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炜

夹缝中生存 摇摆中发展
——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学期刊的初步观察

叶 炜

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学期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商业化和政治化的夹缝中求生存，在革命与流行的两端摇摆。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在推动文学本身发展的同时常常还要肩负着为抗日救亡鼓与呼的政治作用，也有相当多的文学期刊选择了商业性的第三种道路。在左翼文学与流行文学之外，30年代的上海还出现了另外一批以流浪在大都市的文学青年为主力的文学期刊，其中尤以巴金等人主编的《文学季刊》《文季月刊》和《文丛》最为重要。

30年代；上海；文学期刊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学继续向前发展，抗战文学萌芽的时期。从文学位移的视角来看，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显著变化是上海代替北京成为新文学的中心。这其中，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现代文学期刊在30年代上海的繁盛。

一、为何是上海

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杂志的发祥之地，30年代文学杂志的出版中心，和它当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总体上看，30年代的上海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现代化”文学环境，其表征有三：首先是商业文化的发达；其次是市民读者的形成；再次是出版业的繁荣。

上海是晚清政府首批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随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日渐密切，工商业发展迅速，上海日益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工商业的兴盛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市民对文化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查阅《上海通史·民国文化卷》可知，当时的上海“不仅拥有全国最重要的出版社、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最健全的发行网络，而且汇聚着大批出版、印刷和发行方面的优秀人才，由上海出版、发行的图书和期刊，占全国出版总量的半数以上”。*熊月之：《上海通史·民国文化卷》，第252—253页。更为详细的统计则是：1933年，全国共出版杂志248种，而上海就有178种，占到全部的70%以上。*陈江、李治家：《三十年代的“杂志年”—中国现代期刊史札记之四》，《编辑之友》1991年第3期。

显而易见，30年代的上海已经形成了现代性传播机制。由于杂志特殊的传播形式，各方人士都在上海创办文艺刊物，这中间既有鲁迅以及太阳社、创造社、“左联”这样的著名人物和组织，也有其他散落在上海城市角落的文化人士和社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30年代的上海出现一股期刊热就不奇怪了。在这种独特的文化土壤中，各种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上海“杂志年”。*从1933年起，上海已经有人把该年称为“杂志年”。到了1934年，因杂志增长趋势更为明显，大多数人把该年份称为“杂志年”。从期刊史的视角看，我们可以认为从1932—1935年是一个连续的期刊增长时期，因而也可以称为连续的“杂志年”。见陈江、李治家：《三十年代的“杂志年”—中国现代期刊史札记之四》，《编辑之友》1991年第3期。

30年代上海文学期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商业化和政治化的夹缝中求生存，在革命与流行的两端摇摆。如果不考虑较少数的偏于维护国民党反动体制的右翼文学期刊的话，上海的文学期刊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为共产革命摇旗呐喊、立场明确的左翼文学期刊；二是看上去不左不右实则偏于商业道路的流行文学期刊；三是这两种文学期刊之外、立场不清但同情左翼的纯文学期刊。当然，这种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在那些宣布不左不右的所谓中间派文学期刊里面，也有个别是倾向于同情革命的。

二、左翼与流行

在30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文学杂志在推动文学本身发展的同时常常还要肩负着为抗日救亡鼓与呼的政治作用。以1930年“左联”成立为标志，左翼文化人士创办的刊物遍布上海，可以说在当时的上海，除了一些消遣型刊物和京派文学的刊物之外，大部分都是左联或者与左联有关的期刊。仅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来看，从1930年到1933年，左联刊物就多达五十几种。这其中包括鲁迅、冯雪峰主编的《萌芽月刊》、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冯乃超主编的《北斗》等。这些刊物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用文学的武器形成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联合。

与政治立场鲜明的左翼文学期刊不同，面对上海发达的商业环境和政治环境，有相当多的文学期刊选择了不同于政治性期刊的第三种道路，即偏商业性的流行文学期刊。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林语堂。在30年代的上海，林语堂编辑的《论语》《人世间》和《宇宙风》令人瞩目，尽管这些杂志曾被建国后的主流文学史定为：“具体地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政策和愚民政策的反动文学刊物”，*转引自施建伟：《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页。但这些刊物对整个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格局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它为“现代文学提供小品文创作实践层面上的经验，为文学刊物开拓市场渠道提供丰富启示，而刊物自身所昭示的现代传媒的文化批判意义和媒介负面意义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周海波：《传媒时代的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62页。

关于30年代上海的流行文学期刊，还有一本杂志值得一说，那就是名动一时的《良友》。《良友》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发行的图片文字几乎各占一半的杂志，它“既非纯文学刊物，也非单纯的画报，但兼具画报与文学杂志之长”。*郜元宝：《1926—1945良友小说·序》，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页。《良友》1926年创刊，在大陆地区一直办到1946年，见证了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整整二十年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其价值不言而喻。《良友》中的小说，构成情况颇为复杂，“绝大多数作家对当时社会生活持批判态度，但也有个别作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上述作家持相反的立场”。*扬扬：《1926—1945良友小说·编后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散文是《良友》最重要的文体。《良友》的好看，一是因为有不少难得的摄影图片，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无所不谈的散文了。“它使我们今天的读者能够在饱览历史景观的同时，也感受到昔日文坛的另一种生活。”*扬扬：《1926—1945良友散文·编后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43页。至于《良友》中的随笔，更多的则是“受了英国的Essay文风的影响，注重幽默和玄机，选材也是平凡人平凡事，英雄豪杰大气磅礴的东西比较少。”*扬扬：《1926—1945良友随笔·编后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11页。

中间路线的文学刊物大都属于“软性读物”，属于“流行文学”，它们刊登的多是闲适的文学小品文。这些文章大多出于真情流露，对人性表现出深切的关怀，文笔清新流畅，对于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化留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这些刊物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勇气，对于时局动荡、民生多艰的现实有时会发出感叹，对市民的某些性格弱点也会间或提出批评。但从总体上看来，这些刊物少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时代风骨，多了一份乱世的无奈与茫然。

总体来看，左翼文学阵营对所谓中间派流行文学刊物是抱着怀疑和批评的态度的。像林语堂《论语》这样刊物，虽然在创刊之初得到了左翼作家有限度的支持，包括鲁迅茅盾等人都在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但他们却对《论语》的发展趋势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仅在1933年一年间，鲁迅就先后撰写了《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二丑艺术》《帮闲法发隐》《小品文的危机》，对《论语》及其提倡的幽默进行批评。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对林氏刊物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疏离革命斗争而言，这在当时，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今天看来，未免过于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性，而脱离了文学的审美。

三、左翼和流行之外

在左翼文学与流行文学之外，30年代的上海还出现了另外一批流浪在大都市的文学青年，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属于带着无政府倾向的流浪型知识分子。他们既从事创作，又编辑文学刊物。在这些文学期刊中，尤以巴金等人主编的《文学季刊》《文季月刊》和《文丛》最为重要，“这三种刊物的风格和宗旨能够一以贯之，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创作主流。”从其编辑风格可以看出：“他们既不随波逐流地跟着市场潮流呼风唤雨，也不因为正义的冲动像左翼文艺那样狂呼乱叫，他们只举起一面旗帜，就是纯粹的文艺与人道的力量。这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开创的传统，也可以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重镇《收获》杂志的风格上看到其流风所至。”*陈思和：《老上海期刊经典·总序》，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文学季刊》创刊于1934年，甫一创刊便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气魄。在《发刊词》中，编者宣称“要以更健壮勇猛的精神，从事于新文学的建设”，“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着”。《文学季刊》紧紧抓住刊物以作品吸引人的编辑原则，远离那些哗众取宠和取媚市场的做法，以“自己的风格和气度来影响读者，改变市场冲击下当时许多刊物那种小摆设、小零食的地位”，以“自己的气魄、创造力和对文化的建设踏实的态度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期刊赢得了尊严，也为后代人在办刊物中是顺应流行趣味还是坚守精神追求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话题”。*周立民：《文学季刊·编后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95、296页。《文学季刊》的气魄还在于“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于北京和上海两地文学界架起了一座桥梁，它超越党派和集团之上，打破学院与文坛的隔阂，以朴素的格调，厚实的作品，宏大的气魄，更健壮更勇猛的精神，推出了京沪两地最优秀作家的杰作。”*周立民：《文学季刊·编后记》，第295、296页。

由于报刊检察官的不断阻挠，加上刊物本身的经济问题，出满八期之后，《文学季刊》选择了停刊。1936年6月，《文学季刊》改名《文季月刊》在上海复刊，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总经销。《文季月刊》存在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七个月，但“作为一个大型纯文学创作月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上，它与《现代》《文学》《作家》《译文》等一起为作家们的追求和梦想提供了广阔的展示舞台，营造了三十年代文坛的绚烂风景。”*周立民：《文季月刊·编后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94页。《文季月刊》的编辑风格和《文学季刊》一脉相承，那就是以作品为重，文坛宿将与文学新人同等对待；有自己的主张和方向，却没有派别和党见；以朴素、大方、忠实为纷乱的三十年代文坛注入一股新风。

不幸的是，《文季月刊》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7年春天，《文丛》创刊了。从《文学季刊》到《文季月刊》再到《文丛》，这些一脉相承的刊物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风格和追求，“他们紧紧地揪住人生和时代的衣角，用朴素的文字表达出一个时代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表达出为摆脱这种痛苦所付出的努力和艰难。”*周立民等：《文丛·编后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文丛》忠实地记录下了抗战后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人民的生存本相和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三本期刊培养了一批经典作家，许多在当初《文季月刊》时还是初出茅庐的作者，在《文丛》上已经是大展身手的作家了。以著名戏剧家曹禺为例，他在《文学季刊》发表了成名作《雷雨》，到《文季月刊》的时候，又发表了《日出》，在《文丛》上，则发表了《原野》。

总起来说，在左翼与流行之外的文学期刊集结了一批以创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努力追求文学的审美化，其营造的文学环境成为现代文学向纯文学迈进的主要动力。

综上，30年代上海的文学期刊，上承“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下启抗战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不断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无论是对于作家的创作还是文学社团、流派的形成，都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文学史意义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为我们提供了30年代上海大都市的文学图景，从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上海的世态民情，看到了市民社会的芜杂万象。

叶炜(1977-)，男，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州 2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