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月燕［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州　510632］

简论干宝《搜神记·三王墓》中的“侠”形象
——以《铸剑》作为补充研究

⊙何月燕［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州510632］

《三王墓》是《搜神记》中唯独记载有关“侠”的两则故事中的一则，其中的人物形象研究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问题。但由于“客”表现出来的“侠”特质过于明显，学者们往往忽略了赤比、干将身上的“侠”特质。本文将以鲁迅的《铸剑》作为补充研究，追溯“侠”形象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并对客、赤比、干将三者的“侠”形象进行简要分析。

侠形象特质

侠在中国古典文学当中是一个极富神秘色彩的人物形象，这些时常出现在小说或电视、电影文本当中的“侠”形象，往往是“正能量”的代表，秉承着锄强扶弱、伸张正义的宗旨。学界视野中的“侠”，指那些“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有着独特人格的特殊群体”①。这些侠群体兴起于春秋战国，并在西汉时期达到高潮，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均列有《游侠传》，可见游侠之风在当时极为兴盛。虽然此后侠群体遭遇了“滑铁卢”，但是随着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到来，游侠之风再度兴盛，“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然而上溯至春秋战国，侠却是背负着骂名出现的。《韩非子》的《五蠹》《八奸》《孤愤》都提及过侠，韩非用“蠹”“奸”“愤”这些字眼来形容侠，可见在一开始（至少在最早记录侠的韩非看来），他们被认为是“以武犯禁”、危害国家稳定之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管是侠群体自身，还是社会对于侠群体的评价都在发生着改变。司马迁对侠群体进行了正面的评价：“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当然，在某些方面也许有失偏颇，但总体而言是中肯的。那么，这种表现着“正能量”的“侠”形象是怎样产生的呢？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着“四大刺客”专诸、聂政、豫让、荆轲的故事。他们秉承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这种“正能量”的“侠”的内涵在后来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逐渐成为后世文人争相追捧和模仿的对象。因此，《三王墓》中干将、赤比和客形象正是以这些刺客为原型塑造而成的。

干将、莫邪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汉赵晔《吴越春秋》，随后在东汉子贡《越绝书》、西汉刘向《烈士传》、魏曹丕《列异传》和西晋张华《博物志》等小说中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到了西晋干宝《三王墓》，故事框架基本定型，记载最为详细。《三王墓》讲的是干将、莫邪夫妇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干将被杀，其子赤比为父复仇不成而托之于客的故事。鲁迅在保留其故事原型框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编，并命名为《铸剑》（最初名为《眉间尺》），发表后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由于鲁迅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学者对《铸剑》的研究也引起了学界对《三王墓》的关注和重视。由于客的“侠”特质十分突出，因此学界对《三王墓》的相关侠义性研究很自然地集中到了客的身上，由此忽视了干将和赤比事实上都体现出的“侠”特质。本论文将对客、赤比、干将三者形象所体现出的侠义性进行分析探讨，但由于古代文言小说对人物形象的描写较为简单，因此本论文将借助鲁迅的《铸剑》作为补充研究，以突出和完善人物形象。

首先是客。《三王墓》中有两处描写能充分体现客作为侠的特质。第一处是客与赤比在山中相遇，得知赤比父仇难报后，说道：“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并向赤比尸身许诺：“不负子也。”第二处是客在楚王面前以镬煮头，并智诱楚王亲视汤镬，随即“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这两处充分地体现出了客的狭义精神。一是救人于厄，言而有信。客在了解赤比的艰难处境后，毅然向他伸出了援手，答应要为他报父仇。于是，客的出现使赤比看到了复仇的希望，帮助他达成自身无法实现的使命。对于赤比来说，客解救了他的精神困厄，使他能够在黄泉之下面见父亲干将，于是赤比便决然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这就是客对“救人于厄”的诠释。客虽然明知此次前去凶多吉少，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提着赤比的头颅去见楚王，客把诺言付诸行动就是对赤比的言而有信。二是伸张正义，诛灭强权。干将、莫邪和赤比都是弱势群体的代表，而楚王是嗜血暴力的强权代表，客不求回报并自觉地肩负起了伸张正义、锄强扶弱的使命；面对楚王的奸诈狡猾，客冷静应对，步步为营，最终得以诛杀楚王，使正义得到了伸张。三是为达使命，舍生忘死。对于客来说，使命是自身存在的终极目的，在诛杀楚王后，客的使命已经结束，生命也就缺失了它存在的价值，与其苟且偷生，不如同归于尽，于是“客亦自拟己头”。忘却生死，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却是侠所普遍具有的品质。然而客所具有的这种义“无关乎友情、无关乎亲情、无关乎知遇之恩，纯粹是出于侠的古道热肠”②，事实上要比一般的侠的精神崇高得多。鲁迅《铸剑》中黑衣人“宴之敖者”融入了鲁迅强烈的情感色彩，因此比客更具灵动性和血性。“宴之敖者”肩负的是鲁迅的国家之仇，而客肩负的则是赤比的个人之仇（虽然间接带有为弱者伸张正义的性质），这便导致了二者形象的大小区别。另外，鲁迅对宴之敖者的语言、动作都做了补充，以突出他的智慧，使情节更加合理化。从“客”到“宴之敖者”的变化，是中国文学不断发展的结果，原有的人物形象将被赋予更多新的内涵，更加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审美要求。

其次是赤比。赤比在《三王墓》中扮演着一个过渡性的角色，即把报仇的使命过渡到客的身上。作为干将的儿子，他担负着杀父之仇的沉重使命；作为与客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他把自己的生命和使命都交给了客，并退出故事舞台。但实际上，赤比身上也体现出了与客无二的侠义精神。一是快意恩仇。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从母亲莫邪处得知自己身负杀父大仇时，即使自己能力有限，前路凶险，赤比仍旧“日夜思欲报楚王”。这便是一般游侠身上所有的快意恩仇的精神品质。二是对恩人的充分信任。在遭遇报仇无望的困境时，客适时地出现，救他于困厄，并予他以承诺；面对客的帮助，他没有产生半分怀疑，而是直叹“幸甚”，随之“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其行为之壮烈，非普通人，亦非一般游侠所能做到的。而鲁迅改编的《铸剑》在描写这一情节的时候似乎更加符合常理和逻辑，面对黑衣人说要给他报仇时，眉间尺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如：“你肯给我报仇么？”“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但你怎么给我报仇呢？”……这才是我们常人该有的反应，因为我们根本不会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轻易地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但是赤比不一样，他本身就带有侠的精神气质，又肩负杀父大仇，在自己无法报仇的情况下，客能承诺为自己报仇就是大恩大德，所以又何必怀疑？这正是侠客豪爽一面的反映。再来谈一谈《铸剑》中眉间尺的形象，与《三王墓》中的赤比形象相比改动较多，因为鲁迅突出了眉间尺性格和心理的描写，在眉间尺对待老鼠的态度上，可见他是善良的，甚至是有些软弱的，但是在得知杀父大仇后，他决意要为父报仇。《铸剑》中眉间尺的戏份要比《三王墓》中的赤比多了许多，因为在割头以后，眉间尺的头颅能够唱歌、跳舞、踬目，甚至与楚王的头颅在金鼎里大战。这样安排一方面是为了突出情节的离奇；另一方面也在于突出大仇未报，死不瞑目的坚定决心，使得赤比的形象更为丰满。

最后是干将。干将实有其人，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著名的铸剑工匠，其人物形象也在《三王墓》故事中得到基本定型。《三王墓》对干将的描写仅有一段，共九十四字，然而也足够突出干将身上的狭义精神，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牺牲自我、保护家人。迫于楚王的淫威，干将不得不为楚王铸剑，此剑一铸便是三年。一雄一雌双剑铸成后，料想楚王会因种种原因将其杀害，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人，他没有选择退缩和逃跑，而是毅然带上雌剑，独赴黄泉，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果不出其料，楚王将其杀害，但没有累及他的家人，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家人的平安，这难道不是狭义精神的表现吗？在《铸剑》里，鲁迅十分注重侧面描写干将高超的铸剑工艺，如对剑出炉场景的描写：“哗拉拉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如此杰出之人却因楚王的猜忌而无端冤死，此仇此恨教人如何平复？这种情绪的铺垫是《三王墓》里所没有的，对干将的形象做了进一步的补充。

通过干宝《三王墓》和鲁迅《铸剑》中三个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我们对故事中的客、干将和赤比的“侠”形象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中国古典文学早期对侠的描写都比较简单，并且可能出现某种固定的人物模型或故事模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对于侠的记载逐渐完善化和生动化，因此也使得我们对于“侠”形象的研究得以进一步全面化。

①陈芳：《魏晋南北朝游侠若干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田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任侠风气》，《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1］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朱立.先唐游侠文学研究［A］.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4］侯洁云.《搜神记》复仇主题研究［A］.山东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5］张兵.《铸剑》的文化解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6］余福铭.《铸剑》的艺术处理及复仇歌［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3）.

作者：何月燕，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