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博 庆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1812年战争起因再探讨
——试论英国强征美国商船海员的历史背景

刘 博 庆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摘要：自《航海条例》出台后，英国始终把对于海洋的控制作为国家战略的制高点，直到美国独立之后仍然一以贯之。出于对这一信念的坚持，当18世纪末本国海员流失海外时，英国强行征用在美国商船任职的海员,以此来挽救当时航运业的颓势。美国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自己的主权，表示强烈不满。美英双方矛盾愈演愈烈，成为1812年战争的一大诱因。

关键词：《航海条例》；转口贸易；海员；强行征用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60405.1124.002.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6-04-05 11:24

1812年战争主要有两个导火索，其一是英国强行征用美国远洋商船的船员；其二是英国海军武力干涉美国的转口贸易。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从国际形势角度分析,认为英国肆意“征捕”美国船员,干扰其中立贸易,严重损害了新兴美国的主权。对美国来说,这是一场正义的卫国战争。然而，学术界关于英国强征美国船只海员的历史背景语焉不详。所以，有必要阐明导致1812年战争的长时段历史背景，以了解战争爆发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不能单纯地以对错判断美英关于强征海员起因的争论，要上溯到1651年《航海条例》的出台，探寻这场战争起因的历史背景，才能理解英国的强征行为。可以说，《航海条例》成就了日不落帝国，但到了19世纪以后也成了英国海事体系发展的窠臼，同时为英国强征美国商船上的海员埋下了伏笔。

一、英国《航海条例》的经济及军事意义

17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开始意识到控制海洋的必要性。此后，这种模糊的国民意识演变成定义明确的国家行动方针，在该方针指导下英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统称为《航海条例》。尽管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但英国仍然遵循这一方针政策，未在细节上作任何重大修改，这一政策的指导思想逐渐成为英国人的一种信念。

英国同荷兰之间的竞争催生了《航海条例》的诞生。1651年，正值克伦威尔执政时期，首个《航海条例》获得通过。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该政策再受肯定，并从那时起一直沿用到19世纪。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项彻底的商业保护性政策，目的是为了发展英国的一项特殊产业——转口贸易。在此后的200年里，该条例一直作为英国航运业的立法标准。其中，“经由外国港口进口的货物”直接表明其着眼点在转口贸易，即航运，而非贸易。英国政府利用并促使本国船只从事商贸运输，以此作为惠及英国消费者的必要手段。

《航海条例》的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4点：1.只有英国或其殖民地所拥有和制造的船只可以运装英国殖民地的货物，且该船上绝大部分船员须由英国公民任职。2.政府指定某些殖民地产品只准许贩运到英国本土或其他英国殖民地，包括烟草、糖、棉花、靛青和毛皮等。3.其他国家的制造产品必须经由英国本土，而不能直接运销殖民地。4.限制殖民地生产与英国本土竞争的产品，如纺织品等。其中第一点是《航海条例》的精髓之处，也是其核心思想。

首个《航海条例》规定：产自亚洲、非洲或美洲的商品，包括那里英属殖民地的产品，只可用英国建造并归英国公民所有的商船运进英国，而且“船长和大多数船员也必须来自英国”。该条款旨在使进口运输全部由英国商船承担，但不包括从欧洲进口的商品。英国允许使用“确实且完全归任何欧洲国家或地区之公民所有的外籍商船和货轮向英国运送该国或该地区所种植、生产或制造的商品”。因此，外国商人有可能将他们自己的产品运进英格兰，但是外国和英国的商船都必须从原产国运货，不得经过任何中途口岸。这条规定使英国商船占得对外贸易的先机，同时英国海员群体的重要性日渐突出。

这些条款的首要作用就是防止荷兰作为中间人或货物集散地从中渔利。荷兰此前一直从各国进口并暂存货物，然后再出口。荷兰管理人员从中收费，荷兰财政部也会征税，因而增加了外国消费者的负担。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货物集散地的价值，英国后来制定了许多殖民地规章制度，旨在垄断英国和其殖民地的贸易，维持英国殖民地对英国的依赖，限制殖民地的经济发展。1807年，英国发布的著名的《枢密令》就是这种限制政策的延续，包括禁止中立国向法国及其盟友进行贸易。然而，独立之后的美国作为当时最大的中立国显然无法接受这项规定，这也是1812年战争的一个诱因。这些限制条件的第二个作用是迫使英国商船远航至货物的原产国，而不是从附近的荷兰仓库进货，后人认为这一点甚至比直接的贸易收益更为重要。这些措施促使了英国的转口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提高了商船使用率和海员的就业率，海军的兵员也得到了充实[1]15-17。英国学者里弗斯如是指出：“如果我们允许我们的商人到邻近港口进货，而不是迫使他们到商品的原产地去，那么我们就会丧失相当可观的转口贸易的收益，被来自荷兰、汉堡及其他海运城市的商船所瓜分。”[2]162

《航海条例》对于英国航运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1728年，共有2 085艘商船从世界各地航行至伦敦，其中只有213艘商船挂着外国国旗，还不到总数的1/9；1765年，共有1 533艘商船进出利物浦港，但是其中仅有135艘非英国商船。在那一年的进口总额中，以货币计，来自欧洲大陆的份额只有28%，剩余72%的进口运输由英国商船承担[1]21。英国几近统治了当时世界的海洋运输。

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凭借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发展海运事业，避免本土作战，并保持财政和贸易优势长达百年之久，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令其在实施海上政策时具备了特殊的地利优势。其它国家不得不屈从于这种优势。例如，对外航运业务必须有3/4由英国本国公民承担，这一条规定根据英国法律制定，且只在英国港口适用。但英国资本的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进行重商主义活动所需要的便利、提供贷款的能力、英国制造业的发展、英国转口贸易的范围、英国领土上强行储存的殖民地产品、外国运往其为数众多且不断增加的殖民地的产品必须先运抵英国本土再进行转运培养方面的相关规定——所有这些都使英国成为进出口的贸易中心，外国商船不可避免地被吸引而来，从而处于英国的法律管理之下，即要遵循《航海条例》的规定。如此以来，英国的竞争优势已经扩大到无法撼动的地步，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长盛不衰。值得一提的是，大英帝国的经济流通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帝国各处殖民地差异很大，所以具有互通有无的协调能力[1]53。

该政策的成功实际上也为英国皇家海军的力量打下了坚实基础。鉴于此，经济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也对该政策表示认可，虽然该政策与他当时提出的新颖学说的精神实质相对立，不过他还是承认这个政策是保护立法有效性的力证之一。他指出：“例如，英国的防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水手和运输船只的数量。因此，《航海条例》非常适合在当地力求实现英国水手和运输船只对本国贸易的垄断……这个著名条例的某些规章有可能是民族仇恨的产物，不过也反映了英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处心积虑……该条例并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无益于通过外贸创造财富，但是防务可比财富重要的多。在英国所有的商业法规中《航海条例》或许是最显智慧的。”[3]35-38英国的政治家们，甚至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们，在处理外交关系时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国家的兵力源于那些受雇于本国商船且数量庞大的本土水手，甚至英国通过垄断帝国市场和几乎独霸转口贸易而获得的财富也没有那么受重视。“每个需要考虑的商业因素都已被反反复复强调”，美国的首任英国公使约翰·亚当斯写道，“但没有效果，他们更看重水手、海军以及用以痛击敌人的首战兵力”[4]389-390。由此可见《航海条例》对于英国所产生的军事价值。

到1783年，《航海条例》已被公认为是一项贸易兼军事的法案。英国海军的力量主要以依靠该法案而积累起来的海事资源为基础。179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托马斯·杰斐逊也意识到了英国此举的可取之处，他在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道：“对于航运业的考虑应当高于贸易层面。作为一种产业，它是很重要的，但作为一种国防力量，它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决定了美国不用担心陆上边境……但美国的海岸却容易受到攻击，而且那里的贸易也需要保护。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公民群体——海员，以及随时可以造船的工匠和设施。”[5]303杰斐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表现为其含蓄地将国防任务交给了一群临时的非专业的“民兵”，而不是组建正规的海军。不过英国的海事体系还是给予杰斐逊极大启发，他对英国寓兵于“海员”的做法很是推崇。

综上，《航海条例》对于英国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居功至伟。不难发现，英国整个国家体系最重要的群体就是海员，他们是英国经济和军事的中坚力量。也正是如此，当英国发现自己的海员纷纷前往美洲逃避战火，导致自己的商船和海军极度缺少人手，而自己昔日的附庸——孱弱的美国政府却试图保护这些海员免受征召之苦时，不难想象它该是何等的愤怒[1]52。

二、北美殖民地与英国航运业的竞争

北美殖民地最初的发展显然也受益于《航海条例》，而且和母国英国互通有无，各取所需加速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北美殖民地逐渐试图打破“互惠互利”的贸易体系。

殖民地的产品使得宗主国的贸易得以持续的繁荣，为其出口贸易作出了贡献，并反过来成为其垄断产品的倾销地。而各殖民地却被禁止建立自己的产品垄断，也不能从外国人那里购买商品。英国将与其殖民地同类的外来产品排斥在帝国市场之外，垄断了整个大英帝国的市场。所有的商品运输都限定使用英国商船，以此方式扶持起来的航运业将英国海军推上了海上霸主的地位，使其有能力承担整个体系的保护任务，同时也保持对殖民地人民的武力震慑。

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其它殖民地，如位于赤道地区的西印度群岛不同，它在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上都与宗主国极其相似。更重要的是,它发展的很多产业都堪舆宗主国匹敌。也就是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并不互补，而是互相为敌，两者真正的补足者是英国的另一重要殖民地——西印度群岛。不过，北美殖民地因为距离更近而占据了地利优势，因为只有北美殖民地能够满足这些岛国市场的特殊需求，这种优势就更为明显。由于当时西印度群岛几乎垄断全世界的蔗糖和咖啡生产，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商人都想控制该市场。英国的优势是可以通过法令控制该地区的贸易，通过法令和优势海军试图改变北美殖民地的先天优势，而且长期以来的确成功延缓了北美殖民地占据西印度群岛市场的步伐。然而，北美殖民地的竞争力与日俱增，英国渐渐感到无法通过强制手段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殖民地同英国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产业一直依赖美洲大陆殖民地为其提供食物，而且在金融上也有很大依赖度，因为美洲大陆殖民地是其重要商品朗姆酒的唯一消费者。其二，大英帝国的造船业和转口贸易也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北美殖民地手中，尽管美洲的商船驶往世界上许多地方，但英国海关的报告显示，在美洲13个殖民地进出口的总吨数中，60%以上为沿岸或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这还不包括大量以走私形式进行的贸易。剩余部分仅有25%流向英国。简而言之，在大西洋沿岸正在建立起一个以殖民地为纽带、拥有自己的产品、专有市场和转口贸易的竞争性海事体系。其转口贸易由适合短程运输的小型船只承担，并已经培养出或从别处吸引来一批独立的规模堪舆宗主国匹敌的海员队伍。更有说法称，美洲大陆上有大批英国出生的海员[1]57。

更让宗主国英国感到无可奈何的是，北美殖民地建造和出售的船舶都十分廉价，这进一步损害了英国的利益。他们不仅按照订单造船，还将造船业作为一个市场，英国甚至间接受益，节省了建造船舰的资源，但这对英国的造船业无疑是个打击。到1770年，相较于殖民地，大不列颠在造船上处于严重的劣势，因为英国造船对本国的橡木需求量很大，使得橡木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甚至连欧洲大陆上的森林也遭到砍伐，然而北美殖民地几乎还没开始动用他们自己的森林资源。如此，英国造船成本的提高直接导致海员薪金空间的减少。伴随着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趋势是造船技师和海员们纷纷迁移，以追逐有利的就业环境[1]58。维持国内造船业和培养海员队伍一样，都是发展海军力量所必不可少的。因此，从该角度看，美国造船业的发展不利于英国《航海条例》目标的实现。

美国独立之后，英国面临的处境更为尴尬。里弗斯指出：“在美国还是我们殖民地的时候，我们很大一部分农产品是用美国的商船运送到大不列颠和我们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他们为从那些岛屿向大不列颠运送蔗糖出过一份力。它们每年造船100多艘，用于大不列颠的转口贸易，但是由于那些北美殖民地刚获得独立，它们的船只不得进入我们的殖民地，于是转口贸易完全由英国商船来承担，我们获得了原属于那些殖民地的转口贸易份额。”[2]430-434早在与北美殖民地交战之际，里弗斯就指出:“设在各港口的英国船坞均业务饱满，以至于需要重新选址修建新船坞。”也就是说，这场战争阻止了美洲殖民地居民染指英国的转口贸易，正如《航海条例》禁止别国涉足这一领域，需要英国商船来填补这一空缺一样，这个结果与英国航运制度的整体目的完全一致。然而，1793年英法两国再次开战，战争断断续续打了20年，造成英国海军水手大量伤亡，需用商船上的海员来补充，但是由于《航海条例》的规定，英国不可能招募外国海员来为其效力。所以，英国航运业面临着无人可用的重大危机[1]24。

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以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成为主流趋势，《航海条例》的核心思想与其背道而驰，也逐渐成为英国海洋贸易的窠臼。各国逐渐意识到《航海条例》对于自身发展的限制，开始采取针对英国的反制措施，大不列颠的海洋霸主地位受到冲击。美国学者考克斯于1794年写道：“显然，在世界各国看来，一场关于转口贸易、几乎席卷全球的大革命已经爆发。”约翰·亚当斯谈及美国颁布类似《航海条例》的法规以报复英国时，葡萄牙大使回应说：“如今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会容忍任何其他国家制定《航海条例》。英国的《航海条例》产生于蒙昧时期，那时很少有国家会扶持商业，只有英国理解商业的重要性，或者说是在意任何与商业有关的事情，如今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商业。”亚当斯重申：“日渐明显的是，普遍争夺航运业务的局面已经出现，并将继续下去。每个国家都需要发展运输业、造船业和水产业。”[4]341

英国当然不会轻易放弃由《航海条例》构建起来的海洋霸主地位，在英国人心中仍然相信：只要英国的商船和船员控制全世界的航运业，那么日不落帝国的霸主地位就不会动摇。英国所要解决的窘境是建造商船的造价成本问题和本土水手大量流失现象。于此同时，要尽快填补本来由北美殖民地负责的转口贸易。对此，英国果断采取强征海员的措施。毕竟，海员永远是海事体系当中最核心的要素。

三、关于英国强征美国商船海员的争论

新航路开辟以后，海洋竞争的时代随之而来。那个时候，大多数国家在战时都强行征兵，以充实陆军和海军。它们的原则都是一致的，即在国家紧急需要时，如果没有志愿应征者，就将强行征募士兵，不管他本人愿意与否。尽管这种做法具有普遍性，但今天在提到传说中的强募士兵的恐怖行动时，几乎是专指18世纪的皇家海军而言。因为《航海条例》规定的“英国商船和英国公民承担转口贸易的运输”观念早已植根于大不列颠几代人的心中，大英帝国要使用自己建造的船只，更重要的是,船员必须是本国的公民任职。

美国独立以后，英国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海员的严重缺乏。皇家海军的规模庞大，加上条件艰苦以及疾病和战斗造成的死亡减员，需要经常补充大量的兵员，而志愿应征者又很少。海军兵员一般来自本国商船的海员,这样就出现了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强征海员的现象，强征对象包括所有在英国出生的公民。

英国宣称：凡是在大不列颠出生的臣民绝不能改变对女王的忠诚，即使他们是在别国的领土上，英国都有权随时抓捕其来为英国服役。英国在“远海为所有国家公用”这一公认的前提下推导出一个“共同管辖权”，并以此为借口抓捕其“流浪”海外的水手[1]3。很快英国就把矛头指向独立不久的美国。英国长期的海战使得自己的兵员难以为继，并且造成了许多本国海员前去美国商船求职，希望在那里找到避难所，以免深陷无休止的海战中去。所以，英国需要强制他们回到本国。这也是英国大众情感所向和人民意志使然，英国国内两个党派任何一方所组的内阁，如果放弃抓捕中立国船上的英国水手这一主张，那他就别指望继续掌权。

为了这一项不可或缺的海军必需品——水手，英国逐渐加大了这一权利主张的力度。1798-1815年，英国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强行募兵仍然是使其海军获得人员补充的一个快速而可靠的方法，而且皇家海军对人员来自何方也不十分挑剔。到1812年，根据华盛顿的记载，已有6 000多名美国水手被强征入伍。据英国政府的记载，这一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1811年2月16日，卡斯特兰奇勋爵对议会说，上一个月，在皇家海军的145 000名海军人员中，“所谓的美国人的人员总数不超过33 000名”。由于英国并不承认可以更改国籍，“所谓”一词就有重要的含义，即：英国出生的人意味着终生是英国人，即使该人已经成为美国公民[6]105。根据这种看法，皇家海军只是收回了它自己的人民。所以，英国大肆搜查美国船只，试图抓获本国的“逃兵”，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引起了美国的强烈抗议。对此，美国主张在公海上各国仅对本国船只拥有管辖权。美国不承认其船只应接受搜查，依照国际法，只有与美国交战的一方有权搜查公海上的美国船只。确切地讲，为了确定船只航行的性质，必须根据其目的地、所载货物或搭乘的人员来判断是否违反中立义务。若有合理的理由提出质疑，按照国际公认的法律，可将该船置于交战国的港口，并依法作出裁决。英国政府当然不满如此繁琐的处置办法，这一切不过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1807年美英发生的“切萨皮克号事件”使得双方的争论再次升级。事件的起因是英国海军要求登上该舰抓捕3个逃兵。这3个人分别是约翰·斯特罗恩、威廉·韦尔以及丹尼尔·马丁。据称，他们都是从英国快速帆船“梅拉姆普斯”号上逃跑的，皇家海军要求他们回去。强征他们回去的正式要求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理由是这3个人目前都是美国公民，是被强行拉入皇家海军的。但是，当美国海军拒绝把他们送回时，英国伯克利海军中将命令支队中的任何舰只在遭遇“切萨皮克号”时应予拦阻，必要时甚至可以使用武力，以便把3人抓住。当“切萨皮克号”顺着与它同名的切萨皮克河下驶时，“豹号”英舰正在等着它。“切萨皮克号”的舰长是詹姆士·巴伦,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他很快投降了。

为了使得这次耻辱成为一次正式的政府间的事件，巴伦试图把“切萨皮克号”作为英方战利品。然而，英国的舰长对此不感兴趣，他所要的就是那3个人，然后扬长而去。不论英国这样做是否合法，都彻底激怒了美国人，杰斐逊总统命令所有的英国军舰必须马上撤出美国海域，今后不再允许英国海军进入，并通过当时的驻英大使詹姆斯·门罗向英国索赔，同时要求英国停止强征士兵。然而英国政府否认与这次事件有关，并对强征美国海员丝毫不让步。美方对于此次事件的抗议之声不绝于耳，理由自然是谴责英方强征美国海员的行为侵犯了美国的主权和中立权。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美国不少有识之士表现出对英国做法的理解甚至是认同。这些人认为，英国旨在强行征用本国国民的搜查主张是正当的。1808年，美国政治家加富努尔·莫里斯就英国在美国船只上抓捕英国国民的行为写了下面这段话：“有人认为，我们美国人应该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以支持一种不成熟的意见——保护我们商船上面的外籍船员，使他们摆脱本国君主国的强权统治。这种想法是愚蠢透顶的。”[7]5081813年美英战争激战正酣，他又写道：“为什么不撇开轻率的争论，阐明英国从我们的商船上带走本国海员所依据的国家权力原则呢……心智正常的正直人士会看到并承认该权力的存在。”他认为，那些赞成与英国开战的人一致奉行的行动方针只有一个，就是坚决要求英国放弃其主张。“如果采取这样的立场”，他写道，“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这场战争(就我方而言)将注定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7]546。

支持英方主张的美国政治家并非个例。1814年2月，北卡罗来纳州众议院议员加斯顿在众议院即席发言，重申美国对英国有着不可推卸的“臣服义务”。“获准加入另一国籍根本不影响效忠原籍国家。”甚至连行政部门的发言人也对此不置可否，但是他们强调：只可在自己的国土上强制国民履行效忠义务，而不是公海上。谈到保护美国水手，加斯顿态度明确，认为“必要时可以发动战争”。但是他又指出，英国的行为属于维权。“如果你们不能采取其他方法使英国放弃搜查我国的商船，那么就应该对其调整态度，以免该权利被滥用，这只是暂时的搁置，而非放弃你们对该权利的异议。”他也对英国所处的困境表示了同情。“看到那些本该在英舰上面服役的士兵却在美舰上从事报酬更高的职业，英国不能不感到恐慌和愤恨。我们的商船上挤满了英国海员，其中大部分是从英国军舰上开小差过来的，而且他们全部带的骗来的护照，用以证明他们美国人身份。他们不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抢了美国本土海员的饭碗，压低了他们的薪酬，而我们有责任培养和鼓励美国本土的海员。”[1]7此外，加斯顿还说，北卡罗来纳州商业虽不发达，却有很多本土海员。“在对英宣战之时，通过我做的调查，从来没有听说哪位本土海员被英国强行征用。”

诚然，莫里斯和加斯顿所言有失偏颇，但是他们对于当时英国权利主张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在他们看来，英国强征属于本国海员这一权利主张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英国是否滥用这个权利，即强征属于美国本土的海员。所以说，他们认为让英国放弃这一权利主张是不现实也是不公正的。

对英国而言，海洋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涉及大不列颠航运业兴衰的危机时刻，英国不可能背离其政治信念，因为它奉行了150年的政策一直是成功的。概言之，从首个《航海条例》颁布到英国强征美国船只上的海员，就是对于“英国商船和英国公民承担转口贸易的运输”这一信念一以贯之的追求。了解到英国海权发展的历史背景，就不难理解英国在1812年战争前强行征用美国海员的做法。诚然，英国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误抓和误判的行为”，但是这一权利主张所体现出的英国根深蒂固的海权思想值得研究和思考。

参考文献：

[1]Mahan A T.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M].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05.

[2]John Reeves.A History of the Law of Shipping and Navigation[M].Carolina:Nabu Press,2010.

[3]Thorold Rogers J E.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M].Oxford：Hanlins Press,1880.

[4]Adams C F.Works of John Adams,vol.8[M].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853.

[5]Walter Lowrie and Matthew St.Clair Clarke.American State Papers:Foreign Relations,vol.1[M].Washington.DC:Gales and Seaton,1833.

[6][美]斯蒂芬·豪沃斯.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M].王启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7]Gouverneur Morris.Diary and Letters of Gouverneur Morris[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88.

(责任编辑薛志清)

On the Cause of the War of 1812—An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British Conscribing the American Merchant Seamen

LIU Bo-q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History,Bohai University,Jinzhou,Liaoning 121013，China)

Abstract:Since the issue of the Navigation Acts,Britain has always put the control of the sea as the commanding heigh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Out of this belief,Britain conscribed seamen of American commercial marine to retrieve the hopeless situation when Britain lost a number of seamen abroad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d that this behavior had infringed its sovereignty and expressed its strong protest.This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ecame increasingly intense and became a major cause of the war of 1812.

Key words:Navigation Acts;carry trade;seamen;conscription

收稿日期：2015-1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SS019)；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3DSS001)；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5019)

作者简介：刘博庆(1989-)，男，河北沧州人，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史和世界海洋自由史。

中图分类号：K 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6)02-002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