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致 宁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甘复诗文理论研究

吴 致 宁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甘复是元末著名文人，其诗文理论所表现的复古倾向在复古风气逐渐加深的元末文坛具有一定代表性。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主张“文以明道”，但对“道”的认识并不拘泥于儒家道统，而是具有相当的通达性。他对孟子以来的“养气”说也有所继承和发展。此外，他还将传统的“知人论世”与“穷而后工”的观点用于诗文批评中。对甘复诗文理论的研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窥见元末文坛的文学批评风气。

关键词：元代；甘复；诗文理论；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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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出版时间：2016-06-08 09:11

甘复，字克敬，余干(今属江西)人，生卒年不详。清顾嗣立所编《元诗选·二集》和《甘布衣复传》下附的小传称：“至正之乱，张仲举侨居云锦山中，克敬与甘彦初、张可立往从之游。仲举少许可，于三君独加重焉。洪武初，三君皆以前元遗才为士林推重。”[1]1 320张仲举即元末著名诗人张翥，甘复曾和他一起游历，并受到张翥的推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比较两人称：“其(甘复)诗源出于张翥。虽不及翥之才力富健，诸体皆备。而风怀澄淡，意境翛然。五言古体，绰有韦柳之遗。其格韵乃似在翥上。”[2]1 457又称其“诗格文笔，一一高洁”[2]1 457。所以说，甘诗与张诗有一定的渊源，其诗歌之成就也可见一斑。但可惜的是，他留下的《山窗余稿》只有一卷，其中仅有文10余篇，诗10余首，故其诗文特征难以得到全面和整体的展现。

元代中后期的文坛，师古与复古倾向较之元代前期又进一步加深，即崇尚“雅正”。受此风气的影响，甘复的诗文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复古倾向，倡言“力追于古”[3]255；在论述文与道的关系时称“要之为文，蕲以明道”[3]251，表现出“文以明道”的倾向；其中还有对孟子以来“养气”说的继承和发展。此外，甘复在讨论诗文时常联系到诗人的生活遭遇，既含有“知人论世”的成分，也凸显出“穷而后工”的特点。

一、复古之倾向

有元一代，诗文批评中的复古之风颇为盛行，这一风气的形成与诗人对宋代诗歌发展的反思密切相关。宋人积极寻求宋诗的发展道路，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和苏轼等人在宋代诗风形成过程中贡献颇大，而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后来独步文坛，成为宋诗风格的典型。江西诗派的变革形成了一种有异于唐人的诗风，而其流弊亦是显而易见。“因此，几乎在江西派形成的同时，对江西派诗风的反省或批评也就产生了。北宋叶梦得著《石林诗话》，南宋初张戒著《岁寒堂诗话》，均对之作了尖锐的批评。”[4]818又有严羽、元好问和金代的王若虚等人在对宋诗的反思中批评宋诗，显露出复古的倾向。元人大多不满“以文字入诗，以才学入诗，以议论入诗”[5]26的宋代诗风，提倡“性情”与“自然”，表现出浓厚的复古倾向；师法对象上溯至《诗经》《离骚》和汉魏古诗，而又极其钟情于唐诗。正如钱钟书所说：“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6]3“情”与“理”成为区别唐宋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元人常标榜唐诗，却对宋诗尤其是江西诗派末流和江湖诗派进行批评，试图以复古的方式对宋末诗风和文风进行反拨。

甘复常将友人的诗文比之于古人，流露出对古人诗文的推崇。他在文章中指出，“辱书词婉道直，不与古人异者，教之之勤，勖之之笃”[3]252；“辱书词辩义卓，足以追古人”[3]253；“执事之诗，足以追古之作者，而骎骎乎有其风矣”[3]274。其所谓“古”，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个朝代，但从文的方面讲，于其所称道的“词婉道直”和“词辩义卓”中可以看出，所谓“古人”，应该是指唐朝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和柳宗元，以至宋代的欧阳修与苏轼等人；“古文”也就是韩、柳以来所倡导的古文。从诗的方面来讲，他对“古人之诗”有这样的认识：“余谓古人之诗，所以托情发微，虽田夫野媪，言有可采，非若后世夸声音，撷绮缋以谓之能。其出愈奇，其去古益远矣。”[3]267又称友人“张君孟元，好学工诗，自少及壮不懈，六朝、盛唐之佳者诵而识之若自己出。又最喜陶、韦之作，故所为诗淡而不靡，优柔而有则”[3]267。所谓“托情发微”，在于为诗发乎性情之真，不加矫饰。可见，甘复所崇尚的是饱含作者真性情而不事雕琢的诗歌，这和“以文字入诗，以才学入诗，以议论入诗”的宋诗大异其趣。而“恬淡而不靡，优柔而有则”实则也是甘复自己作诗时的追求。

甘复对“为文作诗”的师法对象上的认识，也透露出其诗文理论中的复古倾向。“本之六经，参以孟、韩，取于庄、骚，而成一家之言”[3]264，“益诵百家书，为秦汉文字”[3]260，“至于诸子百家之言，浮屠老氏之说，靡不探其微，掇其要，故发之于文章，浩浩乎若倒江河以注之于海，昭昭乎若引星辰而拱于极也”[3]257。可见，他的取法范围很广，从六经到诸子百家，以至佛教与道家之书，皆为师法对象。对前代诗文进行广泛学习，兼容并包，加以吸收融化，才能成就一家之言，形成汪洋恣肆的风格，也可见其对文章风格之追求。且取法上不拘泥于儒家传统范围内，而是广收博取，更兼及佛、道之书，亦可见其识见的通达。

从诗文的复古出发，甘复反对诗文中的雕饰之风。在《赠陈氏子序》中称：“世无文章久矣，藻饰以耀其能，刻镂以矜其工，原之以道一无至焉者，文章果以戏设乎哉！”[3]270对雕饰之风的批评源于其对文章的重视，《赠陈氏子序》：“存之于心，施之于事，奋而见之于文章。上有以发圣贤之微，下有以启将来之惑。至于先王礼乐之奥，古今得失治乱之几，人物贤不肖之别，莫不为世取法焉。然后知文章之用之大，非茍焉可传于时有闻于后也。”[3]270因此，甘复对言之无物与徒事雕琢之文加以批判。对于后世文章风气末习的形成，甘复也有自己的认识。他在《书张孟举字说后》中指出：“昔三代之举士也，考之以德，察之以行，试之以艺，取其足以辅世表民而周天下之用者尔。非若后世，率以虚文末习贾于有司，而幸一售，业于古者则不中其法度矣。呜呼！岂学者之罪耶？岂学者之罪耶？俗尚有以驱之而至于此也。”[3]274时俗致使雕饰之风的虚文末习得以盛行，使得文章已不再有“辅世表民而周天下之用”的作用，而仅成为“贾于有司，而幸一售”的工具，令甘复为之扼腕叹息。

甘复对雕饰之风的摒弃同其诗歌追求相一致。他在评友人诗集《素行稿》时说：“辞髙意雅，音节谐和，所感多虫鱼、鸟兽、风云、草木，以写其淡泊冲逸之情，不以夸淫富丽入时好取悦为意。”[3]261甘复崇尚诗歌恬淡之风，将陶渊明和韦应物作为师法对象，反对刻意雕琢，而推崇“辞高意雅”[3]261之作和“淡泊冲逸”[3]261之情，这在其留下的10余首诗中均有体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风怀澄淡，意境翛然。五言古体，绰有韦、柳之遗”。由此可见，甘复的诗歌理论与他的创作实践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甘复在主张复古之外，还有反对复古的言论，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在《读东坡文》中，甘复说：“天赋人以才，虽万亿有不同。圣人之道同也，而才不能无异焉……才有不同，故各伸所长以名家。岂道之不同，识见有浅深而然哉。如天之生物，虽比类貌状无有同者，以此知天之赋人以才，非但欲使之屑屑就古人所能而已，将以推圣贤未发之绪以诏后世。”[3]283诗人因个性不同，所作诗文的风格也不尽相同。甘复重视创作主体，故带有张扬创作主体个性的倾向，但又主张“圣人之道同也”，表明其在师古和师今的问题上并不拘泥于一端，显示出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通达性。甘复提倡张扬个性，主张学者应根据自己的个性、才学及器识，找到适合自己的诗文风格，而不要刻意模仿古人。他指出，“如果没有苏轼的才气和学识，是学不了苏轼的文风的”。甘复主张遍学诸家而自成一家，但他反对那种言之无物和徒事雕琢之文，而提倡诗文应“词婉道直”与“词辩义卓”。所以，其复古倾向仍比较明显。

二、文与道之关系

对文与道关系的探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出现得较早，先秦时期的《荀子》中即有此方面的讨论。在之后的各个朝代都有涉及文道关系的言论，而对于其中“道”的诠释则因时代背景和个人学识修养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和发展。

荀子作为战国末期儒家代表人物，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荀子》一书中，对儒家经典的推崇无以复加，其所谓“道”有各种客观规律的含义，而更多的则是对儒家道统的宣扬。“圣人体道，著之于经典”，这种理论模式为后人所借鉴。汉代的扬雄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并发展了荀子的道、圣、经三位一体的理论模式，对“文以明道”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荀子和扬雄作为思想家，其所提倡的“文以明道”更多从维护儒家道统出发，有关文学的批评只是偶有触及而并未作具体深入的阐述。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道、圣、经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得以完善。《原道》《征圣》及《宗经》作为《文心雕龙》一书的纲领，具体阐释了这一理论体系，且在“道”的理解上也不囿于儒家道统，而对自然之道等有所重视。唐代古文运动兴起，韩愈和柳宗元等人极力倡导“以文明道”，他们所说的“道”的范围已极为广泛，“道德”与“古文之道”等都包含其中。到了宋代，理学盛行，对文与道关系的理解有狭隘者，但亦多通达者。至于元代，理学继承宋代理学并有所发展，但无论是否为理学家，论诗者对文与道关系的理解大多能突破儒家道统的限制，从更多的角度认识“道”的含义。

甘复在论述文与道之关系时，主张“文以明道”说，并注重两者的相互关系。他在《与伯寔先生书》中说：“六经之文，皆所以明道。道以文著，文以道传。得古人之道，然后能为古人之文。古人之文，非执笔而为之也。道充于心，见之于言，不自己也……后之作者，不急于求道，惟文是务。辞虽工，时与道戾。故文愈多，而道愈不明。要之为文，蕲以明道。于道无明，而惟藻缋琢削，以声音文采相矜耀于时，工力有余于古，无足取也。”[3]251为文的目的在于“明道”，而道亦因文章而显。其对“后之作者”的批评主要着眼于后世言之无物、内容空洞且雕琢过甚的文章，提倡言之有物且能“明道”之文。

甘复所谓“明道”之“道”，有儒家传统的“六经之文”所表现出的仁义道德，但又不限于此。《答吴明善先生书》中说：“古人有是道德，则有是文章。”[3]253其所谓“道”亦有“道德”之含义。所以，其中也有儒家正直的道德操守。此外，甘复所谓“道”亦指古文之道，正如《周氏山堂诗叙》中所说：“伯清尤能好古道，为古文字，敏辩卓伟，下笔数千百言，务穷尽理要乃止。”[3]268

三、“养气”说之继承与发展

孟子提出的“养气”说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大贡献，对后世文学理论也影响颇大。孟子的“养气”说侧重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后世文人和批评家继承了这一观点且又有所发展，在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之外又增加了创作主体才学和器识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苏辙在继承孟子“养气”说重主体内在修养的同时，还增加了外部因素。他在谈到司马迁时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所以，“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将主体的外在游历和交游应用到“养气”说之中。他还以自己为例，指出：“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7]381极其丰富了“养气”说的内涵。

甘复的诗文理论有对“养气”说的论述：“士顾在我者守之固，然后患难困厄之来，不足以移之。”[3]250以及“君子之志，欲以信其道，不随世以高下，易其所守……死生之大，犹不以枉其道……盖屈志以生，有不若直道而死也”[3]255。这和孔子所提出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孟子所宣扬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一致。诗人应加强道德修养，坚持道德操守，不为世俗末习所影响，这样创作的文章和诗歌才不会同于流俗，而自有一种气势与风格。

创作主体的才学和器识必然会对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产生影响，甘复的诗文理论对此多有涉及。《赠陈氏子序》中说：“士有出于一世人之识见，然后能为一世人所不及之文章。文章非难，识见为难尔。”[3]270个人的见识决定了其文章水平的高度，所以“才益高，识益大，文章益深而俊伟”[3]262。才学愈富，器识愈广，所写文章才会愈显厚重而有深度，因而“积于中者愈富，见之外者蔚然，而不穷文孰得以御耶”[3]252！

在甘复看来，为了解决“识见为难”的问题，阅读大量书籍极为重要。他指出：“益广其学，益充其才”[3]268，识见才会高于世人。此外，游历山川对增长见识也大有益处。《赠李伯禹序》：“天下之足寓性情，发滞郁，而旷然自得以忘乎世者，莫山水若也。山有崇卑，水有广狭。苟托意于是，则皆有可乐。”[3]259游历山川能使人开阔心胸，亲身体会“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以这种心境为诗、为文，会另有一种境界在其中，不同于世俗之诗文。

甘复的诗文理论中还常将作者的困顿处境和诗

文联系起来。《章子渔诗稿序》：“士之生长草泽，不见用于时以行其志，则有穷愁焦槁无闻之叹。幸而托于诗歌以自见，庶几有声一世而流辉将来尔……(章子渔)年已髙，时益多故，折困摧踣，既压复起，而诗歌益富以工。”[3]261创作主体的经历越多，其感受越丰富，创作的诗文则会越显厚重。他着重强调创作主体的生活际遇，自然含有诗文“穷而后工”的意思，同时还可看出其“知人论世”的观点。

综观甘复的诗文理论，其所表现出的复古倾向受到元末文坛复古风气的影响：在师法对象的选取上，不囿于唐宋优劣之争，主张广收博取，其识见之通达可见一斑；而对于雕饰之风的摒弃则为有元一代的共同追求，创作实践亦与其理论相一致。对于文与道之关系和“养气”说的讨论，多继承前人观点，加之个人识见，所论通达而不拘泥。透过甘复的诗文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元末文坛的文学批评风气。

参考文献：

[1]顾嗣立.元诗选·二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永溶，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李修生.全元文(第六十册)[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4.

[4]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6]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7]苏辙.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责任编辑张盛男)

收稿日期：2015-11-10

作者简介：吴致宁(1991-)，男，河北馆陶人，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元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 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6)03-0007-04

A Study on Gan Fu’s Theories on Poetry and Prose

WU Zhi-n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0,China)

Abstract:Gan Fu is a famous scholar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The tendency towards idolizing the ancients in his theories on poetry and prose is representative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late Yuan Dynasty.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Wen”and“Dao”,he advocates that“Wen”illustrate“Dao”,but the understanding of“Dao”does not rigidly adhere to the Confucian orthodoxy.It should have considerable accessibility.He also inherits and develops Mencius’“Yang qi”.In addition,he applies to poetry and prose criticism the traditional ideas of“understanding the writers and their times”and“literary excellence is achieved only after many frustrations”. The study on Gan Fu’s theories on poetry and prose may reveal a touch of the tendency for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late Yuan Dynasty.

Key words:Yuan Dynasty;Gan Fu;theories on poetry and prose;idolizing the anci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