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欣倩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一、文化背景与创作概况

传记文学创作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并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传记作家，沈从文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的沈从文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他不仅创作了以《边城》为代表的系列小说，而且写出了《湘行散记》、《湘西》等散文长卷。除了小说、散文以及少量的诗歌外，传记文学也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

在北岳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的传记集中，按照作品发表的时间先后共收入《记胡也频》、《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从文自传》、《从现实学习》等五部传记作品。此外，沈从文先生于1934年根据回乡见闻创作的《湘行散记》以及1938年完成的散文集《湘西》也可以看成是其自传的补充材料。因为这两部作品都是以故乡湘西为中心，并通过对自然山水、历史事件、风土人情和人生形式等多方面的描绘，展示出湘西人尤其是湘西下层百姓的生命形式。从这些散文中我们可以体会一个离开故土十几年的游子对家乡的特殊情感，也可窥见沈从文人生历程中思想观念的变化。

从内容上看，《从文自传》细致入微地状摹了故乡凤凰小城的自然风光和各色人等的生活，浓墨重彩地绘制了一幅幅饱含湘西社会风情与人事的图画。《记胡也频》和《记丁玲》及其续集，虽然涉及到了更多的人事，但笔墨却仍集中于刻画三个不同性格的热爱文学的青年，从相识到生离死别数年间，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生活与情谊。《从现实学习》是沈从文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剖析、对社会上种种虚伪狡诈人士的丑恶嘴脸的揭露，表现了坚持艺术原则、坚持理想信仰的精神。这些作品是沈从文从湘西社会的小我走向中国社会大我的生命解剖，是从由“蒙昧”走向“觉醒”的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从时间上看，《从文自传》叙写的是作者二十岁去北京前，也即1922年前在湘西的生活。在这部书里面既有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又有紧张严酷的军队训练，还有沈从文对湘西的种种奇闻趣事描写。而《记胡也频》、《记丁玲》及其续集则从作者离开家乡初到北京时与胡也频、丁玲二人初次相遇相识的过程开始写起，一直到1933年丁玲失踪，饱含深情地记录了8年间的交往故事与深厚友谊。《从现实学习》于1946年11月发表在《大公报·星期文艺》上，是对有人批评他“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若热烈实无边际”[1]进行的辩驳。这篇文章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笔墨又仅限于表达现实感受，因此可以将其看成是作者的一份从1922年到1946年25年间对自己离开湘西到都市生活的自传提纲。从时间和内容来看，这几篇作品具有一定的延续和承接性，因此可以把《记胡也频》和《记丁玲》及其续篇看成是《从文自传》的续篇。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洞察沈从文在建国前的人生历程，甚至还可以从中窥见他的创作走向与思想信仰的变化。

二、地域文化特色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边城凤凰，作为一名从湘西边城走出的文化人，他具有一种为地方代言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外地人知道一个真实的湘西。此外，久离故土的沈从文有浓厚的恋乡情结，因而其作品中的地域文化描写比比皆是。

（一）地域文化景观

沈从文的传记文学中展现的是一幅幅优美的湘西风景画。橘柚林，山谷河滩，清净的乡间小院，韵味十足的吊脚楼等是他作品的独特印记。对自然景物进行精细的白描，营造出了田园牧歌的情调。在《从文自传》第一篇《我所生长的地方》中就对家乡凤凰沅水流域风观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这里远离大都市，环境安宁，风景宜人，是一处原始自然而又带有野性的山河世界。此外，沈从文还注重将景物描写与历史文化以及人物性格结合起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契合，展示凤凰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及悠久的历史。在《泸溪·浦市·箱子岩》里，作者从箱子岩美景的欣赏过渡到对它历史的考究，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里，作者来到童年游戏玩耍过的河边，望着河水里的石头和沙子开始感慨历史与人世沉浮。一段段历史感悟话语的插入，使原本清丽的自然风景带上一丝历史神秘感，也引导了人们去思考它的过去和未来。沈从文并不是脱离现实“为艺术而艺术”，在他看似超脱的醉心于自然山水的文字里，实则隐藏着他对故乡的忧思，对人生的洞见，对历史的彻悟。

（二）地域文化风俗

作家总是会生长于一定的民俗环境中，因此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自然无法隔离日常生活中的的民俗世界。在边城凤凰，世代居住着苗、汉、土家多个民族，因此这里的文化风俗具有多样性的特色。

在沈从文的传记中，凤凰特别的文化风俗包括了节日民俗、婚嫁礼仪、巫鬼迷信风俗等等。节日风俗带有鲜明的民间文化特色，婚丧嫁娶习俗体现了生命的神圣与无奈，巫鬼迷信风俗说明边城人们愚昧落后的一面。几千年前的《汉书》中就曾记载了楚地“好鬼巫”的传统，显然巫楚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在《边城》中，沈从文就曾使用大量笔墨记载了各种祭祀仪式。同样，在沈从文的传记作品中也处处体现出巫楚鬼神文化传统。作品中曾多次写到乡下人的赶集，每到这天，大家早早出门去集市上购买所需物品。而关于集市，作品也有湘西描写，展现出边地依然留存的古朴商业气息。《市集》先从早晨的毛毛细雨中去赶集的人开始，之后写了乡村集市场面：卖猪的卖鸡蛋的来来往往，辣子、草烟、桐茶子、满萝满框地装着，总老爷收税……总之，写出了乡村集市特有的嘈杂与喜悦。连徐志摩都由衷地称赞道：“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副乡村画。”[2]

（三）地域文化性格

如果说地域的文化景观和文化风俗是地域文化的外在表现，那么地域文化的内质就是地域文化性格。沈从文不仅描绘了边城优美的图画，描写了边城地区独特的风俗，还彰显了边城人独特的精神品性。比如边城中的人物常常具有野性和激情，拥有坚忍不拔、勇于开拓的精神。边城男女还具有对爱情无比忠贞的浪漫气质和丰富的想象力。作为边地的湘西，她的文化性格是揉合了苗族、土家族及汉族文化而形成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沈从文对此莫不十分熟悉，因此，在他的传记作品中当然少不了对凤凰人性格的刻画。

边城人勇敢坚韧，十来岁的沈从文就在军队中打拼，为了更好实现理想，20岁的他放弃军中职位独自一人去北京逐梦，艰难打拼；边城人对爱情忠贞，即使身处社会最底层的水手和妓女他们身上仍然有对真爱的孜孜追求，为对方保留了一份爱的温度；边城人具有野性和激情，《一个大王》中就描写了一个勇猛异常又带有传奇色彩的土匪大王。作者首先这样介绍他“这人自己用两只手毙过两百个左右的敌人，却曾有过十七位压寨夫人”[3]347。作者在传记中多次叙说过湘西民风的彪悍和勇敢，比如在《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中这样写道：“至于我那地方的大人，用单刀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3]262。在《清乡所见》中又写道：“常常可以看到两个乡下人因仇决斗，用同一分量同一形色的刀互砍，直到一人躺下为止。”[3]304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生产方式刚刚萌芽，而处于内陆，有着苗汉土家多个民族聚居的湘西地区仍然保持着“刀耕火种”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产和生活方式。湘西的湖光山色虽美，但贫瘠的土地和落后的生产力限制了湘西人的眼光，也塑造了他们独特的文化性格。

三、文学成就与意义

总体来看，沈从文的传记文学作品体现出文学性与趣味性的融合，这奠定了其在现代传记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同时，沈从文的传记文学创作常运用了散文化的叙事笔法，对人性的优美与残酷进行挖掘，真实地展现了凤凰少年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

（一）散文化的笔法

沈从文的传记文学创作与现代文学史上一般强调历史宏大叙事、尊崇纯客观史学叙述的传记文学不同，他在作品中注重日常生活描写，并融入浓厚的个人情感，使作品彰显出自己的价值立场。沈从文的散文朴素静美，充满诗情画意，因此在传记文学创作中，他也常常会运用散文化的笔法来描摹事件、人物以及场景。

《从文自传》涵盖了18篇文章，在每一篇的前面作者都加有小标题，每一篇都是优美的散文作品。这种以散文笔调入传记的方法，使传记文学少了呆板繁琐之感，达到叙事轻快流畅、更加贴近生活也更加通俗明的效果。如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按时间顺序叙述了自己前二十年的人生经历，并随他的行军进程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描写沅水、辰水流域乡村和城镇的自然景观和乡风民俗，交代了一些历史背景。而这些都是在依据相关的文献，凭借一定的虚构和想象，运用散文化笔调写成，呈现出一种自然从容的节奏。如《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中年幼时在雨中玩耍的情景。在《从文自传》中随处可见这种充满生活气息、如诗如画的文字。《记胡也频》、《记丁玲》中对于三人相识相知和外出游玩的情景描写也是如此，用散文化的笔法使作品处处散发着温馨、美好的气息。此外，日常生活的展示是也是构成沈从文作品散文化笔调的重要来源，比如在《记胡也频》中作者就常从日常生活起居入手，写了三位文学青年在北京的逐梦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位朴素正直、善良、热情、心怀狭义之气的书生沈从文形象。

（二）人生的优美与残酷

在沈从文的传记文学作品中，《从文自传》、《从现实学习》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展现，《记胡也频》、《记丁玲》及其续篇是对朋友生活以及与自己情谊的记录。在这些作品中既有表现人生优美的一面，也深刻揭露了人生残酷的一面。

《从文自传》中作者首先着力表现的是人生的优美与平和，在文首就以散文化笔调缓缓描述家乡的地理位置、自然景观以及人们的生活劳作场景，展现在文字中的是一个远离都市繁华与喧嚣乡村，人们遵循着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规矩与习俗，世世代代在此勤恳耕作，安居乐业。之后又写到自己童年时期的生活，沈从文的童年是自由发展的，他记忆力超强，课堂轻松应对，课余时间更是精彩。他可以约小伙伴去河里游泳，可以跟表哥去山上摘橘子，可以在上学的路上观看各色店铺……即使在当兵期间，沈从文也竭力表现了人生优美的一面，例如：与预备班同学陈继英等人的友谊，老战兵的热心指导，行军路上老乡的帮助，先进工人给予的精神鼓励。同时，他也极力表现生活在湘西土地上人们的美好品格。《记胡也频》、《记丁玲》及其续篇中更是花大量篇幅来展示胡丁二人纯美的爱情及三人患难与共的真挚友谊。沈从文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说过只想造希腊小庙供奉 “人性”，为人类的“爱”字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明，去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那么很显然，在传记文学创作中沈先生也传达出了这一理念。

赫尔岑曾说：“人类的历史是充满着悲剧的历史。”[4]生活在偏僻边城的沈从文在走出家乡，在城市生活若干年后再回想起从前的岁月，除了温馨美好的回忆外，也展示了人生残酷地一面。沈从文在《女难》中就回忆了自己初次恋爱的悲剧：原以为寻求到真爱的沈从文却被那白脸女子和其弟弟所骗，那姐弟俩已沦落到把爱情当成骗取人家钱财的把戏。另外，在自传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沈从文对家乡人未来生活的隐忧。当兵本是凤凰子弟走向社会上层的一条道路，然而大部分人还是战死沙场，不死的也只能在下级军需处谋个小职位浑噩度日。面对这残酷而又无法把握的命运，沈从文终于决定去北京与命运抗争。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它仍然有着人生的种种不如意与残酷。在北京时期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常常为交不起几块钱的房租而发愁，以致到后来创办杂志被封查，追求信仰的胡也频不幸遇害，以及同样爱国的丁玲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奔走救助朋友无望的沈从文已深刻感受到人生的黑暗与残酷。因此，他曾多次在作品中感慨“美丽总是愁人的”，这句话就是沈从文对家乡人前途、对朋友命运以及人生残酷现实的忧虑与感慨。

（三）沈从文人生道路的真实展现

“真”是文学的审美价值追求的基础，文学作品只有具有“真实性”的品格，才能让读者产生信任感和认同感，才能让读者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享受。虽然各个时代看待真实性的标准略有不同，但真实性是衡量文学创造的首要标准，很多从事史传文学的写作者也都提到过真实性是史传报告文学的写作第一要求。

沈从文在创作中就注重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他在《(记丁玲)跋》就声明过他的创作原则：“当时我所记下的，只多就我所知道的这个人的生活而言，虽不一定是最光辉的一面，却实在是最人性的一面。”[5]他所说的真实性与当代作家在创作时进行大量文献考据追求历史逻辑的真实不同，沈从文侧重从个人亲身经历角度来叙写主观情感的真实。在沈从文的传记作品中，他始终遵循了艺术的真实性原则。《从文自传》前半部分就是通过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讲述凤凰的种种人生社会现象。

在沈从文的《记胡也频》、《记丁玲》及其续集也与一般的传记不同，没有过多介绍人物的身世背景、交友范围，而是根据自己知道的事迹和自己有限的视角运用了艺术的真实的表现方法来书写与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或许因为在文中有少许虚构，导致在建国后丁玲对沈从文所作传记有颇多微词，并特意发文重新声明胡也频的光辉事迹。事实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沈从文在后两篇的传记中与丁玲所描述的并无偏差，只是沈更偏重于情感表达。他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为基础，融入自己的主观情感从而塑造出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勇敢而又多情的革命烈士胡也频，叛逆而又坚强的女青年作家丁玲，以及那个在边城凤凰自由自在生长的顽童、在北京尽管艰难挣扎却一直逐梦的青年、甘守三尺讲台专心搞学问不去争名逐利的中年教授沈从文。

结语

沈从文先生在他的传记文学作品中，怀着对乡亲的深情以及对家乡的挚爱，描绘出了湘西边城优美的自然山水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谱写出了一首充满美与爱的乐章。同时，在文字中作者也表达了对湘西民众愚昧贫穷生活命运的同情，对朋友牺牲后的无比怀念，对反动统治阶级黑暗统治的抗议。正如杨义所评述的：“他以‘人类’的眼光悠然神往地观照本族类的童年，兴味多在远离时代漩涡的汉苗杂居边远山区带有中古遗风的人情世态，为这种自然民族写了一部充满浪漫情调的诗化的‘民族志’。”[6]的确，沈从文通过他独特的湘西视角创作出一部部传记文学作品，为三十年代的传记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创作途径。同时，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至今读起来依然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