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神秘主义视角下的中医理论合理性探析

2016-03-15马保玉

河南社会科学 2016年11期

关键词：神秘主义中医理论科学

马保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东方神秘主义视角下的中医理论合理性探析

马保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两千多年来，中医为华夏各族人民养生、健身、治病救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自从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一直被称为中国传统科学的典范、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医理论的合理性开始受到质疑。通过挖掘科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可通约性以及从东方神秘主义认识事物的视角审视传统的中医理论，力图对传统中医理论给出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进而得出一些新的见解。

东方神秘主义；西方科学；中医理论；通约性；合理性

东方神秘主义主要是指古老东方对自然、社会进行非常态思考与理解的学说及行为的总称。它也是源自西方社会对东方文化部分学说流派等的总的看法，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质是东方不同民族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自然社会的特有的原始认识方式。之所以“特有”实际上是相对于自近代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以形式逻辑和实验为基本手段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而言的。其实所谓的东方神秘主义在西方也是存在的，只是东方一直传承了下来，而西方在古希腊出现了形式逻辑和公理化法。恩格斯在总结19世纪末自然科学发展时曾概括指出，18世纪是分门别类地整理材料的世纪，而19世纪则是综合材料的世纪。在19世纪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发电机、电动机的发明是建立在奥斯特（电生磁）和法拉第（磁生电）的实验以及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基础之上的，而不像第一次技术革命是由一批缺乏科学理论基础的人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称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到19世纪末，科学被当时的人们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培根就痛斥古希腊未能给我们留下一个像样的科学实验，他号召人们抛开种种旧观念，在实践中重新认识事物。以孔德为代表的一批实证主义者也指出，以前未经科学证实的关于自然的认识都是靠不住的。正如近代科学的诞生并不只是依靠实验获得，也离不开笛卡尔的演绎法一样，科学后来的发展也并不只是源于实证，思辨在科学发展当中仍然起着重要的方向性作用。伴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尤其是量子论、相对论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通往真理的道路并不只有西方科学一条。古老东方神秘主义的直觉体悟认知世界的方式，同西方现代科学所认识的世界图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科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东方神秘主义与科学在认知事物上具有越来越多的相似性。尤其是在对生命有机体的认识方面，东方神秘主义逐渐显示出其特有的优势。今天看来，神秘主义包含着很多值得现代人认真思考的观念。可以说，古老东方的神秘主义是最宽泛意义上的宗教体验。印度教、佛教、道教都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色彩，尽管细节上有所不同，但都强调宇宙的基本统一。其实，中国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境界也带有神秘主义成分。东方神秘主义独特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启发了笔者从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在一定意义上殊途同归这一新的视角来解读中医的合理性，进而探索其中更深层次的科学内涵。

一、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获得知识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理性的，一种是直觉的。通过理性而获得的知识一般与科学相联系，通过直觉而获得的知识一般与宗教相关联。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出现，西方开始出现贬低直觉的宗教知识、推崇理性的科学知识的趋势，但是在传统的东方则还是主要以直觉的神秘主义方式认知世界。这种认知世界的神秘主义方式不仅出现在印度教的《吠陀》、中国的《易经》及佛教的典籍中，而且也出现在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断简零篇、阿拉比（Ibnal-Arabi）的泛神论神秘主义派或亚基（Yaqui）的巫师胡安的教诲中，只不过是神秘主义在西方始终不是主流，而在东方的哲学与宗教思想中却构成了主流。所谓东方神秘主义也包含关于印度教、佛教及道教的宗教哲学，这是相对于后来科学理性认知世界的方式而言的。

20世纪科学的发展是以量子论、相对论为理论基础的，它为我们揭示了通过经验所认识不到的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中物质的存在方式，以及物质与时空二者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发现牛顿的时空观和力的超距作用只是人类认识自然初级阶段的产物，19世纪末“竣工”的经典科学大厦也只是人类关于自然表象的认识，还未触及自然界神秘的一面。更令人吃惊的是，20世纪科学所发现的世界总图景与近代科学发展特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二者都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杂的事物转化为简单的事物、把运动的高级形式还原为低级形式。这种世界图景和分析还原的方法的成功，后来被推崇为在西方具有支配地位的机械论世界观。正如开普勒认识到行星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而非上帝用圆规画出来的正圆后十分苦闷与痛苦一样，20世纪初普朗克在解释紫外光谱能量与波长不能对应的现象时被迫提出能量子概念，由于这一提法与经典的麦克斯韦能量是连续的观念不一致，普朗克也曾郁闷与苦恼。此后，他试图将能量子学说纳入已经被验证无误的经典概念之中，但很快发现这些努力是徒劳的。后来科学证实普朗克当初所提出的量子假说是正确的，为此他获得了191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与玻尔的争论中，爱因斯坦始终不肯相信世界的物理现象竟然是非决定论的。有A就有B，在自牛顿至爱因斯坦的众多科学家的脑海中早已根深蒂固，然而20世纪的科学世界却向人们展示了它非决定论的一面。微观世界的物质究竟是以粒子的形式还是以波的形式存在，不仅取决于测量的仪器还取决于测量的时间，人们不能完全脱离测试过程就断定它是粒子还是波，因为随着测量方法的改变，粒子的性质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宇宙间的万物在本质上相互关联，因此，我们不能把世界分解为各自独立存在的最小单元。物质虽然是由粒子构成的，但它们并不像德谟克利特与牛顿所描述的那样是“基本结构单元”，而只是理想化的事物，运动的粒子不过是宇宙基质波动辐射的“泡沫”。

二、科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可通约性

美国学者卡普拉（Fritiof Capra）曾在他的《物理学之道》一书中，将英国物理学家（David Bohm）的观点“基本粒子不是独立存在、不可分解的实体，它本质上是一组外延而涉及其他事物的关系”，与印度教徒的预言“天空、大地和空气，还有风和一切生灵都在它上面编织，只有它才是唯一的灵魂”[1]，放在一起对比，得出了科学与诗意的语言在描述上具有一致性的结论。一切事物都被看作是这个宇宙整体中相互依赖且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唯一的灵魂”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个不可分割的“唯一的灵魂”在印度教中被称为“梵”、在佛教中被称为“法身”、在道教中被称为“道”，由于它超越一切概念与范畴，所以佛家也称之为“真如”。在基督教中，“道”就是上帝[2]。尽管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是有差别的，但是微观世界并不是笛卡尔所理解的那样主客二分，“我思故我在”，而是主客不分的，我观察，故世界所呈现的面貌才存在。观察者一定要与被观察者合而为一，才会有被观察者的面貌存在，相对论也揭示了同样的思想。爱因斯坦比牛顿更为高明的地方是他把观察者与物质运动一起考虑，在高速运动中发现了时空的相对性。同时，量子论的诞生与发展也向人们展示了另一个人们过去未曾接触的世界以及人们未曾想到的风景。在亚原子层次上，物质的存在方式不是遵循人们根据经验所想到的宏观世界的游戏规则。在微观世界里，物质存在地点和事件发生的时间都只是一种可以用概率表示的倾向性，但是并不确定，只是一个概率波。这种概率波与水波声波一样，具有衍射、干涉等全部波的性质。物质既是波（场），又是一个（点）。物质本质是什么不是由它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它、用什么仪器去看它所决定。时间和地点固定任何一个，另一个都是测不准的，它们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玻尔后来又不断地扩大互补原理的应用范围。例如在生命现象的研究中，机械论与生命力论是互补的，因为只用生命力论来研究生命，生物体就不可能是台机器；若只用机械论来研究生命，那就把活体当作死体来研究了[3]。互补原理是玻尔对量子力学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所作出的一种哲学概括。这种从科学向科学的迈进，逐渐接触到了本文所讨论的东方神秘主义，并且越来越发现科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在认识世界方面有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之妙。其实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都是从古代探索世界的工作中分离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它们有着各自的研究方式和表达方式。东方神秘主义者在幽深的沉思中达到了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主客体合二为一的最高境界；而西方理性主义者的做法则是主客二分，以数学为基本工具，以实验为基本手段，却得出了与东方宇宙观惊人相似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神秘主义与科学具有可通约性。

三、东方神秘主义与中医的发展

中医是道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故中国古代有黄老学之说。“黄”即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人关于天地和生命规律认识的大百科全书，它以阐述生命运动规律和医疗理法为中心，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关于天体运行的阴阳规律，关于地上万物生成的五行规律，将阴阳五行规律应用到人体上，认识到人体结构和机能、病理和病因的各种规律和现象，提出了系统的养生、治病的方法和理论，是中医学的原始经典。从《黄帝内经》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医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古代科学。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万事万物由元气构成，气分阴阳，阴阳交感，推动事物不断变化，变化的结果产生木火土金水五类性质的物质，这五类物质相生相克，构成消长盛衰的关系。“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规律，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或成分，阴阳表示事物的属性和分类，五行是表示事物相互关系的一套符号模式，这四者结合起来即可在思辨的层次上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中国古人把宇宙、自然界、人体和人类社会等都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通过直观体悟和综合把握等方式对之进行认识。

“天人合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状态。人是缩小的宇宙，宇宙则是放大的人。中医是道家思想的产物。中医的特点就是将人放在自然之中来看待，即天人合一。天、地、人是有机一体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一定要随着大地上万物的生长而在春天养生，在夏天养长，在秋天养收，在冬天养藏。即生命的节奏与大自然的节奏是一致的，只有这样才“法于阴阳，和于术数”[4]。既然是天人合一，那么医者一定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按照这种思维，天上的五星对于地上的生命有周期性的影响。理解人的疾病要站在这样的“高度”。李约瑟称之为“有机的自然主义”[5]。“万物之生，皆禀元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6]“阴阳合和而万物生。”[7]“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8]中国古人认为，阴阳交感且相互作用，是宇宙万物产生、发展、消亡的根本原因。阴阳交感相错，只是泛指阴阳的相互作用，其具体形式又可体现为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转化等。水流润下，火势上腾，木性刚柔有致，可直可曲；金性有塑有硬，可展可固；土性肥厚，可生长五谷。这种原始朴素的五行观念，后来被赋予哲学内涵，形成了一种把各种事物作五元化归纳分类的思维习惯。当这种思维方式被用于归纳与整理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物质材料时，便形成五行概念。由此原始五行概念便具有元素论或本体论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从医者将人体内脏分为五类，分别归属于五行，以五行的特征来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当然这不一定是指人体真实的五脏，而是一种思维模式。中医运用这一思维模式说明五脏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与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进而用于指导疾病诊断和治疗[9]。例如，老年人换上年轻人的心脏容易死于肺病。这种情况在西医看来手术是成功的，只是病人的肺出了问题，而不是心脏的问题，但在中医看来却是五行生克制化所致。心脏虽然变强了，但由于火克金，肺的活动受到抑制，导致系统加速崩溃。同样一个现象，中西医却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这是由于人类认识生命及疾病的基本方式不同。近代西方科学经历了机械论才获得了发展，它虽然从“人是机器”的偏见中走了出来，但还未真正走上有机论的认识途径，其分析疾病的基本思路还是要么更换机器零件，要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东方的中医没有经历西方还原分析及生理解剖的发展过程，没有相关的科学基础，习惯于用自然哲学的抽象思维来理解生命与解释疾病。

在研究声光化电方面，西方科学的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显然占优势，以致完全可以对中国古代的见解：“雷，阴阳薄动，生物者也……电、雷光也，阴阳激耀也。霹雳，雷之急激者。”[10]进行有价值的评判，但在解释有关生命这种宇宙间最复杂的自然现象时，却不得不对于不是西式科学的中医小心谨慎。科学的兴起把人推入一条条专门化训练的道路。现代人在知识方面获得得越多，就越看不清眼前的世界，于是就陷入一种存在的遗忘状态。而东方神秘主义者则始终鸟瞰万仞大山，在自然的风霜雨雪、雷电风云中体悟日出日落、星移斗转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感受花开花落、草木鱼虫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通过沉思，使思想达到集中与宁静，催生思维的激发状态。天才的思辨与数千年的实践使东方神秘主义者容易洞见“隧道”深处看不到的东西，为揭示真理开辟了新的路径。

四、西方科学与中医理论的可通约性

西方科学的起源是从认识物质的变化和发展规律开始的。西方科学重点研究的是物质属性的基本理论与应用技术，并且以“实验室科学”带动了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西方科学发展历程中，西医是西方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科学的认识模式客观地反映了微观认识的深度和精度，对物质世界的变化规律认识与掌握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公元前5世纪，中西医都出现了自己的医学理论，此时的中西医具有可通约性，中西古代医学具有共同的起点和共同的观念，两种医学都在追求属于自身的某种平衡。中医追求阴阳的平衡，“谨查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11]。中国人把宇宙的组成物质归结为金木水火土五种，而西方人则归结为水火土气四种直观物质，这是由在这一时期的人类认识水平所决定的。在西方人看来，火给物质以能量，气给物质以运动。希波克拉底（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医师，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西方医学奠基人）认为，身体由气（风）、土（地）、水、火四种元素构成，每种都有自己的特质，即冷、热、干、湿，机体的每一部分也都有各自的主要性质。希波克拉底提出了一套整体观念理论，他认为人的身体中有四种物质即血液、黏液、黑胆汁及黄胆汁，只有在这四种液体平和的情况下，人体才会健康，这很像中医所讲的气、血、精液、痰。中医讲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燥者润之，湿者燥之。血从心来，代表热；黏液代表冷，黄胆汁由肝所分泌，代表干；黑胆汁由脾和胃来分泌，代表湿。灵气论者认为血液代表热、黏液；黏液代表冷、湿液；黄胆汁代表热、干液；黑胆汁代表冷、干液。这里所说的灵气相当于中医精气神理论中的神。“一切都建立在液体统一会合的基础上，一种统一的和谐，统一的交感的基础上。”[12]这相当于中医理论中气血在十二经脉的流注次序：昼行于阳二十五，夜行于阴二十五，昼夜五十周而大会。气血沿着经脉一昼一夜在人体内循环五十次。

《黄帝内经》认为，将人体各器官及组织连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是经络。经络原来既不叫经，也不叫络，经络是今天的称谓，最早叫脉。真正的经络包括两类：血管通路和皮肤信息通路。经络是血管，意味着中国人在两千年前就创立了血液循环理论；经络是皮肤信息通路，现代科学仅仅发现了它的一些迹象，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皮肤信息通路的经络，作为皮肤信息通路的经络实在而又空灵，但中医则可以依据它治愈各种疾病。科学研究发现，人体存在隐形传感经络，也就是隐性循经传感线，这些传感线是可以观察到的，它们不依赖中枢神经与血液循环，其确切位置与古典经络图上的位置基本吻合。它们的结构是功能性的，是一种在已知解剖结构及其功能之上的功能调节系统，具有“非解剖”或“超解剖”的性质。有的学者还发现，经络是营卫的循行通路，营卫—养与防卫—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中的内分泌及免疫各部分之间联系密切[13]。这种“非解剖”或“超解剖”的传感线是由远古具有超凡感悟能力的大巫师们感悟而得。

在治疗方面,中医是辨证施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同一个病人不同的医生或同一个医生在不同的时候对同一个病人诊治，方法都可以不一样。强调个体，强调生理因人而异，病理的症候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治疗也因人因时而异。阴阳五行行气一元论到脏象和精津液经络都体现了整体观下的辨证施治。这种不确定性与薛定谔猫的死活不确定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天人合一，“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4]。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子午流注理论把各个时辰对应的脏腑经络与人后天之气流注的顺序，全部给贯穿起来。经络敏感性随着天地运行有周期性变化。周期性是生命的特点。假如人在瞬间受到外来打击身体出现病症，则仍在那个受打击的时间点进行治疗效果就大大提高。中国古代按照患者就诊时间，通过特殊手段计算得到所取针灸穴位的针灸疗法。这种外伤时穴或就诊时穴在西医看来是毫无科学道理的，但在中医眼里却是治疗的关键所在，而且行之有效。这与相对论中所说时间空间移动要和观察者的运动速度和方向结合起来才能做出判断如出一辙。“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在逻辑下也是跳跃性的。仅仅就是一个判断，缺乏严密逻辑性。公理是任何知识的获得都必须把握的东西。从少数不加定义的基本概念和少数不加证明的原始命题(逻辑前提或初始原理)出发，应用演绎推理法则，推出一系列的定理。然而正是这样的开放的系统论思想和非线性的跳跃性思维成为普利高津解决19世纪时人无法驳倒的热寂说的金钥匙。而西方医学则是在生理解剖的基础之上根据病理进行治疗，是解剖分析的方法，中医学一直在寻找共性，是归纳和综合的方法。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决定两者走上不同的认识道路。在他们看来中医是神秘且不科学的。西方科学与中医理论面对不同类型的自然规律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科学认识模式与知识结构，必然要对应不同类型的评价科学的标准。其实，西方科学与中医在认识方法与知识结构上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在评价科学的标准问题上产生矛盾的。中医的认识模式与知识结构为现代科学的评价标准以及今后基础科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一个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现代科学的评价标准如何解决矛盾性的问题？从这些越来越多的现代科学与中医思想方法论的吻合中可以看到西方科学与中医具有可通约性。

五、中西医结合的困境与可能性分析

从西方科学的角度看，中医虽然不科学，但也不能说是反科学的。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西方科学也未必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对于科学发达的西方来说，中医充满了东方神秘感，中医要发展，要走向世界，离不开现代科学的渗入。但如何与现代科学（尤其是西医学）结合，在继承中发展，形成较好的现代医学，却存在着认识上的、操作上的和理论建构上的困境。中西医结合首先应承认中西医之间的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结合的必要；同时也应承认中西医之间存在着共性，没有共性就没有结合的基础。中西医结合过程，也就是两种医学之间从差异、互补逐步走向渗透、融合的过程。西医的思想是盯着局部，却忽略了全局，而中医的智慧是重视整体。中医充分利用人体的感觉器官认识人体。对于西医来说，中医理论的价值充分说明通向真理的道路不只有西方科学这一条道路，这是中西医相结合的前提。中西医在各自发展的道路上最终都能达到真理的顶峰，这一点已为无数事实所证实。二者能够得以很好地结合的关键是如何正确看待东方神秘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是一个宏观世界，中医也是宏观医学。这里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是中医并非一定要符合西方科学规范。比如，不一定需要通过高科技手段找到了经络才承认它的存在。中医思想中关于人体内的气是一种合理性的存在，这种气是变化多端的，犹如大棚内外种植的蔬菜尽管成分相同，但所含天地之气不同一样；鼻塞是阳气被闭塞，清理鼻腔而使其通气并非是阳气释放。天地之气与从鼻中出来的阳气都是人的肉眼所看不到的。其实，中医理论的“气”和西医理论的“能量”的意义是相近的。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应该用东方神秘主义的视角看世界，并且对中医理论进行相应的改革，只有站在这样的认识论高度上，中西医的结合才能真正走出困境。从1543年哥白尼日心说的正式发表，到1687年牛顿力学理论的真正建立，经典科学的大厦由此奠基，新的科学范式在这之后渐渐出现。量子论的诞生标志着经典物理学的决定论不再决定一切，耗散结构理论在平衡与非平衡、可逆性与不可逆性、线性与非线性、有序性与非有序性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现代科学表明，自然系统的发展演变中蕴含着一种或多种宏观结构的萌芽，因而在系统形成有效稳定结构的临界点之前，存在着多种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全部子系统均会作出相应的调整，正是因为其中存在着积极协作的方式，所以自组织系统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而混沌理论作为系统从有序突然变为无序状态的一种演化理论，对确定性系统中出现的内在“随机过程”的形成途径及机制尚不清楚，科学界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分形学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开始关注长期以来被排斥在几何学研究范围之外的大自然的“不规则”的一面，弯弯曲曲的海岸线、起伏不平的山脉、变化无常的浮云开始进入科学家的视野。建立在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基础之上的超循环理论，利用生物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巨系统高阶环理论，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进行数学化，建立了一个通过自我复制及自然选择进而达到高度有序水平的自组织系统模型，以解释多分子体系向原始生命的进化现象。虽然此理论在科学界仍有争议，但它无疑把系统科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通过对非平衡及非线性的分析研究，科学家揭示出自然和社会中所出现的“无序—混沌—有序”转换的规律性与自组织及自适应的特性。当复杂性研究由新兴科学、交叉科学、应用科学的学者来倡导时，尽管它们还未被主流科学界所认可，对科学的总体取向影响也有限，但毕竟预示着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新的开始。

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古典科学的新科学范式处于不断地蓬勃发展之中。新兴的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特别是生态科学，试图改变古典的还原论、原子论、决定论的世界图景，向古典科学发起根本性的挑战。尽管新的科学范式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它们所代表的研究纲领却极具思想魅力，呼应这个时代人类对于自身存在方式的反省。它们也正在寻找旧范式中可以联合的部分，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及说服力，并由此而构成了科学范式转折点的理论背景。我们难以预测这种转折何时发生，或许要经过一个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但我们却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根据它的发展趋势预见，每两种不同科学的交会，都会碰撞出新的知识火花。这是因为世界也是东方神秘主义所认识到的模糊的、混沌的、有机的世界。中西医结合如同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有一个由点到面，由简单到复杂，由表及里，由中西医相互尊重到中西医的有机结合，由初级到高级等循序渐进、不断深入、逐步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时时总结认识中的经验与教训，认识到曾经的中西医结合历程中的困惑，进而努力探索中西医结合的出路。因而，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要求中医理论的继续发展，必须走出单方面发展的局限。只有中医理论和西方医学相互统一、恰当的结合，才能更好地走好生命科学的探索之路。

结语

如果单从基本概念上来说，中医理论是模糊的形而上学的；如果从推理形式上来说，中医是类比的或然的。由于中医学理论还没有从自然哲学的理论体系中分离出来，所以中医理论还没有准确的定义和具体的可检验性。这也是中医理论饱受质疑的一大原因。20世纪以前，地球科学一直处于描述阶段。早期的地球科学家往往研究某一地学分支，像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海洋学等。而牛顿、康德等人对潮汐摩擦进行研究，得出了地球自转变慢的结论；达尔文认为平行赤道的山脉形成和潮汐效应颇为相似。二战后，系统论的诞生要求用系统的、多要素相互联系的、相互作用的观点去研究地球。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地球系统科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的问世，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全球环境人为因素计划、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与生物多样性计划等联合支持的地球系统科学联盟的形成，以及这一系列以千年为目标的研究的展开都表明：人们正在逐步走出认识自然的一条条隧道，以更为高远的眼光审视置身于其中的世界。21世纪的科学发展让我们越来越看到了中医的生命力所在及其合理性所在。尽管我们还不能说科学和中医学将在真理的巅峰会合，但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东方神秘主义的价值。中医的合理性有可能从依靠它的实效性，渐渐变为它的科学性来证明。

一直置身于隧道外的东方神秘主义者通过长期的观察反思所得到的关于真理性的认识，越来越显现出与现代科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中医属于东方神秘主义的产物，中医理论中所蕴含的文化精髓使得人们深切体会到东方神秘主义所具有的价值，无论是中医的现代化还是中西医结合都是以上述基本认识作为前提的。中国道家阴阳互补虽然与玻尔的互补原理有一定的差异，但其中的哲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认识世界的方式，神秘主义有其特有的规范，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其相应的理论在中医运用中也会引发相应的缺陷，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中医经过几千年历史的演变，一定掺杂了不少谬误，个人经验的成分增多，不可理解的神秘色彩变浓。但是，古老东方神秘主义对传统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历史促进作用则是主要的[14]。中医学能够持续稳定地存在下来，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是其科学性的重要体现。从东方神秘主义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可以看出，中医理论与神秘主义相关的大部分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代自然科学的基本要求，这也是中医理论思维科学性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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