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　孙飞争

(中山大学， 广东　广州　510275)



以全新发展观提升党风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李辉孙飞争

(中山大学， 广东广州510275)

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发展的动力支撑之一。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发展新理念的提出，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风廉政建设的科学化提出了全新视角。提升党风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需要立足新发展观，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整体性、前瞻性、开放性发展。

党风廉政建设；科学化 ；新发展观

党风是指党的活动中一贯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是党的宗旨和世界观在党的活动中的体现。廉政指清正、廉洁，即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为主要抓手，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发展新理念的提出，为研究党风廉政建设的科学化提供了全新视角。

一、新发展观明晰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时代方位

历史方位感是党的建设的现实前提，也是保证党风廉政建设科学化的基础。历史方位感来自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和自身在历史中的坐标定位。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发展时期，一直重视对历史方位的判断。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总人数远远少于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交织在一起。在这种环境里，党的建设的重心是思想建设。思想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指导思想问题。二次革命论、城市中心论和农村包围城市、左倾与右倾等党内路线斗争都是指导思想和不同指导思想下的分歧。1945年，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党的建设围绕着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粹展开。改造学习、反对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思想建设与作风建设结合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廉政建设成为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次上不断地积极求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的答案，由此重新明确了我们党的建设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的历史方位问题。回顾90多年历程，我们党从一个努力夺取政权的党转变成了一个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领导人民革命的党转变成了领导人民建设的党；从一个在遭受外部封锁的环境下实行计划经济的党转变成了一个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显而易见，我们党的执政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经历了思想解放后确立的经济发展战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角色变化的研判。

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要做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90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保持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回眸于过去，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继承和保持。着眼于未来，新的形势和任务又亟需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弘扬和发展。尽管党的建设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核心地位提供了保障。但是，比之于党所承担的历史重任和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我们党的能力和水平依然需要大幅提高。习近平也在讲话中指出：“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1]新的形势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把握好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惟其如此，我们党才能任由风云激荡而巍然不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国家的坚强领导核心；在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面前成为人民的定心丸；在新的时代进程中成为世界的领头羊。

从历史到时代的形势变化，是党的建设从历史方位到时代方位的变化。新发展观的提出为认识其时代性提供了新视角。

第一，发展中的新问题，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一直被定格为中国的基调。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给中国社会走向定了调。从此，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与人关系的内耗，将变革社会关系为中心的时代拨正为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新时代。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具备领导经济的能力成为对其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在20世纪末，受到前苏联剧变东欧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走向低谷的冲击，中国的发展直接面对了国际意识形态矛盾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又面对了开放进程中的非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意识形态的领导能力成为发展中的新问题。该问题经历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追问，一直延续到今日。21世纪以来，我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既有经济国际化的机遇，也有同时面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考验。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国内各种矛盾的压力，都集聚在一起，直接考验党的执政能力。这个考验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全方位立体的。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依赖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的粗放式经济模式，导致了人与环境关系的紧张；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等带来了利益关系的新变化；表现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物质财富增长中的精神动力和精神家园的协调发展成为新问题；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国家综合实力竞争更加激励，意识形态竞争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形式出现。由此，科学发展成为重点发展之后的新课题。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发展新理念的提出就是对科学发展内涵的拓展。对于执政党而言，是如何整体统筹领导国家发展的新任务。

第二，发展中的新问题，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所肩负的任务等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为了使党经受住各种新的考验，使党担负起更加重大、更加艰巨的建设任务，就必须加强执政党建设。从党的当下自身建设而言，如何面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是新要求的集中体现。执政考验是所有考验中的核心难题。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曾经向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兴亡周期率”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历史始终没有逃出一治一乱，兴亡交替的怪圈。黄炎培寄希望于中国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中国共产党人对“窑洞对”的回答也一直没有中断过。1951年4月，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他指出，1949年以前加入共产党既需要克服艰苦的条件，又面临着反动派的迫害。因此，可以说是敌人为我们党设置了自然客观的限制，替我们在剔除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和反动分子。但是，革命胜利后，党的地位、任务和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入党不再需要冒风险，而且可以享受执政党的好处，保障地位和荣誉。过去阻隔落坏分子入党的自然客观限制没有了，出于不同动机的各种人都开始希望入党。为了防止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钻入党里来，使广大党员经受住胜利后的考验，并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就需要我们党在主观上加强限制，严格党员的标准，提高党员的条件。1956年，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2]。邓小平重点批评了在党内滋生的官僚主义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以及骄傲自满的情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所面临的执政考验开始从官僚主义的作风考验扩展为以执政素质和执政环境为核心的综合考验。即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等“四种危险”。

第三，新时期，矛盾凸显并叠加在一起是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这一变化对党员干部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一，意识形态斗争新特点需要党员干部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当前，虽然大多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政治上是可靠的，但要承认的事实是，在一些党员干部中确实存在理想淡漠、信念动摇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以“缺钙”进行戒喻：“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3]这一表述，高度概括了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其二，社会诱惑的增多对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强民富、社会生活多样化等也给权力与财富、名誉等交换带来了更大空间。金钱诱惑、美色诱惑、名誉诱惑等强化了少数党员干部私域的膨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腐蚀人们的灵魂，污染社会风气，若任其发展则将不仅损害党的肌体，而且会损害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血肉联系，使党失去民心、招致民怨、激起民愤，动摇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其三，有的党员干部罔顾党的纪律，为了追求权力，收买选票、封官许愿；当权力到手后，又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乃至排除异己，打击报复。这些人视公权为囊中私物，不容他人染指，有时身在其位却又尸位素餐，视下属如仆役、视群众为低贱；对上则阳奉阴违，甚至妄议中央，使中央有令难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人的肆无忌惮、胆大妄为，过去并没有充分引起相关地方和部门党组织的注意，或者在发现问题后并没有上升到党纪国法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种错误必须予以纠正，这类问题必须从党纪国法的高度严肃对待、认真处理。

二、新发展观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新理念

新发展观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集聚和浓缩。从发展的实践来看，整合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几个领域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整体发展理念。从理论变迁来看，是在重点发展、科学发展基础上的提升。作为执政党，新发展观一方面是执政意识的体现，另一方面反过来规约了执政党自身建设。

第一，新发展观明晰了执政目标，丰富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内容。执政党的建设服务于执政本身，这是认识该问题的大前提。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在中国，为这个目标奋斗首先面对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基本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实现是建立在经济发达国家物质财富丰富基础上的初衷是不一致的。由此，也带来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使命上的多重叠加，即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五个发展理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丰富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内涵，改变了非此即彼的历史矛盾。创新发展理念解决的是发展的动力问题。在经历了要素驱动带来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创新能力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为发展的核心和基点，创新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关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项事业整体。创新的内涵也意味着涵盖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在内。协调发展理念是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先导。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发展不平衡问题显著突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所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了制约发展的全局和整体的深层次因素，从而也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总体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也对党的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绿色发展理念解决的是发展中所产生的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我们的国策，但是在长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主导下，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已经日益突出、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尖锐。开放发展理念解决的是发展的必由之路问题。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对外开放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只有打开国门，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借鉴吸收国际社会各方面的优秀经验一条出路。共享发展理念解决的是发展的目的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理念是“五个发展理念”的归宿。

“五大发展理念”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党的发展观的突破和创新，首要原因在于它并非简单地来源于对理论资源的继承，而是来源于具有整体性、复杂性的活生生的实践本身。作为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指引，“五大发展理念”针对的正是我们在“发展起来之后”所产生的更加复杂多样的问题。因此，“五大发展理念”既然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和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同时也各自对应着在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五个突出问题。

第二，新发展观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既是发展的理念，也是发展的方法论。方法论直接连接到了现实，成为社会发展的工具理性。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品质，创新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党风廉政建设适应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更需要创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它应当在理论、制度、科技等各个方面加以贯彻。从整体出发，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协调观念的主要意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个建设、四个能力和三种状态之间的关系是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现实化，也是党员干部政绩评价的新指标，决定着服务型政党的构建内涵。开放发展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思维空间和比较坐标系，为保证党风廉政建设的生命力提供了可能。

三、以新发展观提升党风廉政建设科学化的路径

“五个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提升党风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路径指导。

第一，国家治理路径。治党和治国是统一的。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建设经历了从“两个文明”建设的文明发展路径，到党的建设的专门化建设路径，再到“四个全面”的整体发展路径。其中管理路径到治理路径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提升。国家管理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领导。命令和服从是基本要求。管理者居于主导地位。从管理理念的发展来看，科学管理、行为管理等概括了不同历史时期管理的演变，其核心目标是如何解决人力资源最大效能发挥问题。科学管理是从劳动时间和效率关系上解决这个问题；行为管理是从团队精神和情感认同等心理基础视角解决效率问题。无论是科学管理还是行为管理，其目的都是如何提高管理效率。治理路径是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次出发，将三者作为共同主体，发挥三者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当代，我国治理理念集中体现在“四个全面”战略决策上。其中，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四个全面”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经济越发展，社会生活越丰富，对社会秩序要求就越高，对党的建设水平要求就越高。治党方式从教育、惩戒、管理等发展为整体性的依法依规治理。“规”主要指党规党纪，是党的内部法规；“法”是指宪法和法律，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依规依法是将党员干部的政治角色和公民角色统一起来，政治角色是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公共责任的表现；公民角色是一定国家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依规依法进行党风廉政建设，是党员干部双重角色的统一。依规建党是保持党员先进性的基础，依法建党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前提。党章是党员的最大规矩，是党的根本大法。《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规范。由此，依规依法治党有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制度规范路径。制度建设是治理路径的实化过程。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确切地说，它们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4]诺斯把规则区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非正式规则主要是习俗、惯例、个人行为准则和社会道德规范等。制度具有普遍的约束性、导向性。“凡订有良法而不志于实施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城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恶行。……法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进全邦人民都能维护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5]制度可以以群体的善引领个体的善，个体从制度中学习社会化价值和技能，引导人们的道德养成；制度将规范文本化、条目化，具有强制性，具有他律特性，奖励或惩戒人们的行为。

制度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一个基本路径。正如邓小平所言，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党风廉政建设是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统称，关涉到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需要用规约来规范。制度创新的目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6]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推进党纪国法的制度建设，加强监督体制的效力。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等等。这些措施都旨在从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上强化权力制约机制，对于预防和惩治腐败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第三，协调发展路径。协调理念强调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要求发展的整体性。统筹兼顾的不仅应当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方法而且是协调发展理念的直接要求。首先，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是党的建设工作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放在国家战略整体中来进行，充分协调其与其他各项建设工作之间的关系，确保党风廉政建设有益于为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工作提供良好的党政领导环境。其次，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一个整体，党风廉政建设既应该加强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也需要放权于地方和不同层次的职权部门，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各级党委既要分别在同级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注意力放在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上，又要分担中央政府的党风廉政建设压力。由此，党风廉政建设可以形成上下联动，双向制约。再次，党风廉政建设需要协调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主要担负在党的身上，党风廉政建设的含义之一，即是要以党风促政风。但是，区分党政问题，从而分化监督权，形成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行政监督等的良好协调关系，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推进也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确保党的领导覆盖到国家的各个方面。实现以党风促政风。另一方面，使监督权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一部分相对独立化，提升和保护监督部门的职能，率先实现政风转变，从而以政风反促党风，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题中之义。

第四，开放发展路径。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开放意味着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反腐经验。尽管各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但是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却有共同之处，正如江泽民所说，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在追求稳定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7]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无疑会促进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其次，开放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也必然性地带来挑战。应对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挑战，就更加迫切地要求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艰苦奋斗一向是党的基本主张，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外奢侈文化的冲击对整个中国社会都在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党员干部也不能例外。而且，由于手中握有权力，因此在开放过程中，就对党员干部提出抵御诱惑的考验。在严肃的党纪国法面前，部分党员干部有预谋地进行贪腐，预留后路，转移家人、财产至国外，“裸官”现象多发。对此，在党风廉政建设过程中，也要求我们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共同防范和打击腐败问题，避免海外成为避难的港湾。

第五，绿色发展路径。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永续发展。首先，绿色发展意味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绿色发展要求党员干部转变政绩观，切实以造福于民为己任，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精简行政审批程序，从而减少设租和寻租的空间与环节，不仅可以对贪腐问题产生良好的防范作用，而且本身就是节省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有效举措。其次，绿色发展理念不仅对于经济发展提出了要求，更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提出要求。减少审批环节，就党风廉政建设而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一向是党的优良作风。但是，近年来，在党政机关中的奢侈浪费现象已经蔚然成风。从绿色发展的理念出发，就对遏制铺张浪费、奢侈腐化之风进行着制约。事实上，党风廉政建设正是从应对奢侈之风的“八项规定”发端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是应对群体性消极贪腐的良方，而且在党政内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培养清廉勤俭的党风政风，反过来可以促进绿色发展理念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风气涵养。

第六，共享发展路径。共享发展路径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首先，共享发展理念是党员干部在思想观念上的底限，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所以党员干部应该对自己进行清楚定位，确保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党风廉政建设应致力于在党员干部中树立人民公仆的意识，确保少数党员干部不会由人民公仆变质为人民的主人，这就要求党在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和教育贯彻等问题上应集中力量。其次，在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资本精英与权力精英相互结合，部分地架空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应当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党风廉政建设需要人民的广泛监督，人民的雪亮双眼是检验党和政府成色的最好试金石。因此，扩大人民监督权力、拓宽人民监督渠道、提升人民监督作用应当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大致力方向。尤其是在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层面，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至关重要。再次，中国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腐败问题的多发，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作为资源的掌握者和分配者，可能存在损公肥私的现象。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人民的利益伸张应得到切实保障，党和政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应当在战略和政策上充分明确和不断重视资源的分配问题，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和保障民生并向发展落后地区进行分配倾斜，从发展设计上防范公权私用、损公肥私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的发生。

总之，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当前工作的一个重点，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尽管成效明显，但是仍然有待加强并不断提升其科学化水平。提升党风廉政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就意味着要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律性、以科学理论指导、科学制度保障和科学方法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发展。由“五个发展理念”所构成的新发展观，正是在把握经济发展规律、自然科学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当前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社会问题而提出的。“五个发展理念”对于党和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都具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也能够对党风廉政建设提供理念支撑。“五个发展理念”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支撑作用，不仅体现在“五个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整体对党风廉政建设所提供的支撑作用上，更加体现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五个路径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提升作用上。以“五个发展理念”为指引，党风廉政建设的科学化就具有了理念保障。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4.

[3]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4](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3.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138.

[6]人民日报重要言论汇编：学习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G].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7]在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开幕式上江泽民主席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5-10-07.

[责任编辑：黄旭东]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打造‘理论粤军’资助项目‘广东提升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 LLYJ1308)。

李辉，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孙飞争，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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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6924(2016)04-01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