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玲　周国富



影响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财政因素研究*

王晓玲周国富

摘要：利用2005—2010年间中国287个地级行政区数据，以各主体功能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及居民收入为基础，综合测度了各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水平，并对影响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结构及财政转移支付等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的自有财政收入、社会性财政支出比重及财政转移支付对主体功能区的综合发展影响不同。自有财政收入对其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性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财政转移支付则与其综合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财政因素；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十一五”期间国家出台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承载了我国首个空间规划的美好设想，在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将空间开发的有序性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到战略发展的高度，具体是将整个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各自承担不同的主体功能，以此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然而，区域主体功能不会在市场机制下自动形成，它的实施将改变区域间的利益格局，这其实也是“市场失灵”之处，只能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来解决，而财政政策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调控手段，财政在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财政既可以通过矫正主体功能区建设过程中的市场失灵，以突出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又可以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进行利益协调，促进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突出区域主体功能定位，是为了弥补传统区域政策的不足，避免“一刀切”“一窝蜂”式地追求GDP的高增长，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在国家层面实现各区域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合理，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在突出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的同时，要对各主体功能区的经济利益进行必要的协调，引导主体功能区的良性发展。对主体功能区的发展内涵采用科学、合理的指标进行监督和考核，促进地方政府持久地落实主体功能定位。

一、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

（一）主体功能区数据

受到统计资料的限制，这里用2005—2010年间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287个地级行政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和收入数据①进行分析和评价。而关于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主要根据国家级主体功能区划分标准和省级的主体功能区规划进行分类。虽然按地级行政区域进行划分较县级层面的划分略显粗糙，但限于资料（收）集的困难，在不影响基本结论的前提下，这样的处理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变通办法。

具体处理：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分类，将287个地级行政单位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共46个）、重点开发区（共126个）和限制开发区（共115个）三类（禁止开发区分布在其他三类主体功能区之中，且无法获得研究数据，故不做单独研究）。利用GIS技术，绘制了它们的基本布局（见图1）。地级行政单位边界采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2004年1：400万比例尺数据。由图1知，优化开发区数量较少，主要位于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重点开发区主要分布在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中的路桥通道横轴、沿长江通道横轴以及京哈京广通道纵轴、包昆通道纵轴和沿海通道纵轴上，是我国重点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开发的地区，但可开发的面积相比全国国土面积来讲也是很有限的。我国大面积的区域属于限制开发区域，而那些数据缺失比较严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青海、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更是需要限制开发的地区。这三类区域在国土空间上有着明显不同的分布格局。

图1　各主体功能区的布局图

（二）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

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要以主体功能为基础，进行开发式或保护式的发展。开发类地区主要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承担全国经济发展的功能，而保护类地区则被限制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只能在主体功能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一些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主要功能是发展现代农业和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对于主体功能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就需要以新的内容和目标予以测度，即主要从主体功能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居民收入水平两方面进行测度，通过选取适宜的指标构成主体功能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居民收入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主要包含基础教育服务、基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生态环境服务等“软”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这一“硬”公共服务共五个方面的指标，然后借助统计综合评价法分别测度主体功能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并通过加权平均法将所测度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收入水平合成一个反映主体功能区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王晓玲，仝耀华，2013），以此测度三类主体功能区的综合发展水平（篇幅所限，具体结果从略）。

二、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的财政制约因素分析

（一）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是由空间截面计量模型扩展而来的。当经济问题的研究从截面数据拓展到面板数据时，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就需要拓展到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于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而言，空间相关性主要体现在因变量的滞后项和误差项上，因此，空间计量模型就表现为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两种基本形式。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中周边地区的作用是直接通过因变量施加的，而后者则是通过影响误差项施加的。

空间滞后面板数据计量模型（SAR Panel）和空间误差面板数据计量模型（SEM Panel）的基本形式分别如下所示：

其中，y=（y11,y21,…yN1,y22,…yN2,…,y1T,y2T,…,yNT）′为NT维因变量观测值向量，x为NT×k阶自变量观测值矩阵（包括常数项），β为k维参数向量，ρ和λ分别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ε是NT维的随机误差向量，它通常被进一步分解为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的效应成分与随机误差之和。

根据误差成分分解的不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也可以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其中，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两类非观测效应——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前者反映随区位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的背景变量（如自然禀赋、地理位置、文化等）对因变量的影响；后者反映随时间变化、但不随区位变化的背景变量（如暂时性冲击、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等）对因变量的影响。若将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引入空间滞后面板和空间误差面板数据模型中，则模型（1）和模型（2）转化为：

其中，η=iT⊗sf，δ=tf⊗iN，对应于每个观测值的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列向量；iN和iT分别为N维和T维元素全为1的列向量；sf=（η1，η2，…，ηN），tf=（δ1，δ2，…，δT），分别为表示空间固定效应的N维列向量和时间固定效应的T维列向量；v是NT维随机误差向量。其余变量涵义同模型（1）和模型（2）。通过Hausman检验、LMerr和LMlag及其稳健形式的空间自相关检验可对SAR panel和SEM panel进行选择（Baltagi，2001；Anselin L and Rey S，1991）。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本文以2005—2010年间全国287个地级主体功能区为研究对象，所采用的财政相关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用于建立模型的主要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如下：

1.主要自变量

人均自有财政收入（per-revenue）。自有财政收入是指各级政府本级通过征税等行为所获得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本级财政支出需求。

财政支出结构（str-social）。财政支出包含较多的分类支出项目。一方面，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限制，只能采用部分支出项目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中我们更关注社会性支出所占比重（教育支出比重、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医疗卫生支出比重）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这里用社会性支出所占比重来代表财政支出结构变量，考察其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

人均财政转移支付（per-transfer）。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涵盖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主要用于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其中的专项转移支付中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专项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则主要由受援地方政府为本地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里，我们选取人均转移支付（元/人）这个变量来考察其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2010年的转移支付数据缺失，为保持研究的完整性，利用2005—2009年各转移支付的年均增长率推算得到2010年的数据供模型建立使用。

2.控制变量

人均GDP（per-gdp）。因为主体功能区地方政府自身经济实力的差异可能会造成各地方政府在政治影响力等方面不同，从而在获得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等方面存在差异，最终会对各主体功能区的综合发展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引入人均GDP（元/人）来反映各主体功能区的经济基础差异以及由经济基础差异引致的地方政府影响力等方面的差异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

人口密度（pop-density）。人口密度影响着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同时，由于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的差异也会造成各主体功能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成本上的差异（Behiman和Craig，1987；郭庆旺，贾俊雪，2008）。因此，引入该变量的主要目的是用来间接地捕捉这两方面的差异可能会给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带来的影响。

万人财政供养人口（mil-support）。财政供养人口（人）是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常用变量。此处，我们引入万人财政供养人口（人/万人）这个变量来反映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造成的影响。

以上相关的财政变量和经济变量已采用GDP平减指数（2005年为基期）转化为不变价格的变量，纳入模型中的上述各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

3.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不同于一般计量经济模型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其充分考虑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代表了空间单元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方式（Cliff和Ord，1981），而空间权重的设定方式会对空间数据分析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常用的空间权重矩阵有空间邻接矩阵、倒数距离矩阵、距离二分矩阵、K个邻近矩阵等。空间邻接矩阵是最常用的一种空间权重矩阵，但这种权重矩阵的设定方式过于简单，仅仅认为两两相邻的地区之间有影响，不能完全体现各地区间发展水平的相互影响。为更全面地表征主体功能区各地级行政单位的空间关系，这里采用Kelly（1997）提出的距离二分矩阵。即首先利用GIS软件提供的地理经纬度坐标数据，测量空间两点之间的欧氏距离（dij）。其中，空间中的点以287个地级行政单位的地理中心为中心点。然后确定一个空间单元的距离临界点（d），用以区分两个空间单元的空间关系。根据中国地市级相关经验研究（张浩然，衣保中，2011）的结果获知，空间单元距离的临界点以200公里为宜。这样，空间权重矩阵中的元素就确定下来了，其对角线元素代表本身和本身的关系，取值为0；非对角线上，当dij≤d时，Wij取值为1；当dij＞d时，Wij取值为0，再对上述得到的空间距离二分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即用矩阵中的每个元素除以其所在行的元素之和，使得每行元素之和都为1，标准化之后的空间权重矩阵即可为模型所用。

（三）模型估计及检验

以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为因变量，首先分别以人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结构和人均财政转移支付以及相应的控制变量为自变量，建立三个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见表1和表2中的模型1、模型3）来考察各种财政因素独立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然后再将所有的财政因素纳入一个模型（见表2中的模型4）中进行综合考察。

1.空间相关性检验

首先，分别采用OLS法估计四个模型（从略），分别对其残差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3。其中，四个模型的Moran’s I值分别为0.2010、0.1676、0.1912和0.1629，相应的统计量分别为14.4676、11.5819、13.1984和11.3128，伴随概率都远远小于1%；同时，各模型的其他三个统计量LM、LR和Wald也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统计检验，因此，拒绝原假设，从而可以判断，四个模型的残差项均存在严重的空间相关性问题，所以不适合采用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在模型中引入空间相关因素是极为必要的。

表1　空间误差（SEM Panel）时空固定效应模型的ML估计结果（一）

表2　空间误差（SEM Panel）时空固定效应模型的ML估计结果（二）

2.空间相关形式的判断

根据前述的判断标准对三个模型的空间形式进行检验，相关的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中结果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四个模型的LMerr和LMlag都比较显著，且模型2和模型4的R-LMerr显著，而R-LMlag不显著；模型1和模型3的R-LMerr都较R-LMlag更显著。因此，选择空间误差（SEM Panel）模型较为合理，这说明主体功能区之间综合发展水平的相互影响更多地可能来自周边地区的外溢性，而这种外溢性对误差项有冲击作用。因此，我们选取空间误差（SEM Panel）模型形式来构建计量经济模型。

3.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判断

分别对四个空间误差（SEM Panel）模型进行关于空间、时间和时空效应的Hausman检验，以确定各个模型的影响效应是固定影响还是随机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四个模型均具有固定影响效应。通常情况下，当样本局限于一些特定的个体时，固定效应模型是比较好的选择，我们的检验结果也与这一定性判定标准吻合。从空间误差模型的各种固定效应形式（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固定效应）的结果看，同时包含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的模型所具有的拟合优度R2和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都较其他形式的模型有明显的改善，且各主要回归变量的显著性程度较高，同时，空间误差项的显著性程度也较高。可见，主体功能区地级行政单元间既存在空间固定效应影响，同时也存在时间固定效应影响。

通过以上统计检验，最终四个模型形式都设定为SEM Panel时空固定效应模型，四个模型的ML估计结果见表1和表2。由于本部分研究关注的是自变量斜率系数，而非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同时限于篇幅，不予报告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表3　空间相关性检验

表4　模型设定检验

三、模型结果的分析与评价

从各模型的上述估计结果来看，四个模型的空间误差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分别为0.1780、0.1700、0.1710和0.1650，表明空间相关性通过模型的误差冲击实现了正向的空间传递。接下来，我们依据模型估计结果，分别就不同的财政因素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财政收入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

从模型1的估计结果看，除人均GDP（per-gdp）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外，其余各变量均不显著。其中，人均自有财政收入（per-revenue）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034，对主体功能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影响，说明主体功能区各地方政府的自有财政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其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但该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某些主体功能区地方政府的自有财政收入规模较小，不足以对主体功能区的综合发展水平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增强这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为这些地方的财政支出需求提供充足的财政保障是未来财政政策转型调整的重点。再来看各个控制变量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中人均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0.1718），说明主体功能区的经济基础对其综合发展水平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因此，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经济实力的提升有助于其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限制开发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点状开发和其主体功能相适应的特色经济，将有利于其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能增强主体功能区之间发展的协调性。人口密度（pop-density）和万人财政供养人口（mil-support）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20 和-0.0119，且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各主体功能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压力和成本对其综合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公共服务的供给压力越大、供给成本越高越不利于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地方政府的规模越大、财政运行压力越大，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越不利。因此，尽量降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精简地方政府机构，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运行压力等措施都能在一定限度内促进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但其效应也是有限的，最重要的还是努力增强各主体功能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帮助地方政府摆脱财政困境，才能实现主体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普遍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主体功能区的协调发展。

（二）财政支出结构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

模型2主要显示了社会性财政支出项目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从结果看，社会性财政支出比重（str-social）的回归系数为0.0717，相应的伴随概率为0.000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社会性财政支出项目的增加有助于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因为基础教育支出、基本医疗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水平，这些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水平的提升使基本公共服务的产出水平也有所提高，从而也有利于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所以，财政支出结构的公共化改革不仅可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而且能有效促进主体功能区的协调发展。模型2中三个控制变量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与模型1中的表现类似。

（三）财政转移支付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

模型3主要显示了财政转移支付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从结果看，各控制变量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样呈现出类似于模型1和模型2中的表现，这再次证明了模型中这三个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下面我们主要来关注财政转移支付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从模型3可知，人均财政转移支付（per-transfe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其回归系数为0.0376，表明人均财政转移支付的提高能显著促进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在实施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中央政府集中了较多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显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加之部分地区（特别是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往往生产条件较差，生态环境恶劣，不适合发展经济，其获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和条件更加薄弱，只能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可见转移支付对于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维持其正常财政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其中税收返还所占比重较大，基数较大的发达地区往往获得的税收返还最多，所以，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实际更有利于以发达地区为代表的优化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为验证这一点，我们尝试着以这三类人均转移支付（人均税收返还、人均一般性转移支付、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变量来替代模型中的人均总转移支付变量来建立模型（从略），检验它们各自对于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均税收返还的回归系数为0.0599，显著为正；人均专项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为0.0342，同样显著为正；而人均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为-0.0020，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中，人均税收返还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前述人均总转移支付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一致，这就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由于税收返还在财政转移支付中所占比重较大，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实际更有利于以发达地区为代表的优化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不利于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类似地，专项转移支付与综合发展水平之间也保持正向关系，也没有起到抑制差距扩大的作用。在三类转移支付中，仅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主体功能区的综合发展水平负相关，对抑制差距扩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所以，总的来看，1994年伴随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起来的转移支付制度在我国还远远不够成熟完善，相比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的转移支付不仅在形式上有待完善，在转移支付结构上也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这一分析结论与众多学者的分析不谋而合（付文林，沈坤荣，2012；范子英，张军，2013）。可见，调整转移支付结构，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以使其能有效地推动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协调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主体功能区地方政府的自有财政收入、社会性财政支出比重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对主体功能区的综合发展有不同的影响。自有财政收入对其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由于主体功能定位不同，改变了各类型区域的利益分配，财政收入规模明显不同，对提升主体功能区的综合发展作用不足。而社会性财政之处比重及财政转移支付对主体功能区的综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社会性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但其内部结构是否合理，还有待更深入的分析。但可以判定的是，提高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社会性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都会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可以平衡不同主体功能区间的利益格局，提升主体功能区的综合发展；财政转移支付是影响收入再分配的一个关键途径，与综合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财政转移支付对其综合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能够提升主体功能区的综合发展，但目前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在结构上也存在缺陷，随着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断完善，期望其对主体功能区的发展起到更有力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截至2010年底，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所辖的地级行政区划单位共333个，但部分地级行政区存在数据缺失。剔除掉含有大量缺失数据的行政单位，我们所研究的地级行政区划单位缩小为287个。

参考文献

［1］王晓玲，仝耀华.基于统计综合评价的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探析［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4 （3）：6-8.

［2］Baltagi B H.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Panel Data （Second Edition）［M］.John Wiley & Sons，Chichester，United Kindom，2001.

［3］Anselin L，Rey S. Properties of Test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in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J］. Geographical Analysis，1991，23：112-131.

［4］Behiman J R，Craig S C.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rvice：An Explor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Preferenc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37-49.

［5］郭庆旺，贾俊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J］.世界经济，2008（9）：74-84.

［6］袁飞，陶然，徐志刚，等.财政集权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J］.经济研究，2008，（5）：70-80.

（责任编辑：平萍）

［7］Cliff A，Ord J K. Spatial Process：Model and Application［M］.Pion，London，1981.

［8］Kelly P，Pace R. Performing Large Spatial Regressions and Autoregression［J］.Economics Letters，Elsevier，1997，54（3）：283-291.

Research on Fiscal Factors Impact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s

Wang Xiaoling Zhou Guofu

Abstract：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detailed econometrical analysis using regional data coving 287 cities from 2005 to 2010. First，we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s based on public services and income；then we construct a spatial economic model to test the impact of fiscal revenue，fiscal structure and fiscal transfer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scal revenue is not a significant factor for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s，both fiscal structure and fiscal transfer then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s.

Key Words：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s；Development Level；Fiscal Factors；Spatial Panel Data Model

作者简介：王晓玲，女，山西大同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大同037009）。周国富，男，天津财经大学统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经济一体化的雾霾治理与产业关联统计研究”（15BTJ020）；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山西省城镇化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2015256）；山西大同大学青年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主体功能区规划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转型研究”（2013Q7）。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6）01—0113—07

收稿日期：2015—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