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晓雪，薛志清,勾正刚，冀素兰

(河北北方学院 法政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唐代令狐家族上行流动之原因探析

阎晓雪，薛志清,勾正刚，冀素兰

(河北北方学院 法政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要：令狐家族是唐代从西北内迁入长安和洛阳地区的世家大族的典型代表。中晚唐时期，令狐家族子孙成为唐朝政坛的重要人物，与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对唐代文学发展颇具影响。令狐家族的上行流动反映着中古时期各种家族势力的发展与变化的趋势。

关键词：唐代；令狐家族；上行流动；原因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60405.1125.016.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6-04-05 11:25

史学界颇为钟爱中古社会世家大族，研究成果丰富，如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社会》及周天游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等都是其代表作品。随着宗族研究的深入，对唐代特别是中晚唐历史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令狐家族日益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科研成果频出。如胡玉玲《论敦煌令狐家族在河西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文，主要探讨北魏末年，令狐家族在维护敦煌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发挥的主要作用及其对于佛教传播的影响；马强和潘玉渠的《隋唐时期敦煌令狐家族谱系考略》①主要考订了令狐家族的拨迁。学界的这些成果对研究令狐家族的历史极有帮助，但对于敦煌令狐家族变迁与流动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全面，有待进一步挖掘。

《元和姓纂》记载：“汉有令狐迈，避王莽乱，居敦煌，生称。”[1]632其与《通志》等书记载相类，故可确定唐代令狐家族来自河西敦煌地区无疑。另据《周书·令狐整传》可知，令狐整的曾祖父令狐嗣和祖父令狐诏安的官职是郡守，父亲令狐虬历任瓜州司马、敦煌郡守及郢州刺史等职,并被赐爵长城县子。若其传记载无误的话，令狐家族“为西土冠冕”[2]641当为事实。唐代的政治精英阶层往往都带有很深的地方背景，令狐家族对敦煌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其投靠李唐皇权的重要支点，也是其家族得以在唐代绵延、发展和上升的依托力量。但是，随着令狐家族追随李唐王室的脚步东移南下洛阳与长安等地，其逐渐丧失了对敦煌地区事务的支配权，而更多地表现出对皇权的依附性。皇权是令狐家族子孙获取身份地位的保障，官位是其攫取物质利益的凭依。令狐家族的历史反映着唐代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转变和社会角色的流动。从初唐的令狐德棻到中晚唐的令狐楚与令狐綯父子，令狐家族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向上流动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与唐代政治环境的变化、令狐家族自身的优势以及家族对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占有情况等因素密切相关。以令狐家族为考察对象，通过研究其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掌握情况，挖掘其保持上行流动势头的原因，以期展示中国古代社会家族的变迁史。

一、政治追求诱使令狐家族走出河西

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单一的。国人热衷于仕途，把入仕看作是人生的终极理想。因为中国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3]112。

隋末农民大起义骤然截断了家族盛衰循环的固有路径。一批饱受创伤的世家大族在动乱中衰亡式微,一批跟随唐高祖李渊造反的“草莽”以及为大唐江山的建立出谋划策的“军师”家族逐波而起,跃入上层阶级。令狐家族因为辅助李唐皇族攫取政权得力,社会地位迅猛攀升,他们所在的家族也骤然飞黄腾达,跃居于社会的上层。

隋唐大一统，令狐家族成员纷纷走出河西奔向全国各地。唐代皇帝在选用官员时往往会考量祖先的功业，但是这种机遇具有偶然性。皇帝需要一些特别事件的刺激才会虑及某个人的祖先功业，故唐代家族的崛起主要还是依靠较高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从而分享更多的社会资源以获得更多向上流动的有效渠道。做官是中古时期家族政治地位提高和财富积累最便捷的途径，故而各个世家大族纷纷把“仕宦与否”作为评价家族成员价值的标准。令狐家族成员的数次流动都与官职有关，如宜州华原[4]2 596、京兆富平[4]3 527和雍州万年县[5]506等纷纷成为令狐家族成员的故乡。这些地方都隶属于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令狐家族走出河西当是以追逐政治职务为目的。政治追逐导致令狐家族整体走出了河西地区，并对长安和洛阳周边各地产生了深切的文化认同感，故将这些地方当作自己的故乡。令狐家族成员历经迁移之后，似乎被激发出更多的群体性的生机与活力,家族的各种潜在素质被发挥出来，整个家族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状态，保持着不断向上发展的势头。

二、才能出众使令狐家族在政坛不断跃升

令狐家族的官位和社会地位既与皇权相连，也与家族成员的才华和努力密不可分。令狐家族成员与李唐王室都出身于关陇士族集团，这使得他们拥有先天的向上流动的优势，其家族成员有可能依靠门荫入仕。但是仅仅依靠祖先声望只是拥有了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并不能保障他们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令狐家族成员中的佼佼者最终还是以个人才华取得崭露头角的机会，如令狐德棻长于史学，令狐楚长于文学，令狐綯长袖善舞等，这些人也成为家族成员的榜样。令狐家族成员的向上流动需要的是社会赋予的偶然性机遇以及自身的不断努力。

(一)科场得意

进入中晚唐以后，世家大族子孙凭借社会声望、郡望或族望入仕更加困难。究其原因不外以下3点：第一，宗族日益扩大，子孙众多而高官能够荫及的子孙是有名额限制的。“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4]3 026的现象就说明了门庭衰落的情势。第二，门荫对在任官员的品阶限定较高，且被荫子孙一般只能从较低层的官员做起。中唐以后，政府官吏增多，升迁机会减少，世家大族子孙也难以企及高官之位，经二三代后就难以荫及子孙了。三是进士等新的选官途径的出现，挤占了大量的官职官位，靠门荫入仕的官员难以占据清贵之位，也不受当时社会的重视。为争取向上涌动的机会，世家大族子孙纷纷走上了科举入仕之路。唐代科举是选拔性考试，特别是进士科录取名额很少，备受时人重视，有“跃龙门”之誉。唐人说“缙坤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6]3。士人通过进士科考试入仕，一般从清贵官员干起，上升也较为流畅。科举成为士族维系门楣避免衰落的救命稻草，故有“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6]64之说。

在令狐楚进士及第之前，令狐家仍旧是官宦家族。据《旧唐书》记载，令狐楚的祖父令狐崇亮是绵州昌明县令，父亲令狐承简是太原府功曹，社会地位已经下降很多。但自令狐楚在贞元七年(791年)进士及第入仕以后，令狐家族子孙纷纷选择了科举入仕之路，家族地位不断跃升。据两《唐书》记载，令狐楚的弟弟令狐定进士及第，子令狐綯大和四年(830年)进士及第，孙令狐滈、令狐涣和令狐渢全部进士及第。在进士科录取名额很少的情况下，令狐家族保持了这么高的成功率是令人惊叹的。这首先与其家族仍旧是官宦世家有关。令狐家族官员身份的优势之一是能够使其家族子孙进入唐政府设置的官学学习，官学经历给予了令狐家族子孙参加进士科考试的资格。优势之二是提高了家族声望，给子孙提供了大量的人情优势，提高了“行卷”的成功率，自然也就提高了科举的命中率。当然，这种优势使得“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8]9 478。但对于出身于官宦世家的令狐家族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其次是与令狐家族宗亲之间互相提携有关。温庭筠曾讥讽丞相令狐綯说“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惜其力，由是远近皆趋之，至有姓胡冒令狐者”[9]102。正是这种对宗亲姓氏关系的重视与提携，使得令狐家族成为一个紧密团结的利益共同体，也成为推动整个家族团结一致向上流动的推动力。

科举成为令狐楚家族入仕的敲门砖，但这只是整个家族上行流动的第一步。如何保持家族的上行势头成为入仕之后的家族成员思考的重要问题。

(二)文学优长

在传统社会里，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真正显赫的家族必然表现为族人对政治权力的掌握。唐代令狐家族依靠世传经学与文化取得科举和政治上的成功,在中晚唐时期大族地位复兴。

作为敦煌大族的令狐家族被史书记载为“家世儒业”[4]4 459，刘禹锡在《酬太(大)原令狐相公(楚)见寄》中说令狐家“衣冠南渡远，旌节北门雄”[10]4 033，应该是说其家族经学优长。唐朝从唐玄宗开、天年间开始，诗赋取士成为科举定制，文学才能成为唐政府挑选人才的标准之一，政治敏感度较高的仕宦家族纷纷抛弃儒学旧业转而从文。世家大族子弟的学习重点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诗文才华也成为家族上行的必备要件。当年，进士及第的令狐楚婉拒了桂管观察使王拱的邀约，回到了父亲的任职之地太原。在太原，他连续受到河东节度使李说、郑儋和严绶的赏识，被征辟为节度府从事。此后官位累有上升，“自掌书记至节度判官，历殿中侍御史”[4]4 459。令狐楚平步青云的原因之一就是其诗文才华出众。诗文和写作方面的长材成为令狐家族能够上行流动成功的基石。白居易在《宣武令狐相公以诗寄赠传播吴中聊用短章用伸酬谢》中夸赞令狐楚“新诗传咏忽纷纷，楚老吴娃耳便闻”[11]359。这虽不乏诗人过度褒扬的成分，但也表明了令狐楚诗文方面确有长材。除了诗文以外，作为朝廷重臣的令狐楚书写的骈文章奏甚至可以和当时的韩愈之文与杜甫之诗并称。他在河东节度判官任上书写的奏章得到了唐德宗的赏识。德宗皇帝“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为，数称之”[12]5 098。令狐楚的章奏言语掌握非常出色,几代帝王对他的文字都非常青睐。他的章奏文章上承中唐陆贽,下启晚唐李商隐,别具一格，名震天下。

仅凭借文学才华是难以在中晚唐动荡的政局中屹立不倒的，要保持令狐家族上行不坠还需要有过人的胆识和临危受命的魄力。《旧唐书》记载了节度使郑儋暴毙之后，河东震荡，令狐楚于刀枪剑戟之下代写郑儋遗表的事迹。这篇遗表不仅得到了河东军队的认可，还同时兼顾了唐政府任命继任节度使的习惯，对稳定河东地区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直接将严绶推上了节度使的位置[4]4 459-4 460。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令狐楚不仅笔力强韧，也颇具有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大将风范。孙梅在《四六丛话》中盛赞:“与宣公草兴元赦书,山东将士读之流涕,同一手笔。”[13]259令狐家族保持着上行势头也与其家族成员政治才能出众有关。大中朝被传统史家誉为中晚唐的中兴之治，唐宣宗被称为“小太宗”[14]8076，令狐綯是他的重要辅佐力量之一。

清代规定，太医院的院使，月薪是每个月三两银子。一般的御医，官七品，月薪是二两左右。至于医士，类似于御医的助理，工资是每个月一两五。在清朝，一两银子相当于如今两百元左右人民币的购买力。这么算来，这工资可就不给力了。

令狐德棻靠着史学长材在唐王朝草创时期崭露头角，向人们展示出了一个中古世家大族的学术能力。奈何玄宗以后的唐王室更重视的是文学诗赋之才，导致长于史籍和经学的令狐家族一度沉寂下去。为挽救家族衰败的趋势，令狐家族不再一味追求经学通达，而是转向文学和政论书表等行政公文书写才能的培养。令狐楚就是因为擅长书写表奏文章受到唐德宗的赏识。令狐楚“于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12]5 099。依靠着优秀的文学才华和卓越的行政能力，把握住身在藩镇的机遇，令狐楚和令狐綯父子最终一飞冲天，权倾朝野。令狐家族子弟自此以后获得了更为优良的学习和入仕条件，这也成为其家族能够不断上行的基石。这种文学和家族由内而外的文化传统才是影响家族不断上行的持久推动力。

三、长袖善舞使令狐家族在政坛如鱼得水

中晚唐时期，令狐家族的成员或任职于中央,或直接仕宦于地方,并通过师生、同学、共事、交游及婚姻等方式，与朝廷大员及文坛俊秀等各行业的优秀分子结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群体。

(一)良好的社会关系

等级制下,人际交往是有尊卑界限的,缔结一个良好的政治群体关系是对一个官员社交能力的重大考验。令狐家族是老于吏道的。令狐楚历河东节度府李说、郑儋和严绶3位节度使都能颇受重用，说明他十分注意社交圈的构建。

1.同僚

傅璇琮在《李德裕年谱》中曾经指出，“中晚唐……不少作家本身就往往是政治斗争中的一员,也有些则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现实政治的波涉”[15]1。令狐楚与皇甫镈和萧俛是同年进士，关系自然亲厚，他们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政治上守望相助的关系。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令狐楚再度被宪宗皇帝召入京城，担任谏议大夫、中书侍郎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皇甫镈的推荐[4]4 460，他们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如唐穆宗即位后，贬斥了皇甫镈，令狐楚立即获罪，被贬出京。“其年(元和十五年)六月，山陵毕，会有告楚亲吏赃污事发，出为宣歙观察使。”[4]4 469

令狐家族成员还注意与朝廷清贵保持互动。如令狐楚由太原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时，李逢吉曾作《送令狐秀才赴举》一诗相赠，可见两人是多年故交。令狐楚入京后，两人也多有唱和。故史学大家陈寅恪说：“(令狐)楚、綯父子继世宰相,尤为牛党之中坚。”[17]267在对淮西用兵之事上，李逢吉与裴度多有争执，令狐楚也因此遭到了贬斥。史书记载，在征讨淮西时，“(令狐)楚草度淮西招抚使制，不合度旨，度请改制内三数句语。宪宗方责度用兵，乃罢(李)逢吉相任，亦罢楚内职，守中书舍人”[4]4 460。

2.文友

令狐楚是政坛上活跃的人物,同时也是文坛大家，其诗文总集《漆奁集》130卷，是由其子令狐絢收集整理，刘禹锡编次成册的。除了本身善于文学诗歌创作之外，令狐楚与当时文坛俊才保持着密切联系,如刘禹锡、张籍、姚合、元稹、张祜和贾岛等人都与其有不错的情谊。刘艳萍的《令狐楚与晚唐诗歌唱和》认为，令狐楚是一个“在文学史上或某个诗歌群体中的核心人物”,“他对文坛影响更通过对士人的擢拔荐引及文人广泛交游等方面体现出来”[18]167。卞孝萱在其《唐代文史论丛》“刘禹锡与令狐楚”一章中,详细地论述了两人友谊产生的过程及交游经历[19]162。大中八年(854年)，布衣李群玉至当时宰相裴休和令狐绹处献诗300篇，开启了两人交往的大门。令狐绹向宣宗推举了他，在《荐处士李群玉状》中写道：“右苦心歌篇，屏迹林壑，佳句流传于众口，芳声籍甚于一时。守道安贫，远绝名利。”[8]7885向朝廷推荐官员是存在风险的。大中时期，虽然令狐綯与不少诗人有过交往，但真正的推举并不多。这当然与宣宗皇帝多疑有关，也与令狐綯生性谨慎相连。中晚唐行卷之风颇盛，考生吴畦将文稿呈给令狐滈，受到令狐滈的赏识，两人交往频繁。“滈荐畦于郑公，遂先滈一年及第，后至郡守。”[20]283

从令狐楚、令狐淘和令狐滈祖孙3代与当时文坛俊秀的交游情况中可以看到,令狐家的交际圈大致局限在士大夫和文人阶层范围之内，一贯坚持着“以文会友”的交际原则。共同的文学爱好成为他们与文坛人物交往的润滑剂，这种文友交往有时甚至可以超越政见,独立发生。

(二)优越的姻亲关系

等级体制下,政治精英往往会借助婚姻关系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权力和社会地位。陈寅恪曾说:“南北朝社会以婚宦二端判别人物流品之高下,唐代犹承其风习而不改,此治史者所共知。”[17]76姻亲关系对个人仕途的发展有时比宗亲关系更大。“(令狐)滈与郑颢为姻家。”[12]5 103令狐滈作为宰相令狐綯的儿子，凭借宗亲关系入仕是毫无问题的。与驸马都尉郑颢结为姻亲后，他手中掌握的社会资源更上层楼。郑颢于大中十年(856年)和十三年(公元859年)两知贡举，令狐滈凭借着与郑的关系，收受贿赂，把持科举，权倾天下。时人崔瑄在《论令狐滈及第疏》中说：“每岁春闱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虽出于(令狐)绹，取舍悉由于(令狐)滈。”[8]8 474

唐代的婚姻对门第是相当看重的，虽然科举及第人员已经受到缔婚家族的重视，但是维系家族地位的主要途径还是婚姻关系。唐代虽偶见“榜下择婿”的现象，但并未发展到仅靠科举及第就能与高门望族缔结婚姻的地步。令狐家族的婚姻形态仍然以门第婚为主,意识里依然固守着士庶不婚的传统观念。《令狐熙碑》“夫人同郡氾氏,周甘州刺史庆之女”[21]177。氾氏亦为敦煌郡姓之一[1]1 400。令狐楚的曾祖父令狐浚的妻子为太原王氏，祖父令狐崇亮的妻子为河东柳氏，父令狐承简的妻子为富春孙氏[22]13。官与官之间的联姻往往使各个大家族结合成更有权势的群体，“门当户对”的原则使得通婚基本上在同类家族中进行。潘光旦认为“在同类之中寻找配偶,原是最不费力的事，但若同类的分子不多,或不在近处,而不得不于表面上不像同类而实际上却是同类的分子中去寻找”[23]125。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曾经看出世家大族的爱情或者婚姻关系是可以作为仕进的推动力的。他因此选择了与李党魁首王茂元之女成婚。婚姻被认为是一种家族事物,同时习惯上也被看作是两个家族间的联姻结亲。“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24]74

唐代的官宦阶层社会流动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这表现为官宦地位的家族继承性，当然这种继承只是一种身份的继承而非位置的继承。令狐楚是元和宰相，其子令狐绹于文宗大和四年(830年)登进士第，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十一月拜相[25]372。令狐楚的祖辈和父辈不过是郡承与县令之属,而其与令狐綯则官至宰辅,这是家族上行的表现。但从根本上来讲，世袭性力量和血缘关系在家族成员取得仕宦的机会中是十分明显的。如令狐梅因李德裕倒台而受牵连,闲废6年,令狐掏“以宗党且旧,故亟言于上,得授棣州刺史……”[5]169但是，拥有了入仕的机会不等于会飞黄腾达，如令狐缄弱冠之年便进士及第,但在咸通六年(865年)去世时,用了27年时间才做到从六品上的吏部员外郎[26]18。令狐紞咸通八年(867年)去世时,官居从五品上的检校比部郎中知陕州院事[6]18。但无论如何，令狐家族成为了一个相当持续且稳定的群体,是具有抗震荡能力的官宦世家。

一个世家大族上行流动的过程便是扩大对社会资源占有量的过程。过程中总有一些家族崭露头角，也总有一些家族大幅度下滑。大家族往往聚族而居，如果家族上行势头不减，那么这个家族会呈现出人文鼎盛之态。唐初万象更新,政府机构励精图治,向上流动机会丰富,社会流动率较高,下层家族普遍上升。令狐家族也是在此时与李唐皇族一起内迁的。经过初唐近百年的稳定发展之后,唐王朝各种弊病日益显现：政府机构日趋臃肿却缺乏效率,各项制度越来越为权势之家所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出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整个社会呈现出两极分化趋势，下层群体向上流动基本停滞。令狐家族的地位一度出现下滑的趋势。中晚唐时期，令狐楚和令狐綯父子连续得入王朝中枢，给令狐家族成员创造了良好的入仕条件。虽然入仕的令狐家族子弟的个人发展取决于其后天的努力，最终的官品高低各异。但是，对一个家族来说,族中子弟科举不绝，仕宦不断,这是其向上流动、维持门祚并获得持续不断优势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胡玉玲《论敦煌令狐家族在河西文化史上的地位》，《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六期；马强、潘玉渠《隋唐时期敦煌令狐家族谱系考略》，《敦煌研究》2003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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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薛志清)

On the Causes of the Upward Social Flow of the Linghu Family in Tang Dynasty

YAN Xiao-xue,XUE Zhi-qing,GOU Zheng-gang,JI Su-la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Hebei North University,Zhangjiakou,Hebei 075000,China)

Abstract:The Linghu family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that move to Chang’an and Luoyang from the northwest in Tang dynasty.In the late Tang Dynasty,the descendants of the Linghu family become important figures in politics.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 lot of major political events.Besides,they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Tang Dynasty.The upward flow of the Linghu family reflects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edieval families in the middle ages.

Key words:Tang Dynasty;the Linghu family;upward flow;cause

收稿日期：2015-11-01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HB15LS026)

作者简介：阎晓雪(1978-)，女，河北唐山人，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讲师，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

中图分类号：K 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6)02-003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