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国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漫议赵丽小说《寿宴》的优长与瑕疵

张治国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寿宴》是一篇总体上成功但又瑕瑜互见的小说。其突出优点有三：一是故事精彩。通过一场非同寻常的乡村寿宴，浓缩了世间万象，折射出人情冷暖，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二是主题深刻。对寿宴中浮显的当下诸多世事病象、怪象，传达出政治、道德、文化等多向度的社会批判；三是构思精巧。采用“人像展览式”结构，将众多人物集中于农家场院，透过人物“表象”揭示世事“真相”,并据此展开道德拷问。小说的瑕疵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不可靠叙述造成了人物臧否的背离和消解；二是过多闲笔式的描写阻滞了叙事节奏，影响了叙事的流畅度。

赵丽；《寿宴》；创作得失

现供职于湖北襄阳市南漳县文联的赵丽，是近年来在湖北文坛崭露头角并逐渐在全国产生影响的青年乡土小说家。从2010年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至今，赵丽奉献给读者的作品数量也许不算多，但却以较为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较高的审美品位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也得到了省市政府和文艺机构的褒奖。如中篇小说《寿宴》［1］先后获得襄阳市文联第二届文学大赛一等奖，以及襄阳市政府第七届“孟浩然文艺创作奖”；短篇小说《乳香》先后获得襄阳市文联第三届文学大赛二等奖，以及湖北省政府第六届“湖北文学奖”。

赵丽小说语言清丽、文笔优美，善于通过细腻的描写呈现自然山水、田园乡村的醉人诗意；她的小说剪裁得体、技法娴熟，善于通过细节勾勒与心理刻画表现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与精神世界；赵丽小说故事精彩，构思精巧，意蕴丰富，善于通过乡村日常生活的叙事反映时代变迁、人情冷暖，彰显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这些特点在其代表作中篇小说《寿宴》里都有出色的表现。

一、《寿宴》的优长

如上所述，《寿宴》的优点颇多。然限于篇幅，笔者仅拟从精彩的故事、深刻的主题、巧妙的结构等三方面扼要加以论述。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事的质量十分重要，决定了文本能否吸引读者有兴趣完成阅读，以及能否实现作家通过故事向读者宣达某些价值观的创作预期。从叙事角度考量，《寿宴》无疑是成功的：小说以新世纪商业化浪潮下城乡融合为背景，讲述了地处偏远的鸦雀岭村农民董豁子在自家场院举办五十五岁生日寿宴的故事。与习见的波澜不惊的程式化农村寿宴相比，董家的寿宴故事有着太多的“不寻常”。第一个不寻常，是这场寿宴是与董豁子的大女儿甜甜有着特殊关系的男人郝遂愿安排的。围绕着这个重要的寿宴关系人，小说引出了一段极伤风化的男女孽情，也引出了商界与官场的奇妙交集。第二个不寻常，是前来参加寿宴的宾客，不仅有本村的全体村民，还有县里的秦副书记。一个县委领导，“给一个平头老百姓做寿，这是鸦雀岭村百年没遇过的盛事”［1］。然而，在出人意料的高规格农家寿宴背后，却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交易。第三个不寻常，是秦副书记来董家，不仅仅是喝酒祝寿、谈笑打牌，还以官方名义召集镇长、村长开了一个现场办公会，“商量怎样为企业排忧解难”［1］。最后他当场拍板、一锤定音，以政府买单的方式，给予贾家经济补偿，帮董家要回了六亩田地，可谓一举多赢，皆大欢喜。第四个不寻常是，办寿宴请厨子通常要付工钱，但没想到四个师傅主动上门，都声称免费帮忙。第五个不寻常是，前来参加寿宴的村民，都想借此机会亲近攀附董家人以求获得某种利益，同时又被不可告人的想法“捣鼓得心里难受”［1］。小说写的这场农家寿宴故事，如同一幅城市化、商业化时代背景下的城乡浮世绘，浓缩了光怪陆离的世间万象，折射出令人唏嘘的人情冷暖，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

《寿宴》借助一场耐人寻味的寿宴故事所表达的主题严肃而深刻。它揭示了时代变革对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极大冲击，尤其表现出经济大潮语境下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对淳朴乡村民风的腐蚀，对正常人际关系的侵染，对承载民族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公序良俗的败坏，对人们美丑认知判断的扭曲，隐含了作者对当下诸多不良现象的社会批判意味。批判主要从三个向度展开：首先，是对异化的官商关系的政治批判。秦副书记与郝遂愿的关系，表面上是服务与被服务的政府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但实际上两者却是一种利益输送的权钱交易关系：郝遂愿到县里投资办厂，为秦副书记带来了“招商引资”的政绩，秦则投桃报李，为郝在县里的一切事务提供便利，还把县里最大的渡假村项目交给郝来做，郝则利用自己在省城官场建立的人脉，为秦的工作调动充当政治掮客。这种异化的官商关系，不仅导致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的官场腐败，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商业秩序。

对郝遂愿与董甜甜不伦关系的关系展示，表现出作者对男女畸形恋情的道德批判，批判是双向的：有妇之夫的郝遂愿与其他女子同居生子，违背了婚姻道德。他能够给予董甜甜金钱与物质的满足，却不能也不愿给予甜甜合法的妻子名分，这给对方及其家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而对于董甜甜的遭遇，作者尽管给予了某种程度的同情，但对她的自甘堕落依然持批判态度。她的痛苦一方面来自于表征着万能金钱的男人郝遂愿，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她自己贪图享乐，执意要做“这辈子生来就是郝家的人”“一竿子撑到底”［1］的依附行为所致，这是她不自尊自爱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对当下人们畸形价值观念和趋利心理的文化批判，是小说社会批判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众所周知，包二奶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为世俗所不容；女性给人当二奶极不光彩，常遭世人轻贱，也牵连家庭受辱。然而在小说中，读者看到的情形却相反：包二奶的郝遂愿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和追捧，得到了秦副书记的高度赞扬，享受到了极高礼遇。村里人觉得“董家出了个董甜甜，也算是董家的祖坟上长了棵弯弯树，鸦雀岭飞出一只金凤凰”［1］，男男女女们对穿着时尚的董甜甜极其艳羡；大家觉得老董家“姑娘女婿开着小车子从省里回来，还把县领导搬来来拜寿，这就叫体面”；老人们看到了寿宴的场面，“才知道董豁子这辈子划得来，就叹自己命薄，儿女没孝心，没过一个像样的生，这辈子算瞎混”［1］；就连身为村干部的马村长也认为“现在董家不再是过去的董家了，不光在鸦雀岭村，在全县都算得上有头脸的门户了”［1］。凡此种种，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文化心理：金钱和财富，以及它们所表征的体面的物质生活，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和生活是否幸福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这种文化观念，已经抛开了所有关于道德的考量，也取消模糊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界限。这种只看重结果、不关注是非美丑、“笑贫不笑娼”的畸形文化心理和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对良好的社会风气造成了严重的侵蚀。

总之，多向度的社会批判，表达了作者“申说自己的‘真理’，从而维护正义”［2］的明确宗旨，也赋予了小说较高的认识价值和思想深度。

结构巧妙，是《寿宴》艺术上的一大亮点。与老舍的经典剧作《茶馆》颇有相似之处，《寿宴》采用的是浓缩型极强的“人像展览式”结构：它以参加董豁子的生日宴会为叙事驱动力，以前半天的生日准备为序，以正式宴客的那一天为集中的叙事时间单元，将众多的人物集中到董家门前的场院里，对他们语言、表情动作、心理活动进行细致的刻画，展开对他们相互关系及其背后故事的讲述，并据此展开深刻的道德拷问和人性批判。

借助人物刻意伪装的表演来展示世事“表象”，又通过人物关系的呈现和背后故事的讲述揭示世事“真相”，是《寿宴》叙事上的精彩之处，也是小说巧妙艺术结构的生动体现。例如小说关于秦副书记及其与郝遂愿关系的描写，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不请自到的秦副书记是寿宴上出现的级别最高的政府官员，被村民们引为鸦雀岭村百年未遇的“盛事”荣光。然而，“祝寿”这个原本只体现尊老敬老人情世故的平常之举，却被秦副书记赋予了崇高的政治意义。他在席间向寿星董豁子敬酒时声称，自己此番前来，是体现县委、县政府对投资商的重视与尊敬，表达“为本县的招商引资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的寿星夫妇的感谢，营造“重商、亲商、安商”［1］良好氛围。然而，在这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个人交易。这从他与董豁子的“女婿”郝遂愿的关系可以见出。如前所述，秦副书记与郝遂愿，本应是正常的官商关系，但从小说末尾所写的郝遂愿接听的那个神秘电话——内容是郝向省委要好的某个领导讲述秦副书记在县里各方面关照自己的“义气”，转达秦欲调动工作的意愿——来看，两者则是一种利益输送的权钱交易关系。通过这对人物关系，作者巧妙地把官商勾结、官场腐败的严重社会问题暴露在世人面前，引起人们关于官商关系、吏治等问题的诸多思考。

小说中的人物，除了上述政府官员秦副书记、著名企业家郝遂愿、傍大款的二奶董甜甜，还有村委会的马村长、妇女主任夏继翠、进城当保姆的清儿，董豁子的小女儿、自尊自强的城市打工妹董珍珍，以及鸦雀岭村的男女老少。尽管在人物数量和人物职业身份的涵纳性上《寿宴》无法与《茶馆》相比，但人物之间所存在的复杂关系：如血缘关系、两性关系、邻里关系、干群关系、官商关系等等，却为作者从多个层面展示新世纪商业化时代的面貌，解剖、探寻城乡融合背景下社会生活的诸多病象、怪象与症结，提供了多元化视角，同时也“在可然律提供的空间里”［2］为作者展开多向度社会批判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二、《寿宴》的瑕疵

从总体上看，《寿宴》是能代表赵丽小说创作水平的一篇成功之作，但若从更高艺术质量标准予以严苛，的确也能找到一些瑕疵，在笔者看来，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不可靠叙述造成了对人物臧否的背离和消解。小说采用的是“非人格性”［3］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即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它能给读者一种保证和承诺：作品的叙述是真实可信的、毋庸置疑的，因而这是一种可靠叙述。然而作者并未将之贯穿到底，而是在文中出现了不可靠叙述。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的分野在于：“当叙述者的讲述或行为与作品的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相一致时，我们称其为可靠叙述者，反之则为不可靠叙述者”［4］。作者的叙述在总体上是可靠的，但个别地方却使用了不可靠叙述，造成了文本情感表达的内在分裂、作者人物臧否的背离，也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文本叙事的真实性。

如小说第二节关于董珍珍的两段文字。第一段是写董珍珍的美丽，用郝遂愿跟在她后面走路时难以自持的失态来反衬董的秀色可餐，刻画郝对董垂涎欲滴的肮脏心理。对于这一点，因为前文有郝遂愿与董甜甜非正常关系的交代，在逻辑上具有可信性。然而，作者在叙事时却用了“据说”一词——这就意味着，这段内容的真假是不确定的——因而叙事就成了不可靠叙事，这就造成了对郝遂愿这个人物负面评价的消解。

第二段的文意紧承第一段，写郝怀着明显的占有目的，向董甜甜抛出了邀她到自己公司担任要职的橄榄枝，企图故伎重演，引诱董珍珍就范。没想到董珍珍不仅对他嗤之以鼻，还对他的龌龊心理进行了言辞激烈的嘲弄，以至于“郝遂愿明显受挫”［1］。——联系小说下文的叙述：董珍珍既不到郝遂愿省城的集团公司任职，也不听从父母的安排到郝出资兴办的县果汁加工厂上班，而是“一个人跑出去打工”［1］——董珍珍对郝不怀好意职位许诺的拒绝是可信的。作者这段叙事的本意是写董珍珍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并对这种精神表达肯定和赞美。然而，和第一段一样，由于使用了“据说”一词，使得叙事变成了不确定的不可靠叙事，从而导致对董珍珍这个人物正面评价的消解。

《寿宴》的另一个瑕疵，表现为缺乏节制的描写阻滞了叙事节奏、影响了叙事的流畅度。可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场景描写等不同类型描写的间距过密，描写面面俱到，显得罗嗦、累赘。例如小说结尾处的两段文字。前段写景（太阳、树木、山风、落叶），后段写物（场院里的小鸡与狗）。［1］从小说起承转合的结构意义上看，在前后两段叙事之间插入写景的描写是十分必要的，能起到场景转换的过渡作用，从而避免两个内容不同的叙事转换与承接的突兀。问题是写得太细，也看不出这些描写对情节、环境、人物有什么特别的隐喻或象征意义，因而若将这些文字删除，并不会对小说的叙事逻辑有任何的影响。从第二个层面来看，作者没有妥善处理描写与叙述的关系。小说是叙事艺术，描写为叙事服务，叙事才是重点。因而，作家对描写的处理，应该以有利于营造气氛、演绎情节、刻画人物为尺度，而不是凭个人兴趣，或因自己擅长而率性为之。如果放任描写的无节制泛滥，必然会阻碍叙事的行进，拖慢叙事节奏，影响叙事接受者的阅读兴趣。例如小说第二节的开头［1］，洋洋洒洒四段文字基本都是描写，涉及到景物、环境、场面等，其中只有个别地方包含着叙事成分，而小说的故事叙述直到第五段“治调主任张本金的老婆也来了”［1］才真正开始。这些没有特别修辞意义的描写文字，对小说的叙事造成了明显的阻碍，影响了作家故事讲述的流畅度。

尽管《寿宴》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基于赵丽在小说方面取得的不俗成绩，我们有理由期待她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时也祝愿这位襄阳本土作家以后的文学创作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1］赵丽.寿宴［J］．芳草，2012（5）:1-10.

［2］李建军.论小说修辞的理论基源及定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56-60.

［3］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15.

［4］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73.

（责任编辑：倪向阳）

I20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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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476(2016)12-0051-03

2016-09-12

2015年湖北省重点（特色）学科湖北文理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开放基金项目(2015023)

张治国（1964—），男，湖北枣阳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襄阳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