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耿超，阳　光

（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广州510515）



作为汉英翻译的中国英语——铺设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路

蔡耿超，阳光

（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广州510515）

摘要：从翻译的角度看，作为英语变体的中国英语常常是对中国事物的英译。在中西交流中，通过音译、直译等手段，中国英语往往可以较为准确、到位地传递中华特色，这无疑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提供了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国英语；中式英语汉英翻译；中国文化；文化“走出去”

一、引言

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其全球化始于英国的殖民扩张；二战以后，伴随着美国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的迅速发展，英语在全球范围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后一直在国际交流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

而英语的国际化必然导致其本土化，其在哪个国家使用就会不可避免地染上哪个国家独特的文化、语言色彩。20世纪70年代，学者Strang在他的著作《英语史》中首次提出Englishes一词。随后，World Englishes（世界英语）、New Englishes（新英语）、International Englishes（国际英语）等说法相继涌现，用于表达英语的各种变体。[1]英语的所有权已经脱离了本族人的掌控，为全球的英语使用者所共有；[2]英语的标准已经从“一元”转向“多元”。相应地，英语的文化身份也变得多元——英语不仅仅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载体，它同样也可以成为其他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媒介。

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已不再被尊为标准英语，而仅被视为英语的两种国别变体。与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等一样，中国英语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英语变体。对于中国英语的关注、探讨、研究甚至争论已有颇长一段历史；时至今日，其客观存在和茁壮发展应当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从翻译的角度看，中国英语往往是中国文化或语言的英译和体现。跳出语言教学单纯对错判断的窠臼，从文化交流的层面审视中国英语，或可让我们看到其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积极作用。

二、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

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可以追溯至具有百年历史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甚至更早，而后逐渐催生了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同时也促使了中国本土文化向英语语言的移入。这意味着，人们不必因为学习和使用英语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价值观念，甚至不必改变自己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学习和使用英语只是有助于他们以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开阔的视野参与国际交流，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无须内化英语本族人的文化标准。[2]这无疑从文化的理论高度进一步确立了中国英语的合理地位和积极作用。

就定义而言，一般认为，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是英语的客观变体，总体上符合英语的使用规范，并传递着中国文化或语言特色。而中式英语（Chinglish）则是有意（常为刻意追求某种效果）或无意（常因英语语言知识能力不足）地违反英语使用规范，带有较明显语言错误的英语。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中国英语起初有可能被斥为中式英语，而中式英语亦有可能最终转化为中国英语而被接纳；当中，除了官方等权威力量之外，语言使用者在实践中的选择也发挥着关键作用。笔者认为，中国英语有别于常因英语知识不足而造成的明显偏离语言规则的英语，一般也并非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有意违反语言使用规范的英语。中国英语往往是在译者别无他选的情况下，为了最大化、最优化地传递中国文化或语言特色而主动做出的选择，常带有较高的辨识度，可让人清楚地感知到当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语言特点。

在信息时代，中西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入，语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变革、传播，人们也更善于创造并乐于接受语言中的新现象，这在某程度上不仅促使了更多中式英语和中国英语的出现，也促使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例如，今年上半年，中国网络热词“no zuo no die”（不作死就不会死）被收录进美国在线俚语词典Urban Dictionary，并且在该词条解释的第一句，赫然写着“This phrase is of Chinglish origin”（这条短语源自中式英语）。该在线词典同时还收录了“gelivable”（给力）、“you can you up”（你行你上啊）、“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等中国式表达。[3]可见，时代的发展、语言本身的宽容度、语言翻译者和使用者的实践和选择，不仅挑战、甚至在某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语言规范，同时也促进了语言、文化的革新和融合。对此，我们或许无需过于担忧和抵触；相反，有理由相信，语言的实践运用过程当能去芜存菁，让那些经不起实践考验的中国式英语表达终被淘汰。

在此背景下，中国英语的正确性和适切性，似不宜单纯从语言教学的角度着眼，以英美英语为绝对权威，谨遵传统语法去进行评判。语言处于动态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英语则向来善于从其他语言中借鉴和吸收养分，具备较高的宽容度。在使用实践中，英语使用者，尤其是母语为英语的使用者，自会作为一个群体对语言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检验和筛选，合适者便留存下来，被接受而成为英语的一部分——哪怕其未必绝对符合英语的规范。多年前，源自洋泾浜英语的“Long time no see”尚能为英语世界所接纳，时至今日，理应有更多中国式表达注入英语，起到介绍中国和丰富英语的双重作用。

三、作为汉英翻译的中国英语

中国英语常常是将带有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色的思维、概念、事物等用英语进行表达和传递，因而在本质上多为汉英翻译。正如马文丽所言，探讨中国英语，离不开翻译这一发生手段。[4]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中国英语例子背后，都存在相应的中文原型。中国英语既有别于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英语、英国英语等，亦有别于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菲律宾英语等其他英语变体，如前所述，中国英语通常带有较高的辨识度，承载着可感知的中国文化语言特点。

众所周知，不同文化和语言的独特性为翻译过程带来了困难和障碍，从而导致了翻译理论家卡特福特（Catford）所说的语言不可译以及文化不可译现象（untranslatability）。[5]尽管文化交流的深入和其他因素有助于将不可译转化为可译（translatability），但要将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色准确、完整地译为英语，并非易事。因此，音译、直译等以源语文化为中心，保留源语文化异域性（foreignness）色彩的异化翻译（foreignization）常常成为解决汉英不可译的首选方法。中国英语作为传播中华文化语言特色的汉英翻译，便往往带有明显的异化特点。

就文化层面而言，异化翻译可谓备受推崇，其在传递源语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而在以英语为媒介的中外交流中，作为汉英异化翻译的中国英语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最大化地保留和传递了中华文化，是中西交流中不可或缺的手段。

四、中国英语的创造者和使用者

人们往往认为，是中国人在创造和使用中国英语，用以在中西交流中传达中华文化。这固然没错，但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语世界在谈论中国时，尤其是外媒在报道有关中国的新闻时，亦创造性地使用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英语表达。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报道中国男多女少的现象时，将未婚男子“光棍”直接翻译为“guanggun”；美国《纽约客》描写中国大陆新一代时出现了“fenqing”（愤青）一词；英国《卫报》等媒体还出现了“guanxi”（关系）这一表达。[6]

美国“全球语言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自1994年以来，国际英语增加的词汇中，中式英语贡献了5%到20%，超过任何其他来源。有人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正对世界文化形成强烈补充。回顾过去一年外媒的涉华报道，可以发现，“中式英语”增多，甚至外媒在报道一些中国新闻时，创造了专属于中国的英文词汇。比如，英国广播公司（BBC）特意用了一个在英语中极不常见的词汇“leading dragon”（领头龙），来表述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而中国顾客超强的消费能力，让英国媒体基于“英镑”概念创造了一个新名词“Peking Pound”（北京镑），意为中国人所花的英镑。[7]

可见，某程度来说，全世界都在创造和使用中国英语——中国英语因中国而生，但属于世界。

五、中国英语——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不二选择

文化“走出去”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的重要战略目标，是形成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家软实力的历史性任务。[8]而在英语作为当今世界通用语言，汉译英作为向世界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途径的大背景下，中国英语恰恰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大战略不可或缺的媒介。

要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华文化为世界所知，离不开将中国文化翻译成英语传递给全世界。无论是以前的dim sum（点心，音译自粤语）、mahjong（麻将，音译自粤语）、yang（阳）、yin（阴），还是当前的antizen（蚁族）、Chinese dream（中国梦）、Chinsumer（中国消费者）、dama（大妈）、naked phenomenon（裸现象，如“裸婚”“裸考”“裸辞”等）、tuhao（土豪），无不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语言色彩，有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让国际受众准确、全面了解中国。

同时，对中国英语的发展亦无需过度解读或吹捧；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交流融合、语言进化发展和相互借鉴所催生的正常现象，除了中国式的英语，也存在着诸如Abenomics（安倍经济学）等因其他国度而生的英语表达。总而言之，中国英语是合乎时代潮流、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然选择。

六、结语

可以预见，在中西交流日益广泛和深入的时代背景下，准确而又精到地传达中国语言文化特色的中国英语，将作为客观而又重要的英语变体，在文化交流中发挥越来越关键、甚至无可取代的作用。相信随着学界逐渐凝聚共识，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中国英语将会朝着更为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使命中，扮演越发重要的媒介角色。

（注：本文系2012年度南方医科大学科研启动计划青年科技人员培育项目“从汉译英视角看‘中国英语’——铺就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路”）

参考文献：

[1]张天宇，周桂君.语言变体与文化身份——以中国英语变体为考察对象[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39-141.

[2]李文中.英语全球化及其在中国本土化的人文影响[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31-134.

[3]大洋网.中国网络词“no zuo no die”入美国俚语词典[EB/OL]. [2014-09-09]http://news.dayoo.com/china/201404/18/53868_360362 36.htm，2014-04-18.

[4]马文丽.传媒翻译中的“中国英语”[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40-143，156.

[5]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36-143

[6] 21英语网.外媒谈：中式英语风靡网络[EB/OL].[2014-09-30] http: //elt.i21st.cn/article/9769_1.html，2012-01-31.

[7]人民网.纽约时报评选年度汉字外媒涉华报道创“中式英语”[EB/ OL]. [2014 -10 -07]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17136683. html，2012-02-17.

[8]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文化“走出去”需实施精细化战略[EB/OL]. [2014-10-10]http://www.caca.gov.cn/detail_politrid.aspx?wenid=175 008，2012-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