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伊格尔顿“在身体的基础重建一切”美学观的缘由

2016-03-15史晓林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6年12期

关键词：伊格尔顿领导权感性

史晓林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试论伊格尔顿“在身体的基础重建一切”美学观的缘由

史晓林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在身体的基础上重建一切”的美学观。以身体为基础的重建，重建的不只是美学，还包括美学和政治、伦理等领域的关系。他选取身体作为重建一切的基础，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身体”弥合了美学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其二，“身体”缝补了美学在走上自律道路上和政治、伦理、文化实践的罅隙；其三，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影响，对伊格尔顿而言，“身体”充当的不仅是审美过程中客观化的物质基础，它本身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它是具有创造力、行动力的实践工程，号召着为恢复自身被掠夺的感性力量而革命，解放作为不同意识形态争夺领导权下战场的身体；最后，选取身体作为重建一切的基础也是伊格尔顿整个理论体系建构的需要。

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

身体作为人存在于世的自然形态，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空间内，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享有着不同的地位。19世纪前，身体处于长期被动的蛰伏状态：在古希腊至中世纪，由于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它遭受着灵魂、道德、宗教的贬低压制；启蒙时期，身体稍获尊严转而又被知识和理性驱逐。直到19世纪下半叶，身体才开始觉醒。它逐渐被叔本华、马克思、尼采解放出来，成为具有大理智、自我主体性的身体；被唤醒的身体在20世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占据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领域均发生了“身体转向”，形成了众星捧月之势。这时期，“身体”如一个拥有无限潜能的核反应堆，具备着不可小觑的爆发力和理论生发力。弗洛伊德认为它是由无意识主导的欲望身体；福柯认为它是权力与知识话语网络中被规训的身体；20世纪中后期，它是女权主义性别视域下隐喻性色彩浓厚的身体；其间，它又得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学者的青睐，是其理论视域下高昂独立的主体。哲学、文化和社会学领域内“身体”的崛起形成和影响着美学领域的“身体转向”，吸引了一些学者开始以“身体”为基点来建构自己的美学观，“倘若大胆地回溯到起点，在身体的基础上重建一切——伦理、历史、政治、理性等，这是否可能呢？”［1］192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提出了以身体为基础重建一切的美学观。

伊格尔顿以身体为基础重建一切的美学观给美学带来的影响，不亚于尼采“以身体为准绳”而开辟的以身体为中心的哲学新方向。《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以“身体”为主题阐释德国美学其实也正是以身体为基础对美学重建的一种形式。这种重建起于美学，但不止于美学。然而，在“身体”甚嚣尘上的当下，身体早已变成了飘浮的能指。后现代主义文化下分裂的、片面的、具体的身体虽繁复多样，却是打散了的水花，单薄无力。伊格尔顿选取“身体”作为其美学观的基石，未免让人产生些许怀疑。为此，本文将重点分析伊格尔顿以身体为基础重建一切美学观的主要缘由。

一、“身体”弥合了美学内部话语机制的分裂

伊格尔顿认为，美学自其诞生之日起，便走向了自我矛盾、自我消解的道路，它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迫切需要某一介质来中和。提出以身体为基础重建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体”的特性弥合了美学内部机制长期存在着的矛盾。

美学内部话语机制的矛盾主要是指感性与理性的矛盾。自1750年正式成立起，美学（aesthetic）便被定义为感性学，专指“审美”。但作为感性学而诞生的美学一问世便和长期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希腊哲学传统的理性精神相遇，感性和理性之争便由此展开。“科学不应该被拖向感性的领域，但感性应该被提升为高贵的知识。”［1］5“美学之父”鲍姆加登设定美学时，将人类感觉和知觉的领域划为其疆域，看似是提升了感性的地位，但感性并未独立，依然依傍于理性，是逻辑学的次级推理。然而，不少学者继承了鲍姆加登对美学感性学的定义，并以此来反对美学中的理性，他们认为，美学应该固守人们日常生活中初级的、简单的、未抽象化处理的、直接地对事物做出反映的感觉和知觉领域，而不能进入成系统的逻辑领域，但凡掺杂一点理性就会对美学产生破坏，就如克罗齐在《美学纲要》中的坚持：美和艺术是直觉而非逻辑的知识，并指出“意象性是艺术固有的优点：意象性中刚一产生出思考和判断，艺术就消散，就死去。”［2］217对此，伊格尔顿不以为然。在《审美意识形态》中，通过对鲍姆加登美学思想更深一步的考察，他否定审美中感性与理性的截然对立。相反，他认为，审美中感性是理性的同盟，“审美是如此一种存在领域，这个领域既带有几分理性的完美，又显示出‘混乱’的状态。此处的‘混乱’（confusion）的意思不是‘杂乱’（muddle）而是‘融合’（fusion）”［1］3。他认为，审美中，理性和感性的同盟关系表现的正是这种“融合”。由此，伊格尔顿得出，鲍姆加登创立的美学是理性在不危及自身力量的前提下，为直接深入统治感觉世界的一种方式。在对德国18到20世纪美学的剖析的基础上，伊格尔顿继续往前推进，将美学中深藏的理性阐述为意识形态，其承载者便是“身体”，作用是弥合美学的内部矛盾。

伊格尔顿认为，自美学诞生，美学史的发展便是一部与身体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变迁史。他认为，18世纪，美学作为感性学诞生不是对政治的反抗，而是资产阶级专制统治面对内在意识形态困境时的一种自动的调和反应。作为理性的补充，美学将理性的殖民域拓展到了超出理性范围的感觉领域。不同于强制性手段，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最终力量是习惯、虔诚、情感和爱，因此，这些最终转移到了人们的身体上，内化于人们的身体，成为人们自觉的反应。最终将人们培养成国家所需要的主体。同时，“身体”不只是人们实实在在存在于世的物质形式，以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它还是人类主体性得以建构的空间，而感性和理性对主体性的建构都必不可少。在此角度上，“身体”同时生产着感性和理性，因此，在理性压过感性的时候，我们还能呼吁感性救赎。对伊格尔顿来说，审美秘密建构着人类主体性。在美学面临理性和感性矛盾的情况下，美学家们总能将意识形态——理性的变形嵌入感性化的身体，塑造社会意识形态所需要的主体性，从而化解理性和感性的对立。

二、“身体”缝补了美学走向自律道路上与政治、伦理、文化实践的罅隙

美学是知识分裂的产物。为走向自律，它和政治、伦理、文化实践间的罅隙愈来愈大。首先，它的诞生便得益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分裂。随后，康德根据“知、情、意”的划分，将知识学、伦理学和美学区分开来。在其影响下，20世纪初以克罗齐为代表的表现主义美学更加重视艺术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克罗齐将精神活动分为：直觉活动、概念活动、经济活动和道德活动，对应产生了美学、逻辑学、经济学和伦理学。他特别强调，属于直觉活动的美学对其他活动的依赖最少，最为独立。就这样，美学这样一门有关人们广阔日常生活情感体验等知觉感受的美，慢慢地收起了自身原本自由舒展在政治、伦理、文化领域的手臂，开始蜗居在艺术、审美的世外桃源。

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便是对美学和政治、伦理、文化实践分裂现象的回应。谈到写作意图，他坦言，本书不是为写作一部美学史而写作，他要做的是“在美学范畴内找到一条通向现代欧洲思想某些中心问题的道路，以便从那个特定的角度出发，弄清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1］1而这条通向欧洲思想某些中心问题的道路，正是“身体”意识形态。针对大家对美学和政治联系的反感，他直言：“在写这本书时，我确实想驳斥一些批评家。他们认为，美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任何联系都必定是令人厌恶反感的或让人无所适从的。”［1］8关于美学的自律，他指出，美学作为一种理论范畴，其成长和与物质发展过程紧密相关。美学的自律需要通过物质的生产而完成。所以，这种自律实质上是打引号的“自律”——自律于其传统上所承担的各种社会功能，它摆脱不了历史进程所赋予它的各项社会责任。他认为，当下新的美学话语所阐述的自律观念是疲弱无力的：艺术即便如激进思想分子所坚持的那样，成为一个可以避开其他社会实践而孑然独处的孤岛，然而在这片孤岛上，上演的却是支配性的社会秩序获得可以避开其本身所具有的自相竞争的实际价值的理想庇护所。最后，他一针见血地点明，“自律的观念——完全自我控制、自我决定的存在模式——恰好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它的物质性运作需要的主体性的意识形态模式。”［1］10以上，就是伊格尔顿面对美学和政治、伦理、文化分裂的看法，而其倡导的解决方法，再次回到了身体，即“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范畴把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1］8，积极地挖掘出各个时期美学中的身体观念背后所潜藏的意识形态。

三、“身体”具有重建一切的革命精神

“如果说可以把美学从窒息它的唯心主义的沉重负担下挽救下来，那么只能通过一种发生于身体本身的革命来实现，而不能通过为理性争取位置的斗争来实现。”［1］192伊格尔顿认为，鲍姆加登开创的可以达到感觉和精神相调和的美学发展到克尔凯郭尔已经失衡，进入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撕裂。而若想改变这种境况，需要以身体为出发点重新思考一切，在身体的基础上重建一切。虽然困难很大，但由于“身体”本身所具有的革命精神，也就使得重建工程有了强大的动力。

（一）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身体的革命精神源于感性力量所受的压制

马克思从劳动的身体出发来阐释身体充满革命精神的主要原因，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身体作为人类感性力量的源泉，由于被资本异化、撕裂而埋下反抗的因子。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身体孕育了资本，资本对劳动的异化造成了身体的异化。“在马克思眼里，身体是正能量，身体造反的旗号是革命。”［3］通过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学习，伊格尔顿接受了马克思劳动身体的革命精神。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这样的真相：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物质生产还是社会控制，不管对象是资本家还是工人，资本对身体的感性力量——人类本质力量的控制已经达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压缩人类的感性力量，即在资本的控制下，资本家和工人的身体全都坠落为对真正感性身体的荒诞模仿。首先，资本主义把工人身体的丰富性压缩到仅可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他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像他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4］123将工人的内驱力削弱到最低，工人完全沦为机器，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在另一维度上，在资本驱使下，资本家剥夺工人感性力量的同时也剥夺了自身的感性力量。资本家为积累更多的资本，走上了极力削减自我感觉的道路：“你越少吃，少喝，少谈理论，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偷的财宝，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4］123就这样，资本主义用资本置换了资本家和工人身体的感性力量，资本转化为人类幻觉化的身体。身体感性力量在一定人群中被剥离出来，极度压缩，资本主义社会若想维持资本的运转，在另一空间便达到了另一极端——感性力量的无限膨胀，这正好对应了上流社会自我享受的寄生虫和懒汉。两个极端最终造成了人类自由身体的撕裂，就如伊格尔顿所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身体被从中间分裂开来，创伤性地分割为畜牲般的物质主义以及变幻莫测的理想主义，要么太缺乏理想，要么太异想天开，要么骨骼分离，要么膨胀为堕落的情欲。……挨饿与过饱（正如T.阿多诺曾经说过的）把整体的身体自由撕裂为两半，对此，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也不能结合起来。［1］196

如上所述，“文化的基础是现实的人的身体，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人的身体分化为作为劳动的身体，作为意志的身体和作为欲望的身体”［5］。基于此，伊格尔顿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恢复身体被掠夺掉的感性力量。他主张将审美和实践联系起来，为了避免资本再次分裂身体，而号召在身体上发生革命，重建一切。

（二）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出发：身体是意识形态领导权争夺的战场

伊格尔顿的美学思想深受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影响。他指出，广义的美学范畴在欧洲之所以占据着重要地位正是“因为美学在谈论艺术时也谈到了其他问题——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斗争中的中心问题。”［1］3其中的“政治领导权”便是伊格尔顿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理解变形。此外，在其美学观的阐述中，他反复提到特属于葛兰西思想的“市民社会”和“游击战”等理论。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6］其中，“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便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其作用方式是统治集团通过吸收或对被统治集团思想作出妥协来实行自己的统治，以便培养起被统治集团能够认可的观念、价值观、信仰等文化形式，将自身的文化思想推广为人们自然信守的观念，长期保持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领导权。

“随着早期资产阶级的出现，各种美学概念（其中有些出自历史上著名的学派）已开始不动声色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中起着非同寻常的内部核心作用。”［1］4对伊格尔顿而言，美学生动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意识形态对领导权的争夺。那么，如何进行领导权的争夺呢？答案就在身体，统治集团将自己集团的文化注入对方集团的身体——构建能主动遵循统治集团的人类主体性。因为“对于伊格尔顿来说，美学是作为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它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以一种文化形式来规范现代人的身体，结果美学这种文化就成为塑造适合资产阶级统治的身体，美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7］并且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它已经明白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力量不是强制性机构，而要靠习惯、情感和爱这些早已经被审美化了的、内在于人们身体内转化为主观体验的情感力量。因此，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便开始了对双方身体的文化争夺，在其过程中，统治集团试图将代表自身的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在被统治集团的身体内，形成其自发遵守的习惯，在对方体内植入符合自身需要的文化主体性。同时，被统治集团也在用自我的身体反抗着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化的占领。就如我国当下文化中仍然活跃的“杀马特”家族，他们通过对自己身体的标新立异的装束：五颜六色的头发、浓艳的妆容等奇特的外表装扮，表达着自己对主流文化的反抗。这种争夺也是意识形态对身体主体性的争夺。［1］90审美在另一种程度上便是统治者意识形态领域实施领导权的非强制手段，“审美允许特殊和普遍撇开概念的中介而神秘地结合起来，因而以领导权的权威而非专制的权威的方式，在特定的感觉的肉体上打上普遍法则的烙印。”而身体也成了意识形态争夺的战场。身体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间的交流或妥协、碰撞或共生的博弈下，而更有革命精神。

（三）从梅洛-庞蒂现象学出发：身体是具有创造力的实践工程

“我们时代最优秀的关于身体的著作是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把身体看作实践工程的人文主义身体观也随之而去了。”［8］201伊格尔顿最为推崇的的身体观便是法国现代现象学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观。

身体重建美学的革命精神表现在身体不只是审美活动客观化的物质基础，它同时还具备创造能力、实践能力，能够对世界产生作用。而这正是伊格尔顿以身体为基础重建美学的核心要素。与其他哲学家相比，梅洛-庞蒂身体观最大的不同是将身体不再仅当作是一个纯粹客观物，而是一个具有行为和能力的主体，也既是伊格尔顿所谓的把身体看作是实践工程的人文主义身体观。梅洛-庞蒂受海德格尔影响较大，与海德格尔类似，他认为，人在世界存在的关系不是相应的茶杯摆在桌子上的将世界理解为外在于人的物理空间。对他而言，身体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物体，它的活动空间不是物理空间而是生活空间，“被构成的身体就在那里。这个空间是所有其他空间的起源，表达运动本身，是它把一个地点给与意义并把意义投射到外面，是它使意义作为物体在我们的手下、在我们的眼睛下开始存在。”［9］也即是说身体建构着我们生活世界的意义，是我们拥有世界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身体首先不是物体，而是行为和能力。”［10］受其影响，伊格尔顿认为人体和酱缸们的不同就在于它具有创造力。而其创造力的体现就是“它具有在改造周围物体过程中也改造自身的能力。”［8］202正是因为身体的这种创造力，这种改造周围事物同时又能改造自身的实践能力，才赋予了伊格尔顿以身体为基础重建美学观的理论动力。同时，因为身体不只提供了客观物体的唯物基础，又具有改造外物的实践精神，也就使得在身体上发生革命不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具备行动力的实践工程。

四、伊格尔顿“在身体的基础重建一切”美学观的主观原因

作为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格尔顿的理论思想看似分散，但实际上每个分散的理论思想均服务于潜在理论框架的安排。他以身体为基础重建一切的美学观亦是如此。在马修·博蒙特对伊格尔顿的访谈中，博蒙特指出，“自1960年代末开始，他致力于建构关于伦理学和美学间的辩证关系的一种唯物主义的叙述，该叙述因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劳动的身体而产生……”［11］10再加上“异化和去异化的身体的伦理学是伊格尔顿持续思考的课题。”［11］11而“唯物主义伦理学在它的具体特殊性方面就是‘美学’，它从实际的需要和个体存在的欲望出发来讨论问题。”［12］因此，伊格尔顿将“身体”纳入到美学领域，在美学领域搭建的有关身体的审美意识形态绝非偶然，而是其有意识的理论建构。同时，也说明了他以身体为出发点，重建的不只是美学，还涉及了政治学、伦理学。在《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他更是明确表明自己试图通过美学把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结合起来。由此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对身体与政治联系的关注。美学只是伊格尔顿沟通肉体观念和上述政治主题的中介，目的是让“美学”“身体”“政治”得到良性的交流，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建立打下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身体对于伊格尔顿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它不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一个漂浮的、无法追踪的能指，而是一个充满革命力量的物质实体，在伊格尔顿整个理论框架中不可或缺。身体充当着伊格尔顿伦理学、美学、政治之间的桥梁，不仅弥合美学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还缝补美学在自律道路上与政治、伦理、文化实践的分裂。同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和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吸收，为伊格尔顿理论视域下的身体注入了更为强劲的理论活力，身体不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动物性肉体，而是人类学的命题，它关涉着文化、政治和革命。此外，以身体为基础重建一切的美学观对现代美学的转型有着重大的意义。有学者认为伊格尔顿以肉体为话语建立美学，突破了鲍姆加登的认识论美学，“将美学与社会改良、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大大拓展了美学对于实际生活的效用空间”［13］将其看作是晚近对经典美学的挑战之一，将美学带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身体的感情并非纯粹的主观臆想，而是国家秩序良好的关键。它使得美学不再囿于纯粹的艺术或天然无害的感性认识，而成为政治改革、文化实践的利器。

［1］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王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乔治·维加埃罗.身体的历史（卷一）［M］.张竝，赵济洪,译.上海:华东大学出版社，2013:3.

［4］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付德根，王杰.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8.

［6］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8.

［7］傅其林.审美意识形态的人类学阐释——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艺理论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8:291.

［8］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9］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4.

［10］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3.

［11］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M］.王杰，贾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2］TERRY EAGLETON.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M］.Oxford:Blackwell，199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