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吕留良八股文选本探微

2016-03-09赵永刚

关键词:八股文时文选本

赵永刚

(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吕留良八股文选本探微

赵永刚

(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吕留良将夷夏之防打并入八股文选本,借助八股文评点传播其反清之论,并自觉地在选本中维系程朱道统,引导着乱世之际的读书种子,希望道统、学统不会因明朝的灭亡而湮灭。但是他的苦心并不为时人所理解。黄宗羲讥讽他的八股文评点是纸尾之学,张履祥诚恳地告诉他八股文评点无益身心、有损志气,更有甚者,诋毁吕留良从事八股文批点乃是为了谋利,与国家、学术两无所涉。面对举世谴责之声,吕留良也不禁彷徨,未免自悔。

吕留良;八股文选本;反清;道统

吕留良(1629—1683),又名光轮,字庄生,又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今浙江省桐乡市)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八股文评选家。梁启超因未曾全面阅读吕留良著作,仅从《大义觉迷录》获得的一个间接印象,片面地将吕留良定位为八股文选家[1]216,没有读出吕留良隐藏在八股文评点背后的思想意涵,以至于引起了时人的不满。包赉就为吕留良鸣不平,他说:“一个于选家二字素所愧耻的人,断定他是评选家是冤枉;一个不讲心性哲理的人,断定他是道学家也是冤枉;一个为恢复民族运动言之成文、行之成理的人,说他是没有学问,益发是冤枉。”[2]3诚如包赉所言,学术界对吕留良还有很多误解,要祛除这些误解,有必要对吕留良八股文选本中的思想内蕴作一番阐扬探究。

一、心迹年年处处违:被理解与被误解的“时文鬼”

吕留良的一生几乎都在与八股文打交道,从十四岁涉足选政,到五十五岁辞世,四十一年中,吕留良评选刊刻的八股文选本至少有《天盖楼偶评》等三十余种[3]。这个数量,在清代几乎是罕有其匹的,这也就难怪袁枚将一个“时文鬼”的恶谥盖棺论定般地强加在了吕留良的头上。袁枚《新齐谐》卷二十四《时文鬼》曰:

淮安程风衣,好道术,四方术士,咸集其门。有萧道士琬,号韶阳,年九十余,能游神地府。雍正三年,风衣宴客于晚甘园,萧在席间醉睡去。少顷醒,唶曰:“吕晚村死久矣,乃有祸,大奇。”人惊问。曰:“吾适游地府间,见夜叉牵一老书生过,铁锁锒铛,标曰‘时文鬼吕留良,圣学不明,谤佛太过’。异哉!”时坐间诸客皆诵时文,习四书讲义,素服吕者,闻之不信,且有不平之色。未几,曾静事发,吕果剖棺戮尸。今萧犹存,严冬友秀才与同寓转运卢雅雨署中,亲见其醉后伸一手指,令有力者以利刃割之,了无所伤。[4]530

对一位因反清而遭难的乡贤用这样尖刻的故事来讽刺,尽管袁枚或许无意迎合清廷意旨,也难免给人以墙倒众人推的叹惋。且不管袁枚的刻薄少恩,故事本身却透漏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吕留良与八股文有着莫大的联系。如果借用《孽海花》对“时文鬼”所下的定义——“现在大家都喜欢骂时文,表示他是通人,做时文的叫时文鬼”[5]16,那么袁枚称吕留良为“时文鬼”也未尝是冤枉他,反而还可能是一种深度的理解。

不可否认,吕留良八股文选本的销售量和受欢迎程度也是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的[6]。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时文选家》记载了吕选八股文的热销盛况:

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尝以发卖坊间,其价一兑至四千两,可云不胫而走矣。[7]163

清代一品官员的月俸是白银一百八十两,吕留良发售一次八股文选本的收入是四千两,这差不多是当时一品大员两年的俸禄,这样比较起来,吕选时文受到热捧的程度就不难想象了。

作为八股文选家的盛名也是对吕留良八股文造诣的某种认定,毫无疑问,吕留良确实是一位高超的八股文写手。顺治十七年(1660),三十二岁的吕留良将个人的三十篇八股文汇集付梓,定名为《惭书》。与吕留良的酷爱八股文相反,友人黄周星则是恨八股文入骨的,但令他自己都觉得奇怪的是,当他读到《惭书》时,竟然惊叹累月,恍然开悟,意识到向来所恨者乃是卑庸陋劣的八股文,而吕留良的八股文却是另外一种景象,黄周星用了一连串排比华丽的词句来赞扬他所未曾遭遇到的八股文境界:

夫仆所恨者,卑庸陋劣之帖括耳。若如用晦所作,雄奇瑰丽,诡势环声,拔地倚天,云垂海立。读者以为诗赋可,以为制策可,以为经史子集诸家皆无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观?真咄咄怪事哉![8]1

吕留良的八股文修为是全面的,他的八股文理论也颇多警策之处。比如,明代嘉靖后期以降,科举八股文与古文经过了长期的疏离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一些古文家如茅坤、归有光等开始借助古文来提升八股文的品格,即今人所熟知的“以古文为时文”。这个改良构想自然是合理且高明的,但具体操作起来却并非易事,用几个古文语词来装点八股文门面的肤廓现象屡见不鲜。另外,还出现了一种古文家所未曾想到的恶果:他们改造八股文的设想还没有成功,反而让古文染上了八股气息。针对这种流弊,吕留良的见解或许正是一剂良方。他主张八股文借鉴古文的关键是在“得其气”,“得其气”远比“补衲几句古文麻布夹紵丝”重要,后者被他讥讽为是“死口取活气”。而“得其气”,首先要“开胆力”,“胆力何由开?只是看得道理明白”[9]108。 “道理明白”不是一句空谈,最终还要从书本中取资,因为“天下极奇极幻文字正在目前,经传中自具”,也就是说经籍中具备了八股文所需的一切资源,但症结是“不患手拙,只患腹枵”[9]103。“腹枵”者见道不明,胸无所有,笔下自然干枯,就不由地“生出旁敲借击,讨便宜法”,吕留良说这是“不学者无聊之术也”[9]101。同样,把揽大话作门面,呆填敷衍几句空话,都是不学无术的表征。即使文家时常挂在嘴边的炼字妙诀,也要靠书本知识的滋养,不然“以语枵腹之人,教他炼什么”[9]119?这都是极为切实的建议,其功用自然也不局限于八股文,古文出现的问题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医治。如果联系吕留良的尊朱倾向来看,这或许也是对王学末流束书不观弊端的一个有意针砭。

除了学养,吕留良还特别强调人品德行对八股文境界的决定性影响,他说:“人品高者,烂俗事故之言,尽是看透义理之言。时手开口便露俗肠,真是瞒人不得。”[8]105凸显学养和道德在文章学中的地位,是吕留良的机警处,他是借这两个因素来模糊八股文与古文之间的界限,缩小两者之间的价值差距,把八股文与古文的区别淡化在文体差异的狭小区域内,即“有德者必有言,八股文与诗古文只体格异耳,道理文法非有异也”[9]101,这是为了抬高八股文的声价,为他的八股文事业找到一种道义上的支撑。另外,文如其人,人品决定文品,这是传统文论的老生常谈,吕留良旧话重提,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置于明清之际的大背景下分析,这句老话未必就没有新的批评价值,毕竟当时已经有一些遗民变节,开始忙于应清廷科举了,其中就包括久负盛名的侯方域。

令人费解的是,高张节义赤帜的吕留良也参加了清廷的科举,顺治十年(1652),二十五岁的吕留良牛刀小试,“每试辄冠军,声誉籍甚”[10]198,成了满清的秀才。对于吕留良的失足,时论谴责之言纷至沓来,张符骧《吕晚村先生事状》却道出了吕留良的苦衷,他说:“先生悲天悯人,日形寤叹。而怨家狺吽不已,暱先生者咸曰:‘君不出,祸且及宗。’先生不得已,易名光轮,出就试,为邑诸生。”[11]92

可见,吕留良应试乃是为了避死免祸,保全门户,但吕留良内心却是异常痛苦。在痛苦中苟全隐忍了十四年之后,吕留良终于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毅然决定弃去青衿,这个过程,其子吕葆中所撰《行略》有详细记载:

至丙午岁,学使者以课按禾,且就试矣。其夕造广文陈执斋先生寓,出前诗示之,告以将弃诸生,且嘱其为我善全,无令剩几微遗憾。执斋始愕眙不得应,继而闻其曲衷本末,乃起而揖曰:“此真古人所难,但恨向日知君,未识君耳。”于是诘旦传唱,先君不复入,遂以学法除名。一郡大骇,亲知无不奔问彷徨,为之短气。而先君方怡然自快。[10]198-199

吕留良弃去青衿的决定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在胸中盘桓已久,至迟在前一年,他就表达了这个想法,康熙四年(1665),他作《耦耕》诗自述心迹云:“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谭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10]358

不过吕留良的快然并没有维持太久,事稍平息之后,他就对吕葆中说:“自此,老子肩头更重矣。”[10]199他又挑起了一个更加沉重的担子,这个更重的担子是什么?吕葆中没有说出,事隔多年,真相被雍正皇帝道出,弃去青衿的吕留良“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12]365。 吕留良承担起的重担是反满。然而这一次反满的方式已经不同于以往的武力抵抗了,他发现了一个更为隐秘方便的法门,即借助清廷的应制八股文散播反满思想,把夷夏之防隐藏在八股文选本中,将希望寄托在一批识字的秀才身上。故此,吕留良之选择八股文选本乃是不得已之策,是针对满清高压专制政策的对抗策略。如果忽略这一点,仅仅把吕留良视作痴迷八股文的时文鬼,实在是误解他了。

二、屠龙余技到雕虫:选本中的反清与尊朱

因为曾静的谋反案,吕留良死后四十六年(1729),雍正皇帝读到了他的八股文选本和诗文集,“繙阅之余,不胜惶骇震悼”[12]365,这番惊诧并非无据,吕留良确实在八股文选本中暗藏了反满的消息,吴尔尧在为其八股文选本《天盖楼偶评》制定凡例时,第一条就是一个暧昧的反满暗示:

先生非选家也,偶评非时书也,先生之言托于是尔。先生之言也盖详,天下有志之士,由其言而得其所不言,则是书焉已多。屡读偶评而不入,视不过时文而已,则其于先生之言固终无得矣。[13]402

吕留良选择八股文评语来宣传其革命见解,源于他的一个预设,即反满事业的希望全在底层知识分子身上,他认为舍目前几个秀才,便无可与言者:“读书未必能穷理,然而穷理必于读书也;秀才未必能读书,然而望读书必于秀才也;识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于识字也。”[13]399

当时多数的秀才是仅读《四书》、八股文的,这是令人痛心的局面,吕留良却从中找到了植入反满言论的切口,这真是困境中的无奈之举,但从事后的影响来看,这种做法确实也达到了预想的目的。这是因为,秀才们每日浸染于八股文之中,反满思想可以潜移默化地深入他们的内心,引起他们对清朝政权的仇恨,唤醒日渐沉睡的民族意识。另外,八股文的“入口气”,为遗民传播反满思想提供便利。八股文的入口气,也叫代圣贤立言。模拟圣贤口吻发言或许会丧失行文者的个性,这也是八股文倍受批判的一个口实;不过,如果行文者是高超的作手,那就未尝不可以借助圣贤的口吻说出内心的情愫,也可以通过圣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和不可估量的号召力,为自我的思想找到一个不容置疑的依据。吕留良运用的就是这种策略,通过曾静的供词就可以看出:

其(吕留良)所讥诋本朝处,又假托春秋之义,以寄其说于孔子口中,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实。无奈吕留良将此义发的惊异,且以为说出于孔子,弥天重犯虽不识吕留良何如人,焉有不信孔子?[12]373

正如曾静所供,吕留良在八股文选本中注入了“春秋大义”、“夷夏之防”。以管仲是否为仁者为例:在齐桓公与公子纠的政变中,管仲背弃故主,辅佐桓公。相对于召忽的殉难,管仲是否为仁者,是儒学中一个敏感的话题。孔门高足子路、子贡都曾提出质疑,孔子的回答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朱熹的注解云:“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14]153。这有点类似于顾炎武所言亡国与亡天下,孔子的着眼点是在天下这一更高层次上,强调了管仲打击蛮夷、保存周室文明的功绩。吕留良却抓住了孔子尊王攘夷的思想,以之来排满,他说:“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奉旨批驳吕留良的满臣朱轼、方苞等也读出了吕留良言论的危险处,不得不用君臣节义来消解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他们说:“域中之义,莫大于君臣。孔子所以嘉管仲之功,而不责以匹夫之小谅者,正为君臣之大义也。”[15]718朱轼、方苞自有他们的狡狯处,抬出“匹夫之小谅”,意在淡化遗民守节的必要性,也为他们身仕新朝提供了理由。看似一举两得,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早就被吕留良预先驳倒,吕留良说:

此章孔门论出处、事功、节义之道,甚精甚大。子贡以君臣之义言,已到至处,无可置辩。夫子谓义更有大于此者,此《春秋》之旨。圣贤皆以天道辩断,不是夫子宽恕论人,曲为出脱也。后世苟且失节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谓不识死活矣。[16]113-114

八股文选本之于吕留良,不仅是他传播反清思想的利器,也是他传承程朱理学道统的重要载体。吕葆中《(吕留良)行略》记载了吕留良弃去青衿之后,选择八股文选本维系道统的原因:

(吕留良)又尝叹曰:“道之不明也久已。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而舍四子书之外,亦无可讲之学。”故晚年点勘八股文字,精详反覆,穷极根底,每发前人之所未及,乐此不疲也。[10]203

道统是个很玄妙模糊的东西,不太容易落到实处,为此吕留良发现了一个下学上达的办法,即通过学统的传承返溯到道统的维系上去,而传承学统的关键是要保住一批读书种子。依据这个逻辑,读书种子是最切实基础的入手处,是道统、学统赖以绵延不绝的根本。而读书种子就是上文提到的秀才,这些秀才是非八股文、四子书不观的,因此最终还是要借助八股文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吴尔尧《天盖楼大题偶评序》说:

晚村之为人也,伥伥凉凉,多否少唯,遇车盖则疾走,闻异音则掩耳而逃。与人言至科举种子,未尝不痛疾而雪涕也。顾沾粘焉取时文批点之。[13]399

吕留良《程墨观略论文》也一再强调八股文对于读书种子的重要性,他说:

(八股文)文体犹小者也,使古来读书种子于是乎绝,天下奇才美质于是乎无成,苟且奔竞之习深,而人心风俗于是乎大坏,曾不意祸弊之至此极也。[10]133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十三日,吕留良去世。他与八股文选本的孽缘结束了,但友人对吕选八股文的推重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止。陈祖法《祭吕晚村先生文》说:“于选政中见君议论评骘,知非斤斤以文章士自命也。”[11]300隐约道出了吕选八股文中的反清意图;陆陇其则称赞吕留良的理学贡献,其《祭吕晚村先生文》谓其“辟除榛莽,扫去云雾。一时学者,获睹天日”[11]305。不过也有对吕留良为八股文所困而感到惋惜者,查慎行《挽吕晚村征君》诗就感叹吕留良明珠暗投,把天纵之才荒废于八股文批点了,同时也对吕留良的卖文行为深致不满,其诗云:“屠龙余技到雕虫,《卖艺文》成事事工。”

三、一事无成空手去:临终自悔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初,病重的吕留良走到了人生的边缘,他一连写了六首《祈死诗》,总结一生的经历与功业。遗憾的是,当年“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的壮志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此时的吕留良不是“无惭”,而是“有悔”,《祈死诗》第六首就是这样一首自悔诗:“悔来早不葬青山,浪窃浮名饱豆簟。作贼作僧何者是?卖文卖药汝乎安?便令百岁徒增感,行及重泉稍自宽。一事无成空手去,先人垂问对应难。”[10]431诗中充斥着遗憾和悔恨,既有遗民身份认证的模糊,也有个人价值衡定的困难。吕留良临终前的自责与自悔是沉重的,而促成这份沉重的因素又有很多,既有遗民的生计困境,也有亲友的误解背叛,还有学界的冷嘲热讽。

有人说吕留良评选八股文,与民族大义、儒家道统无涉,完全是为谋利。康熙十二年(1673),吕留良在金陵发售八股文选本,就遇到了这些人的诘难,他们说吕留良以选文为业,是“餍宫室、妻妾、子女、藏获之欲”,并逼迫吕留良做出解释。吕留良既气愤又无奈,他说:“余又乌乎正!人心之污下也久矣。士不力学,而丐活于外,惟知温饱声势为志。凡余以为理也、文也,彼且以为利也、名也。而又乌乎正?”[17]473这个辩解肯定不足以餍服人心,在大庭广众之中,吕留良自然无法倾诉隐衷,不过人们的诘问也切实地触到了吕留良的痛处。

吕留良选评八股文确实有生计上的考虑,顺治十七年(1660),为生活所迫,吕留良与诸友相约卖艺,还亲自起草了一份《卖艺文》,甚至开列价目单,明白标注代撰书画、诗文等价格,其中最贵的是寿文,白银一两一篇。可见,为了生存,遗民也不得不混迹尘世,与流俗虚与周旋了。之后吕留良的销售八股文,也有类似的目的。康熙十五年(1676)《与潘美岩书》就坦白心迹说:“某年来乞食无策,卖文金陵,憱寓布家,自鬻自刻。”[10]54正如前引《柳南续笔》所记载的那样,吕留良的八股文选本很是畅销,收入也非常可观,以至于人们忽视了他背后的隐微之处,片面地以为他是借选本敛财,往往将他与射利的书贾混作一类。还有,他屡屡为之的评选行为,几十种之多的八股文选本,也不禁使人怀疑他乐此不疲的真正用意是否如他宣称的那样正大光明?对此,吕留良内心非常懊恼,感到百口难辨。

最让吕留良伤心的是,他的儿子辟恶也误解了他,以为选本是吕留良的求利之具,故此也要效法乃父,“欲聚精会神,谋治生之计”,气得吕留良大骂其俗:“吾向不忧汝钝,而忧汝俗。此等见识,乃所谓俗也。”并直告心曲:

吾之为此,卖书非求利。喻义喻利,君子小人之分,实人禽中外之关。与其富足而不通文义,无宁明理能文而饿死沟壑,此吾素志。亦所望与汝辈同之者也,岂愿有一跖子哉?[18]173

如此厉声的训斥才勉强打消了辟恶的误解,亲子的疑虑已经到了如许程度,更遑论他人!

吕留良反满的曲衷被忽视,人们纠缠于他因生计困境不得已而为之的营利。与之相类,他志在延续道统方面的努力也被黄宗羲、全祖望等人讥讽为“纸尾之学”, 王应奎说:“浙中汲古之士如黄梨洲、范季野辈,颇薄其所为,目为纸尾之学云。”[7]163全祖望也有极严苛的批评,其《小山堂祁氏遗书记》曰:

近者石门之学,固已一败涂地。然坊间学究,尚有捧之谓足以接建安(朱熹)之统者。弟子之称,狺狺于时文批尾之间。潦水则尽而潭未清,时文之陷人心,一至于此。[19]624

康熙五年(1666),因购买祁氏澹生堂藏书,吕留良与黄宗羲发生争端,以至反目,全祖望左袒黄宗羲,故二人对吕留良的批点八股文颇不以为然[20]。另外,吕留良的尊奉程朱理学,排斥陆王心学,也引起了黄宗羲的反感。如果说黄宗羲、全祖望的批评是夹杂个人恩怨、不同学术派别的论争,还不足以动摇吕留良信心的话,那么理学内部,尤其是同道好友的规劝,就不免让吕留良困惑深思了。

康熙十一年(1672)粹儒张履祥致函吕留良,劝诫他停止八股文评点:

兄之禀赋高明,嗜善之饥渴,与夫择道之不惑,见义之勇为,种种懿美,何难进造比肩于千古之人豪。堪为若此无益身心、有损志气之事,耗费精神,空驰日月乎?凤凰翔于千仞,何心下视腐鼠;隋侯之珠,不忍于弹鸟雀。移此副精神,惜此时岁月,为世道人心大德业之计。作字至此,心烦手震,不能复作。[21]197

张履祥惋惜吕留良懿美之才消耗于腐鼠事业,劝他早日停止无益的八股文批点,改弦更张,将所剩无几的岁月运用到世道人心的大德业上去。书信事理剖析深刻,感情真挚诚恳。可惜这位直谅畏友,在两年之后(1674)的七月二十八日去世。张履祥的死刺激了吕留良,吕留良接受了亡友的规谏,就是在本年,吕留良宣布封笔,自此以后不再评选八股文,他对门人陈鏦说:“非吾友,谁与语此。小子识之,张先生之言是也,吾未之能改也。存此以志吾过。吾偶止此矣。”[11]236

张履祥的死是吕留良反思自悔的一个契机,康熙二十年(1681)年吕留良的长子吕葆中决意参加清廷科举,又使吕留良的自悔之心更加沉重。辟恶的专注利益是俗,而葆中的乐于仕进简直就是对吕留良操守的背叛,吕留良知道遗民不世袭,也明白科举的诱惑力,所以他没有像训斥辟恶那样,只是劝勉其子好自为之:

人生荣辱重轻,目前安足论,要当远付后贤耳。父为隐者,子为新贵,谁能不嗤鄙?父为志士,子承其志,其为荣重,又岂举人、进士之足语议也耶?儿勉矣![18]167

临终前,吕留良完成了他的自悔。他所期望的“此行未必非奇福,沽酒泉台得快论”实现与否,我们不得而知。同样,我们也不能确定,吕留良是否真的放弃了他的坚守。但是从吕留良的自悔中,却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社会文化困境对遗民的重压,以及吕留良自悔中的迷茫和痛苦。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2] 包赉.吕留良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3] 李裕民.吕留良著作考[J].浙江学刊,1993(4):97-100.

[4] 袁枚.新齐谐[M].济南:齐鲁书社,1985.

[5] 曾朴.孽海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 赵永刚.清初文坛盟祖之代兴:从钱谦益到黄宗羲[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29-135.

[7] 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吕留良.吕留良诗文集(下册)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9] 吕留良.晚村先生论文汇钞[M]/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3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0] 吕留良.吕留良诗文集(上册)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11] 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2] 雍正.大义觉迷录[M]//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3] 吕留良.晚村天盖楼偶评[M]//四库禁毁书丛刊·经部(第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 朱轼,等.驳吕留良四书讲义[M]//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6] 吕留良.吕子评语[M]// 四库禁毁书丛刊·经部(第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7] 吕留良.吕子评语续编[M]//四库禁毁书丛刊·经部(第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8]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家训真迹[M]//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3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9]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M]//续修四库全书(第14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0] 赵永刚.黄宗羲、吕留良交恶与澹生堂藏书之关系[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53-158.

[21]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2.

(责任编辑 杨 飞)

2016-07-25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朝鲜半岛《孟子》学史研究”(15CZW010);贵州大学2014年度人文社科校级项目一般项目“唐传奇本事考”(GDYB2014007)。

赵永刚(1981—),男,山东邹城人,博士,贵州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华诗教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散文史、儒学与文学、明清文学文献学。

I206.2

A

1000-5099(2016)06-0143-05

10.15958/j.cnki.gdxbshb.2016.06.023

猜你喜欢

八股文时文选本
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选本意识
——现代新诗选本研究综述
谈时文阅读在小学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中国京剧选本之“选”与比较研究(1880—1949)
中国古代戏曲选本概念辨疑与类型区分
诗文一家
猴年贺岁
猴年贺岁
灵活运用时文阅读,有效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
八股文,学还是不学
八股文进高中教材引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