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絮飞

（呼伦贝尔学院旅游管理与地理科学学院 内蒙古 海拉尔区 021008）

一、制定民族教育政策 促进民族教育发展

对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教育政策进行梳理，从历史考察中把握民族教育的脉搏，以史为鉴，旨在维护社会和平及政局稳定，促进各民族教育协调发展。

少数民族教育及教育制度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而教育制度的制定，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汉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对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不同的民族教育政策，主要包括“教化”教育和“同化”教育，这样的教育政策不利于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而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统治者会制定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的教育政策，如“汉化”政策，有助于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较先进的文化，与此同时，设立民族学校等政策，能够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推动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北魏是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建立的政权。鲜卑族从呼伦贝尔阿里河镇嘎仙洞附近兴起，南迁建立北魏王朝。为了促进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孝文帝拓跋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施行汉化”是其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通婚姻以及改革学校教育制度，拓跋宏首先把自己的姓改为“元”。“汉化”政策，推动了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其他如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也经历了相似的历程。[1]

金是由女真族创立的政权，为了促进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解决民族教育不公平的问题，统治者主张创建女真文字，推出了“尊儒重道”、开科取士等教育策略。金建立之初，女真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发展与汉族相距甚远。金统治者积极主动地学习汉族文化，主张弃蕃礼用汉礼，尊孔子为“至圣先师”。[2]“崇儒重道” 为之后的元、明、清发展私塾、书院等奠定了基础。推行开科取士，促成了学校规模体系的初步建立。科举考试科目设置包括武举、制科，期望选拔出“栋梁之才”。此项政策充分调动了各民族士子的积极性，并予以政策，给少数民族子弟更多入仕机会，以期达到普及教化的目的。金统治者为保护本民族文化，主张创建女真文字，利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上述教育策略，促进了民族教育的公平发展，使一个最初连文字都没有的游牧民族成为唐宋期间文化水准比较高的王朝，金的许多做法和措施对今天民族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启示。[3]清朝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源于满洲（包括女真人）的教育政策。明末女真人主要是传统的家庭教育，教育发展水平较低。当时，努尔哈赤创办私塾教育，聘请著名学者任教，如浙江绍兴人龚正陆曾是褚英、代善、阿拜、汤代、莽古而泰、阿巴泰、塔拜、皇太极等人的启蒙老师。为了培养和招纳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努尔哈赤还创办了八旗学堂，每旗的学堂由本旗贝勒负责管理，招收八旗官员子弟入学，这成为现代意义学校教育的雏形。后金政权的教育政策包括实行满汉双语教学、按旗设立学校、对教书的汉族教师给予物质保证，如到年终时，赐给汉族教师银两，以资鼓励。皇太极也推出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促进了民族教育的发展和完善，推动了少数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如尊师重教，改善了满汉关系；允许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聚徒授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鼓励接受不同民族的教育，学习不同民族文化，促进了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

最初，清朝统治者重视“满语骑射”，规定汉族士子主要参加科举考试，八旗士子以骑射为主，右武左文，从而导致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封闭、滞后，阻碍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顺治八年，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开始实行八旗乡试、会试制度。清朝统治者在考试中采取向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提高少数民族录取比例，这种配额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高考招生制度。清朝统治者完善了学校体系，设立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对边远落后民族采取优惠政策，缩小民族间在教育方面的差距。清朝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对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清朝统治，推动了少数民族及其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4]

民国时期，民国中央政府重视发展民族教育，建立和完善民族教育组织机构，保证民族教育的发展，培养民族意识，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政府重视对民族教育实施情况的督导与检查，让民族教育政策落实到位；建立国立边疆师范学校，加强师资培养；优待和奖励从事边疆民族教育的工作人员，多方面照顾和帮助少数民族学生；重视并资助边疆民族文化教育的研究；尊重当地民族文化，推进民族团结。这些政策和措施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发展。[5]

二、少数民族教育课程体系逐步发展

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离不开课程体系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教育课程设置的内容与特点不同。

宋代和明代教育课程设置了“蕃学”，专收蕃官（少数民族官员）子弟入学，但课程与汉族子弟所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一样，都是学习儒家经典，属于名副其实的同化教育。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辽、金、元，亦是如此。同时，为培养本民族人才，发展本民族文化，金、元等统治者开创民族学校，运用民族语言和文字，增设民族文学等课程，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推动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保证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金时各级各类学校聘请汉族、女真族、契丹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共同从事民族教育，开设汉文和女真族文学等课程，弘扬各民族的文化。当时的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和太学，隶属国子监管理，后来又设立了女真国子学。国子监是礼部的教育管理行政机构，内设国子祭酒、司业、监丞等专职，其助教由一名女真族和一名汉族担任，另外设立国子监丞提控女真学，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中央官学体制和规模。

元朝的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国子学课程设置沿用汉制，专门学习汉文化；蒙古国子学教授译成蒙古文的《通鉴节要》，设置蒙古历史、文学、艺术等课程，招收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回回国子学专门学习波斯文字，培养外语人才，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招收蒙古、回族及汉族学生。

清朝学制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类。中央设立有国子监、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算学和俄罗斯文馆等。地方设立的主要有府学、州学、县学和卫学。国子监、算学、俄罗斯馆等学校均招收各族学生，但是课程设置不同。国子监设置《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史为学习内容；算学设置数学为主要学习内容；俄罗斯文馆专司翻译俄罗斯文字，主要培养俄语人才，加强了与俄罗斯的交流。其余学校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宗学专门招收清宗室子弟，主要学习语言文化等课程，分为“习翻译者”和“习汉文者”两类。觉罗学主要设置骑射、书写等课程，是专为觉罗氏子设立的学校。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也都是为八旗子弟设立的学校，设置满书、汉书、骑射等课程为学习内容。清代地方官学以府、州、县学为主，课程设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文章正宗》等。在西藏，传统教育设置佛教经典等学习内容，教育多被寺院所控制。清朝末年，推行新式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和教学方法上大胆创新，加大科学文化知识比重，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因而推动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民国初的少数民族教育设置国文为主要学习内容，属于同化教育。1930年2月，设立了蒙藏教育司，专管蒙藏及其它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事业及管理有所发展。1939年制定了《推进连续教育方案》，并改“蒙藏教育司”为“边疆教育司”，强调“边疆教育应以融合大中华各部之文化并促其发展为一体之方针”的同化教育，课程设置照搬内地模式。[6]

三、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一）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

1.汉化教育占主导

我国封建思想统治二千余年，对少数民族教育产生深远影响。从宋代到民国时期，汉化教育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虽然辽、金、元等加强了少数民族教育，但因本身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程度低，而不得不实行“同化”或“汉化”教育，从而制约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少数民族教育课程体系不完善

少数民族课程体系不完善，大部分在教授与汉族学生一样的课程。元朝蒙古国子学教授译成蒙古文的《通鉴节要》。其他朝代少数民族课程均局限在民族语言或文字的传承，而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的民族历史、文学等课程涉及非常少。

（二）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建立多元文化教育体系

历史上的民族同化或汉化的教育政策，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特色，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对于实现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意义重大。现在，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者数量减少，少数民族文化濒于消失，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损失。加强民族教育是拯救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措施，因此，建立多元文化的教育体系迫在眉睫。而完善少数民族课程体系是重要的举措之一。

1.增加民族语言和文字的课程。这是传承民族文化最主要的方法。倡导少数民族学生进入民族学校学习，也可以在汉族学校开设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课程，让更多民族的学生参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

2.增加民族历史、文学课程。很多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学，需要大量熟悉民族语言和文字的人来收集和整理，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然后，对整理出的民族历史、文学进行筛选和加工，再选入学校的课程体系中，以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等课程，可以在少数民族学校以少数民族语言开设，也可以在汉族或其他民族学校以其他语言形式开设。

自80年代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指导下，我国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开始探索民族教育及配套课程体系开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建立多元文化教育体系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其中，为民族教育的发展和传承尽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