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杰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超越乡愁
——论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主题书写*

吴 杰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乡愁书写是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对故国的想象折射了新移民对故国的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新移民作家对乡愁书写并非一成不变，情随境迁，日渐突破“乡愁文学”的思维框架，注重在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寻找“个体人”的“生存自由”和“个体价值”，在“超越乡愁”的高度上寻找新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

乡愁 ；北美；新移民文学

中国社会自古即乡土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洋溢着乡愁的历史，“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每位流浪在外中国人的乡愁观。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来自大陆的炎黄子孙赴北美、澳洲和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打工、经商、定居、投资等，并用中文或者居住国语言展开文学创作，他们的文学创作称之为新移民文学。其中，尤以美国和加拿大为最主要的到达地，因此北美成为了新移民文学的重镇。“移民”，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的“移植”。“移植”的痛苦来自于“根”与“土壤”的冲突，在“新的土壤”中，深埋的“根”才会敏感地裸露，移民作家在时空的转换中，既要忍受裸露根的痛苦，也要接受如何在“新鲜的土壤”中落地生根。因此，当新移民作家踏上北美社会，扎根异域时，再次回望故国乡土，抒发乡愁，早已发生了改变。

一、文革书写新突破

作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走出国门的早期新移民，他们大都在国内亲身经历“文革”，曾亲眼目睹“文革”给个人、家庭和国家、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为了排遣内心的忧郁和追求个人的发展，远渡重洋，移居北美，但对那段故国历史始终不能释怀，于是运用文学记录那段故国经历，治疗“文革”创伤。对于漂泊海外的新移民来说，“文革”有着特别的含义，因为“文革”不仅只是国家民族的灾难，同时也是作家童年的过往，是“文化乡愁”的延伸，寄托着作家的的家园情思。

北美新移民文学是以“海外伤痕文学”为开端，描写和叙述“文革”成为80年代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主流。郑念《上海生死劫》、闵安琪《红杜鹃》、王蕤《丽丽》、李彦《红浮萍》等文革作品或摘取美国主流文学奖项，或在图书市场取得巨大成功，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创作现象。其中郑念《上海生死劫》最具有代表性，小说一经出版，迅即席卷北美图书市场，被评为1987年十六本畅销书之一。作为一部自传体书籍，小说细致记录了“我”因为工作背景在文革期间无端被指控为间谍的不幸遭遇：从厄运降临到红卫兵抄家；从诱供、逼供到无休止的审讯、批斗；从莫须有的定罪到惨无人道的蹂躏……，在目睹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善

良的人们不断死去之后，最终因无法承受巨大的伤痛，“别了，上海”，踏上了美国的陆地。然而，当“我”真正离开故土时，又意识到：“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但我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不过，这不是我的过错。”[1]“我虽然已决定做个美国公民了，但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故国的未来及中国老百姓的幸福，依旧时时牵动着我的心绪。”[2]作家虽然选择了在国外生活，但是在内心深处依然牵挂着祖国的一切，热切盼望着祖国能够国富民强、重焕生机。这种对故国深沉的热爱或显或隐地存在每一位早期新移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中。

随时逐移，新移民作家逐渐持有一种深刻的审视眼光，对“文革”有了更深层次的内省，原来旨在批判“文革”的创作主旨转向对人性的探索，专注对历史语境下人的“内世界”的探掘和反省。苏炜长篇小说《迷谷》和中篇小说《米调》有意打破传统的文革纪实书写，反拨国内文革小说、知青小说苦难叙事，虚化“文革”背景，探索文革题材处理新的可能性。《迷谷》通过虚构山里山外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探索人的生存体验和价值意义。《米调》以非凡的艺术想象力讲述了主人公米调数十年富有戏剧性和荒诞感的人生故事：从“热血”的红卫兵领袖到为了理想上山修行，跨越国境，参加缅甸共产党打仗，后又受到佛教高僧指点，苦学“古梵文”。米调穿越丛林大山、荒野戈壁，四处流浪，只为寻找理想和信念的精神之所，传奇人生经历之中折射了作家成长的心路历程，也表达了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以及对人性的探讨。

王瑞芸《姑父》、陈谦《特蕾莎的流氓犯》摒弃“自传体”的表达方式，深度挖掘“文革”历史，反思“文革”，却不再执过去的“伤痕”，转而对“伤痕”背后的探讨。《姑父》成功塑造一个在极左年代里无辜遭受摧残的姑父形象。二十年的牢狱之灾击毁一个曾经充满朝气、梦想和魅力的青年男子，使他变成了自私、懦弱、委琐的老头，即使出狱后，他也无法从梦魇中醒来，终日生活在文革阴影之下。《特蕾莎的流氓犯》叙述了“自我灵魂”救赎和忏悔的故事。1975年，处于青春期的特蕾莎因为妒忌而检举王旭东，莫须有的指控致使他成为了劳改犯。由于背负沉重的负罪感，原名阿梅易名特蕾莎，十七岁便远渡重洋，企图忘却这段经历，治愈内心创伤。后来，当在电视上看到王旭东时，特蕾莎决定向他坦白，直面内心伤痛，用真诚忏悔来摆脱负罪感的折磨。然而，当特蕾莎坦白自己的错误时，吃惊地发现，眼前的王旭东并不是她的流氓犯，并从王旭东听闻他也曾是另一个女孩的流氓犯。尽管特蕾莎和王旭东未能找到当年的“流氓犯”，两人的负罪感也并没有得到解脱，但是通过彼此的坦白倾诉，他们找到了一个解脱的办法，就是直面过去，正视“文革”带来的心灵创伤，向受害者忏悔，寻求灵魂的拯救之途。与特蕾莎的忏悔相比，王旭东更具有历史的深度，作为中国当代从事“文革”研究的青年史学家，王旭东不仅忏悔个体的错与罪，而且在向历史和民族承担道德责任。

夏志清曾经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中国现代作家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划国内的黑暗和腐败”，“中国作家的展望，从不逾越中国的范畴”[3]。从这一点来看，从《上海生死劫》、《红杜鹃》到《迷谷》、《姑父》、《特蕾莎的流氓犯》等，新移民作家不再局限个体悲剧的倾诉，追问文革中“谁是凶手”或“谁是肇事者”这样一些具体的责任问题，而是真正地进入到对“文革”的深层次思考和反省，意图表达“既然我们生在一个息息相关的社会里，面对巨大的社会灾难，如果我们不能安宁，那说明我们也有责任的；如果我们心安理得，那就说明我们的良知已经麻木了”[4]，唤醒读者的良知，引起读者共鸣，从使“文革”叙事摆脱了纯粹的民族主义的特征，具有了普遍性的人文关怀。

二、异域生活新态度

在书写故国历史的同时，新移民作家也记录在异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异域生活描写与故国回望是“乡愁书写”这枚硬币的两个面，如何展现异域生活，评价北美社会展现了作家对居住国和居住国文化的立场，也透露了作家对故国文化的情感态度。去国离乡初期，新移民仍背负着沉重的“中国”包袱，未能彻底摆

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客居之感，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积极地融入到居住国的生活中，直面东西文化差异，正如如高小刚所言，“他们（新移民）走出校园和书斋，在餐馆里、在生意场上、在探险的旅途中、在跨国的婚恋里……以‘浑不吝’、‘全方位’、‘零距离’的方式，亲口辨别美国文化这只‘梨子’的滋味”[5]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活力。

1988年，苏炜小说集《远行人》出版，著作收入了“远行人”系列8篇小说，主要创作于1983年至1984年，集中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美留学生初期在异域生活的真实现状。《背影》（《远行人》之七）叙述了留学美国的“我”为了得到老师认可，在图书馆鏖战七昼夜撰写读书报告，却因为无法脱离“中国背景”只能得到“B-”成绩——一个往往意味着不合格者的“照顾分”。留学生群体既想融入异域生活，又无法彻底截断故国情思。如苏炜所言“我的小说里面有一种‘过去情结’。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年龄写的留学生小说，那里面的人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每一个人都是背着一个很沉重的过去。这种过去情结实际上是一种中国情结，是一种群体的重负。”[6]。查建英的小说集《留美故事》也有对此类主题的表述。《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是查建英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主人公伍珍历尽艰难、留学美国的坎坷经历。篇名中两个“到美国去”和惊叹号强有力地透露出主人公对于美国的热切向往和追求。当伍珍最终站在纽约曼哈顿的麦迪逊大街时，不禁感叹，“一个出现过无数次的感觉，一串顽固的声音，再次跳到她心中：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走在纽约市中心的街道上？”[7]相较用了10个章的篇幅叙述伍珍的国内生活，作家使用了17个章节展的篇幅描写伍珍的异域生活，侧重对伍珍“美国梦”的书写，而伍珍的“美国梦”恰恰是80年代出国留学生的集体梦想。

20世纪90年代初，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出版，被认为是“海外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小说将纽约编造成黄金的天堂，实现梦想的自由之地。新移民身处异域，不得不面临着艰巨的生存压力，“自由的生活，是有高昂代价的。在追寻自由生活的过程中，失去的恰恰就是自由。”[7]但对当代新移民而言，他们拥有面对异域社会的的胆量和勇气，渴望摆脱传统文化的重负，心态上也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扎根，虽会想起那遥远的故乡，但那只是一种淡淡的怀乡忧郁癖。《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主人公“我”赴美追求个人发展，白手起家，取得巨大物质成功。“我”能够与美国富人一道住着高档公寓、开着豪车、每年都能在国外休假，过着悠闲的生活，但“我”偶尔想起“文革”生涯，追忆“文革”中的人和事，在宴会上唱着上山下乡的革命歌曲等。《北京人在纽约》讲述王起明、郭燕夫妇在美国打工从雇员做到老板的传奇故事。在小说末尾，王起明再次生意好转，驾车去机场接待好友邓卫夫妇，他接待这位多年不见好友的做法与刚来纽约时郭燕姨妈的做法如出一辙，喻示王起明在经历了痛苦的文化冲击后，已经彻底接受了美国的生存法则，蜕变为一位彻头彻尾的纽约商人。

20世纪60、70年代，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构成了北美留学生作家群体，他们结合自己的生存经验和感情历程，塑造一批有着“文化乡愁”的留学生形象，揭示留学生“无根”的精神痛苦，以及挥之不去的血脉乡愁和对西方文明不能融入又不能离弃的悲凉情感。被称为“留学生文学的鼻祖”“无根一代的代言人”的於梨华创作了《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小说主要描写台湾留学生牟天磊在美经历的孤独和苦闷，牟天磊在美国既不能融入美国社会，回到台湾后又不能与亲友沟通，沦落成无家可归的孩子，最终走向沉沦，揭示了留学生因“文化乡愁”带来的社会悲剧和普遍的人生意义。相较而言，大陆留学生群体积极地面对异域生活，冲破了原有的种族、文化、故乡等传统观念，以从容的心态审视故国文化和异质文化，虽有时也会流露出孤独和苦闷，但他们以更为理智开放的心态面对人生和异域。阎真《白雪红尘》讲述了留学生高力伟在认真思考异质文化和人生意义之后才决定回国，陈霆《漂流北美》叙述留学生杨帆两次驱车横穿北美大陆的过程，展现了对异质文化的热切追求和认同，邵薇《文化鸟——在纽约寻找自我》讲述主人公在美攻读硕士学位的过程中，积极融入西方社会，同

时也持守故国文化，郁秀《太阳鸟》淡化东西文化冲突，笔下的留学生在走出国门之后，已经能够以较为成熟的心态面对异域生活等。

其中陈霆《漂流北美》塑造的杨帆堪称新移民的典型。为了探寻个体生命价值，杨帆决定赴美留学，体验异域生活，并独自驾车跨越了潮湿孤寂的新奥尔良街道、浩瀚雄奇的内华达沙漠、波澜壮阔的黄石公园等，也邂逅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有加拿大流浪音乐家布兰恩、越战老兵麦克、黑人富家子弟丹佐、四个孩子的单身父亲杰夫，来自格林威治村的艺术家雅皮等等，有黑人、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杨帆与他们和谐相处，沟通无碍。与以往《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牟天磊、《背影》中的“我”相比，杨帆身上展现了文化的新变和崭新的特质，她自觉地融入到北美居住国的生活当中，并以“世界公民”的身份来自我定位，不再因为远离故国自怨自艾或因无法融入北美生活而逃避。跨界后的杨帆在北美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中国人较西方人素来缺少冒险精神，父母在，不远游，而杨帆一年多的时间里两次横跨北美大陆，虽经历种种艰难险阻，但依旧痴迷不已，依然强行。在开放豁达的文化心理驱动下，杨帆努力告别乡愁、纵身跳入异质文化，以漂流北美的生活方式，宣告对全球性生活的积极融入，她不在逃离的方式躲避异质文化的冲击或者以弱者的姿态恳求西方的同情，而是以更自信的文化姿态迎接北美生活。

三、故国回望新视角

进入90年代后期以后，赴北美作家群的自身状况大为改观。这一时期新移民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在国内多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且拥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出国目的不仅仅只是赚钱以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而是有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出国的移民群体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之后大多能够跻身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比较优裕，能够从容地面对异域生活。新移民“在社会阶层背景、中国历史经验、文化精神配备、投入移民过程的动机和过程乃至在西方社会的境遇和表达诸方面”[8]，都与以往的移民文学显示出不同，这一阶段的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在不同程度上走出“漂泊—感伤”、“乡愁—爱国”的构思框架，围绕东西文化冲突或人的生命意义展开文学写作，创作了既有“民族”色彩，又有“世界性”文化视野的文本。

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作家首推严歌苓，与哈金小说紧密结合中国的政治相较，严歌苓的小说侧重对故国历史或新移民历史的重新书写来透视人性。严歌苓频繁游走在东西方，穿梭在“海外”和“本土”之间，充分利用边缘视角展开文学创作。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被视为严歌苓“回望乡土”、重新“书写历史”的第一声号角。之后她又相继推出了《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作品，着力塑造了多层次的民间女性形象。《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无怨无悔地痴爱着苦苦寻求红颜知已的丈夫欧阳萸，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运动，田苏菲依然不改初衷，演绎着无怨无悔的青春。在《小姨多鹤》中，严歌苓精心塑造了日本孤女竹内多鹤和小环的女性形象，她们因为残酷地战争走到了一起，国仇家恨得到谅解和宽恕，在风起云涌的历史中两人互帮互助，展现出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无论是《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的田苏菲、还是《小姨多鹤》里的竹内多鹤、小环，作者要表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严歌苓以一个跨国作家的广阔视野，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命歌哭，通过对人性的刻画，而不是时代的描写，表现“人性与环境深度对立”的深刻主旨，展现“文学对历史的胜利”。同时严歌苓也展开对北美初期华人移民历史的重新书写，长篇小说《扶桑》通过书写淘金时代中国女性在异域的悲惨命运，重现当时的移民苦难，重塑民族形象，颠覆华人移民在西方文学中的邪恶形象。2011年，严歌苓出版了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金陵十三钗》，小说通过记录风尘女子的自我救赎之路谱写了民族史诗，书写民族灾难，它采用异于国内民族主义的表达或者战争间谍小说的勾画，展现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之下的变异和扭曲。

旅加新移民作家张翎同样善于表现历史风云中小人物，运用温婉的曲笔书写春秋大义，将历史变迁和人世沧桑负载在家族故事中。从小说《望月—一个关于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

《交错的彼岸—一个发生在大洋两岸的故事》、《雁过藻溪》、《邮购新娘》的题目中不难看出，小说中的人物游走于中国大陆和北美两地，而且故事的最初发生地往往是张翎的故乡浙江温州藻溪。张翎的目光似乎从未游离“乡土”，但是她没有停留在对故乡的回望，而是通过演绎原乡故土和异国他乡的“双城故事”聚焦边缘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磨砺，表现作家对人性的思考和对新移民群体身份的思索。2009年，张翎出版的最新长篇力作《金山》更是通过挖掘早期移民海外生活的苦难史，揭示了人间的善良和爱，展现中国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坚韧毅力。

哈金作为新移民文学的异数，用英文写作，并获得巨大成功，凭借小说《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成为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华裔作家。小说讲述了部队军医孔林为与同医院的护士吴曼娜结婚，企图与乡下的小脚妻子淑玉离婚，无奈等待了18年的故事。小说情节简单，但用质朴的叙事、白描式的手法通过小人物的悲喜人生揭示了当下人的生存困境，这既有政治因素，也有人性自身弱点的阐释。其主旨的深邃和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不仅能够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在美国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2011年，哈金出版的《南京安魂曲》成为年度十大华语小说第一名。小说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讲述了以明妮•魏特林为代表的具有人道精神的国际人士在灾难中的所作所为，揭示了“在巨大的悲剧面前，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丑陋在不断放大，有时候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放大”[9]，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制造了人世间最大的可怕。小说超越了政治、地域的局限，而深入到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这正是哈金的作品能获得广泛认同而屡获殊荣的原因。

综上所述， 北美新移民从一开始就怀抱美国梦，扎根北美的目标融入北美社会，虽然遭遇文化隔膜和生存压力，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苦闷和迷茫，偶尔回望故土家园，以寻慰藉，但已然超越了落叶归根的主题表达。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和自身视界的扩大，新移民作家在北美落地扎根，显示出更高的文学追求，开始有意“淡化”民族色彩，告别“无根”的乡愁文学，追求一种边缘人和局外人的写作，表现比故国家园、文化乡愁等主题更为宽阔的人生和社会内容，产生了如《扶桑》、《金陵十三钗》、《等待》、《南京安魂曲》等一批具有“世界风格”的优秀作品。

[1][2] 郑念著.陈乃珊，潘佐君等译.上海生死劫[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557,560.

[3]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转引自饶芃子《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3.

[4]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25.

[5]高小刚.北美华人写作的故国想象[D].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58.

[6]苏炜.留学生文学座谈会纪要[J].小说界,1988(12)：87.

[7]查建英.留美故事[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32.

[8]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27.

[9]哈金著.季思聪译.南京安魂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序言3.

I206.5

A

1672-0385（2016）05-0064-05

中南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文化身份研究”（项目编号：2016zzts186）。

2016-10-06

吴杰，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北美新移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