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生奎

（淮南师范学院，安徽淮南 232038）

何景明杜诗“变体”说考论

金生奎

（淮南师范学院，安徽淮南 232038）

“变体”说是明弘治、正德年间出现的一个杜诗批评概念，由何景明在其《明月篇序》一文中建立，主要是指杜诗作为唐诗代表又异于唐体的特点。在何景明之前，“变体”说有一个理论准备的过程。何景明的杜诗“变体”说，反映的是格调论诗学背景下，“前七子”诗人群体在杜诗接受观念上因相互激发或争议而形成的一个判断。在普遍尊杜的时代氛围下，“变体”说的确立，体现了杜诗批评在明中后期的多样化、深入化倾向。

明代；杜诗；何景明；变体

“变体”作为一个专门的诗学批评概念用于杜诗评价，始见于明中期的何景明。学术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已有多人在专著或论文中涉及这个话题，但尚未有专题性的学术论文对该概念做一详细、深入的探讨。而且，学界对杜诗“变体”说的言说，大都从明代诗学论争的宏观视角泛泛切入，很少有人从杜诗接受史的角度去把握此一概念的理论缘起、具体内涵与诗学影响。就何景明“变体”说的提出而言，相关细节的认知尚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甚至背离事实之处。笔者不揣浅陋，草撰此文，对明代杜诗“变体”说之理论缘起、诗学内涵、发生背景及诗学影响等问题稍作申言，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杜诗“变体”说之准备

在明代杜诗接受史上，很多重要的杜诗认知观念的最终提出，都有一个较长的理论准备期。比如，明初高棅杜诗“大家”说出现之前，从南宋的刘克庄到元代的龚啸，都曾运用“大家”一词进行诗学批评；再到元明之际的张以宁等人，是初次将“大家”的概念用于杜诗的评说；最后，高棅才在《唐诗品汇》中独标杜诗为“大家”，正式建立了杜诗接受史上的“大家”说。再如，杜甫“诗圣”的概念，迟至明后期才最终明确化。其实自宋代王安石、苏轼、秦观、陈师道、朱熹、文天祥等人以来，对杜甫圣贤情怀的辨析与强调，可谓比比皆是，这些言说最终在明代明确化为杜甫“诗圣”说。

杜诗“变体”说在弘治、正德年间的提出，其实也同样有一个较长的理论准备阶段。稍早一点，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评价杜甫的创作时，有云：“夔州以后，自出规模。”意指杜甫流寓夔州时期的诗作，明显地带有个人化特征，暗示和同时代人已有所差别。而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评论杜诗绝句时，也曾云：“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严羽就杜甫绝句体式的特点而做出的这个判断，比起朱熹，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杜甫诗歌是唐诗代表又异于唐体的特征。但此时的论述，大都是比较简短的判断性表达，没有更具体的辨析与进一步的展开，只能算是杜诗“变体”说的萌芽形态。

入明以后，在延续前人说法的基础上，明前期的诗论家对杜诗之“变”做了更具体、详细的分辩与剖析，为杜诗“变体”说的建立提供了前期的铺垫。

明初，高棅相对集中地探讨了这一问题。高棅的观点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建立杜诗“大家”的概念，既从整体成就上肯定了杜诗超越盛唐的集成地位，又指出在艺术风貌等方面杜诗有别于盛唐诗人的特点①关于高棅在《唐诗品汇》中为杜甫而特标“大家”一目，以与李白等诗人“正宗”品目相区分，究竟是在于表彰杜诗还是在于贬抑杜诗偏离盛唐格调，一直以来都争论不一。但无论如何，独标杜诗为“大家”，在肯定杜诗之“高”的地位时，也清楚地。；二是将杜诗之“变”落实到更具体的诗体辨析上。“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七言律诗叙目》)②高棅：《唐诗品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06页。，指的是杜诗晚年七律自求新变、拗怒不同于常调的特点；“杜少陵所作虽多，理趣甚异”(《七言绝句叙目》)③同②，第428页。，高棅认为杜甫七绝有别于李白等盛唐正宗七绝作手，只能归类“羽翼”一品。之后的明前期诗学批评中，暗含了杜诗“变体”内涵的判断，时有可见。黄淮云：“律诗始于唐而盛于杜少陵，盖其志之所发也，振迅激昂，不狃于流俗，开阖变化，不滞于一隅。……诗至于律，其变已极。初唐盛唐，犹存古意。驯至中唐晚唐，日趋于靡丽，甚至排比声音，摩切对偶，以相夸尚，诗道几乎熄矣。”(卷十一《杜律虞注后序》)④黄淮：《介庵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为一名台阁体作家，黄淮从相对保守的诗学观出发，对律诗“古意”不存的状况是有些不满的，但他大体上肯定了杜甫律诗的成就，对杜诗“不滞于一隅”、超越“流俗”的变化多端之特点尤其赞赏。吴讷作为明代诗学的早期辩体论者，对杜甫律诗的正变问题做了更深入的讨论：“大抵律诗拘于定体，固弗若古体之高远。然对偶音律，亦文辞之不可废者，故学之者当以子美为宗。其命辞用事，联对声律，须取温厚和平、不失六义之正者为矜式。若换句抝体、粗豪险怪者，斯皆律体之变，非学者所先也。”⑤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吴讷的这段话谈了三个问题：他认为律诗拘于声律，因而不如“古体”，这一点和黄淮类似；遂后吴讷又承认律诗“不可废”，认定杜甫的律诗是诗家正宗；最后，他又指出杜甫律诗是有“正”、“变”之别的，后世学杜者应学“正”而黜“变”。吴讷论杜诗之正变，最为特别的一点是，他是杜诗接受史上第一个对何谓杜甫律诗变体做出界定的人——他认为与杜律正体“温厚和平、不失六义”相对，杜律的变体是“换句抝体、粗豪险怪”，从杜律的形式体制、审美倾向等不同方面界定了杜诗中律诗一体的“变”体所谓。可见，关于杜诗“变体”的讨论，以杜甫的律诗为例，与朱熹、高棅、黄淮的言说相比较，到吴讷的时代，人们的认识已经更加具体深入了。

到了成化、弘治之间，李东阳将杜诗变体讨论的视角从律诗、绝句等体延伸到对杜甫古体诗的审视，他说：“五七言古诗仄韵者，上句末字类用平声，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华宫》、《哀江头》诸作，概亦可见其音调起伏顿挫，独为矫捷，以别出一格。回视纯用平字者，便觉萎弱无生气。”⑥李东阳：《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86页。作为一个格调论者，李东阳从声律用韵这样一个相对微观的角度出发，指出仄韵古诗的常态是“上句末字类用平声”，杜甫却“别出一格”，多用仄声字。关于杜甫古诗字法的这种新变，李东阳言人所未言，对此他还是比较自豪的：“此虽细故末节，盖举世历代而不之觉也。偶一启钥，为知音者道之。”在肯定杜诗这类新变的同时，他也指出：“若用此太多，过于生硬，则又矫枉之失，不可不戒也。”李东阳作为其时诗坛领袖，依托于自己丰富的诗歌创作体验，在对杜甫五七言古体诗变体特征做出评价时，既精细入微，又不失客观审慎。

以上对杜诗“变体”说理论准备阶段的演变脉络做了较简单的梳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诗“变体”认知正不断走向具体化、深入化，离“变体”概念的最终明确只一步之遥了。

二、何景明与杜诗“变体”说之确立

明弘治以后，文学复古思潮风起云涌。出于诗歌学古的实用需要，对诗歌体式、风貌的辨析成为当时诗学论争的中心话题。就杜诗接受而言，此前从高棅到李东阳已经呼之欲出的杜诗“变体”说也最终确立名称。何景明在《明月篇序》中云：

仆始读杜子七言歌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着。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杰者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征焉。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夫诗本性情之发着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鸠》，六艺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欤？暇日为此篇，意调若仿佛四子。(卷十四)①何景明:《何大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何景明此序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对杜甫七言歌行认识的转变：最初是极力推崇，认为“长篇圣于子美”；接触了汉魏及初唐四杰的同类作品后，一变而认为杜甫歌行乃“诗歌之变体”，成就反在四杰之下。

按，歌行是七古之一类，其命名及体制与乐府有紧密关联②必须指出，明人使用歌行一词时，并非完全一致，比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说：“按歌行有有声有词者，乐府所载诸歌是也；有有词无声者，后人所作诸歌是也，其名多与乐府同；而曰咏，曰谣，曰哀，曰别，则乐府所未有，盖即事命篇，既不沿袭古题，而声调亦复相远，乃诗之三变也。”徐氏认为，乐府诗、后人仿乐府以“即事命篇，不沿袭古题”之作，都是歌行。胡应麟《诗薮》內编卷三云：“七言古诗，概曰歌行。”则是将歌行泛代七言古诗。本文对歌行基本情况的判断，乃就其大概而言也。，歌行的创作在唐代可谓名家辈出，杜甫乃其中佼佼者。何景明视杜甫歌行为“变体”，并给以较低的评价，原因何在？他自己的解释有两点：一是杜诗“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所谓的“调失流转”是指杜甫歌行的用韵问题，即一韵到底，声韵缺乏变化。而何景明所肯定的初唐四杰的歌行则是转韵的（四句一转或八句一转）。我们知道，歌行源于汉乐府，受这种歌诗传统的影响，虽然创作中不再硬性规定作品必须入乐可歌，但歌行对音乐性的依循，逐渐内化为诗篇中通过转换韵部、平仄相交等方式而形成音韵起伏、节奏疾缓的变化，形成了虽不入乐而音乐性自在的特点，何景明称赞四杰的“至其音节，往往可歌”即是指此。从用韵演进过程看，以乐府为起点，魏晋时曹丕《燕歌行》逐句押韵，南朝刘宋之鲍照则变为隔句押韵，至初唐四子最终定型为四句或八句转韵，七古形式始告成熟。而杜甫的歌行往往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体现了很强的创新精神，其诗歌中的起伏变化不再依托声韵转换来实现，大都一韵到底，对歌行由乐府歌诗而来的音乐性偏向的背离是非常明显的。作为一个典型的复古派诗人，单就七古歌行一体之历史嬗变而言，何景明推崇更有“古意”（“节奏可歌”）的四杰作品，而贬抑追求新变（“陈事切实，布辞沉着”）的杜诗，似乎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何景明不仅在序中这样说，而且在他的《明月篇》中，于用韵、意象运用乃至篇名拟定等方面，也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尊崇四杰、致敬模仿的痕迹。廖仲安先生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③廖仲安：《读何景明〈明月篇〉》，《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第34-40页。，这里不再赘述。二是“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何景明的所谓“风人之义”，有学者认为是指杜甫歌行的内容而言的，但统观全序的表达，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指的是诗歌的表达方法。何景明认为，《诗经》中的风诗乃六艺之首，其对性情的抒发最为含蓄有致，其方法就是以男女夫妇之情来比附象征君臣朋友之义，而汉魏至初唐四杰的歌行之作多涉游子思妇等内容，就表达方法言，这正是从风诗而来的比兴手法，具有情思委婉、旨意悠远的妙处。而杜甫因为其强烈关注现实的情怀，其歌行是“博涉世故”、“陈事切实，布辞沉着”，不以含蓄悠远的情致见长，表情达意的格调类似于雅颂，而有别于国风。何景明为人性格含蓄内敛④饶龙隼：《李何论衡》，《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73页。，作诗之法主张“连类而比物”(卷三十二《与李空同论诗书》)⑤同①。，诗风有“秀逸”之称⑥语出《明史》卷二百八十六《何景明传》。按，何景明同期的李梦阳称其诗“俊亮”，薛蕙称其诗“俊逸”，义与“秀逸”大体相类。，因而对杜甫歌行那种情感浓烈、切实沉着的诗风不以为然，而以四杰为是。其《明月篇》纯是学习初唐四杰作法，全诗以思妇游子意象为主，借以抒发自己京中为官时期孤独寂寞的意绪⑦《明月篇》被何景明编入《京集》，开篇即云“长安月”，可见是作于京中为官时期。。

何景明因“调失流转”而将杜甫歌行归类为“变体”，追溯歌行之缘起，与初唐四杰乃至李白等人相比较，平心而论，视杜甫之歌行为“变体”是符合诗学发展之轨迹和杜甫歌行之实际的。但何景明因为杜甫歌行不写夫妇男女之情，少用比兴象征之法，就定论其品次低于初唐四杰，实是前所未有的大胆判断。所以何景明身后，《明月篇序》引起了很多关注，一直争论不止⑧同③。。以今人的眼光看，杜甫歌行的数量与成就，远非四杰所能比。作为一个颇有识见、一向持论比较严谨的诗人兼诗论家，何景明在《明月篇序》中对杜甫的歌行轻下判断，让人难免要产生一些疑问。因为我们知道，何景明与李梦阳一样，在前七子中都以学杜知名，其文集中有不少学杜之作。而就其诗论言，肯定杜诗尤其是杜甫歌行的言论也并不少见，比如他在《海叟集序》中称：“盖诗虽盛称于唐，其好古者自陈子昂后，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卷三十二)①何景明：《何大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段话里学歌行以杜甫、李白等二家为主的观念，显然不同于《明月篇序》里的主张。明末诗论家许学夷也注意到了这两篇序言内容“意甚相反”、相互抵牾的现象，他的解释是：《明月篇序》乃何氏早年诗学未成时期的看法，《海叟集序》中的判断代表了他后来诗学认识成熟以后的观点②许学夷：《诗源辨体》后集卷二：“仲默《海叟集序》云……愚按：此论虽于李、杜古诗有不相契，然与前“舍筏”之说及所云“子美歌行不及初唐”意甚相反。盖此言“自为举子，历宦十年”，乃三十以后言，而前所云则三十以前见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06页。。然而，如果仔细考察《明月篇序》等文的写作时间及其他有关背景，我们会发现，许学夷的说法难合事实，何景明杜诗“变体”说的提出，实在大有可推究之处。

三、何景明杜诗“变体”说相关问题考证

让我们首先搞清楚《海叟集序》与《明月篇序》这两篇对杜甫歌行评价截然相反的序文究竟孰先孰后的问题。

《海叟集序》有云：“景明学诗，自为举子历宦于今十年。”结尾处又有“罢宦归”之语。而作于正德二年的《发京邑四首》其一中云：“弱冠游皇邑，……浮岁奄七徂。”何景明弘治十五年（1502）中进士，时年20岁，正是弱冠之年；正德二到五年之间，因为权阉刘瑾擅权之故而罢官乡居。总结可见，《海叟集序》是作者罢官乡居期间所作，大约正德五年（1510）左右。而《明月篇序》收录于《大复集》中《京集》部分。《京集》七卷是正德六年到十三年间（正德十三年之后何景明任职陕西提学副使）何景明二度入京为中书舍人等职期间所作诗文的合集，所谓“京集者，直内阁制敕时作也”(《附录·黄勉之》)③何景明：《何大复集》，嘉靖三十四年袁灿刻本。。我们由此可以判断：《明月篇序》的写作时间迟于《海叟集序》，代表的是何景明人生后期的诗学观念——何景明提学陕西三年就因病去世，《京集》所收作品是他后期创作成绩的主要代表。因此，我们可以说，见于《明月篇序》中的杜诗“变体”说并非是何景明的早年之论，而是其诗学成熟期的意见。

确定了何景明提出杜诗“变体”说的具体时间后，我们随之而来的一个疑问是：在“诗必盛唐”的诗学大背景下，对杜诗的尊崇是其时最为普遍的一种杜诗接受姿态。那么，“变体”说这样一种带有一定负性色彩的杜诗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呢？

窃以为，“变体”说的提出，是何景明在师友相关诗学观念影响下的结果。

李东阳曾在评长篇古诗的时候论及杜诗云：“（长篇）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然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④李东阳：《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86、第1373页。这段话里，李东阳显然是从正面对杜甫的七言长篇古诗⑤其实指的就是杜甫的歌行，明人以“长篇”泛指“歌行”的情况并不为少。比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中就基本上以“长篇”代指歌行。做了肯定，但他也看出了杜甫的“长篇”是有别于“唐调”的另外一体，认为学者不可贸然效之。李东阳与何景明有师生之谊，虽然后来七子派的崛起有着一定的反李色彩，同为李东阳学生的李梦阳等人甚至因为愤怒于李东阳的政治姿态而与其公然决裂，但何景明一直与诗坛泰斗李东阳维持着较紧密的关系，正德十一年李东阳去世后，何景明还作诗怀念(卷二十六《怀西涯先生》)⑥同①。。所以，何景明以变体评杜甫歌行，极有可能是受到了老师李东阳杜甫异于“唐调”之说的启发。

另外，如果说李东阳启发了何景明的“变体”论难免有推测之嫌，那么作为何景明好友的杨慎，对何景明杜甫歌行“变体”说的形成却切实地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最直接最具体的例证是杨慎的一段话：“何仲默枕藉杜诗，不观余家，其于六朝初唐未数数然也。与余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萤》二篇拟之。”(卷十三《萤诗》)⑦杨慎：《升庵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1页。杨慎是明中期六朝派诗学观的代表人物，他推崇六朝《选》诗，编著有《五言律祖》、《选诗外编》、《选诗拾遗》等书。但杨慎同时对唐诗也有很多关注，只不过他“所注重的是实际可考的文化传统细节”⑧朱易安：《中国诗学史·明代卷》，桂林：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喜欢从六朝《选》诗与唐诗之间的具体关联入手，来评说唐人。比如他评论李杜二家，云：“李太白终是学《选》诗，杜子美好者亦多是效《选》诗。”(卷十三《学选诗》)⑨杨慎：《升庵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1、899页。据杨慎所言，何景明本来是“枕藉杜诗，不观余家”，在杨慎及薛蕙（字君采）的影响下接触了六朝及初唐诗歌后，“恍然自失”，然后便模仿六朝初唐体调，创作了《明月篇》等七言歌行之作。按，杨慎正德六年（1511）进士，薛蕙九年（1514）进士，在嘉靖初年两人因“大礼议”一案而罢官离京前，都是一直在京中为朝官①薛蕙中间因谏武宗南巡曾罢官返乡，旋即起复回京。详见《明史》卷一百九十一《薛蕙传》。。杨慎、薛蕙与何景明三人同时交往、切磋诗艺之事②何景明集中有送给薛蕙的诗作十余首，由诗意看，二人感情诚笃，来往紧密，何常常以薛子、薛生称之。，最早不应早于薛蕙中进士的正德九年，最迟不会迟于何景明离京赴陕的正德十三年。也即是说何景明作《明月篇》的时间，按杨慎的说法，应该是在正德九年之后的事，这和上文判定的时间范围是基本相符的；而且，杨慎说何景明早先是一力学杜，后来才转尚六朝初唐而作《明月篇》，这和前面我们考证《海叟诗序》、《明月篇序》两序后对何景明杜诗观变换顺序的判断也是一致的。简言之，杨慎的说法是可信的，何景明歌行尊崇初唐四杰、视杜诗为“变体”的诗学认识，显然是受到了好友杨慎、薛蕙等人的一定影响而来③有学者认为杨慎是自抬身价，否认杨慎对何景明诗学观的变化产生过影响。比如廖仲安：《读何景明〈明月篇〉》，《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第34-40页。。

再有，何景明论杜诗歌行，崇四杰而贬杜甫，还可能受到了正德年间李何论争的刺激，暗含了意气之争的色彩。作为前七子的代表，何景明与李梦阳都是以学杜著名。李梦阳的个性是睥睨一世，顾盼自雄，慨然以天下民生为己任，所以对杜诗忠君体国的内涵与沉雄顿挫的风范都极为认同，认为杜诗是“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卷五十七引顾璘语)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页。。其作诗模仿杜诗，不仅在题材、风格上竭力靠拢，甚至字句上也不避蹈袭之嫌。比如他的歌行体七言古诗《太华山人歌》中“尽幺麽”“度婀娜”“万壑静”“泪交堕”等句子都是从杜甫《忆昔行》而来。所以，稍后的孙升称其为“今之老杜”(卷十四《与陈山人论诗书》)⑤孙升：《孙文恪公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而何景明因个性气质不同，作诗主张“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卷三十二《与李空同论诗书》)⑥何景明：《何大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李梦阳“守古而尺尺寸寸之”(卷六十二《驳何氏论文书》转何景明语)⑦李梦阳：《空同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所以，“同是宪章少陵，而所造各异。”(卷五)⑧沈德潜：《明诗别裁集》，《清刻本》。李梦阳与何景明之间爆发论争，大约在正德十年前后⑨李何之争发生的时间，学界目前尚无定论。最早起于正德八年，最迟认为是正德十三年。比如，白润德《何景明丛考》定为正德十年六月后；简锦松《李何诗论研究》定于正德十年或十一年；傅瑛《李梦阳与何景明论争时间初探》定在正德十三年；范志新《何景明的诗歌理论》定在正德十年至十三年间。。当时，论争由李梦阳发起，初始原因是李梦阳政治上期待何景明施以援手的愿望落空，李、何自郎署为官时期建立起的势利交谊出现了裂痕，并由此变换为文学主张的争执⑩饶龙隼：《李何论衡》，《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73页。。所以，论争中李对何的批评不假辞色，严厉指责何氏作品存在的不足,意气相争之态显露无遗。对此，何景明是“怃然若遗”，对文学歧异背后的人情之变是心有痛悼的，作诗感叹云：“飘飘山上葛，累累田中瓠。苟非同根蒂，缠绵安得固。人情易反复，结交有新故。嗟哉夙昔好，乖弃在中路。明珠倘无因，按剑不我顾。深言匪由衷，白首为所误。亮君助恒德，永副平生慕。”(卷十《送崔氏四首》之四)(11)同⑥。在送别好友崔氏之际，他忍不住感慨人情容易反复，夙昔之好不再。从人情之常言，何景明诗中所展示的对友情的失落与失望之意，显然并非针对崔氏，而是别有所指。所以，何景明虽然论辩中相对克制，但论争中两个人都是“负气求胜，各不相下之言，未足凭也”(12)同⑤。。在负气相争的背景下，何景明在同时期写作的《明月篇序》中，特意贬低杜甫歌行的品次，或多或少暗含了对李梦阳尺寸杜诗做派的非议。即何景明之贬杜，其意或在非李，是其时李何相争的潜在部分，存在一定的意气之争的色彩。

结语

几乎在何景明提出“变体”说的同时，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一文中也以“变体”评判杜诗，他说：“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黏着。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三百篇》比兴杂出，意在辞表；《离骚》引喻借论，不露本情。……斯皆包蕴本根，标显色相，鸿才之妙拟，哲匠之独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蚀》之词、微之《阳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委实，言多趁帖，隋岀附辏，此则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脉也。”(卷二十八)①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02-503页。王廷相这篇诗论同样提到了杜诗为“变体”的观点。虽然王廷相是以杜甫《北征》这样的五言古诗为例证，但他论证的方式与何景明何其相似乃尔！王廷相赞赏的也是“比兴”“引喻”的表达方法，认为“包蕴本根，标显色相”的含蓄蕴藉之美才是诗家至高的境界，而杜诗“填事委实”之类的作法只能列为变体、旁脉。王廷相年龄稍长于何景明，同为前七子成员；郭维藩（字价夫）是杨慎同科进士，与何景明也有诗文交谊，有《沓东集》十卷传世。据陈书录先生考证，王廷相写给郭维藩的这篇诗论作于嘉靖初年②陈书录：《王廷相的诗歌意象论与嘉靖前期诗学演变》，《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第98-101页。，迟于何景明“变体”说十年左右。何、王二人，同为七子成员，用极为类似的论断，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同的杜诗批评概念，在一个普遍尊杜的时代里，都表达了对杜诗的某些“非议”。

由此总结来看，何景明杜诗“变体”之说受到了师友多人的启发，并非个体性的师心独造之辞，体现了弘治、正德间复古派相对宏观的共性诗学话语（“诗必盛唐”）之下，一种亚共性的诗学认识。从诗学发展角度看，这既反映了明代中期诗学论争的丰富性，也体现为其时杜诗接受的细致化、深入化倾向——在明初高棅建立杜诗“大家”概念之后，明中期因为诗歌辩体论争的发达，人们开始注意到杜诗在大家集成之外，还兼有新变的特质。从杜诗接受史的角度看，杜诗“变体”说代表了其时杜诗认知从普遍的“尊杜”姿态走向更具诗学批评意味的“辨杜”策略，是明代杜诗接受状况在中期进入新的进阶的一项重要标志。何景明之后，杜诗“变体”说成为明中后期杜诗接受进程中最重要的诗学话题之一，郎瑛、王世贞、樊鹏、方弘静、胡应麟、许学夷、郝敬、王嗣奭、胡震亨、冯复京等人对杜诗“变体”说的内涵做了更进一层的辨析与界定。对杜诗“变体”说的诗学辩争热情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格调论集大成者沈德潜以“诗之变，情之正”③沈德潜：《说诗晬语//请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34页。的观点，从人格与诗格兼顾的角度，解除了“变体”说对杜诗的潜在否定意味，最终实现了杜诗“变体”批评的理论自足。

On the concept of style variation created by He Jinming

JIN Shengkui

The concept of style vari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idea about the poems of Dufu in the middle times of Ming Dynasty.This concept was created by He Jingming in order to generalize the characters of poems written by Dufu.The commenters in the Ming Dynasty applied the new concept of style variation to distinguish the poems by Dufu from others in the times of Shengtang.

Ming Dynasty;poems by Dufu;He Jingming;style variation

I206.2

A

1009-9530（2016）06-0082-06

2016-09-02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明代杜诗的传播与接受”（09CZW026）

金生奎（1971-），男，淮南师院教育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