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曼 曼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傲慢与偏见》与《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之互文性解读

白 曼 曼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考琳·麦卡洛的小说《班纳特小姐的自立》是对经典名著《傲慢与偏见》的颠覆性续写。将小说《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与《傲慢与偏见》进行互文性阅读，从文本间性、婚姻观和话语权力3方面来解读这两部小说，对比研究两位作家的婚姻观和女性意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提高和婚姻观念的发展，延展了原小说的时间和空间，有助于读者了解女性思想与女权主义的继承和澶变。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互文性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60405.1125.008.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6-04-05 11:25

“互文性”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和女权主义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947也就是说，每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是澳大利亚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荆棘鸟》在西方文坛被誉为“继《飘》之后最成功的家世小说和爱情传奇”。她的另一部小说《班纳特小姐的自立》是对简·奥斯汀经典作品《傲慢与偏见》的续写。后人对《傲慢与偏见》的续写较多，但都对作品中玛丽这一人物着墨甚少。考琳·麦卡洛从原著故事发生的17年后开始写起，将主角换成了原著中其貌不扬的班纳特家的三小姐玛丽，她在结束了照顾母亲的平淡生活后，被安格斯对贫穷和社会的见识所打动，决定到最贫穷的地方写一本揭露当时英格兰社会弊病的书籍。一路上尽管遇到了各种让人沮丧的事，但她始终没有放弃，最终成功地开始自己的慈善事业，实现了真正的自立。通过对续写文本和原文本的互文分析，比较奥斯汀和麦卡洛两位作家婚姻观的差异及女权主义表达方式的不同，探讨《班纳特小姐的自立》对《傲慢与偏见》的批判性继承，深化对女性独立问题的思考。

一、文本间性：灰姑娘的蜕变

简·奥斯汀和考琳·麦卡洛同为女性主义作家，在作品中都自然地流露出对女性问题的深思。巴赫金认为，“一切言语体裁都具有对话性，每一个表述中都充满了他人话语的回声”[2]49。对比《傲慢与偏见》与《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会发现这两部作品都有“灰姑娘”这一童话原型的影子。

在经典童话中，灰姑娘是一位备受继母一家欺凌的柔弱女子，但却得到魔法相助，最终成为王子的意中人。小说《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和简是传统文学作品中典型的灰姑娘形象。姐妹俩出生在捉襟见肘的下层阶级，其母亲班纳特太太也“智力贫乏、孤陋寡闻”[3]5，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她的5个女儿嫁给富有的单身男士；而父亲班纳特先生常从妻女的无知和浅薄中寻找乐趣；三小姐玛丽相貌丑陋，资质平庸；两个妹妹轻浮又爱出风头。尽管伊丽莎白和简姐妹俩出类拔萃，但因没有体面的家庭背景，在当时讲求婚姻门当户对的英国社会里，很难找到相貌、才学与经济条件各方面都理想的“白马王子”。然而，小说中两位女主人公的“白马王子”却一起出现了。一位是表面傲慢但才智过人的富家子弟达西，另一位是单纯善良的阔少彬格莱。他们不顾身份和地位的悬殊，爱上了各自的“灰姑娘”，最终步入美满婚姻的殿堂。

在小说《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中也能看到“灰姑娘”的影子。长相平平又反应迟钝的玛丽在祛除脸上的脓包和矫正骇人的龅牙后，蜕变为与姐姐伊丽莎白一样的美女。但照顾母亲17年后的玛丽成了一位38岁的“老处女”。更糟糕的是，母亲去世后，她只有8 000多英镑的财产。试想一位财产甚少的“老处女”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里怎能找到理想的归宿？但在麦卡洛的笔下，玛丽不乏追求者。工作体面且才智非凡的编辑安格斯更是在玛丽外出期间四处寻找玛丽以保护她的安全。在经历一系列波折后，最终“灰姑娘”玛丽和“王子”安格斯开启了幸福生活的篇章。

两部小说都赋予“灰姑娘”完满的结局，表现出两位女性作家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但是，《傲慢与偏见》中灰姑娘的蜕变同经典童话中的“灰姑娘”一样，依赖于男性的拯救。尽管奥斯汀笔下的伊丽莎白这一人物形象较为丰满，但她仍旧逃脱不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也摆脱不了女性作为客体而存在的现状。也就是说，简·奥斯汀不可避免地被父权制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左右。

与伊丽莎白不同，玛丽的“灰姑娘”式的蜕变不再依赖男性和婚姻，而是自我人格的独立。玛丽的特立独行颠覆了传统“灰姑娘”逆来顺受的被动形象。她不再无助地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而是走上社会，寻求人格的独立。这颠覆了经典童话中对“灰姑娘”和《傲慢与偏见》中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刻画，深化了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也体现出现代价值观对女性的包容和理解。

二、婚姻观的互文：从依附到独立

小说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产物，虽然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但都能反映当时的社会背景。19世纪是一个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女性地位和婚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问题的特殊时期。很多文学作品开始从女性的视角看待问题，多数为关于婚姻和爱情的小说。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描绘了爱情与婚姻等永恒主题。通过对4桩婚姻的描写，她揭示了中产阶级家庭女性的婚姻模式，刻画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婚恋世相，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奥斯汀本人的婚姻观。无独有偶，在《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中，考琳·麦卡洛将有关婚姻、爱情与人性的探讨穿插在小说里，侧面反映出麦考琳的婚姻观念。

小说对17年后五姐妹的婚姻和爱情作了进一步的刻画。在《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中，主人公变成了玛丽·班纳特——一个在《傲慢与偏见》中被一笔带过的大龄剩女。自班纳特先生17年前过世后，玛丽便独自一人在家照顾母亲。作品一开始，班纳特太太就在玛丽17年的漫长照顾下突然离去，为了参加母亲的葬礼，五姐妹聚集到一起，令读者渐渐回想起《傲慢与偏见》中五姐妹待字闺中时的场景，她们17年后的生活也慢慢拉开帷幕。

首先出场的是达西夫妇。《傲慢与偏见》中描绘了他们热烈的爱情，《班纳特小姐的自立》却暴露了两人之间的冷漠和深深的隔阂。达西的政治抱负激发了他本性中的冷酷，这一点在达西将班纳特太太去世的消息告诉伊丽莎白，伊丽莎白瘫软在梳妆台旁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切费兹都看在眼里，但并没有上前去扶。最后他才从门口进来，慢悠悠地跨过地毯，走到她身边。”[4]5麦卡洛用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两人之间的冷漠，历经千辛万苦改正傲慢纠正偏见而走到一起的夫妇，如今的生活却全然变了味。其他姐妹的生活也不尽人意：嫁给宾利先生的简看起来还算幸福，但却沦为生孩子的机器；吉蒂心甘情愿坐享亡夫遗产，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寡妇；生性奔放的丽迪亚更是堕落成嗜酒滥交的荡妇。

然而，17年前呆板且愚钝的剩女玛丽却在麦卡洛的笔下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治好了“吓人的脓包”和“歪歪扭扭的门牙”，她摇身一变，成了姿色不逊于姐姐们的美人儿，并成为单身贵族们的梦中情人：律师罗伯特·怀尔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编辑安格斯也被玛丽不落俗套的特殊气质所征服。玛丽为寻找写作素材独自旅行，安格斯出于对玛丽的爱，担心她的安危，四下寻找玛丽。但是玛丽勇于对抗传统的婚姻观念，并且表明“婚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5]122，她在聚会上公然拒绝工作体面的律师罗伯特·怀尔德的求婚。当遇到心仪的对象时，她不轻浮躁动，而是冷静观察。同样，安格斯也并没有向玛丽贸然求婚，而是寻找机会对玛丽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绑架和监禁事件后，玛丽和安格斯最终走到了一起。

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几乎没有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她们始终顺从且被动地接受男性所赋予的女性角色，这就迫使女性不得不以婚姻为目的，通过寻求家境富裕的伴侣来获得所谓的幸福，物质上的依赖进而导致她们思想上的臣服。因此，没有经济来源的女性只得在思想上也听从于自己的丈夫。伊丽莎白和简在经济和思想上都依赖男性，是男性身上的寄生虫；而玛丽有自己的洞察力、判断力和事业，她不需要依附于男性。安格斯也正是因为玛丽的与众不同而爱上她：关心时政，不局限于家庭琐事；不贪念物质，不拘泥于钱财；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不做思想的臣服者；勇于追求自己的事业，不依靠男性。玛丽和安格斯的爱情是精神上的契合。因此，他们婚后的生活才会美满。

如果说在奥斯汀的小说里，爱情固然是美满婚姻的先决条件，但美满婚姻的产生又往往受财产与门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麦卡洛则更强调女性经济和思想上的独立，这样才能和男性取得平等的地位，获得美满的婚姻。

三、话语权利的互文：从禁锢到直白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知识的载体和工具，权力与知识携手共进。说话是一种权力，代表了说话者的思想、立场甚至地位。长久以来，父权制度的文化深深地根植于女性的思想中，社会将女性置于“他者”之地，女性话语一直处于相对男性主流话语的边缘地位。处于“失声”状态的女性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更无法为自己争取平等地位。简·奥斯汀和考琳·麦卡洛身为女性主义作家，她们的作品中都带有鲜明的女权主义思想，而话语权利的争夺势必是女权思想的表达方式之一。

小说《傲慢与偏见》中，受制于男权的禁锢，简·奥斯汀沿用了无须具有性别特征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模式，并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与有限全知叙述相结合，颠覆了男权统治下的男性单一话语模式。在全知视角下，奥斯汀以女性视角叙述故事，赋予伊丽莎白“话语权”和主体地位，将她从父权制度下的客体化语境中解放出来。在英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简·奥斯汀要想坚持女性立场，争取男女平等，改变女性被客体化和边缘化的局面，就必须运用智慧，采取一定的叙事修辞策略，既能适应当时的叙事传统，又能表达女性立场，取得话语权。

如果说奥斯汀的女性话语权表达得比较含蓄，那么麦卡洛的表达方式近乎直白。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苏珊·S·兰瑟将叙述者、受述者和所述对象间的关系视为权力斗争关系，“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谁是叙述者，谁是受述者，谁是叙述对象成为一种权力之争，这种人物之间的叙述权之争又是男女社会斗争的体现”[6]389。《班纳特小姐的自立》中，在班纳特太太去世后，麦卡洛将玛丽大段的内心独白呈献给读者，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赋予玛丽话语权。同时，玛丽的言行也体现了对父权制的一次次挑战和僭越：在得知姐姐简一次次怀孕和流产使得身体状况极其糟糕后，玛丽竟然说出让姐夫查尔斯“用软塞子把自己塞上”这样在当时社会大为不雅的话语。

麦卡洛还有意识地打破女性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缺席与失语。小说的主人公不再局限于家庭这一封闭狭小的空间，而是和男性一样走上社会，探讨政治。19世纪小说中的多数妇女形象都沿袭了维多利亚“房间里的天使”的模式，即其生活仅局限于家务活动，职责就是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她们天生柔弱、温和、被动和顺从，却能承受沉重的生活负荷。地位低下是因为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忙于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社会不允许女性舞文弄墨。但是，玛丽一反传统的女性形象，立志写一本“揭露遍布英格兰每个角落的腐败的书：贫穷、童工、不能填饱肚子的工资”[4]36，为改良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为此，她不惜花费自己为数不多的财产，独自踏上找寻社会弊端的旅程。如果说言语和政治是父权制社会的私有财产，那么女性闯入这一禁地就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径，后果不堪设想：成为固步自封的独行儿，抑或是内心孤僻的怪胎。言语和政治的权利被男性像宝剑一般攥在手里，想要和他们争夺并让他们交出武器，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精神分析学家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积极鼓励妇女焕发勇气，以积极主动的声音讲述，不惜任何代价避开消极被动声音带来的虚假的安全感和最终的不真实。”[7]295玛丽始终拒绝做“沉默的羔羊”，竭力表达自己的诉求，为自己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因此，玛丽不再是男性的陪衬和附庸，更不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对象而存在，相反在智性和精神上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和独立不倚。

法国符号学家和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创造，而是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复制、模仿、转换或拼接”[8]8。在互文性研究中，作品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发散到关联文本之中，在它们所组成的网络关系中互相阐释，互为意义。尽管麦卡洛尽量还原英国摄政时期故事的真实性，但她颠覆了经典文学对女性的描写，为作品打上了现代的标签。《班纳特小姐的自立》是对《傲慢与偏见》中女性主义精神的继承，

使读者感到女性意识的提高和女权主义的发展，从无知到自我发现的成长过程。除此之外，作家的婚姻观也通过小说对爱情的刻画一览无遗。《班纳特小姐的自立》和《傲慢与偏见》从小说情节到文本细节上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互文关系，后现代作家麦卡洛在创作过程中的互文使得读者能够回想起17年前人物的悲欢，填补时间的空白，同时，她也在文本中编织了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2]沈华柱.对话的妙悟：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

[3]奥斯汀·简.傲慢与偏见[M].张玲，张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4]麦卡洛·考琳.班纳特小姐的自立[M].林红，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3.

[5]McCullough C.The Independence of Miss Mary Bennet[M].Australia：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10.

[6]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帕特南·童·罗斯玛丽.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8]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5.

(责任编辑张盛男)

An Analysis on th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Pride and Prejudice andTheIndependenceofMissMaryBennet

BAI Man-m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Anhui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601,China)

Abstract:Colleen McCullough’s novel The Independence of Miss Mary Bennet is a subversive writing of Pride and Prejudice.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novels ar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textuality,view of marriage and discourse power.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view of marriage and the female awareness of the two writers reveal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emale aware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extends 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two novels,contributing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 of female thought and feminism.

Key words:Pride and Prejudice；The Independence of Miss Mary Bennet；inter-textuality

收稿日期：2015-10-21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项目(yfc100075)

作者简介：白曼曼(1990-)，女，安徽六安人，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6)02-00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