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根

[摘要]解放战争初期，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和解放区救济委员会主任，在上海开展宣传统战工作，为解放区救济和黄河复堤问题与“联总”、“行总”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解放战争初期；董必武；上海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3-0014-03

一、当机立断决定使用“周恩来将军寓所”的名称

“周公馆”，即“周恩来将军寓所”的名称，凝聚着董必武的政治智慧。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之后，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董必武带领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继续进行各项细则的谈判。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正在继续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自然也要随之迁到南京。中共中央决定，代表团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的同时，也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以为党在国统区开展活动提供一个合法的阵地。

早在1946年4月初，周恩来就在重庆曾分别致函国民党行政院，要求设立南京、上海两地办事处。但国民党对中共的这一要求极尽拖宕推诿。中共代表团迁到南京后，周恩来又派人持函到上海直接交涉。但国民党上海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指令，迟迟不予解决。在此情况下，周恩来通过中共上海组织秘密租下了上海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房屋。由于国民党当局以谈判地点不在上海为由，不让中共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一时只能以《新华日报》报社职员宿舍的名义对外活动。1946年6月18日，董必武由南京到上海，了解情况后，当机立断地说：“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是周恩来将军的公馆”。[1]6月22日，挂出了“周公馆”的户名牌。事实上，以后很多报纸在报道有关周公馆的新闻时，往往直接称之为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董必武的决断，使中共代表团在上海有了一个公开合法的活动舞台。

二、以“周公馆”为舞台广泛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设立之时，正是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协定，践踏政协决议，在全国各地挑动内战之际。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充分运用这个合法的活动阵地，揭露国民党当局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宣传共产党和平建国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46年6月18日，董必武乘夜车由宁赴沪，于21日返宁。虽然仅仅在沪逗留了三天，但马不停蹄地开展统战工作。19日，邀请柳亚子至周公馆会晤。21日，邀请文化界人士叶圣陶、傅彬然等十余人到周公馆，向其通报南京谈判近况。并会晤马叙伦、郭沫若、林汉达等，商议以各种斗争方式制止内战。

1946年11月，董必武再次来到上海周公馆。4日抵沪当晚即在周公馆向记者表示，这次来沪是以解放区救济主任的身份与“联总”、“行总”谈黄河堵口和救济问题；8日在周公馆接待了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9日致信宋庆龄，告知延安已收到中国福利基金会今年上半年陆续寄往的救济物资，并深切感谢中福会的真诚努力，使解放区伤病员得到医治并恢复健康，儿童也得到了救济。当日晚，董必武设宴招待了宋庆龄、普莱斯女士及全体中福会工作人员。

1947年1月10日，董必武为政协纪念日发表讲话，指出：今后解决中国问题仍应遵守政协精神，国民党应改变过去错误政策，恢复政协精神，并指出美国应负中国内战责任。[2]12日晚，董必武参加民建座谈会发表演讲，阐述中共对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以个人名义批评马歇尔对华声明，指出马歇尔把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这是可笑的。国民党如无美国的装备运输，中国的内战决打不起来，美帝国主义应负中国内战的责任。[3]

2月1日，董必武参加民盟举行的招待会，指出：中共对于民盟从来就很尊重，有人说民盟是中共的尾巴，这是恶意污蔑。因为民盟领袖中有很多人是在中共成立前便致力于民主运动。[4]

针对上海商会王晓籁等配合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发起的所谓和平运动，董必武与各界著名人士谭平山、包达三、柳亚子、马叙伦、周建仁等通过《文汇报》发表意见，认为必须根据政协决议，才是正确的道路。董必武说：和平运动所求得的应当是真正的永久的和平，但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决不是把枪炮指着人民的头颅所能得到的。[5]

三、以“解总”的名义为解放区人民争取应得的权益

1943年11月，由美国发起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在华盛顿成立，先后共有48个国家参加。其任务是负责处理二战中受害者的善后救济工作。1945年二战结束后，“联总”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为接收和分配“联总”的救济物资，国民政府于1945年2月在重庆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

1945年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在延安召开，会上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简称“解救”，1946年8月13日改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的决议，推选周恩来、董必武等15位代表组成了救济委员会，董必武任主任，7月21日“解救”宣告正式成立，对解放区军民在抗战中生命财产的损失、破坏以及所需援助等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对受灾人民开展救济工作。

由于中国解放区在抗战中损失极大，根据“联总”的章程规定是有充分权利接受援助的。但“联总”的善后救济工作被美国所垄断，他们公然违反“联总”的“不歧视”政策，将援救物资分给国民党政府，支持内战，解放区分配到的救援物资则寥寥无几。鉴于此，1946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与“行总”署长蒋廷黻会谈时指出，中共应派代表参加“行总”各机构工作。同时为了方便与“联总”、“行总”的联系，决定设立“解总”上海办事处。在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协助下，“解总”上海办事处很快完成了筹备工作，于8月在福州路“行总”总部开始办公。从此，“解总”上海办事处在董必武直接领导下，抓住救济物资的分配和黄河堵口复堤这两个与反对内战独裁、争取民主和平有直接关系的重大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不屈不挠、针锋相对的斗争。

作为“解总”主任，董必武多次向“联总”及其远东分署提出抗议，指出解放区受敌伪伤害最大，难民最多，占全国难民总数的五分之三，而所获得的救济物资仅占二百分之一。而按照章程，“联总”对救济物资的分配，应是不分政治派别公平地援助一切受战争破坏的地区。11月26日，董必武就“联总”和“行总”在中国的救济工作在宁发表声明说：解放区在“联总”运华物资一百三十万三千三百四十九吨中迄今只收到九千八百二十吨，其比率仅及千分之七点五。为此，董必武代表解放区一亿四千万受战争灾难的人民，要求华盛顿考虑中国解放区在中国全部善后救济物资中应得的分配额须按灾民人数规定比例。同时要求由“联总”在解放区直接进行善后救济物资的分配与发放，“解总”愿给予有效的协助。[6]11月29日，董必武致“联总”署长拉伽第亚备忘录，指出：“联总”、“行总”计划在中国施行一年来，已被利用为政治武器，充分暴露了政治歧视、不公平分配及其他种种腐败现象，纵观一年“联总”、“行总”中国计划实施之结果，自1945年11月8日开始至今抵达中国之全部救济物资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运至国民党地区，只有不及百分之二运至中国解放区。要求“联总”在共同协议下，直接与“解总”合作，建立直接的关系和组织，并提出要求，“解总”应派代表参加十二月十日在华盛顿召开的联总理事会议。[7]

1938年国民党军队在黄河花园口炸开大堤，想以此阻止日本军队的西进，结果黄河水没有能阻挡日军的进攻，却造成了大片黄泛区，给黄河沿岸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联总”的援助下，准备在花园口复堤，使黄河回归故道。但这样一来，将使黄河下游的解放区受淹，这实际上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想以此分割我解放区。1946年1月起为黄河堵口、复堤与河床居民迁移、救济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及“联总”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先后签订了《开封协议》、《菏泽协议》、《南京协议》和《上海协定》。12月27日，在“联总”的庇护下，蒋介石违反三方协议，悍然放水引导黄河归入故道，水淹解放区。董必武立即对国民党破坏协议，不顾黄河下游人民死活向故道放水的卑劣行径提出了强烈抗议。1947年1月3日，董必武致函国民党水利委员会和“行总”，指出：“如此则下游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将尽付东流，国民党好战分子的巨大阴谋，历史未有的惨剧，即将实现。强烈要求立刻停止堵口放水工程，追究放水的责任，花园口堵口工程必须推迟至5月之后。”[8]

1947年1月8日，应“联总”、“行总”邀请，董必武由南京来到上海，商讨黄河复堤堵口及救济问题。此轮谈判分别于1月11日和17日举行，会上董必武指出：“联总”不但对国民党政府历次破坏黄河协议不加干涉，反而将救济物资不断供应，说明“联总”已经沦为国民党政府独裁的工具。同时进一步指出，国民党不遵守协议，擅自堵口放水，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目的。从而使国民党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下，受到全世界公正舆论的指责。经过多次谈判，1947年2月7日，董必武、伍云甫与“联总”、“行总”及水利委员会就堵口延期及抢修下游河堤问题达成协议：中共区复堤工程即刻开始，堵口工程照常进行，合龙日期至三月中下旬视下游抢修及合龙工程实际需要再由三方确定，水利委员会日内拨“行总”40亿元转中共为复堤工程费。由于中共的坚持，国民党原本准备在1946年年底或1947年年初抛石合龙的阴谋又一次挫败，董必武和“解总”上海办事处的努力为解放区修复河堤，将人民群众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9]

四、坚持“非赶不走”方针安排上海联络处有序撤离

1946年11月，国民党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周恩来奉命返回延安，董必武担负起领导南京、上海联络处的任务（周恩来返延安后京沪两地办事处改为联络处）。

1947年2月26日，鉴于严峻的国内形势，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等，“我们应仍本一贯方针，坚持非赶不走的原则，到处揭穿蒋之恐吓手段，以鼓励进步群众乃至中间人士与蒋的斗争勇气”。[10]28日，中共中央再次电告董必武等：“倾据蒋方广播，渝宁两地均已下逐客令，估计上海必跟着来……表明国民党决心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之门”。[11]

不出中共中央所料，2月28日晚10时许，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周公馆的中共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回延安。

面对严峻的局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准备撤退，但非赶不走，因为分裂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要利用撤退分清责任，进一步揭露国民党。不过，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为此，董必武通知联络处召开最后一次党支部大会，明确指出：这个会，主要是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在董必武的鼓舞下，联络处同志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3月2日，董必武致函宣铁吾提出抗议，明确指出了三点：1、来件称敝党拒绝和谈，绝非实事。又称“复在本市煽动风潮，组织暴动”，更属无稽之谈，不得不表示严重抗议。2、请立即饬知卢家湾警察分局迅将驻守门外、宅内之警察局人员全部撤回，以便此间进行撤退事宜，3、“解总”派驻“行总”负责人伍云甫与其居住于此之译员王知还女士，应立即让其返归“行总”办公。[12]

当日晚，董必武偕夫人及工作人员数人乘车赴北站先期离沪回宁。

3月7日晨，董必武率中共驻上海、南京联络处人员74人从南京乘飞机返回延安。离开南京时，董必武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称“必武等今日离此，感慨莫名。十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关系，从此断矣……目前虽战祸蔓延，中共党员，仍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当兹握别之际，必武等愿以此与全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人士共勉”。他对送别的朋友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13]

参考文献

[1][2][5][8][9][10][11][12]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11.353.356.351.352.89.91.93.

[3]董必武在民建座谈会上的演讲[N].新华日报，1947-1-12.

[4]董必武参加民盟招待会发表演讲[N].文汇报，1947-2-2.

[6]董必武就“联总”和“行总”在中国的救济工作在宁发表声明[N].新华日报，1946-11-27.

[7]董必武致“联总”署长拉伽第亚备忘录[N].新华日报，1946-12-11.

[13]董必武在宁机场发表的书面谈话[N].大公报，1947-3-8.

作者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