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乃 和

(天津师范大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天津 300387)

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与史学再造

张 乃 和

(天津师范大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天津 300387)

在深层经济社会变革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滥觞于文艺复兴及其人文主义精神。由此开始，人们的目光从彼岸世界转向此岸世界，宗教开始让位于历史，史学再造成为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的缩影。随着人文主义与社会历史理性的觉醒，史学批判精神兴起。意大利的瓦拉与英国的皮科克共同为史学再造开辟了道路，彼得拉克则成为史学再造的先锋。与此同时，历史学辅助学科兴起，成为欧洲现代史学大厦的基石。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与文明重建历程相伴始终。从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的角度，审视史学再造之路，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和把握现当代欧洲文明、反思现当代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人文主义；史学再造；历史学辅助学科

近代早期欧洲文明开始了全面重建，孕育了次生的、混合的资本主义文明。①参见侯建新：《欧洲文明不是古典文明的简单延伸》，《史学理论研究》 2014年第2期；侯建新：《关于西欧社会转型起始年代的新观点》，《世界历史》 2014年第4期；侯建新：《资本主义起源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张乃和：《欧洲文明转型与现代史学的诞生》，《史学集刊》 2013年第1期。文艺复兴及其人文主义精神，把人们的目光从彼岸世界吸引到此岸的现世生活，与此同时，宗教开始让位于历史，为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准备。随着人文主义与社会历史理性的觉醒，史学再造成为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的缩影。意大利的瓦拉与英国的皮科克，在欧洲南北遥相呼应，共同为近代早期欧洲的史学再造开辟了道路。由此开始，历史学辅助学科兴起，为现代史学的诞生提供了有力支撑。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与文明重建历程相伴始终。因此，从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的角度，审视同一时期的史学再造之路，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现当代欧洲文明、反思现当代史学的学科建设，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人文主义与社会历史理性的觉醒

中世纪晚期欧洲兵连祸结、瘟疫肆虐，与此同时，“被压迫阶级静悄悄的劳动却在破坏着整个西欧的封建制度，造成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局面”。②弗·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深层的经济社会变革，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为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兴起的文艺复兴及其人文主义精神，唤醒了社会历史理性，形成了怀疑与批判精神，推动了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与史学再造历程。

在词源学上，“人文主义”一词源自拉丁语和古法语，“一般而言，是指以人类事务为中心的任何信念体系。在文艺复兴的语境中，人文主义与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化特别是希腊的文学和哲学的再发现有关。中世纪世界具有某些古典拉丁文学的知识，个别学者如阿尔昆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确实都广泛涉猎了有关知识，但这还不能被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这一术语本身似乎最早由彼得拉克及其同时代人用来表达心智自由之精神，人们借以宣布独立于教会的权威”。*Eric Patridge， Origins: A Short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Fouth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66， p.1448; Jennifer Speake， ed.， Encyclopaedia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B.T.Bastford Ltd， 1988， p.216.以人的心智自由，也就是当时人所称的意志自由，来审视现世生活，反思社会历史，从而发现此岸世界的真理，进而为重建彼岸世界信仰即价值理性奠定基础，正是人文主义者的重大贡献。

作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得拉克(FrancescoPetrarca， 1304—1374)曾在他的自述中把自己描述为“一位学无止境的学生”、“一位来自蛮荒野林的人”、“一位知识的爱好者”，“我并不那么急切地归属于某个思想流派，我一直在寻求真理”，然而，“真理是难以发现的。在试图发现真理的人群中，我是最卑微、最脆弱的一个，因而我常常丧失自信。我是如此担心陷于谬误，以至于使我自己沉湎于怀疑而不是真理之中。这样，我就逐渐转变成为古典学院的一员，成为这一大群人中的一分子，而且是其中的最后一位：我不相信我的官能，不断言任何事物，而是怀疑任何一种事物，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所相信的一切都是对怀疑的亵渎”。*Francesco Petrarca， “A Self-Portrait，” in Ernst Cassirer， Paul Oskar Kristeller and John Herman Randall， Jr. eds， 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p.34-35.彼得拉克的自述，实际上也是对当时欧洲文明处境的写照：经历了战争与灾祸的欧洲，面临着百废待兴而又不知所措的新局面。然而，新的经济社会变革与旧的社会历史因素纠缠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还不明朗。人文主义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变革的内在冲动，却无力指引历史发展的方向，只能转而求助于古典学术，特别是古典的怀疑论，在摸索中前进。这正是欧洲传统文明陷入危机的例证。

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传统文明经历了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欧洲不但受到日耳曼人的入侵，而且受到来自亚洲的威胁，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等亚洲势力的先后西进，使欧洲的十字军东侵黯然失色。然而，查理曼的短暂复兴，罗马帝国的重建，教皇的大一统，成为欧洲传统文明得以生成的重要机遇。到了13世纪，欧洲传统文明发展成熟，这就是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其核心是经院哲学和神学体系的确立。经院哲学以语言法则、辩证法和圣经经文的权威为基础，把神学体系化甚至科学化。*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0—81页。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ca.1224—1274)及其《神学大全》就是其中的代表。欧洲传统文明的突出特征在于建立了完整的宗教信仰体系，欧洲的中世纪也就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独特的信仰时代。

然而，随着经院哲学和神学体系的教条和僵化，其内在活力日益丧失，在信仰与理性、理性与经验、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并日益走向衰落。人文主义者则另辟蹊径，转向古典文化，复兴古典学术，以此来化解欧洲传统文明的危机。因此，在文艺复兴初期，人文主义以翻译和模仿古典文学为主要表现形式，修辞学和诗歌被视为最高的哲学，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也因此得以坚守。正如勒高夫所说：“人文主义是非常反理性的。它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与其说是崇尚理智的，不如说是崇尚信仰的。人文主义提出‘语义学—修辞学’的联姻，作为反对‘辩证法—经院哲学’的结合的替代。”*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138页。事实确实如此，彼得拉克晚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明确说：“你要尽你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才智，与那条疯狗阿威罗伊战斗，他怒不可遏地朝着主耶稣和加特力信仰狂吠。”*Francesco Petrarca， “A Reqest to Take up the Fight against Averroes，” p.143.可见他对信仰的崇信与执着。然而，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发展和传播，人文主义者沿着彼得拉克的足迹，拿起怀疑论的武器，不但颠覆了传统的权威，而且为理性重建开辟了道路。

继彼得拉克之后，人文主义者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开始大规模接触到来自东方的希腊遗产，新柏拉图主义得以复兴。新柏拉图主义形成于公元2至3世纪的亚历山大城，后来尽管走向了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然而柏拉图哲学的内核也被保留下来。1462年，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deMedici， 1389—1464)资助建立了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马西里奥·斐奇诺(MarsilioFicino， 1433—1499)成为该学院的领袖。斐奇诺不但在西方世界首次把柏拉图本人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等人的著作全部翻译为拉丁语，而且他还创造了一个新词汇“柏拉图式爱情”(Platoniclove)，借以指理想的友谊和人际关系。*Frederick M. Schweitzer， ed.， Dictionary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1967， pp.233-234.斐奇诺翻译有关柏拉图哲学的著作，复兴了柏拉图传统，冲击了中世纪主导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为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人的哲学”(philosophyofman)奠定了重要基础。他提出的新概念“柏拉图式爱情”成为这一哲学的核心概念。不仅如此，他还试图调和柏拉图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矛盾，为人文主义新哲学寻求合法性。在他看来，哲学与宗教一样，其最高目标都是为了获得最高的善；人人都有能力预见并达到最高的善。*Josephine L. Burroghs， “Introduction to Marsilio Ficino，” in Ernst Cassirer， Paul Oskar Kristeller and John Herman Randall， Jr. eds， 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187.

斐奇诺培养了一批学生，其中有的学生随后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想家。更重要的是，斐奇诺对另外一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皮科(GiovanniPicodellaMirandola， 1463—1494)产生了直接影响，甚至对英国都铎王朝早期的宗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的好友约翰·科利特(JohnColet， 1467—1519)的思想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Clayton J. Dress， ed.， The Late Medieval Age of Crisis and Renewal， 1300—1500，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1， pp.161-162.正是到了皮科那里，关于人的哲学的理性思考才更加成熟。可以说，斐奇诺和皮科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理性重建的巨擘。

因此，尽管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主要是复兴和效仿古典文化，他们关注的领域也主要是文化教育，而不是哲学反思或理性重建，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勒高夫所说，人文主义非常反理性和崇尚信仰，才是有道理的。然而，当人们追问复兴和效仿这些古典文化的意义时，人文主义者们不得不开始反思，“他们声称这些研究有助于形成一种值得期待的人类，因而特别关注人何以为人”，对人的重视引起了对人的反思，直到斐奇诺与皮科共同建立了“一种关于在宇宙中人的尊严的哲学理论”。*Paul Oskar Kristeller， “Introduction to Giovanni Pico，” in Ernst Cassirer， Paul Oskar Kristeller and John Herman Randall， Jr. eds， 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221.这种哲学理论的核心是个体主义。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哲学的形成，是个体理性重建的重要成就。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文艺复兴并不缺乏理性，更不局限于文化教育或现代文化艺术层面。

即使在文化教育层面，文艺复兴从一开始就对教育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人文主义者弗吉里奥(PietroPaoloVergerio， 1370—1444)被称为近代早期欧洲第一位教育理论家。他曾撰写了一篇论文《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全面地概括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和方法。这篇文章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享有盛誉，影响极大”。*博伊德、金合著：《西方教育史》，任宝祥、吴元调主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62页。弗吉里奥曾明确提出，人文主义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学会做人，而不是让学生发家致富：“人文主义研究旨在帮助学生培养品格，而不是让他们变得更富有。人文主义教育永远是让有聪明才智的人变得更美好”。*John M. McManamon， S. J.， Pierpaolo Vergerio The Elder: The Humanist as Orator， Temp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Texts and Studies， 1996， p.26.为此，他把人文主义知识视为人们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为基础努力改造传统的知识结构和教育内容。

他不但重视自然哲学(naturalphilosophy)，推动了科学知识的教育和进步，而且把伦理哲学(moralphilosophy)置于同等地位。根据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以及学生对未来职业生涯的不同兴趣和选择，弗吉里奥改变了传统的“七艺”课程结构，明确反对逻辑的优先地位，而是公开提出了“新三艺”。传统的七艺由三艺(语法、修辞和逻辑)和四艺(天文、几何、音乐和数学)构成。他改变了中世纪时期不重视科学知识即四艺的传统观念，提高了四艺的地位，“这是从科学成为希腊人的一门有生气的学科以来，不曾得到过的”。*博伊德、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63页。他还认为，四艺作为自然哲学的内容，需要离群沉思，适用于培养科学人才；而伦理哲学则需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演讲，适用于培养社会活动家。因此，他专门为那些致力于公共服务生涯的学生设计了“新三艺”：伦理哲学、历史学和修辞学。*John M. McManamon， Pierpaolo Vergerio The Elder: The Humanist as Orator， p.97.也许，正是基于弗里吉奥所提出的新三艺，我们才可以把他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首位“市民人文主义者”(civichumanism)，尽管他在现实生活中拥护的是君主制政府，而从不是共和主义。*David Robey， “P.P.Vergerio the Elder: Republicanism and Civic Values in the Work of an Early Humanist，” Past and Present， No. 58 (Feb.1973)， p.31.

弗里吉奥的教育理论及其教育改革主张，针对从儿童到成人、从小学到大学的不同阶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理论反思，并提出了具体的富有创新性的改革主张。这是人文主义教育理论的发端，随后在欧洲文艺复兴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明确的阶段教育理念：儿童的正确语法教育、青年的人文主义研究、成年的婚姻伦理义务教育。*John M. McManamon， Pierpaolo Vergerio The Elder and Saint Jerome， Tempe: 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1999， pp.100-101.他首次把历史学列入教育内容，为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奠定了第一基石。

从总体上看，近代早期欧洲文艺复兴并不缺乏理论思考，只不过人文主义者的理论并非基于传统的经院哲学，而是柏拉图的学说。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从彼得拉克开始，古典的怀疑论就随着古典学术复兴而兴起了。怀疑与重建成为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的内在逻辑。人文主义者在怀疑传统权威的同时，大力张扬人性，强调人的尊严以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重建了个体理性即人生的意义，唤醒了人们的社会历史理性。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主义者改变了对待科学的传统态度，不但在认识上，而且在教育实践中，均赋予科学知识以重要地位。人的哲学与自然哲学构成了文艺复兴的双重内核，也是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与史学再造的思想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些感官的、可视的文化形式以及诗歌、戏剧等文学艺术成就，只是这些思想的载体。

二、史学批判精神与史学再造的启动

随着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历史理性的觉醒，人的发现和人的哲学构建转向了历史，史学成为人发现自我的一面镜子、一种生动的经验宝藏。弗里吉奥把历史学列为“新三艺”之一，为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奠定了第一基石。怀疑论、新理性与科学态度的结合，产生了新的史学批判精神。正如布克哈特曾经说过的那样，“由于理性主义和新产生的史学研究的结合，到处都可能有一些胆怯的批判圣经的尝试”。*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93页。不止于此，有人开始进一步批判教会。

意大利人洛伦佐·瓦拉(LorenzoValla， 1407—1457)不但尝试批判圣经，而且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当时的教会权威。他与英国的皮科克(ReginaldPecock，c. 1393—1461)遥相呼应，共同批驳了所谓的“君士坦丁赠礼”，从而激发了史学批判精神，为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开辟了道路。

瓦拉1407年生于罗马，在帕维亚大学学习并任教，1437年至1447年间担任那不勒斯国王阿尔方索一世(AlfonsoI， 1395—1458)的秘书，1447年回到罗马，担任教皇的秘书并在罗马大学任教，直至去世。*Jennifer Speake， ed.， Encyclopaedia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B. T. Bastford Ltd， 1988， pp.405-406.关于瓦拉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他对“君士坦丁赠礼”的批驳，国外早已发表大量论著，至今仍津津乐道，国内也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国外关于瓦拉的新近研究，参见Brian P.Copenhaver， “Valla Our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nd Phil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6，No.4 (Oct.2005)， pp.507-525; Giovanna Cifoletti， “From Valla to Viete: Rhetorical Reform of Logic and Its Use in Early Modern Algebra，” 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11，No.4，2006， pp.390-423; David M. Whitford， “The Papal Antichrist: Martin Luther and the Underappreciated Influence of Lorenzo Valla”，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61，No.1 (Spr.2008)， pp.26-52. 国内关于瓦拉的研究，参见吕大年：《瓦拉和“君士坦丁赠礼”》，《国外文学》 2002年第4期；米辰峰：《劳伦佐·瓦拉的生平与思想》，《史学月刊》 2004年第8期；米辰峰：《瓦拉批驳〈君士坦丁赠礼〉的学术得失》，《史学月刊》 2006年第3期。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瓦拉对新的史学批判精神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

对权威的批判，是瓦拉的史学批判精神的重要体现。他在《君士坦丁赠礼证伪》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出版过许多部书，各种各样的书，几乎涉猎知识的各个领域。由于一些人震惊于我在这些书中与人们相沿成习的某些伟大作家的意见相左，就有人指责我的草率和不敬，那么我们一定会想到这些人想对我做什么。他们会多么愤怒地斥责我，如果有机会他们更会多么急切地尽快使我受到惩罚！因为我的作品不仅是针对死者，还是针对生者；不仅针是对这个人或那个人，而是针对一群人；不仅是针对私人个体，而且是针对公共权威。这是什么样的权威啊！即使是至高无上的教皇，不但拥有如同王公一样的世俗利剑，而且拥有精神利剑，即使在任何王公的护佑之下，你也不能够使自己免予被开除教籍、被诅咒和咒逐。”*Christopher B. Coleman， The Treatise of Lorenzo Valla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2， p.22.可见，瓦拉在教皇与世俗王公的权威面前，毫无柔骨媚态，秉持着凛然不惧、特立独行的批判精神。瓦拉的这种独立批判精神，也是他的理论和现实政治勇气的体现，在近代早期欧洲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他的学术作品中，并对近代早期欧洲的史学再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典的语文学(philology)，是瓦拉的史学批判精神得以落实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他厌烦教条、僵化的形而上学理论，他曾经说过，“许多人深信，一个人不懂辩证法、形而上学和一般哲学的准则，就不能成为神学家。对此该怎么说呢？我是否该害怕完全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呢？我赞赏圣托马斯非常细腻的表达方式，我钦佩他的勤奋，我对他学说的丰富多彩和完美感到惊愕……但我并不那么赞赏所谓的形而上学；那都是些令人厌烦的知识，人们最好别去研究这种东西，因为它妨碍人们认识更为美好的事物”。*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138—139页。尽管他与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反对传统的经院哲学，但他对古典时代的各种哲学流派也都没有好感。在人文主义者中，他显得最为独特、另类。*Charles Edward Trinkaus， Jr.， “Introduction to Lorenzo Valla，” in Ernst Cassirer， Paul Oskar Kristeller， and John Herman Randall， Jr. eds， 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p.147-148.他唯一欣赏的是古典时代的语言和修辞学，因此，他只是对古典的语文学感兴趣。正是瓦拉的这一学术兴趣和学术成就，开创了现代史学的重要辅助学科——语文学。

在独立批判精神和古典语文学技术的基础上，瓦拉运用词汇分析、文本风格分析等语言学方法，结合相关历史事实考证，对“君士坦丁赠礼”进行了富有说服力的批驳。他还对拉丁语圣经产生怀疑，主张重新翻译希伯来语旧约和希腊语新约；对古典作家如李维等人的作品也疑窦丛生，考订出很多错讹之处，并进行了更正。因此，瓦拉被称为“系统的怀疑论”的最早典范。*E. B. Fryde， Humanism and R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 Bodmi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3， p.16.

与瓦拉遥相相呼应的是，英国的皮科克几乎同时对“君士坦丁赠礼”进行了批驳。他1393年生于威尔士，后入牛津大学学习，1431年担任伦敦威廷顿学院院长，1444年担任威尔士的圣阿萨夫主教，1450年又担任了奇切斯特主教。此外，他还是枢密院成员。*Jennifer Speake， ed.， Encyclopaedia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B. T. Bastford Ltd， 1988， p.311.他曾反对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主张，反对罗拉德派，后来又改弦更张，转而赞成改革。他主要是通过历史研究，证伪了“君士坦丁赠礼”，并否认了使徒信经的权威性。*Frederick M. Schweitzer， ed.， Dictionary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1967， p.451.

皮科克对“君士坦丁赠礼”的证伪，主要是基于历史事实的考证。他在1449年完成的著作中列举了8大证据，专题批驳了这一“赠礼”：①当时的大马士革教宗在与哲罗姆往来的书信中并未提及“赠礼”；②大马士革教宗事实上也没有继承这一“赠礼”；③权威的、可信的记载或编年史也未曾提及此事，只有一些传说故事谈及；④与君士坦丁时代相距不远的后来编著的教会“三史”(historiatripartita)，也只字未提及此事；⑤罗马教宗卜尼法斯四世曾经向罗马皇帝请求赐予罗马万神殿，用以改为基督教堂，可见当时的教宗并未领有整个罗马城；⑥尽管大马士革教宗曾提及君士坦丁皇帝赏赐给教会一小部分土地和财物，但直到查理大帝和日耳曼路易时期，教会才拥有了大量土地；⑦在与君士坦丁皇帝同时期的罗马教宗西尔维斯特去世之后，连续数百年里罗马教宗的选举都要得到东罗马皇帝的认可，这表明罗马教宗并未拥有罗马城的世俗权力；⑧最后，教会“三史”是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的希腊人所编写，比远在罗马的教宗所言更有说服力。*Reginald Pecock， The Repressor of Over Much Blaming of the Clergy， vol.2， London， 1860， pp.358-366; John Lewis， The Life of the Learned and Reverened Reginold Pecock， London， 1744， pp.114-118.可见，皮科克对“赠礼”的批驳，主要是采用了历史文献考据的方法。他是通过对历史文献证据进行排比、互证，澄清历史事实，并通过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来最终证明“赠礼”的虚假性。这与瓦拉的古典语文学分析方法相得益彰，共同成为近代早期欧洲史学批判精神的集中体现。

当时在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技术还在孕育之中、思想文化的传播还比较缓慢之际，皮科克是否看到了瓦拉的相关论著，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当时的印刷技术条件来看，他们之间也许是不谋而合。有学者认为，皮科克的历史文献考据方法是“剪刀加浆糊”的方法，仍然是通过比较历史文献的权威性而迷信权威。*Joseph M. Levine， “Reginald Pecock and Lorenzo Valla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Studies in Renaissance， vol. 20，1973， pp.132-133.这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不应对皮科克评价过低。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皮科克一一列举出的8大证据，那么就会敬佩他对历史文献考据的贡献。只是皮科克的批驳风格是沉稳而富有条理性，瓦拉则张扬而充满激情。公正地说，皮科克的历史文献考据方法，与瓦拉运用古典语文学方法针对“赠礼”文本的语言学研究，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了对“君士坦丁赠礼”批驳，从而为该文件的证伪画上了句号，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桩铁案。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在宗教改革史学与天主教史学的论战中，第一位近代天主教会史学家、意大利人巴罗尼乌斯(CesareBaronius， 1538—1607)，从1588到1607年间连续编写了12卷《教会编年史》，在其中的第3卷中他正式确认了“君士坦丁赠礼”确系伪造。*Caesare， Baronio， Annales Eclesiastici， Tomus Tertius， Antverplae: Wx Officina Plantiniana， 1624， p.275.这是天主教会首次正式承认“君士坦丁赠礼”的虚假性，也是对瓦拉和皮科克的肯定，在史学批判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事实上，“君士坦丁赠礼”在中世纪欧洲政教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远非人们想像的那么重要。在政教争端中，教会引用“赠礼”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是在15世纪中叶至宗教改革前夕，教会引用“赠礼”的次数增加了。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教会多次引用“赠礼”不是为了扩大教会领地，而是用来处理欧洲诸国对新“发现”土地的争端，如“教皇子午线”的划定等。因此，“与诸如‘天国钥匙说’、‘双剑说’相比，教皇们从‘君士坦丁赠礼’获得的好处要少得多”。*F. Zinkeisin，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as Applied by the Roman Church，”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9，No.36(Oct.1894)， p.632.特别是在安科纳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ofAncona，c. 1275—1328)全面论证了教皇绝对全权论以后，可以说“君士坦丁赠礼”就不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只是一个历史问题了。*Michael Wilks，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544; Joseph R. Strayer， ed.，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vol. 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3， p.1.因此，如果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 1194—1250)曾经怀疑“赠礼”的真实性，这种怀疑具有现实领土争端的考虑的话，那么此后，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ofCusa， 1401—1464)、瓦拉和皮科克在15世纪上半叶先后批驳“赠礼”却主要具有学术理论和精神上的重要性。*Frederick M. Schweitzer， ed.， Dictionary of the Renaissance， p.601; Richard K. Emmerson， ed.， Key Figures in Medieval Europe: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479-480.在学理上，树立史学批判精神；在精神上，破除教会的权威，从而解除了人们的思想枷锁，开辟了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之路。这就是瓦拉和皮科克批驳“君士坦丁赠礼”的重要历史意义所在。

近代早期欧洲史学批判精神的兴起，几乎与史学再造同步进行。传统的编年史或年代记不但在史观上是宗教性质的，而且在具体内容上也充满了神迹和传说，缺乏批判精神和历史真实性。随着古典文化和古典学术的复兴，人文主义者复兴和发展了语文学，使其与修辞学和诗歌一道，成为当时的“显学”。然而，为了理解古典文化和古典学术，人文主义者不得不关注历史。“人文主义者的主要兴趣在于，发现古典时代所有作家的文本。日益增长的历史兴趣，则是他们在致力于解释新发现这些文学宝藏时的副产品”。*E. B. Fryde， Humanism and R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 Bodmi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3， p.4.史学再造也是随着古典文化和学术的复兴而启动的，并日益受到人文主义者的重视。弗吉里奥在倡导古典文化教育时就十分重视史学，他曾把历史科目列为“新三艺”之一。瓦拉在晚年则把历史置于其他所有学科之上。*E. B. Fryde， Humanism and R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 p.15.

尽管但丁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并试图走出传统的史学藩篱，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实际历程却应从彼得拉克开始。以他撰写的《名人传》为例，彼得拉克对史学再造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改造了中世纪传记学的传统，为现代传记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传记篇幅加长、文字增多；②拉丁文风优美、文笔流畅；③以军事英雄、市民领袖为主；④以古罗马人为主。*Victoria Kirkham and Armando Maggi， eds， Petrarch: A Critical Guide to the Complete Works， p.104.他在该书中明确提出，撰写该书的目的就是“鼓励符合美德的行为”，“在我这本书中，没有别的，只有那些通向美德或有悖美德的事情。因为，除非我搞错了，这应是史学家的有意义的目标：给读者指出哪些是应当遵守的，而哪些是应当避免的”，书中所引用的资料则主要来自罗马史家和诗人。*Victoria Kirkham and Armando Maggi， eds， Petrarch: A Critical Guide to the Complete Works， p.105.彼得拉克明确划分了“古代”、“现代”以及“外在因素”等内容，表达了清醒的历史时代变迁意识。他撰写的历史，“不是战争或征服史，不是帝国或共和国史，而是人的故事。这些人在罗马史以及在远离罗马的其他地区或文明中同样能够找到例证。不仅撰写人们与人类的历史是可能的，而且撰写历史中一些普遍的人的因素也是可能的”。*Victoria Kirkham and Armando Maggi， eds， Petrarch: A Critical Guide to the Complete Works， p.156.在这个意义上，彼得拉克开创了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哲学”(philosophyofman)相对应的“人的史学”(historyofman)。

值得注意的是，彼得拉克试图把史学与宗教信仰分开，把历史归于“人的故事”，甚至想到了撰写全人类历史的可能性，从而开启了史学的世俗化进程。这成为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彼得拉克在试图把史学与宗教信仰分开的同时，却又把史学置于文学奴仆的地位。1341年，他在罗马接受“桂冠诗人”加冕，*Wiltshire Stanton Austin and John Ralph， The Lives of the Poets-Laureate， London， 1853， pp.10-11.由此开创了近代早期欧洲诗人兼史家、史学从属于诗学的先例。因此，严格地说，他并非历史学家，他研究和撰写历史只是模仿及研究古典文化和古典学术，并服务于现实的伦理道德实践。他的史料运用也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可以说，彼得拉克的历史研究仍然属于“鉴戒史学”范畴，只不过他要使史学服务于现实生活，而不是来世天国。这与中世纪的宗教史学相比仍然是进步的。至于在彼得拉克之后，布鲁尼(LeonardoBruni，c. 1370—1444)、比昂多(FlavioBiondo， 1392—1463)等人的史学成就，国内外学者已经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三、史学再造与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兴起

在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过程中，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举足轻重。然而，迄今为止，在国内学界还很少有人梳理过这个问题。就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对西方的古文献学、校勘学等问题关注较多，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参见彭小瑜：《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发源》，《世界历史》 2001年第1期；张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巴黎本中的H本》，《社会科学战线》 2003年第2期；张强：《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和校本》，《历史研究》 2007年第4期；张强：《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与实》，《史学史研究》 2012年第2期；米辰峰：《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历史研究》 2004年第5期；陈冬冬、周国林：《西方校勘学中的“理校”问题——兼评胡适介绍西方校勘学的得失》，《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此外，还有不少从图书情报学角度探讨一般文献学的论文，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最近出版的张广智先生主编的《西方史学通史》，首次介绍了西方历史学辅助学科发展的状况，遗憾的是有关内容所占篇幅较少，只有两三页。*李勇：《西方史学通史》，第四卷近代时期(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2—154页。因此，有必要梳理史学再造与历史学辅助学科兴起的基本脉络。

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兴起几乎与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同步。瓦拉开创的古典语文学以及皮科克运用的历史文献考据学方法，就是近代早期欧洲历史学辅助学科兴起的重要标志。这些辅助学科主要有“文献学、考古学、钱币学、碑铭学和年代学等”。*李勇：《西方史学通史》，第四卷近代时期(上)，第152页。但是，在15、16世纪这些学科兴起之际，它们并非一开始就处于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地位，而是与史学并行发展的新兴学科。到了17世纪，印章学(sigillography)、古币学(numismatics)、文献学(bibliography)、图书编目索引(librarycataloguesandindices)、语文学(philology)、古文书学(diplomatics)、古文字学(palaeography)等，这些学科各自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Denys Hay， Annalists and Historians: Wester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 CO.，ltd， 1977， p.153.然而，当时这些学科未曾被集合在历史学周围，更未被统称为历史学辅助学科。

18世纪欧洲知识界出现了知识学科体系化的尝试。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士贝尔菲尔德(JakobFredrichBielfeld， 1717—1770)在这方面的贡献值得注意。*D. G. Larg， “Jakob Fredrich Bielfeld and the ‘Progres Des Allemans’，”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15，No.1(Jan.1920)， pp.90-94.他在1768年撰写了《博学大全》一书，1771年就被译为英文。他比较了对人类知识体系进行分类概括的不同方法，根据人类理智的特性，提出了新的知识分类方法：“当我们反思人类理智的性质时，除了与此无关的情感和意志之外，我们会发现三种禀赋：理解、想像与记忆。理解用以检验、比较、判断和反思；想像用以创造、提高和生产；记忆用以保持并回复所保持的一切。任何科学(science)、任何艺术(art)都属于这三种禀赋之一。因此，我们把它们分成三类，我们这部著作也分成三本：第一本包括那些运用理解的科学；第二本包括那些源自想像的科学；第三本则包括那些需要记忆的科学”。*Baron Bielfeld， The Elements of Universal Erudition， vol. 1， trans. by W. Hooper， Dublin， 1771， pp.5-6.实际上，这是把人类知识划分成了三大学科群，把貌似相互独立的学科集合在一起。可以说，贝尔菲尔德的《博学大全》是对所谓的“博学时代”的一个总结，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此基础上，贝尔菲尔德在第三本书中，把那些需要记忆的学科称为“纯文学”(belleslettres)，用以指“一切具有教育意义和令人愉快的科学”。*Baron Bielfeld， The Elements of Universal Erudition， vol. 3， trans. by W. Hooper， Dublin， 1771， p.2.从该书的目录就可以发现，这一大学科群具体包括20余种学科或科学：神话学(mythology)、年代学(chronology)、历史学及其各分支(divisions)、古物学(antiquities)、币章学(medalsandcoins)、古文书学(diplomatics)、统计学(statistics)、旅游学(oftravelandtravellers)、地理学(geography)、谱系学(geneaology)、纹章学(blazonryorheraldry)、语文学(philology，包括东方语言、其他语言及古文字学palaeography和现代语言)，此外还包括了文体活动(exercises)、梦幻艺术和科学(chimericalartsandsciences)、传记学(biography)，以及教育史、图书史、图书馆和期刊杂志等方面的知识。

可见，在贝尔菲尔德看来，历史学与我们所称谓的“历史学辅助学科”一样，同属于“纯文学”，这些学科之间是平等的，并没有明确的从属关系。

然而，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历史学辅助学科作为学科群集合的概念。“在德语地区中，‘历史辅助学科’概念作为一批学科的集合概念，首次出现在18世纪后半期。当时，人们正致力于学科的系统化，并创建相关概念。19世纪初，‘历史辅助学科’成为相对于‘分支学科’或‘辅助学说’的概念”，在20世纪有人提议将其更名为“史学基础学科”，但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5—136页。在英国，著名的辉格史学家弗里曼(EdwardAugustusFreeman， 1823—1892)曾把“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称为“历史学的卫星学科”。*Edward A. Freeman，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86， p.49.在他看来，“任何只要不是纯粹抽象的知识，任何涉及人类事务的知识，就很难想像历史学者不与之结成同盟。这不必是攻守同盟，而是相互交往、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互利同盟”。*Edward A. Freeman，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 pp.43-44.但就它们与历史学的联系紧密程度来看，可以区分出直接相关与间接相关两种学科。然而，即使与历史学直接相关的学科，它们也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理由，都有各自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目标，它们与历史学一样都是人类知识体系中享有尊严的组成部分。*Edward A. Freeman，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 pp.49-50.可见，他并不赞成贬低与历史学直接相关学科的地位和尊严，使之从属于历史学。

实际上，从时间上看，所谓的历史学辅助学科与历史学在近代早期欧洲文艺复兴过程中几乎同时兴起，二者之间并没有先后或从属关系。从逻辑上看，这些所谓的历史学辅助学科不是因为历史学的存在而存在，也不是为了历史学的存在而存在。它们的兴起和发展最初动因是为了研究古典文化和古典学术，因而有其相对独立的环境、条件和契机，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可以说，如果没有历史学，它们仍然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但是，近代早期欧洲的史学再造，需要这些学科的有力支撑。如果没有这些学科的支撑，如果历史学固步自封，拒绝这些学科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历史学就不能发展。瓦拉和皮科克的成就就是有力的证明。因此，与其说这些学科是历史学辅助学科，不如说它们是历史学的支撑学科，是历史学的必要学科。这反映了近代早期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现代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各学科领域之间的相互依存、紧密联系而又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分化与整合辩证发展的历史趋势。

最终到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史学界受到德国和法国史学的影响，还是接受了欧洲大陆通行的“历史学辅助学科”这一概念。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历史学与政治学教授查理·格罗斯(CharlesGross， 1857—1909)。他生于纽约，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后游学欧洲大陆，先后在莱比锡、柏林、巴黎和哥廷根等多所大学学习。他1897年出版了《英国城市史文献学》，1900年出版《英国史文献学(从远古至485年)》。格罗斯为英国史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的《英国史文献学》经过1915年修订再版后，一直被沿用到1975年才被重新修订。他的这本书“成为几代学者‘必备的研究工具’”。*Edgar B. Graves， ed.， A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History to 1485， Oxford：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5，p.V，“Preface”.

从格罗斯的《英国史文献学》一书的目录就可以看出，*参见Charles Gross， The Sources and Literature of English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bout 1485，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5.他把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是按照英国史的时间顺序分别交代了各断代的历史文献。总论部分又下设五章：第一章是导论，内容包括历史研究方法、文献资料史，与期刊、评论和学会报道等；第二章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学科；第三章是档案馆与图书馆；第四章是已出版的史料集；第五章是现代人的论著。

从该书第二章的具体内容来看，格罗斯明确列举了13个历史学辅助学科：语文学(philology)、年代学(chronology)、古文字学(palaeography)和古文书学(diplomatics)、印章学(sphragistics)和纹章学(heraldry)、传记学(biography)和谱系学(genaeology)、地理学(geography)和地形学(topography)、古币学(numismatics)、考古学(archaeology)和艺术(art)。

从横向比较来看，1915年创刊的《天主教历史评论》，从创刊号开始连续数年刊登了天主教史研究指南。在谈到辅助学科时，该期刊明确了研究天主教史的5大辅助学科：哲学，特别是经院哲学；神学；教会法；礼拜学(liturgy)；圣徒传记学(hagiography)。*Anon.，“Historical Bibliography，”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1，No.3(Oct.1915)， p.359.此外，从1915年第3期到1917年第1期，该期刊还介绍了当时许多大学通行的4大历史学辅助学科：语文学、年代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

可见，1915年创刊的《天主教历史评论》，与格罗斯的历史文献学分类基本一致。二者均未把历史研究方法列入历史学辅助学科。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该期刊提出了专题史研究即天主教史研究所需要的特定的辅助学科概念，并介绍了当时史学界通行的4大辅助学科，并非完整地介绍历史学的所有辅助学科。

值得一提的是，该期刊高度重视历史学辅助学科，并认为正是由于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发展，才使历史学成为独立于文学和科学的知识门类。“人们坦率地承认，上溯到大约60年前，历史学只不过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致力于明确的文学目的。与我们的祖父辈常见的历史文献相比，当前大量的历史学院和历史研习班足以证明，原来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革，而且是巨大的变革。现在历史学已经成为科学——常规的科学(acut-and-driedscience)——它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所取得的进步，比其他任何学科所取得的进步都要巨大。历史学已经成为技术性科学(atechinicalscience)，它不仅日益把自己局限于原始资料的研究工作，而且局限于对这些原始资料的严格的批评性评估，局限于一套严格的规则，这些规则就像欧几里得几何一样严格，以便于在原始资料判断的基础上得出结论”。*Anon.，“Part I: The Auxciliary Sciences. II. Chronology，”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2，No.2(Jul.1916)， p.240.对原始资料的研究和批评，是历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并不为过。

从纵向比较来看，1975年格雷弗斯在主持重新修订格罗斯的《英国史文献学》时，他扩大了历史学辅助学科外延。我们从重新修订后的目录就可以看出，*参见Edgar B. Graves，ed， A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History to 1485.历史哲学和方法论也被归入历史学辅助学科；取消了地形学，增加了地名学、服饰、盔甲和武器；把艺术与考古分开单列。其余未变。

然而，目前国际史学界虽然沿用了“历史学辅助学科”这一概念，但其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CHS)支持出版的《国际历史科学文献学》，在历史学辅助学科的界定上具有代表性。从该书的目录就可以看出，*参见Massimo Mastrogregori， ed.，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Historical Science， vol. LXXXV，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GmbH and Co.， 2011.历史学辅助学科有：古文字学、古文书学、书籍史、年代学、谱系学和家庭史、印章学和纹章学、古币学和度量衡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图像学(iconography)和形象学(images)。其中，传统的语文学被语言学取代，这就突出了语言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传统的传记学也不见了，因为它已被融入了主流的历史学。此外，增加了家庭史，这体现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趋势；增加了度量衡学，这是计量史学的重要工具。至于增加的图像学和形象学，则体现了新文化史或后现代史学的要求。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古文字学、古文书学、语文学(语言学)、年代学、谱系学、古币学、印章学和纹章学、地理学等，始终都是历史学辅助学科中相对稳定的学科，可以称之为传统的历史学辅助学科。新兴的历史学辅助学科则因时而异，这表明了历史学辅助学科群具有与时俱进的动态开放特征。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孕育形成，见证了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历程，也是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仅是偶尔被吸纳到历史学中，而且已经永久性地成为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必要知识”，成为“历史学家的工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第135页。历史学辅助学科也随之成为现当代史学知识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令人遗憾的是，欧洲以外的史学界似乎至今对此仍然相当陌生。这在一定意义上妨碍了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与史学再造的历程。

综上所述，近代早期欧洲文明重建与史学再造的动力来自深层的经济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文艺复兴及其人文主义精神，唤醒了社会历史理性，形成了怀疑与批判精神。意大利人弗里吉奥首次把历史学列为“新三艺”之一，为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奠定了第一基石。意大利的瓦拉与英国的皮科克，遥相呼应，共同为史学再造开辟了道路。彼得拉克则是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的先锋。在近代早期欧洲史学再造的过程中，历史学辅助学科得以形成和发展，成为史学再造的有力支撑。近代早期欧洲的史学再造，是欧洲文明重建的缩影。由此开始，历史学逐渐取代了宗教神学的地位，为欧洲文明的自他认同提供了崭新坐标。

(责任编辑：冯 雅)

2016-11-02

天津市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培养计划项目“欧洲文明与现代化”(编号：013-CXZX14005)。

张乃和(1967-)，男，河南内黄人，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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