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晨妍，李秀敏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论碳排放权的私法逻辑构造

杜晨妍，李秀敏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通过对碳排放权概念的理论溯源，得出碳排放权及其交易框架的构建是以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律制度为前提，我们不能把它和大陆法系国家私法领域的实体权利简单的相提并论。大陆法系国家“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繁荣，为碳排放权进入物权领域提供了契合点。将准物权界定为他物权中的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以一般法和特别法双重规定为立法模式，明确了碳排放权的法域归属。最后，笔者以我国《合同法》为碳排放权转让的基础法律形式，对碳排放权转让过程中相应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关键词]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法域归属；权利转让；法律问题

碳排放权及其交易制度是西方国家在探索环境问题市场化解决机制的过程中确立的一项法律制度。该项制度设计的核心思想是在总量限定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平等主体间的交易行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转变使碳排放权概念进入私法领域成为可能。由于我国以公法形式对环境要素进行配置的传统，使得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实施遇到了障碍。

一、碳排放权概念的理论溯源

研究内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明晰，是学术研究根本性的前提。不同语境下，相同名词所代表的含义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因而笔者认为，下定义从来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同理，科学的界定私法语境下的碳排放权的概念，是实现碳排放权私法化调整的根本性前提。但对该概念的理解，离不开对碳排放权产生的理论基础探究。

应该说碳排放权的概念之所以能够进入私法领域，源于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反思。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界定为公共物品，无明确的产权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某一特定权利主体在对该资源进行使用时，却不能排斥其他主体也对该标的行使权利的缘由。此时，作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权利载体的碳排放权就倾向于体现出一种应然性的特征。也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有学者将碳排放权视为人权或道德权，认为对该权利的享有应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借助政府的行政许可这种行为来确定该权利的存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主体的数量也在大幅度、不断增长，导致了竞争性使用的格局出现，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稀缺性增强了，其已很难再作为纯粹的公共物品存在。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追求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边际成本的消减，能促使整体减排成本的降低，趋于最小化，从而实现成本—效益的最优。科斯提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是一种产权，可以通过对大气环境容量资源进行交易，促进大气环境容量资源在需求者之间的合理配置”。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又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以满足环境要求为前提，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即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被买进和卖出，以此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同时降低控制成本”[1]23。

另外，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全球流动性使得碳排放权首先是一个基于国际法而产生的概念，在国际谈判语境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明确了碳排放权作为排污权的下位概念，是国际法律体系下产生的新型权利，同时该公约又以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通过对碳排放权概念的理论溯源，我们可以明确的是碳排放权首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后才进入法学领域。是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使得原本仅具有生态属性的大气环境容量具有了经济属性；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又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现实路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应然状态下的“人权”已经无法准确诠释《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碳排放权，它是在保障公民基本生存需要的前提下，权利主体有限大气环境容量的使用行为开始受到来自于国家公权力的干预。这种干预涵盖了纵向干预和横向干预两个方面，即对国家许可行为的管理，和对市场交易行为的管理。因此，所谓碳排放权是指权利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由法律所赋予的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这种权利实质上是权利主体获取的一定数量的气候环境资源使用权[2]29。那么，这种大气环境资源使用权能否作为一项实体权利而为私法所直接吸纳进来呢？如果不能，又如何为其在私法领域的权利谱系中定位呢？笔者认为，无论是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还是国际谈判语境下的碳排放权及其交易框架的构建，均是以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律制度为前提，我们不能把它和大陆法系国家私法领域的实体权利简单的相提并论。总之，将碳排放权作为合同履行标的需要更充分的法理依据。

二、碳排放权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与协调

传统的大陆法向来是以严谨的理论和完善的立法逻辑体系而著称，并且建构了分类详细的权利体系，强调全面的定义和精致的分类。在研究问题时，习惯于把要具体研究的问题归入权利体系，并对其定性。但实际情况却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理论早于其交易标的碳排放权进入我国。就国内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对于国外相对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的介绍，另一是对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平台构建问题的探讨，关于交易标的本身法律属性的研究却少之又少。笔者认为，这一本末倒置的现象源于两大法系关于财产法律适用的差异。应该说，碳排放权这一新型权利的产生确实给以成文法为主体的大陆法系国家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一)传统财产法律制度所面临的理论困境

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理论均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这就导致了产生于经济学领域当中的碳排放权与英美法系法学领域中的财产权概念在构造上的互通性。英美法系基于实用主义原则，并不讲求严谨的理论衔接和完善的逻辑体系，其财产理论关注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主体可以做出何种具体行为，所以说，其财产权理论无严格的所有权概念，也没有自物权和他物权理论体系。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在设计与财产权相关的法律制度时，并不注重某种权利在整个财产权体系中的定位和归类，而是侧重于制度本身与权利主体行为的内在关联的研究，其更讲究个案的正义，认为只有对行为主体同时具备激励和约束功能的，才是好的产权制度。法学领域如此，在经济学领域亦然，经济学家关注的往往是在经济行为中经济主体针对某一具体的资源到底可以行使什么样的权利，才能获取经济上的有利后果。正如英国的F.H.劳森和B.拉登所言，“如果合同所创设的权利可以转让，法律就将其作为一种财产来对待。”[3]3笔者认为，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英美法系国家得以顺利发展的原因。但从大陆法系国家相关的财产法律制度来看：

首先，碳排放权不等于所有权。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使碳排放权具有了财产属性。财产一词 “描述了一切具有财富价值的权利。”[4]19-22依德国民法学者通说，财产指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经济价值的意义上的利益与权利的总称。它首先包括不动产与动产的所有权以及债权和其他权利，只要它们具有货币上的价值。”[5]279因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私法领域中的财产权一般是指包括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权利在内的权利体系的总和。

罗马法基于当时简单的商品经济的需要，以私有制为核心，强调对个人利益的充分保障。即在个人本位的前提下，更加注重权利归属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对标的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强调财产主体对财产的绝对性排他控制。而相对于碳排放权来说，如前所述，其所指的其实是产权明晰的前提下，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是对大气环境容量的使用权，是对标的的利用权。总之，所有权的逻辑起点是标的的归属问题，而碳排放权的逻辑起点则侧重于标的的利用。从这一点上来说，所有权的概念外延远小于碳排放权，碳排放权不是所有权。

其次，碳排放权不等于物权。物权是从中世纪的对物权和对人权的财产权区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大陆法系将与财产相关的权利精确地划分为对人权和对世权两部分，这才形成了近代大陆法系国家财产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物债二元结构，并认为物权包括自物权(即所有权)和他物权，是对物的支配权，一种对世权，具有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和对于债的优先效力。债权是一种对人权，只具有对抗特定义务人的效力[6]65-81。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将私法领域的民事主体设定为“理性的经济人”，并认为民事主体行为的内在动力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即行为主体追求享有某种权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有利后果。既然如此，那么对于民事权利主体而言，那些能够被行为主体所实际感知的“有体物”进入物权所调整的客体范围的可能性几率就极大地增强了，因为只有这些“有体物”才能够被其占有、使用和处分，才能够为主体带来经济上的利益。至于那些不能为行为主体所控制和支配的“物”，由于它们很难满足增加主体经济收益的目的，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剥夺了作为物权调整客体的资格。可见，物权法虽然具有久远的历史，但对物的价值判断标准却只有一个——即能否为主体带来经济利益[7]59-66。综上，以此逻辑推理我们可以得出，尽管每个人的生存都需要空气，但空气的生态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被某个特定的权利主体所控制、支配，当然也就无法为某个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也就无法进入私法的调整范围，兼由于其“无形性”的特征更无法满足传统物权理论对物权客体“有形性”的要求。比如《德国民法典》第90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物，仅指有体物。”总之，从罗马法到近代私法的物权客体范围的演进，确立的是以“有体物”为标准的物权客体的范围，有体物之外的“物”或被严格排除在物权客体之外而以特例规定设定物权，或以拟制手段纳入物权客体范围，在理论和立法上，物权客体的范围是相对清晰而封闭的[8]125。可见，碳排放权载体大气环境容量的无形性成为其进入私法领域的又一个障碍。

(二)协调冲突的契合点

尽管产生于英美法系的碳排放权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实体权利之间有着诸多的不相融性，但碳排放权的物权客体化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诉求。我们应当从现有的立法中为碳排放权概念的私法化寻找到切入点。

笔者认为这一协调冲突的契合点就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回归。罗马法规定，权利主体行使自己的权利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但这一原则却在经济发展历程中，曾被 “效用比较”原则所替代，应该说该原则集中体现的是功利主义价值观。作为判断或衡量价值的一种方法，“效用比较”具体到环境领域就是将权利主体的个人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进行比较。比如，化工厂排出废气，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健康，如果这个化工厂是本地经济的主要支柱，而且工厂对废气进行了合理的处理，如降低废气的污染程度等，那么，该厂就不能被下令停止生产[9]155。效用比较原则本质上就是允许企业把工业污染转嫁给社会。它为各工业化国家牺牲环境发展经济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这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法律观是排他的、为市场经济的外部不经济性进行辩护的理论[10]167。从权利角度来说，大气环境污染者大多是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正当权利的行使。没有制约的权利，很容易导致权利的滥用，进而影响他人正当权益的行使，这是一个事实。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各国立法也开始从个人本位立法理念向社会本位转变。笔者认为恰恰是这种转变，为碳排放权的产生提供了法理基础。碳排放权及其交易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协调个人权利和社会发展与人类生存权之间矛盾的制度，是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以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具体法律建构上的体现。吕忠梅教授也提出产生于罗马法时期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所包含的“不以损害他人财产之方式使用你自己的财产”、“不允许没有补偿的损害行为”等观念对环境保护是十分有利的[10]167。

三、准物权的法域归属

交易标的法律属性的明晰，是交易秩序稳定的前提条件。笔者在另一文中曾就碳排放权的物权属性进行过论述，并认为碳排放权是具有公权属性的私权，其法律属性应是准物权，在这里不再赘述。但我们下一步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在我国现有《物权法》的体系中，对于准物权法域归属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如果准物权的法域归属不明晰，碳排放权私法化的逻辑进路就不畅通，会成为其物权客体化的另一制度障碍。

(一)准物权的表征

碳排放权的产生说明了经济的发展使得私法领域法律客体价值化、观念化和虚拟化的特征日渐凸显[8]128，碳排放权交易理论的核心并不是对权利的占有，其经济属性的产生源于制度设计，并在此前提下注重碳排放权的使用价值。应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关系越来越复杂化、多元化，既有的法律制度与概念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准物权的概念才应运而生，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与中国内地对财产权的分类不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财产权的种类除了包括传统的债权、物权和智慧产权(无体财产权)之外，还应包括准物权[10]167。而所谓准物权，系指虽非民法上规定之物权，但在法律上将其视为物权而准用民法有关规定之权利。因物权采法定主义，准物权性质上虽以物权视之，但民法上并无规定，故以准物权别称之。准物权之客体，通常为无形之利益[11]261。一般情况下，物权的构成要素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相对清晰、单纯。可是由于准物权所调整的客体构成比较复杂，导致了准物权在权利构成上的复合性，追求目标的多重性以及为实现目标权利运行的综合性。其特殊性具体表现在：首先，准物权一般按特别法规定的特许程序取得；其次，准物权的行使受较强的行政干预；第三，在法律适用上，准物权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只有对特别法没有规定的问题，才准用民法典或民法通则的规定[12]291-292。从法律规定来看，目前，尽管我国并没有在《民法通则》中明确提及准物权，但却在许多法条中已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如，我国《民法通则》第81条：“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国家所有的矿藏，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开采，也可以依法由公民采挖。国家保护合法的采矿权。”除此之外，我国在一些单行法中也对具有准物权属性的具体权利类型做出了规定。如我国《物权法》、《矿产资源法》、《水法》以及《渔业法》等，在确立了具体的权利类型的同时，规定国家对自然资源享有国家所有权，其他主体可以通过行政特许的形式来实现对该资源的使用和收益权。

综上论述可以看出，准物权是个较为概括的概念，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领域而设立的，除了前述《民法通则》和单行法中所涉及的水权、渔业权和矿业权等之外，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权利类型也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法律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这一趋势也为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客体化从立法论的视角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

(二)准物权制度的确立

对于准物权在我国既有《物权法》中的定位，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笔者更倾向于将准物权界定为他物权中的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以一般法和特别法双重规定为立法模式，在《物权法》中就准物权的种类和效力做原则性的确定，具体的准物权权利内容则在相应的单行法中加以详细规定。

首先，准物权不是用益物权。尽管两个权利都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但二者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其一，准物权一般是依行政许可而取得，具有公法属性。但用益物权产生则是基于私法领域的所有权的权能分离；其二，用益物权的行使是以权利主体对标的物的占有为前提。从准物权的特性我们可以看出准物权调整的客体是自然资源，该理论的核心是对自然资源价值的“利用”，一般不以对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条件。其次，准物权具有很强的公法特性，准物权的产生是以行政许可为前提的。如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就是以政府核定大气环境容量总量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其二级市场的交易。因此，尽管我们认可它的私权属性，但准物权的行使不可能脱离公法的限制。对于这些内容，是不可能在物权法中予以规定的。第三，经济的发展使得交易标的的种类日益丰富，从有形到无形，从现实的存在到抽象的观念存在，私法领域法律客体价值化、观念化和虚拟化的特征日渐凸显。如前所述，准物权的权利类型也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准物权各权利类型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如将所有这些差异性规范全部纳入物权法统一规定，物权法中会出现大量的例外性规定，势必会导使物权法的内容庞杂，进而影响其系统性和逻辑性。

总之，我国目前虽然主要是在特别法中对准物权做出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物权法不需再对其进行规制，物权法也可以对这些权利做出概括性的规定，所以，这些权利应当是物权法和特别法双重规定的产物[13]102。如果说基于解释论视角物权客体范围的延展为碳排放权的私法化奠定了基础，那么，一般法与特别法相结合的准物权立法模式则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为新型权利的细致化铺平了道路，也使碳排放权的物权法定位更加清晰化。

四、碳排放权转让的法律问题

实现碳排放权转让是我们对碳排放权法律属性进行界定的目的和最终归宿。笔者认为，碳排放权转让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在一级分配市场中，政府部门基于行政职能将碳排放权转让给具有大气排污需求的主体；其二是在二级交易市场中，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流通和转让。本文研究的范围仅限于二级交易市场中，平等主体间的碳排放权转让行为。因此，所谓碳排放权转让指的是碳排放权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全部或部分让与，是大气环境容量使用权在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合法流转。

(一)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法律适用

本文所设计的碳排放权转让，是以我国《合同法》作为基础法律形式的。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所谓合同指的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合同法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断繁荣，以及社会本位理念的回归，曾被认为是大陆法系私法领域灵魂的“意思自治原则”逐渐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具体体现为，国家意志和社会公共意志开始逐步越来越多地介入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尤其是在随着合同主体范围不断变化的同时，合同客体的范围也在逐渐变得更加多样化和观念化。合同已不再仅仅是当事人的共同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反映了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普遍意志，因此合同逐渐成了一种法律形式[14]94-98。上述变化，不但使合同的种类不断丰富，而且使得合同的功能也渐渐向实用化方向发展，最终扩大了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这就为其他法律部门能够对合同制度进行引入和借鉴奠定了基础。既然合同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成为一种融合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形式，合同的主体和客体也可以不完全拘泥于原有的范围和类型，那么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一定范围内便可以借助合同制度加以解决[15]106-114。

基于上述分析，国家可以以平等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合同行为当中来，同时在我国当前既缺少对大气环境容量作为资源类型的法律规定，又没有碳排放权实现权利转移的专门法律文件的前提下，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包容性能够为碳排放权的转让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

(二)碳排放权转让原则

基于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交易行为，碳排放权的转让遵循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并无争议。关键在于作为一种兼具公权属性的权利流转过程，如何使得碳排放权的转让在满足私法层面要求的同时，还满足来自于公法层面的某些具体要求。

首先，碳排放总量控制原则。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实现碳排放权的交易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核心理念。这意味着在总量控制区域内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必须低于控制目标，不得因权利的受让引起大气环境质量恶化。

否则不允许权利主体进行交易，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碳排放权的转让不产生与该制度初衷相背离的情势；其次，监督原则。碳排放权转让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尤其是该类合同涉及公众的环境利益，为保障交易秩序的安全和市场的稳定，权利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应当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三)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已经明确了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属性，因此，碳排放权的转让究其本质属于准物权的转让。又由于准物权的特殊性，对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的合同，笔者认为应采要式合同形式。即碳排放权转让合同除了像其他合同一样要具备要约、承诺等实质性要件外，还应具备以下特殊性规定。

1.关于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可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这一规定在我国《合同法》理论的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我国的《合同法》立法原则从保护交易安全向鼓励交易原则的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但鉴于碳排放权在权利构成上的复合性，追求目标的层次性以及为实现目标权利运行的综合性，为避免发生纠纷时的举证困难，笔者更倾向于碳排放权转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2.关于碳排放权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对于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的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确定，合同双方就合同主要条款协商一致，合同即可成立。根据《合同法》第44条第2款之规定：“合同一经成立即告生效，但法律、行政法规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就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生效时间的认定，笔者认为应采用“物债分离主义”原则，即物权变动与合同效力相区分，碳排放权转让合同批准生效与物权登记并存制度。

首先，批准形式属于特殊的书面合同形式。经批准而生效的合同在我国现行《合同法》中已经存在。比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等，由于这些合同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都把批准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应该说这类合同在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管理意志。由于碳排放权转让行为尽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行为，但其核心价值目标却是实现公共环境利益的改变。为实现这公共利益目标，需要国家对市场的必要干预。

其次，碳排放权转让合同批准生效是市场准入的客观要求。前面我们也提到碳排放权的转让应以总量控制为原则，为了实现总量控制的目标，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也不能完全脱离国家意志而独立存在。这里的批准是针对合同这一民事法律行为所实施的一种监管措施，它是对某种民事行为是否成立或生效所作的一种判断，也可以说是政府对民事行为的一种纵向干预。

第三，碳排放权转让登记是物权转让公示公信的要求，不影响债权批准生效。基于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属性，其转让合同当然属于物权转让合同。我国《物权法》对物权变动采公示公信原则，动产转让以交付作为公示公信的形式，不动产转让的公示公信形式则体现为登记形式。碳排放权作为碳排放权物质载体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在生态属性下与其所栖生的物质载体难以分离，即从物理意义上来说大气环境容量资源与气体具有同态性，因此碳排放权需变通解释才具有相对独立性。基于此，为保证以准物权变动为内容的交易秩序的稳定和安全，碳排放权的转让须依照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的关于不动产转让的有关规定，即对准物权的转让通过转让登记进行公示公信。此登记行为采登记对抗主义，即权利变动登记制度只能作为物权变动的要件，不能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

总之，碳排放权转让登记是物权变动的条件，而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批准制度则是合同之债的生效要件。将准物权转让登记和合同批准生效并存，究其本质是将债权负担行为和物权变动行为区别开来，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四)碳排放权转让合同违约责任形式

在合同法律关系中，违约受损方如何获得救济向来是合同法的基本问题之一。违约责任制度是《合同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制度，其存在的意义是通过让违约方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而使违约受损方得到补偿。大陆法系国家的合同违约责任体系的构建方式是以违约形态的划分为基础，同时围绕不同的违约形态来设置不同的违约责任形式。大体上讲，救济措施可以分为恢复原状、实际履行和损害赔偿等形式。德国民法典甚至将实际履行视为对不履行合同这种违约形式的一种主要救济手段，即只要合同之债的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条件，债权人就有权要求债务人实际履行，进而实现合同目的。就碳排放权转让合同自身来说，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利让与形式，该合同应和私法领域中的其他民商事合同一样——具有确定的法律拘束力，因而违反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同样要承担违约责任。但笔者认为基于准物权的技术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仅仅依靠传统的恢复原状或实际履行这两种救济方法，很难使违约受损方获得及时有效的补偿，甚至于会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因此，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违约责任形式应以损害赔偿为主，这种以金钱赔偿为内容的违约责任形式具有简便易行的优势，使违约受损方能够及时获得补偿。

五、结语

综上论述，在我国要想将碳排放权作为合同履行标的需要更充分的法理依据。本文通过对碳排放权概念的理论溯源，得出无论是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还是国际谈判语境下的碳排放权及其交易框架的构建，均是以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律制度为前提，我们不能把它和大陆法系国家私法领域的实体权利简单地相提并论。同时，由于大陆法系国家社会本位理念的回归，使得“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再次繁荣，为碳排放权进入物权领域提供了契合点。笔者将准物权界定为他物权中的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以一般法和特别法双重规定为立法模式，在《物权法》中就准物权的种类和效力做原则性的确定，具体的准物权权利内容则在相应的单行法中加以详细规定，进而明确了碳排放权的法域归属。最后，笔者以我国《合同法》为碳排放权转让的基础法律形式，对碳排放权转让过程中相应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总之，本文从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明晰，法域归属明确以及合同之债法律关系等几个方面构建了碳排放权的私法逻辑，以期为实现碳排放权转让理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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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卫波]

On the Private Law System of the Right of Carbon Emission

DU Chen-yan，LI Xiu-min

(College of Economy，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117，China)

Abstract：The right of carbon emission and its trade system evolved from the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which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the same as the substantive right of the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The non-misuse of right principle of the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is the perspective for the explan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 real right area. This paper defines the quasi real right as an independent right in jus in re aliena，combines the general law and special as a legislative model，clarifies the legal categoriz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 The legal problems of the carbon emission in the procedure of the trade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 is also discussed under the Contract Law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The Right of Carbon Emission；the Nature of Real Right；Scope of Law；Transfer of Rights；Legal Issues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6)01-0227-07

[作者简介]杜晨妍(1972-)，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李秀敏(1964-)，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41171447)。

[收稿日期]2015-11-02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