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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现实依据、品格特色和实践逻辑

2016-03-15马凯

河南社会科学 2016年11期
关键词:理政治国思想

马凯

(1.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河南郑州450045;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现实依据、品格特色和实践逻辑

马凯1,2

(1.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河南郑州450045;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国发展具体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当代中国党情、国情、世情的发展变化为现实依托,以中国传统优秀治理思想为历史镜鉴,在科学回应时代课题、有效解答发展问题、精准破解现实难题的过程中,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等方面,初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治国理政新思想。实践现实性、问题导向性、整体系统性、具体针对性、集体学习性、一线调研性、人民立场性等品格特色决定了我们对治国理政新思想既不能经验化、教条化,做简单归拢和机械罗列,也不能刻意拔高、过度解释,而是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立场、科学观点和严谨学术的统一,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认真总结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内在机理和逻辑规律,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与良性互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治国理政新思想。

治国理政;现实依据;品格特色;实践逻辑

相对于传统的学理型或者演绎型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在形式上由一系列讲话、决议、笔记、演讲、书籍、批示、通信等组成。时间上从习近平同志当知青下乡就已经开始积淀,至今仍然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空间上包括其治国理政所涉足的不同地域、部门和领域。这些思想观点表面上看似乎缺少学术范式上的严谨考究,但从全局和实质上看,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这些思想观点既是读懂中国重新崛起的重要遵循,也是解决中国在“发展起来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国策宏论,更是治国理政的智慧宝库,是开展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主要观点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是一种建构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实践型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以实践得出思想认识,以实践来检验思想认识,以实践来升华思想认识。内容上包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不偏向,擘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伟大梦想不动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破解改革发展深层次难题不犹疑,科学规划“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前进方向不含糊等。这些思想是在科学回应时代课题、有效解答发展问题、精准破解现实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一)主旨鲜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偏向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主题和主线。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1]这不仅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主题和主线的庄严昭示,而且也表明了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继续做好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生命线,其使命任务就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定型。为了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习近平同志追根溯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历程的宏大历史视野中去考量。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从六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历史过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实践历程和演进脉络进行了再现,对共产党人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艰难过程进行了再现,把社会主义从抽象的、零碎的、孤立的原理和结论变成了灵活的、系统的、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理论和实践力量,让我们真正领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魅力,感受到了真理的前瞻力量。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明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并要求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一正本清源的回答,有力地驳斥了那些试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污蔑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新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错误观点,让我们在国内外形形色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攻击面前,抵御能力得到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免疫力得到增强,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目标明确:顶层设计“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路线图,冲刺民族复兴伟大梦想不动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的一个伟大战略构想。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中国梦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目标导向,也是强国兴邦的执政宣言,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勾画了新的时空坐标。用中国梦作为治国理政的目标指向,是我们党对中华民族做出的庄严承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的使命担当、价值追求和战略自信。从历时性来看,中国梦具有十分厚重的历史跨度,涉及历史、现在和未来,既注重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和力量,又牢牢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更是站在未来的制高点上来擘画复兴。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逻辑来看,中国梦是中华传统优秀文明的血脉延续,是中华民族在工业化、信息化文明进程视野下开辟中华文明新境界,进而为人类对更美好社会理想的期许提供中华文明新智慧、新方案和新航迹的复兴;从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的逻辑来看,中国梦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昭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理想之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到崛起的复兴;从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抗争史的逻辑来看,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人的民族夙愿,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救国、兴国和强国梦想的深切期盼,是中华民族经历了痛彻肺腑的抗争,觉醒之后从低谷到高峰,从苦难到辉煌的复兴;从中国共产党95年来奋斗史的逻辑来看,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实践,是一个继续奋斗的历史进程和完整视野,与救国、兴国、强国、复兴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从共时性来看,中国梦不仅在国内引起共鸣,还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就在于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梦想的向往息息相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顺风车’,实现共同发展,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3]从中国梦构成来看,它包含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三大要素,涉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方面,三者的发展是相一致的,中国梦的内涵表明中国梦不是离开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抽象个人之梦,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仅是人人出彩的手段,更是个人发展的标志和参照系,这样从内涵上就对家国情怀进行了有效同构。在路径选择上更注重从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坚持和平发展来加以落实。在实现阶段上以“两个一百年”为时间节点,以建党和新中国成立为历史起点,以百年跨度作为全面建成小康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实现点,这既是对客观发展规律的尊重,又是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鼓舞。从中国梦的话语范式来看,中国梦的表述简约不简单,大道至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看似简单,实际上蕴含着理论深度、历史厚度和时代广度。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消灭私有制。用中国梦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重要标志,这反映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超的政治智慧。正由于中国梦抓住了中华民族时势发展的大趋势和大逻辑,紧扣大众心理,反映人民心声,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因此一经提出就能够激荡人心、引发共鸣,就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大公约数和最美同心圆。

(三)思路清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破解改革发展深层难题不犹疑

为了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想。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标示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式形成。高扬小康之帆,激活改革之力,善用法治之道,铸牢党建之魂,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鲜明特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攻方向明晰,就是为了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统一体,既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又有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尽管每一个全面都自成体系,有着各自的任务、功能,并能够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作用,但用一个战略目标和三大战略举措相联合的架构来进行顶层设计,使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经提出,便拥有了潜在的优势,因为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实践过程中的科学运用。能够协调推进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整体合力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和能量的发挥则不是每个全面的简单相加所能够比拟的,也只有协调推进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能使中华民族积蓄已久的能量得到充分爆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着力破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经济社会“高血压”,利益凝化“铁藩篱”,制度设计“天花板”,贫富差距拉大,阶层流动固化,价值观“雾霾天”等矛盾和问题提出的,也是在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为了确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有力,中央成立了若干个领导小组来加以协调和统筹,各个目标、任务正在得到执行和落实,各种挑战和“硬骨头”正在逐渐解决。

(四)擘画有道:科学规划“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前进方向不含糊

理念是思想的反映,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清晰才能确保思想不偏向、不含糊,才能在实践中做到有的放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和全局高度,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趋势和态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十三五”规划的纲领性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吹响了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集结号,同时也擘画出我们党经略伟大复兴战略梦想的清晰图景。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的最新产物,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战略思维方面的科学表达和集中反映,是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是对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的科学总结,还是对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积累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与反思,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更为人类文明的前进发展提供了启示和借鉴,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全面和清醒的认识。因此,“五大发展理念”不仅仅局限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阶段性目标的完成上,更是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而展开,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好引领作用,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科学指南和价值遵循。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引擎,主要是解决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在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引进、消化、吸收之后的必经阶段,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时代性课题,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必然选择,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占领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战略的制高点,才能引领未来,创新体现了发展的力度。协调是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来缩小差距,均衡发展,为建成全面小康。共同富裕打下基础,协调体现了发展的深度。绿色是发展的质量效果,通过建设美丽中国,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指明新方向,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辟新路径,绿色体现了发展的高度。开放是发展的必然举措,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来积极参与并改善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治理格局,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来拓展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使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朝着公道正义、包容互惠的方向发展,开放体现了发展的广度。共享是发展的价值归宿,是对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战略再确认,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显著表达,共享体现了发展的温度。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治国理政新思想是对中国发展所处的时代方位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特殊执政使命和执政环境的战略性回应。治国理政新思想不仅仅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着眼于伟大复兴这一宏大的时代命题,既致力于有效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精准破解现实难题,又着眼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一)党情所处的重大历史发展阶段呼唤出治国理政新思想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我们党自身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来看,我国党员数量8800多万,共青团员8700多万,基层党组织440多万,其数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治国理政首先要治理好党,党自身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反腐败斗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还没有取得压倒性、决定性胜利。“四风”问题改头换面依然存在,当官不发财的从政观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依然不收手、不收敛,影响极其恶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从我们党面临的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来看,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已经带领人民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我们党肩负着带领13亿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第四件大事。从我们党面临的“赶考”任务来看,我们党自执政以来,已经进行了两场“赶考”:一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书写革命和建设这第一场考卷,虽历经艰难险阻,但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奠定了当今中国发展的理论、实践和进步基础;二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书写改革开放第二场考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把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优异成绩镌刻在考卷上[4]。当前我们党能否带领人民继续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成为社会主义主流发展模式,而且超越西方模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优模式,创造比“西方福利国家”更公平的“社会主义财富分配”奇迹,比西式“民主”更优越的“中式民主”奇迹,比“多党竞争”更有效的“长治久廉”奇迹,吸取巴黎公社经验教训,回答好“葛兰西命题”,解决好“塔西佗陷阱”,我们党面临的“赶考”任务还没有完成[5]。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6]如何确保党不变质、国不变色,巩固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目前面临的重大时代性命题。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者比革命者的任务更加艰巨,革命者往往不会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改革者则会改革自己,需要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触碰自己的灵魂和利益,其艰巨性和难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所不曾经历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问题以及执政的挑战呼唤新的科学思想来净化党的肌体和灵魂。习近平立足于当今中国发展的实践特征,结合中国现实经济、政治、文化和阶级条件的新变化,以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科学世界观为立论之本,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为立论之径,以人民性的政治立场为立论之旨,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审慎分析、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全面总结、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总趋势科学把握的基础上,在忧党、治党、兴党、强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思想既阐释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强调党的执政任务、使命与要求,又着力于革除党自身面临的问题;既敢于破除利益固化和思想藩篱,又善于立规矩、明纪律、抓落实,多年积弊正被革除,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潜规则”等丑恶现象正被纠正。这些思想和措施让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正在逐步恢复。

(二)国情所处的重大历史发展阶段催生出治国理政新思想

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阶段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情也没有变。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发展中国家这三个方面的没有变是对我国国情的科学概括。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把握时局,立足中国崛起复兴的大战略、大课题,对中国复兴进程中出现的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金融漏洞、执政党腐败、文化软实力不强、价值观念冲突、民生短板、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增、党建虚化弱化、能源短缺、人口结构失衡、外部压力增大和国防军队改革等战略性问题和现实性困局进行深入调研、科学论证、辩证分析的基础上,顶层设计,谋篇布局,提出用中国梦来实现“复兴中国”,科学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来打造“效益中国”,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营造“文化中国”,掌握新闻舆论战场主导权来构建“话语中国”,通过反腐肃贪、打虎拍蝇来建设“正气中国”,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建成“小康中国”,建设“改革中国、法治中国和廉洁中国”、强调知人善任,培养关键少数来建设“人才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来引领“创新中国、均衡中国、美丽中国、和平中国和共富中国”,通过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来推进“安全中国”,通过强军改革来建设“强大中国”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想。

以经济新常态为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以强刺激、拼资源、比投资,依靠疯狂、畸形的炒房、炒地等来实现一夜暴富、“竭泽而渔”式增长和“大水漫灌”调控为主要特点堆积出来的高增长时代已经难以为继,如何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如何防止出现经济硬着陆是当下面临的难题。严酷的经济发展环境不允许我们躺在传统的增长模式上酣睡,否则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不可防控的系统性风险,甚至会打乱复兴大业的进程。习近平针对以上弊端,提出了经济新常态这一执政新理念,旨在通过结构优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强势反腐、大胆创新、精准扶贫、补齐民生短板等方面的精心布局,来革除“GDP膜拜”旧观念,杜绝“跑部钱进”“潜规则”,涤荡一夜暴富“炒”作空间,进而倒逼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发展新格局。因此,经济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和规律的总结,是指导经济发展尽快走出“升级”之惑和“转型”之痛的战略思想,是防止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遵循。

(三)世情所处的重大历史发展阶段倒逼出治国理政新思想

一方面,由于西方金融危机的持续发酵,美国金融霸权的逐渐衰落,新兴经济体的整体赶超,特别是中国在30年内的迅速崛起,让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产生的经济引力波,使世界经济重心加快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这也必然会导致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而地缘政治的改变,则又会推动国际格局的大调整、大分配、大洗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自群体崛起以来500年未有的大变局。世界格局在时和势方面整体对我们有利,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我们正处于由亚军国家向冠军国家迈进的战略冲刺期。

另一方面,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战略性风险也就越高。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势力,基于其全球金融、货币、军事霸权的战略考量,绝不会允许世界上出现能够挑战其霸权的国家或组织,面对苏联、日本、欧盟构成的威胁,美国不手软、不留情,采用各种方式,设置各种陷阱,制造各种障碍予以打击,使这些国家和组织再无挑战美国霸权的资本。美国对盟友尚且如此,更何况社会主义中国。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系列战略焦虑和担忧,在世界上到处攻城略地、制造冲突,巧设各种圈套、陷阱和话语来捧杀和棒杀中国。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到政治上的三权分立,从文化的普世价值到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观颠覆,从军事威慑到制造领土和历史争端,从培养、扶植内部代理人扳倒中国到互联网“攻心为上”,其目的就是让中国外部生战、内部生乱,倾覆在复兴路上的“最后一公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战略摊牌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能否跨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实践,中国能否有效借势复兴,这是对中国思想、智慧、战略和胆识的重大现实考验。

在千年一遇的机遇与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前,习近平致力于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最高国家利益,同时把中国发展纳入国际体系的大格局中进行考量,敢于直陈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危机与挑战,善于借助当前世界体系的合理因素,主动入局。针对国内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现状,主动、积极地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构想和主张,既积极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和会议,及时发声、据理发声、有效发声,又在国际体系中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亚洲新安全观、“一带一路”构想、亚投行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和倡议,同时对西方设置的各种陷阱和障碍进行化解,敢于入局、巧于破局,向世界供给了让世界体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中国方略。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品格特色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品格特征包括:实践现实性和问题导向性相统筹、逻辑上的整体系统性和部署上的具体针对性相结合、集体学习性和一线调研性相统一、关键少数发挥作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相融合等。

(一)实践现实性和问题导向性相统筹,奠定了治国理政新思想之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和目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表明,重大历史发展阶段必然呼唤并产生新的理论创造,任何思想观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人类社会实践的推动。当社会实践需要时,理论观点就会应运而生,这些理论观点反过来又为人类实践进一步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当前中国既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和风险;既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又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陷阱与挑战。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时代命题、发展课题和现实难题涉及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等方面,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难度之巨,世所罕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著作中没有直接答案,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话语中也没有应对方案,当今世界现有的理论和学说,也诠释不了这极其丰富的实践。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正是在继承原有实际的基础上,不断归纳实践成果,并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特点,不断解决改革开放实践中遇到的难点、热点、焦点和重点问题,即名副其实。名不仅仅局限在名称范畴,而是指一切关于事物的价值判断都有赖于做、干和实践,不仅仅局限于伟大复兴是什么、伟大复兴应该怎样等论述,而是力求通过在实践中解决现实问题来“格物”,以实践来检验价值,以实践来判断问题是否解决[7]。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以逐渐解决矛盾为动力,以不断化解风险和挑战为抓手,为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根基。

(二)逻辑上的整体系统性和部署上的具体针对性相结合,体现了治国理政新思想之本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既从宏观整体上把握治国理政的情和势,又注重从理和术方面进行可操作、可推广、针对性强的具体部署,这是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本质要求。在情和势的宏观视野上,全面体察国情、精准把握党情、审慎判断世情;在理和术具体布局上,谋划思辨之理,布局发展之理、归拢良策之理,其中治国理政新思想中的每一个观点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结构化思维,即由若干部分来紧扣治国理政新思想的主题和要义,涉及内容不仅仅是某一领域,还包括从全局整体上来进行系统的前瞻性思考。例如,在涉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治国理政的主题和主旨时,强调从理论体系、制度、道路三个目标来坚持和完善。在中国梦这一新思想的提出上,既着眼于从历史、理论、实践和未来维度上去把握,同时又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三个方面来解读,又制定了“两个一百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并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来具体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布局、“五大发展理念”更是涉及多个方面和广泛领域,体现了历史和时代的整体合力思维。

(三)集体学习性和一线调研性相统一,遵循了治国理政新思想之法

通过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和一线调查研究这两者的统一部署,来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和方略,掌握治国理政的主动权,是形成治国理政新思想的重要方法和有效路径。中共中央政治局带头进行集体学习对于治国理政具有全局性标杆示范意义,不仅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经验。治国理政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点,也是在交流切磋、集思广益的过程中形成的。从集体学习的内容来看,涉及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历史智慧、党建、和平发展、经济新常态、依法治国等。从授课老师自身来看,既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又有部委负责人,还有一线劳动者。从学习的时间频率来看,自2012年11月17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开始,到现在4年多的时间里,已经进行了30多次,学习时间紧凑且灵活。从学习方式来看,包括授课老师讲解式学习、一线调研实践式学习、互相讨论切磋以及自学等。例如,第一次集体学习,七常委就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分别谈体会,第七次集体学习,部分学员做重点发言,这种老师与学员的角色反转、互动性学习让人耳目一新。从学习地点来看,并没有局限在中南海,而是扩展到田间地头、矿山厂房等生产一线。从学习的目的来看,并没有停留在知识和技能的获取,而是旨在通过加强学习来建构出治国理政的新思想的理论共识和实践共识,形成治国理政的有效能力。例如,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上,既强调打破旧有的利益固化和思想藩篱,又部署了“八项规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强势反腐等抓铁有痕、令行禁止的新规新政;在学习中既提供批判的武器,又强调武器的批判,既善于解释当今中国和世界,又敢于改造当今中国和世界。例如,既提出经济新常态来认识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规律,又采取调结构、转方式等周密严谨的措施来引领新常态;既分析并诠释了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形势和格局,又提出“一带一路”、亚投行理念和倡议来彰显中国方略和中国智慧。

(四)关键少数发挥作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相融合,彰显了治国理政新思想之旨

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1月15日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时就把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路径选择定位在打铁还需自身硬上,把党的奋斗目标定位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这不仅是对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的再次明确和具体要求,而且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以良好党风政风促民风社风好转,不仅突出了党的宗旨意识,更诠释了治国理政新思想为人民服务的立论之旨。为人民服务必须让党自身拥有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服务能力和素质,即让党自身硬起来,只有让党硬起来,才能打好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的硬铁,打好人民对更好的教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居住环境和子女健康成长的民生硬铁,才能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为了让党自身先硬以来,治国理政始终高度重视执政党建设,并把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置于党、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从中央政治局开始,通过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既触碰灵魂又触碰利益;通过“八项规定”郑重承诺抓党的作风建设,净化了党的灵魂,不正之风这几年不断减少,风清气正氛围正在形成气候。通过强势反腐、打虎拍蝇、行政审批改革、整顿超标办公住房、治理舌尖上的浪费和腐败、官员财产公开等具体措施,清洁了党的肌体,良好政治生态正在逐步形成,让人民看到了党自我纠偏、纠错的魄力和决心。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正在形成和完善,党风促进了政风民风的好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得到全面加强,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夯实了干部队伍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在抓住各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牵引下得到具体落实,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感不断提升,党性和人民性更加一致,不仅让党内外,而且让海内外读懂了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威力、威严、大道和大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更加充满信心。

四、进一步增强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拓展研究的实践逻辑

(一)治国理政新思想系统化、体系化的层级研究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科学指南。理论上清醒才能政治上坚定、行动上自觉。科学领会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精髓要义,系统梳理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时代背景、逻辑关系、理论层级、时空范围、历史定位,开展系统化、体系化的层级研究是理论清醒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贯彻落实好治国理政新思想的逻辑前提。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究竟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架构和时代坐标中去把握,学界开展了大量细致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系统化、体系化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对薄弱,具体表现为“三多三少”:

一是某个重大观点阐述多,哲学层面系统方法论研究少。一些学者注重对治国理政新思想中某个观点和重大议题进行个别性研究,并且谈体会、说认识、讲解读,而对治国理政新思想所运用的系统方法论研究相对较少。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为解决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和方法。这些方法从全面视角到精准定位,从顶层设计到底线思维,从朴实言语到深刻典故,极具方法特色。因此既要继续注重个别重大议题研究,又要加强治国理政新思想系统方法论的深挖,从中汲取理论养分,为系统化、体系化研究做铺垫。

二是内容归拢罗列性研究多,内容之间逻辑关系研究少。在思想内容研究上,学界几乎已经涉及治国理政新思想各个方面,做了全面、细致的归拢和梳理,但对思想内容的逻辑结构和运行机理进行辩证的、全面的分析较少。治国理政新思想本身逻辑结构较强,尽管治国理政新思想会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但这些新思想整体的思想脉络已逐渐清晰,整个逻辑结构体系也已经日臻完善。因此,通过对整体逻辑结构系统的研究,人们才能对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来龙去脉有更加清晰明了的认识,也才能从整体上贯彻落实治国理政新思想。

三是理论宣传式研究多,理论创新性研究少。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每提出一个新观点,媒体和一些学者有时会偏向于宣传式把握。例如中国梦刚提出,就有人提出中国梦要写进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等,党中央后来又提出一个新观点,则继续做类似过度阐释和宣传式拔高。一方面说明学术界确实有急迫的理论需求,需要尽快把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尽快体系化;另一方面也说明理论创新的紧迫性。理论宣传很重要,但理论宣传不能代替理论创新。对于治国理政新思想的解读,我们既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时代自信和清醒自主去认真学习和宣传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精神要义,又要大力开展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做出更全面、更科学的理论回答,特别是注重治国理政新思想时代定位的研究。例如,治国理政新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其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只有从理论上深刻认识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历史定位,才能增强落实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时代自觉性。

当前,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时代命题才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时期也正在进行中,这就决定了治国理政新思想是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一个正在丰富和完善的而非已经进行完成和穷尽真理的思想理论体系。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热情,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时代自觉去支持党的理论创新工作,不能仅关注治国理政新思想中的某一具体观点,而是要研究治国理政新思想所体现的哲学方法论,关注各思想内容之间的逻辑结构和运行机理,从理论上廓清其时代方位。另一方面,不要做机械式、教条化的宣传,应当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内容和体系,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奠定实践基础。

(二)治国理政新思想落实为普遍实践的研究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不能止步在官方文件和学者论文中,而是要真正落实到经济社会的普遍实践中,即说到和得到之间关键是一个做到,关键在做,关键在人。

从落实到普遍实践的主体来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带头落实。二是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正确的路线确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各级领导干部是治国理政新思想变为治国理政实践的领导者、执行者,领导干部对治国理政新思想的认知水平和运用程度,直接影响到理论实践效果。领导干部要以践行治国理政新思想为己任,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党员,绝不能蜕变为信念上的“异化阶层”、才能上的“平庸阶层”、利益上的“特权阶层”,不能当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不能沉溺于自我发展的“小我”之中,而是要把“小我”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时代、大情怀的“大我”之中,通过实践落实治国理政新思想,最终升华为“无我”之境。因此需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践行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学习、培养、引导、激励、评价和反馈机制,造就一支铁一般信仰、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治国理政新思想要落地生根,还必须有群众基础,需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一治国理政的最大主体。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8]群众认可、群众接受是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活力源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9]“上下同欲者胜”,如果只有关键少数,多数群众不关心、不支持、不参与的话,治国理政新思想也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这就需要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步调一致、协同共鸣、同声以求,因此需要在参与程度和发展机会等方面让群众能够广泛参与治国理政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和智慧,在政策、制度等方面创造条件调动群众积极性,实现兴国强邦。

从落实到普遍实践的规律来看,任何一种思想观点不会在群众中自发形成,而是要进行科学的理论灌输,这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人们对任何科学思想的认知都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是一个知、情、信、行的思想和心理的逻辑过程。知,是指知道、了解和感知治国理政新思想,知道的路径包括来自新闻媒体的宣传,营造出知的舆论氛围,也包括专家学者的课堂讲授,灌输式植入获得等。但感知到治国理政新思想并不意味着就能完全对其认同,因此这个阶段是占有大量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感性阶段,属于治国理政新思想从落实到普遍实践的头脑萌芽阶段。情,是指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是在知道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体验,反复比较,逐步形成情感认同,这是治国理政新思想从落实到普遍实践的内化奠基阶段。信,是指在前面的基础上把治国理政新思想建构为自己的信念和安身立命之本,是从外在灌输到自我清算的过程,清算自己的思想观念,使主观不断符合客观,最终达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逐步统一和有机协调,这是开创落实阶段。行,是指按照治国理政新思想的要求在行为上加以实施,是知、情、信的外在表现和具体展示,是真正实现阶段。

从落实到普遍实践的话语范式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要真正被群众认可,一方面需要新闻媒体进行传播。形成良好的舆论传播和宣传氛围,要在形式、载体、机制、业态等方面不断完善,通过简明化的形式和大众化的风格传播到群众头脑之中。另一方面需要发挥专家学者作为党和政府的“外脑”“谋士”“智囊”的作用。专家学者通过理论思维和哲学分析来不断推进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深耕、优化和丰富,需要做到有立场、有观点、有学术。有立场是前提,有观点是关键,有学术是支撑。有立场是指站在谁的立场上来思考治国理政新思想,明确我是谁、为了谁和依靠谁,学者应站在人民立场和中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有观点则是在立场正确的前提下,做深入的逻辑性分析,对治国理政新思想要有总体性的把握,不能人云亦云。有学术则是要求学者不能沦为机械式的宣传机器,而是要在立场正确、观点清晰的基础上,多从学术的严谨性、规律性角度去思考问题。有观点有学术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体现,三者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有观点无立场,观点会逐渐偏向,有学术无立场,学术会陷入自我否定。有立场无观点无学术,能保证方向正,和对手交锋时纵然敢于亮剑,但苦于没有科学观点和严谨学术去反驳,亮剑后也不能一剑封喉,不能击中对手,不能做到针砭时弊,明明知道对手是错误的,但因为缺少扎实的科学观点和有效的学术武器去论战、批判和反驳,往往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让新思想在错误谬论面前吃亏,阻碍实践落实。

五、结语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是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大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自觉和时代自信。历史自觉在于以中国当前发展面临的时代性课题、发展性难题和现实性困局为导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现实性、问题导向性、整体系统性、具体针对性和人民立场性的观点和方法。即着力通过实践现实性和问题导向性来及时发现问题;注重依靠逻辑上的整体系统性、部署上的具体针对性、集体学习性和一线调研性来精准分析问题;强调发挥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和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来有效解决问题。历史自觉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时代自信是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战略战术把握的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自信,更是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自信。治国理政新思想能够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就在于它的实践性,治国理政新思想没有句句穷尽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这既是治国理政新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也是治国理政新思想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这一科学思想也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治国理政新思想既不能经验化、教条化、书斋化,做简单归拢和机械罗列,天天高喊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口号,去干跑步进入全面小康和伟大复兴的事,也不能神秘化、空想化、庸俗化,去刻意拔高、过度解释,而是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根据中国实践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变化,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与良性互动中去认真总结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内在规律、逻辑关系和历史动因,来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科学思想。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前进,才能走好新时期新的长征路。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任仲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重要文章选[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4]刘明福,王忠远.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J].决策与信息,2014,(7):8—157.

[5]刘明福.中国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6]谢国明.对重大执政问题的科学回答——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J].求是,2014,(8):8—11.

[7]张维为.中国震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嵩 阳

责任校对 陈 曲

D26

A

1007-905X(2016)11-0020-09

2016-06-11

马凯,男,河南郑州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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