心态，他更加注重各项政策的实际效用，并积极主动地向朝廷建言。

1895年8月，他呈上了《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折中剀切陈词：“时至今日，谈国是者莫不以富强为要图。顾非富无以致强，非强无以保富。而究之富强之本，求其收效速、取利宏，一举而数善备，则莫急于铁路。铁路之裨于军务、商务，今已尽人知之矣。”［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二页他对社会经济发展与军事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把铁路建设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突破了此前单纯从军事角度看待铁路功能的狭隘眼界，一改过去夸大铁路对民生不利影响的旧观念。

自1881年筹商铁路后，刘坤一开缺罢官，十年家居守拙，1891年又接任两江总督，其辖区正是洋务运动较有成效的区域，这必然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直接的影响，对各种洋务举措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

他认为决不能让西方列强主宰中国的铁路建设，“铁路本为用兵，一归西人，动以西法绳我，遇征调必多窒碍。”［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二页应采取商办的方式修造铁路，“铁路必归商办，方为妥善”。从政府财政、经营效率等方面考虑，他看到“值此库帑支绌之时，无从筹此巨款，即令分年筹划，事难逆料，中辍堪虞。纵使有成，旷日持久，计利亦不合算。若复狃于官督商办之说，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招股之事叠出，从未取信于人，即招商、织布等局，成效可观，究之经理归官，利又无几，于商情终形隔膜。今铁路若归官办，或由官督，必从招股入手。先声即坏，将何术以广招徕？”［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二、二十三页，明确指出政府财政困难，官办铁路资金无从筹措，而官督商办企业孳生了严重弊病，商民承担了出资义务，而不能充分享有管理企业经营活动的权利，其结果是商民的利益受到官方的侵夺，使招股集资的社会信用遭到破坏，恶化了筹资环境，因此，修造铁路必须抛弃官办、官督商办的方式。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以官发其端，以商任其事。择一廉明公正之员，熟悉中外商情，素为西商所信服者”，“派为铁路商务公司督办，破除成格，假以重权，俾得专司其事”。［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三页即由政府发起设立铁路公司，但具体管理事务全部交由商民去处理。

鉴于国内资金短缺，刘坤一建议采取商借方式向外国借款，并向外国商人发行股份筹集资金，利用外资、洋股建设铁路。他说：“中国富商较少，刻难集腋成裘，非借款外洋，焉能创此非常之业？西人知中国铁路利厚，将来可以同沾，订借巨赀，当易集事。”“由公司借洋款三四千万金，或以铁路押抵，或南、北洋作保。借款定妥，一面先行开工，一面广招股分。现既不准西人承办，正怀觖望，似可变通办法，兼招中外股资。股本既有洋人，局章自照西法，风声一树，莫不乐从。盖有洋股在中，而华商方无顾虑；亦有华股参集，而洋商无可把持。股本愈丰，推行更利，既可助还洋债，又可分设公司。凡铁路所需，皆可次第为之。”［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四页他提出的利用外资的方法，一是铁路公司以铁路财产为抵押筹借外债，或由政府提供担保，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借债系民间行为，避免政府借债可能附加的政治性勒索条款；二是铁路公司招集洋股，有利于增强华商的投资信心，引进国外公司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提高公司运营效率。以国外借款筹集铁路建设启动资金，通过招集洋股、华股解决铁路建设的后续资金问题，他的设想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关于铁路线路，刘坤一主张以南北干线为铁路建设的重点，“中国铁路以南北干路为绾毂，大利在焉。西人深知其故，垂涎有年”［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二页。他提出了线路规划的基本原则，“若定地勘路最关紧要，大抵干路支路宜经越城镇以便商货流通，忌逼近江海以夺轮船利益。以用兵论，尤宜腹地而忌海滨”。［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五页即要兼顾军事、经济、水陆交通等各种因素，有利于国防、军事，有助于沟通区域经济交流，有益于发挥陆运、河运、海运各自的长处。1895年9月，他在《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中说：“铁路与矿务相需而成，夫修铁路原为运兵运饷，目前则急在生财”，“非有铁路则矿务不能畅行”，“关津铁路、开平煤矿均有成效，宜于铁路人员中遴委熟手，准其设立公司招商集股，或借洋款、或用洋人，皆听其便，第须权自我操，饬令先修自北至南干线，虽工巨费繁，务为一劳永逸之计。南北干路既成，而后推及江广黔滇山陕，并准商民承修支路，以广招徕，但须官为保护”。［12］奏疏卷二十四，第三十七页进一步强调铁路建设的社会经济功能，以及优先建造南北干线的重要性，在于为后续的铁路路网建设奠定根基。

他的具体建议是修造津芦路，“查津关商路三百里，运货无多。一年进款已增至五六十万，以干路估算，当每年进五百万。而此路货物多于商路几三倍有余，则每年进一二千万亦非奢望。迨干路将峻，支路不难。既有公司扩充，又可许他商认造，大支小支一气灌输，税款自可渐加。公司存积愈多，无事不可取给。况开办之始即可兼办煤铁等矿，以供干路、支路之用，办理稍有头绪，并于铁轨经行之处，创立枪炮机器各厂，逐渐讲求，又可设船厂于海道要区，制造船舰。由是矿务、工务，自然取多而用宏，军务、赈务，亦觉有恃而无恐，而漕务因之益便，税务因之日增，此又铁路推广行之而可操左券者也”［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六页。对津芦路的经济发展潜力作了十分具体的分析，该路可利用天津、北京的区位优势，繁荣沿路贸易，便利漕运，推动采矿业、军工企业、造船业的发展，其分析眼界高远。

同时，为解除朝廷对该铁路线路选址会影响皇家园林的顾虑，他筹划了新的线路方案，“中倭构衅以来，从前清江之议，人皆知必不可行，无待深辨。但由津至通之路，昔曾定议，旋作罢论。今拟避通州一路，另由天津横渡西沽，取道固安之礼贤镇、青云店，入南苑，出北大红门，距京城永定门外十里上下安设车站”，“由此而南，应由京南车站仍回南苑，西出镇国寺门不过二十余里，即设芦沟桥站，经保定、正定直走顺德、彰德，径趋荥泽，择地渡黄。虽在上游，已出山险，此诚经流之地，而无移徙之虞。渡黄而南，自郑过许抵信阳，地势平衍，施工尚易。惟自信阳至汉口，四面皆山，蹊纡径仄，费实不赀”。［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五、二十六页此路成本太高，造价昂贵，“此道经府州县三十有八，河道四十有五，黄河尚不在内，概造铁桥，工赀太巨。河底又未必皆有坚土利于立柱，山多则轰击固难，若穴山而过，则开挖之费每尺需四十余金，甚不易办。”他提议，“应由荥泽取道东南，经过陈州入安徽凤阳，历滁州而达江浦。计自渡河而至江，较汉皋则少崎岖险径，视清江则无卑湿低区。江浦总汇下游，百货流通，天下利权已入掌握，且如此建造虽取道较远，而地势稍为平坦，工料节省，成本少而收效多”。［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五、二十六页按照这一线路方案，津芦路南延段经河南荥泽转向安徽凤阳而达江苏江浦，这样可以避开地理条件不利的信阳至汉口段，降低铁路建设成本，并藉该路把东南富庶地区与京津重镇联结起来，在财力困乏的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经济实惠的线路方案，虽不能贯通南北，但却能较好地利用东南地区的现有经济基础，充分发挥铁路建设的经济扩散效应，若能与长江航运相配合，对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等省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将发挥较大的推动作用。

刘坤一在考虑铁路建设问题时，始终注意从政治稳定出发，如税收事项与用人问题，“铁路为收税大宗，若入他人之手，殊难自主。彼若包揽，即属漏卮，稍为防闲，则别生口舌；卒予迁就，而我之短绌已多矣。铁路用人甚众，西人知吾民之易诱，往往饵之以利，人易受愚。兹若深入内地，一切由其指挥，渐染既深，性情自习，相处既久，风俗亦移，一旦有事，彼之呼应皆灵，在我反多棘手，不可不虑”［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三页。他事先就考虑到铁路税收要杜绝外国插手，铁路用人要防范外国人对中国员工的利诱。他说：“此路创自公司，兼有中外商股，即遇意外之变，可以设法保护。惟铁路系中国创举，熟手不多，不能不用洋人。”“今选诚实西人精通铁路者，充当首领，各项以洋人提纲，华人副之，效则任用，否则辞退。规划悉视泰西，权柄仍在中国，使彼无所挟持。”［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四页铁路建设创始时期，中国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势必在铁路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中要大量雇佣外国人，如何管理这些外国技师及管理人员，必须事先筹划，确保铁路建设及运营始终处在中国政府的掌控之下，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进而，他提出要兴办铁路教育，“应于铁路必经之地，设立铁路矿务学堂，以聪颍子弟百二十人为学生，延洋教习课之，定以年限，届期有成，再令分赴各国公司印证，以储为己用。数年之后，无须借才异域，而操纵由我，洋人可渐退于无用之地矣”。［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四、二十五页通过铁路矿务学堂的职业教育，培养中国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逐渐取代铁路公司雇佣的洋员。

为促成上述线路铁路的建设，他进一步申述了铁路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今者强邻逼处，雄视寰瀛，铁路纵横，与轮船相辅，为开辟来别成一局，此天地自然之气机，而未可以人力胜。英、法、俄争造铁路，以通中国矣。现已包我三面，合之海疆，竟成四面受敌之势，则铁路安可以不修？海禁大开，亚洲各国以中原为牟利之场，生计渐穷，利源日涸。此次中倭新约，内地添设码头，机器改造土货，补救无术，全在以陆路分海疆之利，则铁路由安可缓修？”［11］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六、二十七页刘坤一还向朝廷举荐江苏候补道张翼，他在《请传问张翼铁路机宜片》（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中鼎力推荐，“今创设铁路商务公司，若以该员充当督办，自有驾轻就熟之效。且一切现成局面，以因为创，事事便宜。而家赀富厚，又为华洋巨商所见信，招股自形踊跃”［13］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八、二十九页。在赞赏该员拥有管理企业的丰富经验、在商人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之外，特别强调该员已经筹措到巨额外资，“借款一层，该员已与德商订妥，无论三四千万均可听便，息只五厘，分二十五年本利归清，闻德之国家极力赞成，故较平时易办”［13］奏疏卷二十四，第二十九页。稍后，刘坤一还致信朝中大臣，在《复荣中堂》（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信函中说：“现在善后之策，唯有亟修铁路，广开矿务。弟以此等举动必归商办，设立公司，方可期有成效。张燕谋虽官实商，且系熟手，用之当可胜任，公其援手以维时局乎？”［14］书牍卷十一，第七十一页希冀荣禄能促成此事。

由此可见，甲午战败激发了刘坤一对洋务事业的热情，他奏请朝廷修造铁路的言行，已一洗前期在铁路问题上的拘谨与短视，表现出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

四、对铁路建设的持续关注

刘坤一的津芦路建设及南延方案没有被朝廷采纳。1895年，朝廷决定修建芦汉路，先办南北干线。他对铁路建设的热情却未曾减弱，并对多条线路建设建言献策，其铁路建设言论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区域政治的分野。

他关注苏沪铁路建设，曾与苏州商务局总办陆润庠讨论有关问题，在复陆凤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的信函中说，“苏沪铁路事属创办，需费尤繁，若使内河不行小轮，则铁路自不可少。兹欲并行不悖，未审有无相妨。论者方以苏沪铁路一成，将来常镇江宁不难接办，渐推渐广，为利无穷”，对该路建设寄与厚望，希冀由此改善江苏地区的交通。他虚怀若谷地与陆洽商，“先生提挈全纲，维持大计，应行应止，必有成算在胸，机势处必行，将来归官归商，抑或官商合办，并希指示一切”［15］书牍卷十二，第四页，对主事官员实际经验给予极大的尊重。

他热心凇沪铁路建设，在致赵展如（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函中说，“俟此路告竣，如果裨益度支，而后接修至苏庶有把握，且使商民知有大利，更不难集腋成裘”［16］书牍卷十二，第八页，希望该路经济效率显著，提升商民的投资信心，并能延长至苏州，加快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

对芦汉路建设，他一直表示积极支持，在致张香涛（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函中，他说，“芦汉铁路实为中国自强之基，今得公与夔帅大力主持，将来不难奏效”［17］书牍卷十二，第九页，不分畛域，以铁路建设大局为重。在复陈次亮（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函中，他说：“铁路一节，久无成规，嗣经香帅夔帅奏派盛京卿为总公司，一切条款亦经奏准施行，声明苏沪一路归其一手经理”，“而就事理言之，未便另树一帜，……徒失和衷之道”［18］书牍卷十二，第十六、十七页，在铁路线路建设决策上阐明了自己的立场，积极主持芦汉路建设，不搞另树旗帜之举。在复冯莘垞（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函中，他明确表示，“张、王两帅奏派盛京卿为铁路总公司，可谓知人善任。先芦汉后苏沪者，以苏沪存款挪为芦汉之用，均系正派。或疑弟有所靳，盛京卿初亦不免此心，亦视弟太浅矣”［19］书牍卷十二，第十八页，对调用苏沪路建设资金表明态度，致力消除官场中的门户之见。

1898年，容闳奏请修造津镇路，刘坤一对此表示极大的关注，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寄总署），“闻容闳请造镇江至津铁路，报效百万，坤一再四筹思，此事万不可允”，“若允容闳之路，其成必速，德路亦必接至容路。容系洋股，与德易于勾串。是目前允容造路，无异许德造路至京，害将不测”，他认为津镇路容易引起德国的觊觎，难免德国乘机要挟，从而使该路建造威胁到京畿地区的安全。他还考虑到，容闳的建路方案有可能导致中国失去对该路的实际控制，“纵有寓美华商股分，流弊仍与洋股无异，且其中亦必以洋股为巨擘”，“若准中有洋股之容路，英固有词，各国更将群起效尤，路权全失，祸且不可胜言”［20］电奏卷一，第三十九页。刘坤一的看法显然更多地着眼于该路可能产生的外交、军事、政治后果，但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故而搁置了该路社会经济效应的讨论。

从刘坤一对铁路建设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理解刘坤一对铁路这一来自西方的新事物经历了拒斥、接纳、推动的心路历程，从坚决反对修造铁路，到侧重军事国防立场而接纳铁路，再到积极主动地推进中国铁路建设，其立场由保守逐步走向开放，其态度由消极转向进取，其视野由狭隘转向开阔，其见识由肤浅走向深刻。同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即使在肯定接纳铁路的同时，由于担忧西方列强乘机扩大侵略，顾忌引进先进交通方式和科技会为列强所用而损害国家主权，因而在讨论铁路建设事务时，刘坤一每每更多地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着眼，相对忽略了铁路广泛而深远的社会经济效应，对利用外债、招集洋股、引进技术等问题缺少具体可行的方法，间或表露出某种疑虑。刘坤一对铁路建设的心路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官员们现代化意识的萌发和生长受制于内忧外患的社会历史环境，统治危机和严重外患虽然是观念变革的强大推力，但是换个角度看也是一种不可轻视的阻力。

［1］刘坤一.复李雨亭制军（同治十三年二月十六日）［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刘坤一.复杨石泉（光绪元年正月初十日）［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3］刘坤一.复吴桐云（光绪二年闰五月十五日）［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4］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奏［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5］刘坤一.议复筹造铁路利弊片（光绪七年正月初八日）［G］//宓汝成.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

［6］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奏［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7］上谕（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G］//宓汝成.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

［8］刘坤一.复李黻堂（光绪七年四月十二日）［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9］刘坤一.和局已成自请严议折（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10］刘坤一.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四日）［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11］刘坤一.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12］刘坤一.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13］刘坤一.请传问张翼铁路机宜片（光绪二十一年六月）［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14］刘坤一.复荣中堂（光绪二十一年八月）［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15］刘坤一.复陆凤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16］刘坤一.致赵展如（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17］刘坤一.致张香涛（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18］刘坤一.复陈次亮（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19］刘坤一.复冯莘垞（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20］刘坤一.寄总署（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M］//欧阳辅之.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Liu Kun-y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wa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YAN Ya-m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521041）

Liu Kun-yi's understanding to railway construction experienced a mental process of refusing，scolding，accepting，and promoting.First he determinedly opposed to building a railroad，then accepted it based upon the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purpose，and further promoted on his own initiative and actively Chinese railway construction.His conservative standpoint gradually turned open.While discussing about railway construction，he laid particular emphasis on politics，military，diplomacy and so on，and neglected comparatively th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social economy effects of railways，now and then expressed some worries for making use of foreign debts，releasing shares abroad，importing foreign technology.Liu Kun-yi's mental process reflected indirectly that the sprouting and growing of the early moderniza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officers was tied up by the social history environment under the internal disasters and the foreign threats.The governmental crisis and the serious foreign invasions not only were the thrusting forces of idea reformation，but also the resisting forces.

Liu Kun-yi；railway construction；early modernization consciousness

K 25

A

1007-6883（2016）04-0075-07

责任编辑黄部兵

2016-01-05

严亚明（1965-），男，湖北汉川人，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