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现代词学的师承与谱系

2016-03-09文学研究

关键词:朱氏词话词学

文学研究

陈水云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文学研究

现代词学的师承与谱系

陈水云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从学术谱系的角度看,现代词学的确存在着南北两派,北派以王国维、胡适为思想旗帜,南派以朱祖谋、况周颐为实际领袖,他们在学术理念、治学路径、师承关系等方面各具特色。然而,无论有怎么样的差别,他们都能在继承的前提下有所创新,确保学术统系得以传承,学术思想得以发扬,并成为现代词学发展进程中两支重要的学术力量。

现代词学;师承;谱系;学术流派;理论创新

对于现代词坛的发展格局,过去较多从学术流派角度去把握,有传统派与现代派或体制内派与体制外派之分,但流派研究往往会设定范围,使得一些不能纳入流派讨论的内容被忽略了。我们认为从学术师承角度切入更为符合实际,在现代高等教育机构里汇聚了一大批学术名师,他们不但以其精湛的学术为世人所景仰,而且也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传人,积极推动着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为现代学界贡献了一大批品质精良的学术研究成果。

一、 由亲缘而学缘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三缘”(亲缘、地缘、学缘)对推动文学的发展,曾产生过非常积极的影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个家庭成员对于文学的热衷,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族内部的其他成员,像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文学家族,如吴江沈氏、安丘曹氏、绍兴祁氏、桐城方氏、阳羡储氏、阳湖张氏等,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家族成员内部相互影响相互激励的结果;同样,在明清时期大量涌现的地域性文学流派,如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浙西派、常州派、桐城派,也是因为地域的因缘将众多文人吸引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在明清时期,词已成为文人抒情言志、交际酬和的重要手段,他们作诗填词不单纯是为了抒写情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交际,这样从晚明开始出现了大批地域性的词派或词人群体。

一般说来,这些词派或词人群体,先是在一个区域的三五个朋友之间,或一个家族内部的几位成员之间,互相唱和,共同切磋,而后影响逐步扩大,加入的成员也越来越多,最后,他们团结在一个盟主的旗帜下,成为影响一方并向周边辐射的词派[1]。这些词派或词人群体,在其初兴之际,具有色彩较浓的家族性或地域性,比如云间派是由松江地区几个重要的名门望族如王氏、宋氏、周氏成员组成的,柳洲词派也是由曹氏、钱氏、魏氏等几个显赫的家庭成员组成;梅里词派则由缪氏、王氏、李氏、周氏等家族成员为其主力,如缪崇正、缪永谋、王翃、王庭、李绳远、李良年、李符、周筼、周篁等;在清初康熙年间最负盛名的阳羡词派,也是以当地名门望族为其主要支架,如陈氏、徐氏、储氏、史氏、任氏、万氏等。这些词派成员之间有的还有姻亲关系,如云间词人夏完淳为柳洲词人钱栴之婿,柳洲词人钱烨、孙复炜为曹尔堪之婿,通州词人陈世祥与江都词人宗元鼎为表兄弟,阳羡词人陈维崧与曹亮武为表兄弟……这些盘根错节的血缘和姻亲关系,成为一个词派或词人群体壮大声势、你呼我应、先后承续的重要因素。然而,还有一种推动词派形成并发展壮大的因素——“学缘”,这是人们在求知问学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性关系,它在一个人人生后期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性的作用,这样的“学缘”因素也是催生明清词派或词人群体形成的重要动因。比如云间派成员之间,陈子龙、李雯、宋征舆都来自于明末几社,蒋平阶、沈亿年、周积贤之间则是师生关系;广陵词人群体的成员内部,王士祯、邹祗谟、彭孙遹是同僚关系,王士祯与汪懋麟是师生关系,王岩与汪懋麟亦为师生关系……这些词派或词人群体,在总体上具有地域色彩,在具体人际关系上则带有学缘关系的烙印,这一因素在后期发展起来的词派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这些词派还带有血亲或地域的印记,但学缘已成为主流的形成因素。它们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已突破了血亲或地域的局限,形成了以师承授受或思想传播为主要纽带的新特征,这些词派不但以诗词唱和为其外在表征,更以思想的传承为其内在发展的动力。

这种学缘因素在进入民国以后,逐渐与现代高等教育相结合,师生之间的授受传承关系越来越密切,它已成为推动现代词学发展的主导因素。1910年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成立,开设有中国文学的课程,词选、词史、专家词成为主干课程,当时担任这一课程的老师有:刘毓盘、吴梅,后来开办的大学大都参照北大之先例设有词选和词史课程,聘用吴梅(东南大学)、俞平伯(清华大学)、顾随(燕京大学)等词学名师。在他们的影响下,南北各大学研究词学蔚成风气,并培养出许多词学传人,特别是现代词学大师吴梅先生,不仅在北京大学提携了任中敏、许之衡,而且在东南大学还培养了卢前、王季思、李冰若、唐圭璋等。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南北各大学词学的师承统系基本形成,像北京大学有刘毓盘、许之衡,清华大学有王国维、俞平伯、浦江清,东南大学有吴梅、汪东、王易、陈匪石,在他们的带动下,先后涌现出赵万里、姜亮夫、冯沅君、华钟彦、孙人和、邵祖平、唐圭璋、郑骞、叶嘉莹等新生力量。尽管也可能受到各自家学的影响,但他们在以后的学术发展道路上,因为师承关系的不同,都会烙上其师承传习的印记,如赵万里的词籍考证,冯沅君的词史建构,唐圭璋的文献整理,叶嘉莹的感性阐发,这些学术特色的形成与他们的学术师承密不可分。

曾大兴曾将现代词学名家分为南北两派,属于南派者有朱祖谋、况周颐、夏敬观、陈洵、杨铁夫、刘永济、龙榆生、夏承焘、詹安泰等,属于北派者有王国维、胡适、俞平伯、冯沅君、胡云翼、浦江清、顾随、吴世昌、缪钺、刘尧民等,他的划分标准是师承、词学活动地域、代表作产生地域三个方面[2],其中学术师承是现代词学流派划分的主要依据,也是我们探索现代词学谱系的主要依据。但是,从学术谱系的角度看,对于一个现代的学术流派,不仅要考察其直接的师承关系,更要研究其学术思想与方法的一致性和变异性,从而厘清现代学术流派发展的内在理路,我们亦将从这三个方面梳理现代词学南派与北派的师承谱系。

二、 现代词学的北派谱系

现代词学的“北派”是以北京大学为发源地的,北派词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色,其成员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它的影响也主要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南开大学、河南大学等校展开。本来,北京大学初期开课的老师是来自南方的刘毓盘(浙江)、吴梅(江苏)、许之衡(广东),但随着胡适等留学欧美的青年学者进入北京大学之后,这些老派学者分别退出北京大学的词学讲坛,原本受老派学者影响的年轻学子不是南下追随其师,就是纷纷转向投入胡适革新派的怀抱,北大、清华讲坛成了新派学者的天下,爱好词学的年轻学者,在思想和方法上亦深受王国维、胡适的影响。

北派思想的源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人间词话》跨越千年词史,直接走进现代,藉用西方思想,诠释古代词史,它的“境界”说亦成为北派词学阵营的理论旗帜。在王国维的影响下,在吸取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基础上,胡适还提出了词史发展三段论,以白话、情感、意境为衡量词史的三大标准,并在1926年编选了实践这一思想主张的《词选》。也是在这一年,俞平伯用现代新式标点,将王国维《人间词话》重新整理,并交朴社出版,这标志着北派学者已明确打出了自己的思想旗号,从此王国维“境界”说在现代学界广泛流传开来。

北派谱系的真正形成,是从胡适1918年8月出任北大教授开始的。他先是以白话文学观建构中国文学史,把词曲作为文学变革的工具,然后撰有《国语文学史》,专门辟有“北宋白话词”与“南宋白话词”的章节。1925年10月,他先是辞职到上海治病,而后两年多主要在英、美、日等地考察教育,回国后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31年返回北大,出任文学院院长,任间除旧布新,大胆启用学术新人,辞退长期担任北大词学教席(1923-1931年)的许之衡,由俞平伯、赵万里、顾随等接任词学教席,他们的思想大多是从王国维那儿而来的,北大的词学研究格局也为之焕然一新。从北大走出的白话文学观影响全国,北大也输出了俞平伯、顾随、缪钺、冯沅君、陆侃如、华钟彦、邓广铭、陈钟凡等一大批词学新人。

从北大而来,并代表北派思想嫡传的是俞平伯和冯沅君。俞平伯在1915年秋进入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现代新词学的重要开创人,他创建了现代词学鉴赏之学,这正是对自王国维、胡适而来的美学批评的具体实践。在《读词偶得》的“缘起”里,他谈到自己研究词学的缘起,认为词只可作诗看,不必再当乐府读,作词似以浅近文言为佳,不妨掺入适当的白话,在新时代要么是做白话词,要么就是做新诗,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胡适思想的翻版。冯沅君在1917年进入北京女子高师,1923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得到胡适的指点和教导,并出版有词学专著《张玉田》,在北大《国学门月刊》发表有“南宋词人小记”的系列论文,其治学路数正迎应了由胡适倡导的国故整理思潮。1925年夏,她从北大毕业后,继续与胡适请教商讨学术问题,期间与陆侃如合作撰写了传世之作——《中国诗史》,这是一部在胡适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中国诗史,比较显著地体现了胡适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中国诗史》的词曲部分是由冯沅君撰写的,词只写到南宋为止,曲只写到元明为止,鲜明地体现了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对于唐五代北宋词有较高的评价,对苏、辛的豪放词风给予充分肯定,对姜、吴的格律词派多所批评,这与胡适《词选》所表达的观念完全一致,并在具体行文过程中多次引用胡适的相关论述以为佐证。

其他北派学者,虽然也有求学北大的经历,但与胡适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只是胡适或王国维思想的倾慕者。比如顾随,虽在1915年秋天进入北大,但学的是英文,他对词的爱好,源于家中收藏的一本词谱,“漫无师承,自学为词”。大学毕业后,他在青岛、济南、天津等地教中学,同时亦把填词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和消遣,他在大学讲坛传授词学是1929年到燕京大学任教以后的事。他主要接受的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他的学生吴世昌回忆自己当年听课的情形时,提到顾随“常常拿一本《人间词话》随意讲”[3],他的女儿顾之京也说“先父顾随一向推重静安先生,无论其理论抑或词作,历年讲授古典诗词,每每论及静安先生”[4]。他在创作上比较认同胡适以白话为词的提法,主张用现代语言写现代事物,因此,他的词大多比较浅显易懂,并不故作艰深晦涩,在向白话靠拢的同时,也能兼顾到词的美感特征。再如缪钺,在1922年进入北大预科,后因父亲逝世,遂于1924年冬辍学回家。他自言少好填词,在北大期间亦得名师提点,“生平学词深得诸师友之助,而张孟劬先生之教益尤为深切”。张孟劬名尔田,是晚清著名词人,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1921年起在北大历史系任教,这正是缪钺在北大求学的岁月。但对于他研究词学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国维,他说自己读《人间词话》后,“惊其识解新颖,创辟突破前人”,“因悟取西方哲学美学观点以评论词作,将更可以开拓眼界,扩新领域,此亦余所窃愿从事焉”[5]。从后来收入《诗词散论》几篇谈词的文章看,都明显地表露出他是受王国维“境界”说的影响。华钟彦原本是东北大学学生,由于“九一八”事变起,遂于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在北大求学的两年岁月,对高亨的文字学、高步瀛的唐诗学、林埙、俞平伯、许之衡的词曲学都有深刻印象。1933年他到天津女师学院任教,在其后两年多时间里,撰成《词学引论》《花间集注》《戏曲丛谭》等。从这些论著所涉及的内容看,他对有关词曲问题的讨论,常常引用王国维、胡适、俞平伯、郑振铎、胡云翼、许之衡等的看法以为证,他对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价很高,说它是近人对词的批评和鉴赏最有力的一本作品[6],这表明他的思想还是出自北大统系。他的《花间集注》亦不同于传统笺注之学,而是一本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经典注本,开创了解释词句、疏通意旨兼及鉴赏的新体式,突显出鲜明的现代性[7]。

在三四十年代,随着白话运动的深入人心,胡适的影响从北京走向全国,他的词学思想也影响到北大之外的青年学人。比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是按照胡适的文学史观书写的。还有武昌高师的两位“才子”——胡云翼、刘大杰,在所著《中国词史大纲》、《中国文学发展史》里,均推衍了胡适白话文学论和词史三段论的主张。刘尧民是自学成才,对《四书》《五经》下过苦功,但对新的社会思潮亦能积极吸纳,在1950年以前,他尽管没有走出过云南,但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烂熟于心。他在四十年代任教云南大学期间,以白话文形式撰写了《晚晴楼词话》,对王国维的论述多所引证,所著《词与音乐》一书,接受了王国维的进化论思想,有人称他是“王国维的精神追随者”[8]196。

三、现代词学的南派谱系

相对“北派”来说,南派谱系则要复杂得多,这派学者大多与晚清常州派有密切的联系,与“晚清四大词人”的朱祖谋、况周颐更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师从况周颐者有赵尊岳、刘永济、陈运彰,师从朱祖谋者有吴梅、杨铁夫、陈匪石、庞树柏、夏承焘、龙榆生、邵瑞彭等,与朱祖谋、况周颐以诗词相往来者有陈洵、张仲炘、张尔田、夏敬观、林鹍翔、黄公渚、潘飞声,他们尊奉的是自张惠言而来的常州词派之家法。他们还把现代高等学府作为其思想传播的阵地,比如东南大学有吴梅,之江大学有夏承焘,暨南大学有龙榆生,武汉大学有刘永济,中山大学有陈洵等,常州派的思想亦在这些高等学府的青年学子中产生广泛影响力。

南派思想传播的经典为张惠言《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朱祖谋《宋词三百首》,在朱氏选本未出之前,张氏《词选》一书影响最大,朱氏之选出来之后,一时成为南派的思想旗帜,“尊梦窗”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风尚,吴梅、陈洵、杨铁夫均对梦窗词作了校勘、笺注、释义的工作。在选本笺注之外,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和况周颐《蕙风词话》是南派的词话经典,这两部词话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一起,被称为是晚清最有价值的“三大词话”,它们对民国初年词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均有极大之影响,如吴梅对陈廷焯的“沉郁”说予高度评价,夏敬观专门撰有《蕙风词话诠评》一书,对于况周颐的“重拙大”说加以重新阐释,刘永济《词论》和陈运彰《双白龛词话》亦多次引证况周颐的观点以表己见。施议对先生曾将20世纪词人划分为五代,并为其编列了一个代代相续的词学承传图[9]。其第一代词人是“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为前期领袖,朱祖谋为后期领袖,特别是作为“一代词宗”的朱祖谋,对民国初年词坛影响至巨,并奠定了现代词学的南派谱系之“根基”。

南派成员活动区域主要在上海、苏州、南京,1907年朱祖谋从广东学政任上引退,次年在郑文焯的帮助下卜居苏州,况周颐也在前一年起居金陵,1912年即辛亥革命后正式定居上海。这一年朱祖谋开始移居沪上,一个在德裕里,一个在有恒路,“衡宇相望,过从甚频,酬唱之乐,时复有之”[10]。1916年沪上词人结为“舂音词社”,一致推朱祖谋为社长,“舂音”之名亦为朱氏所定,社中成员有陈匪石、庞树柏、王蕴章、吴瞿安、徐仲珂等[11]。陈匪石在1908年任教江苏法政学堂,期间从朱祖谋研习填词之道,曾有词话之作《旧时月色斋词谭》在《民权素》发表,推衍其师张仲炘、朱祖谋的词学思想,晚年在中央大学任教,撰有《宋词举》《声执》。庞树柏少时即热爱填词,颇得校监罗叔言的赏识,后拜朱祖谋为师,著有《玉琤珊馆词集》《龙禅室摭谈》《庞檗子遗集》等。他曾参加组织发起“南社”,被推为《南社丛刻》词选编辑。辛亥革命前后,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出其门下并致力于诗词之学者有刘麟生。刘麟生著有《词絜》《茗边词》《春灯词》《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中国诗词概论》等。吴梅(1884-1939年)少时在家乡即拜师于朱祖谋(1915年),1918年他受聘到北京大学教授词曲,1923年回到家乡,出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致力于词曲复兴,先后带出卢前、唐圭璋、王起、段熙仲、李冰若等学者,卢前有《词学研究法》,唐圭璋有《全宋词》《词话丛编》,李冰若有《花间集评注》等,这些门生走出校门后,也先后出任河南大学、中央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不但传播其师的词学思想,而且也扩大了其师在现代学界的影响,吴梅已成为现代词曲之学的“象征”和学术“名片”。

师从并传承朱祖谋之学的尚有杨铁夫、龙榆生、夏承焘、刘永济等。杨铁夫作词始自1922年在香港任教期间,1927年他专程至上海,对朱祖谋执弟子礼,这时已是62岁的老人了。在朱氏直接指导下,完成了《梦窗词笺释》一书,在晚年受唐文治之聘执教无锡国专,期间撰有《十五年来之词学》,对民初词学研究作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特别是对朱氏的《彊村丛书》及其整理梦窗词、东坡词成就给予极高之评价。龙榆生是由朱氏亲自点定的衣钵传人,在朱氏去世之后,为保存和整理朱氏的词学成果,做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比如将朱氏的晚年遗作汇刻为《彊村遗书》。他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任教,也培养了一批学术传人,如朱居易、章石承、张寿平、钱鸿瑛、徐培均等。夏承焘早年曾拜林鹍翔为师,参加林氏组织的“瓯社”,后经龙榆生介绍,与朱祖谋通信,并在次年与朱氏面晤。也是在朱氏的影响下,他先是为梦窗系年,后是为梦窗词作笺,比较自觉地效法朱氏之学。夏承焘先后在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任教,其入室弟子从事词学研究者有:潘希真、吴熊和、周笃文。曾经师事况周颐的刘永济,对朱祖谋也是以师礼相敬的,他长期在武汉大学执教,先后编有《诵帚堪词选》《诵帚堪词论》《微睇室说词》《唐五代两宋词简析》等讲义,这些论著有的是对朱氏之论的继承,有的则对朱氏之学有所扬弃。刘氏弟子以治词学而名世者有程千帆、胡国瑞、刘庆云等,他们对其师思想有继承更有发展。

从朱祖谋的唱和关系,也能看出这派词人的师承谱系,亦即对常州派思想的传承。比如张仲炘(1854-1919年)曾官至江南道监察御史,后出任江苏尊经书院山长,有《瞻园词》二卷续编一卷,陈匪石即出其门下。张上龢(1839-1916年)曾从师事蒋春霖,晚年侨寓吴门,与郑文焯、朱祖谋等友善,商榷倚声,有《吴沤烟语》一卷。其子张尔田因父缘,得与郑文焯、张仲炘、陈锐等研讨词律,有《遁庵乐府》被朱祖谋辑入《词莂》。潘飞声(1858-1934年)在光绪末年加入南社,并与吴昌硕、况周颐、喻长霖、赵叔雍、夏敬观、沈醉愚等在上海成立淞社,又参加希社、沤社、鸥隐社及题襟金石书画会等,有《说剑堂词集》。《沤社词钞》即由他和夏敬观共同编选,以序齿而论,朱祖谋位列第一,他则被排在第二,可见他在社中地位。林鹍翔(1871-1940年)从1912年起师事朱祖谋、况周颐,1921年到温州任道尹,组织“慎社”“瓯社”,梅冷生、夏承焘、陈仲陶等从之游,在词学旨趣上与朱祖谋稍有出入。夏敬观(1875-1953年)有《词调溯源》《忍古楼词话》《吷庵词评》等。“朱祖谋去世后,他倾力辅佐朱氏传人龙榆生,成了事实上的词坛领袖”[8]317。黄公渚(1900-1964年)少治经学,喜考据,精训诂,曾师从近代文学大师陈三立,并得到词学大师况周颐的指点,与陈曾寿、夏敬观、叶恭绰、黄宾虹组织“康桥画社”,有《匑厂文稿》《匑厂词稿》。40年代后转至青岛山东大学任教,讲授“词选及词作”,有《清词纪事》《欧阳修词选译》等。

尽管南派学术谱系较为复杂,但其学术传承的线索却是十分清晰的,即均从朱祖谋、况周颐一系而来,而非别有旁支也。

四、师承谱系与学术创新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现代词学大约不出南北两派,北派以《人间词话》为思想之“灯”,南派走常州派传统之“路”,正是在这“灯”和“路”的导引下,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思想为传承方向的学术谱系。我们认为,学术谱系的形成,不仅表现在师承关系上,更表现在学术创新上,只有不断的创新,师承才会焕发生命力,学术谱系才会更加枝繁叶茂,一个学术流派的发展兴盛,就是一个被后继者不断拓新的过程,通过这些继承与拓新的方式,既传承思想,又增进感情,建构学术谱系,传统之路越走越宽,思想之灯越点越亮。

从北派学术谱系看,王国维是其开派祖师,发扬其思想的是胡适,然后有俞平伯、冯沅君、胡云翼、刘大杰、郑振铎等传其学。尽管《人间词话》发表在1908年,但其影响力的形成是在俞平伯重新整理出版之后(1926),连胡适都说过自己在王国维去世前(1927)并未见过,“静庵先生的《人间词话》是近年才有印本的”[12]433,这说明《人间词话》确有它的思想魅力,但它的影响是需要后继者来传播和发扬的。胡适思想影响之大,不但在其对王国维思想的传承,更在于其对《人间词话》理论的发展,其《词选》一书在序文里提出词史发展三段论,即是将王国维的文学进化论运用到词史上,对北宋词多予好评,对南宋词则持不满的态度,对以诗为词的豪放词派颇多赞誉之辞。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甚大,正如上文所云,胡云翼《中国词史大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冯沅君《中国诗史》均受其沾溉。“学校中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13]。不过,这些承传胡适思想的青年学者,对胡适的思想并非全是因袭,反而是对胡适有些偏激的提法有所修正。比如冯沅君对吴文英、王沂孙、张炎也有好评,胡云翼对词史的叙述一直讲到清末,并不像胡适那样全盘否定清词的价值,刘大杰也认为词在清代可举者有三:一为创作,二为词论,三为前人词集的整理、编印,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14]1326。冯沅君等承其师说,并自出新意,将北派师承谱系作进一步拓展,这是北派词学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因。

从南派学术谱系看,朱祖谋无疑是该派师祖,况周颐、郑文焯为其羽翼,但三者各有所长,或长于校勘之学,或长于批评之学,或长于词律之学,步其尘者亦各得其师之短长,南派之学者无不与他们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派学者较其师在词学研究上表现更为出色,如赵尊岳以况氏为师,推衍重拙大之说,对明词的搜集亦是受其师之启发,但他在词籍校勘上却是成就显赫,为历代词集撰写提要,成为《词总集考》十六卷,这正是况周颐所欠缺的地方,这些工作也成为饶宗颐《词籍考》和《全明词》之嚆矢。刘永济先后拜师况氏和朱氏,既承传其学,致力于词学,推崇梦窗,又能将《文心雕龙》之体系性,运用到“词学”体系建构上,对况氏《蕙风词话》的理论有所扬弃,即汲取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有关思想,成就一部别具特色并能融通古今的《词论》,较之《蕙风词话》其格局更为完整,眼光也更为宏通。吴梅早年师从朱氏(1915年)也比较推尊梦窗,并仿朱氏在南京组织潜社,开坛唱和,影响一时。他长期讲学南雍,能将传统词学进行现代转换,《词学通论》一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论体制,下篇是谈词史,在结构的组织安排上独具匠心,成为现代词学史上的典范之作,这正是朱氏所不能及的地方。龙榆生虽为朱氏衣钵传人,接过朱氏的校词双砚,然其所长并不在校词而在论词,《论常州词派》《两宋词风转变论》《研究词学之商榷》等论文,从大处着眼,视野开阔,颇有囊诸所有的气度与魄力,这也是斤斤计较于声律、字字推敲于句意的朱氏所不能及的。夏承焘虽从传统之学而来,却有长远规划,曾拟撰为词学史、词学志、词学典、词学考、词学谱表等书,然后,他的研究即按这个计划逐步展开,先后完成《唐宋词人年谱》《宋词系》《龙川词校笺》《姜白石词编年校笺》等,这与一般人因兴趣转移而不断转换阵地大不相同,也体现出他超出常人的意志与毅力,尽管后来并没有完全实现其最初设想,却能说明他是以研治传统词学为其一生之志业的。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必须有承传才会有生命力;同样,任何一种学术流派,只有不断创新才会不断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对其他流派思想的合理吸收,纠正自身的不足,并能顺应时代,使其学术研究烙上时代印记。比如赵万里在东南大学期间曾师从吴梅习词,后来到清华大学为王国维之助教,思想上自然也受到《人间词话》之浸染,他在北大、清华教授词学之讲义《词概》,对晚唐五代北宋词风多所推尊,研究方法上更得王国维晚年学术之精髓,曾仿效王国维之先例辑为《宋金元人词》七十二卷,并得到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之嘉勉。俞平伯在习词经历上也有一个由旧而新的过程。他在1915年秋天进入北京大学,受黄侃、吴梅影响甚深,读过张惠言《词选》和周济《词辨》,他撰写《清真词释》即源于黄侃在课堂讲解周邦彦《清真集》的启发,“这对我印象很深”,“我独选美成的作释,就这点论,不妨说受之于师”[15]19。但后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胡适的感召下转向白话文学,创作新诗与小说,对填词之事不复措意,直到1925年秋天应聘燕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才开始将兴趣转向词学研究,并整理出版王国维《人间词话》,1929年应聘清华大学时为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讲授《清真词》,1930年10月为配合讲授作词之法,将自己的词作14首略作解释辑为《词课示例》。1934年9月,他编成《读词偶得》一书,作为讲义交清华大学印行,11月该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样,像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等南派学者,尽管主要承传自朱祖谋而来的词学传统,但他们对于新思想也能积极吸纳,甚至与胡适、俞平伯、赵万里等交往甚密,在词学观念上也有许多相似的看法。比如唐圭璋对于真情的重视(参见《李后主评传》《纳兰容若评传》),与王国维、胡适推崇真性情颇多暗合之处;夏承焘对李清照词“明白如话”、苏辛豪放作风的肯定,也是顺应时代思潮合理地吸收了胡适派学者的看法;特别是龙榆生对于词学的界定,把“填词”与“词学”相区分,与胡云翼所说“词学”与“学词”是两回事,看法完全一致,只是胡云翼研究词学重在整理国故,而龙榆生则强调传统与现代结合,力图使传统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追求传统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与新生。

总之,现代词学史上的南北两派,无论秉持何种不同的学术理念,他们都能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样,他们的学术统系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他们的学术思想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从而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中国词学现代化进程中两支重要的力量。

[1]陈水云.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7.

[2]曾大兴.二十世纪“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素描[J].中国韵文学刊,2011(2):103-111.

[3]吴世昌.我的学词经历[J].文史知识,1987(7).

[4]顾之京.顾随《论王静安》整理后记[M]//词学:第十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5]缪钺.学词小记[M]//缪钺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376.

[6]华钟彦.词学引论[J].女师学院期刊:第一卷,1933(2).

[7]孙克强,刘少坤.《花间集》现代意义读本的奠基之作:论华钟彦《花间集注》编撰特点及学术价值》[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2):8-12.

[8]曾大兴.词学的星空:20世纪词学名录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196.

[9]施议对.历史的论定:二十世纪词学传人[M]//词学:第26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0]赵尊岳.蕙风词风[M]//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

[11]杨柏岭.舂音词社考略[J]//词学:第18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2]杜春和.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433.

[13]龙榆生.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M]//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三号.

[1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326.

[15]俞平伯.清真词释序[M]//清真词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9.

【责任编辑卢春艳】

Inheritance and Pedigree of Modern Ci Poetic

CHEN Shui-yun

(College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holarly Pedigree, there exists 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Southern School of modern Ci poetic. The Northern School takes Wang Guo-wei and Hu Shi as leaders, and the Southern School takes Zhu Zu-mou and Kuang Zhou-yi as leaders, who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 academic concept,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 and discipleship. However, they make som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inheritance, to ensure the Inheritance of the academic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thought, and they also become two important forc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Ci Poetic, no matter how different they are.

modern Ci poetic;inheritance;pedigree;academic schools;theoretical innovation

2015-06-2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15KZW001);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清代词学的传承与创新”(410500090)

陈水云(1964—),男,湖北省武穴市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词学。

I207.23

A

1005-6378(2016)01-0038-08

10.3969/j.issn.1005-6378.2016.01.006

猜你喜欢

朱氏词话词学
增山词话
半梦庐词话
江顺诒《词学集成》的特点和意义
王祥卧冰
宝应图书馆馆藏稿本《朱氏诗文世珍》考论
新词话
词话三则
2016年山东词学理论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南宋中期词学理论的拓展与新变
现代词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