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辉

摘要：《公羊》家认为，《春秋》褒贬，皆以“功过相除计”。在实际运用中，可依时除计，也可在不同代际间除计。若“功过相除计”使用在《春秋》某条经文笔削之前，则会产生“讳”的笔法；若“功过相除计”使用在《春秋》某条经文笔削之后，则会产生“实与而文不与”的笔法。“功过相除计”，体现《春秋》“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恕道思想。同时，也为恕道提供一底线。然“功过相除计”也有其偏颇之处，宋代程颐、胡安国对此有所修正。

关键词：计除；为贤者讳；实与而文不与；恕道

中国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 A

“明天理，正人伦，莫深于《春秋》。”①《春秋》“明天理，正人伦”，是通过对特定人物的具体行为或褒或贬，使得义者勉力，不义者恐惧的方式来完成的。褒贬的依据，来自于人物行为是否与“天理”、“人伦”相符合。依照“天理”、“人伦”对特定人物的具体行为或褒或贬，是一种当下的、直接的对应，还是一种综合的、慎重的错位，似乎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隐公十一年，《左传》对郑庄公伐许，许服罪而舍之的行为评价是：“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紧接着，对郑庄公令卒及行间出豭与鸡，诅咒射杀颍考叔的行为评价是：“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②

此两则评价，一褒一贬，皆是对郑庄公具体行为当下的、直接的判断，而非综合考虑其以前及以后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