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庆方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72）



新常态下大学管理要实现“四个转变”

胡庆方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管理，中国大学在争创世界一流的新的发展阶段，除需要加大资源投入之外，当前最缺乏、最须重点突破的是提升管理水平。新常态下推进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深化综合改革，推进大学管理从“行政本位”向“学术本位”、从“功能管理”向“战略管理”、从“管理大学”向“经营大学”、从“经验治校”向“依法治校”转变。须坚守人本主义，以追求管理要素的和谐为旨归，以先进文化引领管理改革创新。

关键词：大学管理；四个转变；文化引领

为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两大转变”，2014年底以来中央政府大力推进“高等学校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行动计划”，积极探索在发展中大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加快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管理，中国大学在争创世界一流的新的发展阶段，除需要加大资源投入之外，当前最缺乏、最须重点突破的还是提升管理水平。正如美国管理学家莫纳汗断言：“面对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主要问题，分析到最后，总是一个管理问题，……每一个社会问题，最后都要通过管理职能的某种方式求得解决”。作为大学管理者，应抓住全国上下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综合改革的历史机遇，深刻把握一流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普遍规律，围绕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着力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教育发展的大逻辑。推进大学改革发展，应把握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科技发展正经历国家科研计划重新整合、经费拨款方式重大调整等新变化，教育发展面临推进依法治教和促进治理体系改革等新任务，而大学发展在面临世界范围内激烈竞争的外部形势下正通过深化综合改革进行体制调整与制度重构，以切实改进大学管理、提升办学效益。针对当前中国大学发展的实际，特别是管理实践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笔者以为，新常态下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必须通过不断深化综合改革，努力实现大学管理的“四个根本性转变”。

一、从“行政本位”向“学术本位”转变

大学是以传播和生产高深学问为主旨的学术共同体，其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观和培育人才”。[1]因此，学术属性是大学最本质的属性，推动学术繁荣发展与创新是大学存在的基本理由和根本目的，大学的组织架构、运营及管理都要服务这一核心目标。应该说，在中国大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还是十分注意突出学术的本体地位的，特别是学术组织和学术制度相对健全的高校，在发展中较好地突出了学者、学术、学科、学风、学生等核心要素；但是，实践中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管理模式仍然较为普遍，学术资源分配、学术评价、教师评价与激励、学科发展等学术治理问题，往往采用行政管理方法和手段，学校、院系、教授委员会甚至学者本人都很难从学术规律、办学规律出发去处理事情，这种以行政权力支配学术权力的“行政化倾向”，使学术自由难以得到保障，不利于学术发展与创新，导致大学管理偏离了大学本质，并衍生出管理人员官僚化、组织衙门化、制度同质化等系列问题，大大降低了管理效率和办学效益，成为当今中国大学发展的严重掣肘。

“大学行政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基础和体制根源。其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意识和行政系统管理模式的巨大影响，大学管理中行政权力的强势一开始便显现，纵观中国大学发展历程，其进步与成绩大都与特定时期行政力量的强力推进分不开，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享受”或者“被动地接受”行政力量的推动，多数师生也习惯于行政管理的方式和手段；其二，由于学术权力的实现长期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效力，加之大学内部学术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不够健全，学术权力长期被弱化，专家学者在学术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十分有限；其三，主观上大学管理者往往简单地从政府行政管理经验中寻求大学管理的办法，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行政手段和方式来管理大学，包括构成大学特色的学术管理，而对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本质、特性和管理对象的特殊性、复杂性认识不到位、不深刻。这里还需要明晰的一点是，大学“去行政化”不是简单的不要“行政管理”，也不是形成学术与行政分化管理的局面，其根本在于大学管理本质的回归，重点在于正确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为学术发展提供制度保证。正如英国著名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所言：“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2]

推进从“行政本位”向“学术本位”转变，需要从立法立制、政府职能转变、内部治理结构调整、学术文化营造等多方面着力。第一，国家正在推动《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规的修订，要真正从大学发展基本逻辑出发，切实为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学术创新奠定法理基础；第二，把握当前国家推动大学章程颁布实施的重要契机，明确界定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各自范畴，明确将学科发展、科研项目组织及成果鉴定、教学活动组织及评价、教师奖励及晋升等学术事务交由学术组织研究决定；第三；重构政府、社会与大学的新型关系，教育主管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对大学实行以宏观指导为主，按照负面清单进一步下放和落实办学自主权，特别是学术治理权；第四，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通过完善学术组织运行机制和健全学术管理制度，保障学术组织依照章程行使职权，落实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五，大力营造“尊重学者，崇尚学术”的外部环境和办学氛围，让教授治学成为普遍认知。着眼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新的框架，大学还必须深入探索并正确处理好“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制度保障四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要形成必要的张力和强大的合力，明确“学术权力在学术管理中的价值重点在于决策、咨询和评价，行政权力在学术管理中价值重点在于组织、执行和服务”。[3]

二、从“功能管理”向“战略管理”转变

组织管理学经历了从古典管理理论到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在众多学派构成的“管理理论丛林”之中形成系统管理论和职能管理论两种典型的理论体系。其中，系统管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弗里蒙特·E·卡斯特和詹姆斯·E·罗森茨韦克，他们把组织看作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不仅以组织要素与结构为主线对组织内部各分系统进行深入分析，还强调组织与环境之间关系；职能管理学派代表人物法国实业家、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其1916年出版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把每个组织的管理系统细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项主要职能，强调各子系统主管人员做好份内工作。[4]作为高等教育学和管理学的交叉学科，高等教育管理学必然以这两大理论体系为基础，在指导实践过程中也应结合自身特点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大学不同阶段发展要求加以综合应用。长期以来，大学在政府指导和支持下运作，尽管近年来倡行顶层设计、战略策划和系统设计，但实践中仍侧重于功能管理，强调做好各个方面工作，突出内部各部门职能。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和逐步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大学之间的生源竞争、办学资源竞争、人才竞争、声誉竞争等愈趋激烈，大学管理必然要从偏功能管理向偏战略管理转变。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对战略一词解释为：“战略是指挥战争全局的方略，……是依据战争规律而采取的战争方针、政策和方法”。随着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商场如战场”，战略思想被广泛应用到企业管理中，并发展为相对成熟的理论与实践操作体系。那么，什么是战略管理？战略管理是“一个组织寻求成长与发展的机会及识别威胁的过程”，[5]由战略规划、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估三个基本环节组成，常用SWOT分析法，其重点在于使组织充分发挥内部要素的比较优势，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提高组织整体的优化程度，注重长期、稳定与科学发展。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将战略管理思想引入大学的国家，卡内基—梅隆大学是美国历史不长、规模不大的研究型大学，起初资金和能力有限，由于其成功地运用战略管理，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成为全美1988-1999年间教育质量提升最为明显的四所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于1887年建校，比哈佛晚250年，地处远离当时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的东北部，但其提出的面向社会的前瞻性定位与战略，将研究重点转向应用领域，特别是无线电、电话、电子和飞机导航系统等电子工业，使其迅速跻身世界超一流大学行列，与哈佛、普林斯顿、MIT等老牌大学比肩而立。

作为实施科学管理、前瞻管理和系统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大学战略管理要把握好以下重点：第一，大学使命与目标始终是大学战略管理的基点，首先应当认真审视大学发展的总方向、总目标、总特征和总的办学指导思想；第二，促进大学发展与环境相适应是战略管理外向性的具体体现，大学要抢占发展先机就必须对内外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价；第三，明确战略管理三个层次并进行战略选择，大学战略一般可划分为大学战略、业务战略（以学科发展战略、人才培养战略、科学研究战略、社会服务战略、校园建设战略为主）和职能战略，大学战略处在战略管理的最顶端，着眼于价值取向和顶层设计，实施时间长，需要大量资源输入；职能战略处在战略管理底端，主要涉及作业性取向和操作层面的问题，对以上三个层次的战略如何进行制定和选择，需要基于环境分析基础上一套科学的战略选择方法；第四，确定好战略实施的基本模式及组织适应，战略实施过程中究竟采取哪种模式（如指挥型、变革型、文化型、合作型等）及组合方式，对于实现战略目标尤为重要；第五，战略管理主体是高层管理人员，组织架构十分关键，战略管理要求“组织结构适应战略目标”。[5]

三、从“管理大学”向“经营大学”转变

当前，“大众化”和“学术资本主义”两个词汇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虽然国家反复强调要把发展重点放在内涵建设和提升质量上，但大学不得不面对资源与空间的激烈争夺；虽然学者的本分应该是潜心为学，可他们不得不面对“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市场游戏规则。[6]就当前大学发展的外部形势而言，随着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进程的加快，人才市场供需关系正由大学为主导的供给驱动变为用人单位为主导的需求驱动，大学正在从“卖方市场”逐步走向“买方市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市场竞争意识和优胜劣汰的危机感；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全社会对先进科技和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大学正在走向社会“中心”，角色定位从过去的支持服务逐步转向服务和引领同步，这就要求大学必须坚持需求导向，更加主动地与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化同步”发展的新要求贴紧靠实，通过拓展服务能力和提升贡献度来实现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新常态赋予大学新的使命和挑战，要求大学管理者积极探索“经营大学”之道。

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大学追求的目标与企业不同，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而大学应把提升办学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作为经营目标。作为准公共服务组织的大学不能“产业化”，因为“产业化”背离了大学存在的基本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不讲效益；相反，应在有些领域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构建以绩效为导向、充满生机活力的运行机制，对外争取更多更优质的办学资源，对内实现办学资源优化配置。为此，大学管理者要树立“四种意识”：一是成本效益意识，学会运用市场经济手段盘活现有办学资源，提高投入产出比，杜绝资源闲置和浪费；二是资本运营意识，充分发挥大学的人才科技优势，通过加强组织策划和搭建平台，把知识和技术投入生产过程，为大学发展争取更多资本收益；三是质量至上意识，把质量作为大学发展的生命线；四是特色品牌意识，着力在办出特色和塑造品牌上做文章，不断提升大学的社会声誉和公共形象。[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营大学”是在操作层面上着眼提升办学效益、实行精细管理的一种方法和手段，与大学在宏观上实行战略调控、学术发展上实行以政策引导为主的管理方式并不相悖，而是相互补充、相辅相存。

“经营大学”要求管理者掌握教育经济学规律，积极寻求教育与经济的结合点。第一，要构建校园内部市场，增强资源配置的竞争性和灵活性。为适应内部竞争的需要，治理结构应从垂直结构向扁平化结构或更具有弹性的分散网络结构发展，减少管理层次，增强管理体系的柔性和灵敏度。学校一级要集中建好宏观管理决策中心和校园公共服务体系；学院要建成自主发展的办学实体和管理中心，成为对教学科研工作负责的自主管理单位。第二，要加强资源整合利用，把处于分散状态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进行汇聚和重组，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在资源统筹使用上，力求实现资源共享，让有限的投入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在人力资源整合上，力求规范与灵活相结合，充分发挥教职工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潜能；在资产整合上，破除部门所有制，尽可能减少重复购置和重复投入，实行办学资源统一整合与调控，盘活内部资产存量，促进资产优化配置；在资金整合上，要重视资金计划的科学安排和统筹调配，提高资金运营效率，实现资金收益最大化。[7]对无形资源的整合也应高度重视，一所大学对所拥有的无形资源经营得当，可形成发展优势、带来市场效益。

四、从“经验治校”向“依法治校”转变

去年10月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揭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篇章。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场域内实施法治管理的具体体现。推进依法治校，不仅为大学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提供了法律保护，也有助于规范大学办学行为，提升大学管理效益和效力，是和谐校园建设的需要，与构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相适应。提出和实施依法治校，在中国大学治理的思想演变与实践发展中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一百多年来中国大学治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所大学或兴或衰的生存发展状态取决于管理者特别是校长个人能力与个性特征，个人的管理认知直接影响大学整体运行状态，其能力和水平又源于实践中慢慢积累的管理经验，广大师生也习惯于由领导拍板决定学校治理的重大事宜，亦即所谓“人治”现象。更有甚者，有些大学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喜欢当“家长式人物”，把个人等同于组织，搞“一言堂”。这种在中国大学管理中长期存在的管理方式，尽管有些大学还是取得了一些不错的发展效果，但从大学治理的科学性、整体性和长期性而言，毕竟不符合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精神和内在要求。经验虽然很宝贵，但难免有时“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因此，现代大学治理必须从依赖“经验治校”的“人治”向以“依法治校”为依归的“法治”进行转变。

其实“人治”与“法治”并非对立，从“经验治校”向“依法治校”转变是管理水平的晋级和管理境界的提升。经验具有主观性、短期性、个体性，而规则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和稳定性，与大学建设与发展的长期性、稳定性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实行依规办学和依法治校，不会因学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的人事易动而轻易改变。因此，推进大学管理从“经验治校”向“依法治校”转变，不仅是大学治理日臻完善与成熟的体现，更是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和题中之义。当然，推进依法治校关键还是靠人，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依然提升大学管理水平的宝贵财富。然而，按照现代大学治理要求，必须将“管理经验”上升为“教育规律”，把“教育规律”转化为“治校规范”，用“治校规范”来规制办学行为。推动从“经验治校”向“依法治校”转变，实际上就是大学管理“实践—规律—规则—实践”螺旋上升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循环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依法治校从外部来讲，是指政府和社会依据法律法规保障大学自主办学，不得干涉大学合法的办学活动，同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大学办学行为进行监管，大学各项办学活动必须遵守国家规律法规；就内部而言，是指大学管理者在我国法律框架下并遵循教育规律，制定合法合理的大学章程及制度体系并严格执行，为教学科研等工作及学术自由与学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全校师生必须严格遵守大学各项规章制度。推进依法治校，首先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养成民主决策、按章办事的习惯，在师生员工中要大力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其次，要做到有法可依，国家层面要从大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出发尽快修订完善《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为大学提供依法治校的法理基础，强化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而大学要以章程制定和颁布实施为契机，尽快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学校特点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最后，要落实依法治校职责和完善监管机制，增强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执行力。

改进大学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以上四个方面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从“行政本位”向“学术本位”转变，着眼于大学发展本质的回归；从“功能管理”向“战略管理”转变，着眼于积极应对大学之间愈趋激烈的竞争；从“管理大学”向“经营大学”转变，着眼于主动适应大学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现实需要；从“经验治校”向“依法治校”转变，着眼于现代大学长期治理的时代要求。提升治校水平，需要深化改革、综合施策。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四个方面都是基于大学管理操作技术层面上进行理性分析后提出来的，是一种科学主义范式；大学是一个以高知群体和学术创新为对象的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须坚守人本主义，以追求管理要素的和谐为旨归，以大学精神为组织凝聚力的源泉，实现感性与理性、技术与价值的统一，以先进文化引领大学管理改革与创新。[8]

参考文献：

[1]顾明远.大学文化的本质是求真育人[J].教育研究，2010，（1）：56-58.

[2]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121.

[3]谢红星，胡庆方.关于我国大学学术管理的路径思考[J].湖北教育（领导科学论坛）》，2011，（4）.

[4]马国旗，王致和.略谈高等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6，（1）：49-51.

[5]曹现强，王佃利.公共管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黄子杰，程广文.经营：大学管理的新模式[J].湖北社会科学，2011 （4）：170.

[7]程勉中.高校管理的创新思路：经营与整合[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6，（5）.

[8]尤伟，李俊.论文化范式下的大学管理，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