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卫， 朱键军， 刘　莎， 甄霜菊， 喻承甫



感觉寻求和青少年问题行为

张卫， 朱键军， 刘莎， 甄霜菊， 喻承甫

【摘要】感觉寻求是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当前在感觉寻求的界定和评定、影响因素、神经基础以及感觉寻求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等领域，已经涌现出不少研究，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果或结论。但许多重要或关键的问题仍不明晰，有待进一步揭示。在未来，亟需采用心理学、人类发展科学、行为遗传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思路，综合运用问卷和量表评定、纵向追踪、基因检测、药物干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等方法技术，系统和创新性地考察感觉寻求的发展变化轨迹、行为遗传和神经基础以及感觉寻求作用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具体机制。从而为青少年感觉寻求的调控和问题行为的预防、干预提供科学的基础和有效的方案。

【关键词】感觉寻求问题行为青少年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青少年物质滥用、网络成瘾、不安全性行为等问题行为的发生呈愈演愈烈之势。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都已经逐渐意识到，感觉寻求是对问题行为具有良好预测能力的一种核心指标，并开始就感觉寻求的界定与评定、感觉寻求产生的心理和神经基础以及感觉寻求影响问题行为的具体机制进行初步探讨。尽管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感觉寻求这一人格特质作为促使问题行为形成的重要因素，其在青少年群体中所获得的关注仍远远不够。青春期是青少年身心变化最为迅速而明显的时期，相对于其他人群，网络成瘾、不安全性行为等问题行为在青春期发生的后果更加严重，青春期的健康发展对于其当时的社会适应以及成人阶段形成良好的社会情感功能具有重大影响。

随着中国迈入“互联网+”时代，可以预见到会有更多的新生事物出现。在人类生活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让青少年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势接触到更多新信息，另一方面又能够抵御不良新刺激的诱惑，避免问题行为发生，将是中国社会当前和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科学和实践课题。因此，深入探讨感觉寻求的发生发展及其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对于科学预防和有效控制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生和危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感觉寻求的界定与评定

对感觉寻求进行科学的界定和评定是深入研究该领域相关问题的前提。Zuckerman最早提出了“感觉寻求”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对多变化的、新异的、复杂的和强烈的感觉和体验的寻求，以及通过采取生理的、社会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冒险行为来获得这些体验的愿望的人格特质”[1]。随着Zuckerman及其团队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编制的感觉寻求量表已经进行了六次修订，目前国内外使用最为广泛的是其第五版的感觉寻求量表(SSS-V)[2]。SSS-V采用迫选法要求被试作答，共40个条目，可分为四个分量表，这四个分量表根据项目类型分别描述为：兴奋与冒险寻求、体验寻求、去抑制以及厌倦敏感性。尽管SSS-V被当作感觉寻求特质的标准评定工具在很多领域得到较广泛使用，但与此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例如，存在条目过多、迫选法造成被试作答的繁琐、很多条目涉及酒精和药物使用等具体的问题行为等缺陷。

不少研究者对SSS-V做了进一步的修订或完善。Russo等基于SSS-V编制了适用于儿童的感觉寻求量表，分为兴奋与冒险寻求、厌倦敏感性两个维度[3]。陈丽娜等针对中国文化背景，编制了包含30个条目的用于中国中小学生的感觉寻求量表，分为兴奋与冒险寻求、去抑制两个维度[4]。但是，这些量表多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并非完全依据SSS-V概念化的四个维度进行划分，无法与原有使用SSS-V的研究结果进行整合；量表条目过多，不够简明。而Huba等则在SSS-V四个维度中分别选取载荷最高且适用于青少年的四个条目，形成了16个条目的感觉寻求量表[5]，该量表保持了四因素结构与SSS-V的对应，且没有出现酒精使用、药物使用等具体的问题行为。

区别于Zuckerman等提出的感觉寻求概念，Arnett对感觉寻求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感觉寻求由新异性和强度两个成分组成，并编制了Arnett感觉寻求测验(Arnett Inventory of Sensation Seeking，AISS)[6]。相比于Zuckerman对感觉寻求生物基础的强调，Arnett更加注重社会化过程，突出高感觉寻求的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往往无法有效地执行自我控制，进而产生反社会行为。尽管AISS不包含问题行为的相关条目，但其较之SSS-V，与问题行为表现出了更强的相关。而Roth和Hammelstein则于近期提出了另外一种关于感觉寻求的界定，他们认为感觉寻求是新异性和强度所反映的个体内在需求，是行为发展的动机因素，并以此为基础编制了感觉寻求的需要量表(Need Inventory of Sensation Seeking，NISS)。NISS分为刺激需求(need for stimulation)和无聊回避(avoidance for rest)两个维度，着重强调特定行为的目的(或功能)而不是行为本身。

三、感觉寻求的影响因素

虽然研究者对如何界定和评定感觉寻求仍存在不少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强调了个体对刺激新异性和强度的寻求是感觉寻求的重要因素。最近几年，不少研究者在感觉寻求概念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从生物遗传、环境因素、性别、年龄等角度，分析感觉寻求发生和形成的具体机制。

(一)生物遗传因素对青少年感觉寻求的影响

一般认为，单胺系统、激素、遗传基因对感觉寻求的影响最大。单胺系统主要产物包括多巴胺、去甲状腺素和5-羟色胺，均会影响感觉寻求变化。例如，Netter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感觉寻求的体验寻求分量表上得分较高的个体往往具有较低的皮质醇，这为高感觉寻求者增强的多巴胺系统活动和降低的5-羟色胺系统活动提供了证据[7]。单胺系统中的单胺氧化酶(MAO)也会对感觉寻求产生影响。Garpenstrand发现，MAO水平低的男性感觉寻求得分更高。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同样也会影响个体的感觉寻求水平。例如，Daitzman和Zuckerman发现睾酮、雌酮和雌二醇等激素水平在高低感觉寻求男性被试之间存在差异，去抑制得分高的男性体内的睾丸酮、17-β-雌二醇显著高于得分低的男性[8]。感觉寻求水平除了受到体内神经递质的影响，遗传基因的作用也很明显。Zuckrman提出感觉寻求的遗传度为0.58，接近人格特质遗传范围的上限边缘。研究同时发现了多巴胺受体D4基因和感觉寻求相关，大量生物化学、心理生理学与感觉寻求的相关预示着遗传更为重要的可能性。

(二)性别、年龄因素对青少年感觉寻求的影响

在感觉寻求量表的兴奋与冒险寻求、去抑制以及厌倦敏感性三个分量表上，男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Cross等针对过去35年间有关感觉寻求性别差异的文献进行了元分析，发现性别和感觉寻求水平关系的中等效应量保持稳定。与此同时，研究者就感觉寻求水平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变化进行了探讨。Steinberg等考察了童年期、青春期和成人阶段的感觉寻求水平变化，发现这一变化与青春期性成熟密切相关，并构成了一个倒“U”型模式,即感觉寻求水平在10岁(青春期前期)—15岁(青春期中期)之间迅速上升，然后下降或保持稳定[9]。

(三)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感觉寻求的影响

Feij和Taris第一次系统性地就家庭环境中的重要变量对感觉寻求的影响开展了研究，发现出生顺序、家庭成员数量、父母宗教信仰情况等因素和感觉寻求间不存在直接联系，但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向预测后代的感觉寻求水平[10]。研究还指出，个体经历越少的父母关心、越多的父母控制，到了成年阶段就会具有越高的感觉寻求，出生顺序、家庭大小、父母宗教信仰等家庭环境变量还能够通过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于个体的感觉寻求水平。也有研究就同伴环境和学校环境层面因素对感觉寻求的影响进行了分析，Rice等发现同伴的感觉寻求水平能够直接影响青少年自身的感觉寻求水平，进而导致更多的物质使用行为发生[11]。

四、感觉寻求的神经基础研究

随着当代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的不断发展，为进一步探明高感觉寻求产生的原因，研究者开始关注大脑认知和神经系统变化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并且借助事件相关电位(ERP)、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对感觉寻求的神经基础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静息态下扫描，有研究发现感觉寻求和前、后扣带回脑区中的灰质密度呈显著正相关。研究者也对出现视觉刺激时，不同水平感觉寻求者的大脑反应进行了分析。Lawson等发现，感觉寻求能够影响视觉加工的早期脑反应，高感觉寻求被试面对新客体刺激时在额叶产生了更强的N2成分，他们又通过fMRI技术探明这种关联可能是由于眶额回(orbitofrontal gyrus)和大脑尾状核(caudate nucleus)的激活[12]。当情绪刺激出现时，不同感觉寻求水平的个体大脑加工也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中的BOLD信号强度和新异性寻求在对情绪刺激进行预期的过程中显著正相关。Joseph等让不同水平的感觉寻求被试分别观看高低唤醒度的情绪图片，发现高感觉寻求个体在加工高唤醒情绪刺激时的相关脑区(如右侧脑岛、后内侧前额皮层)出现了更强的激活反应；低感觉寻求个体在面对高唤醒情绪刺激时，前内侧眶额皮层、前扣带回等脑区出现了更强的激活[13]。

考虑到感觉寻求和趋近动机间的紧密联系，研究者认为奖励敏感性可能是反映感觉寻求影响问题行为的重要指标，因而考察了感觉寻求和奖励敏感性相关脑区之间的关系。一项研究采用货币激励任务(monetary incentive task)，发现兴奋与刺激寻求和奖励预期过程中腹侧纹状体的血氧含量呈显著正相关。Kruschwitz等发现高感觉寻求者获得奖励时,在右侧额叶上回、左侧脑岛、左侧豆状核、右侧伏隔核以及左侧楔上回等脑区的激活比发生损失时更为强烈；低感觉寻求者在风险情境中评价不同惩罚强度时，出现了左侧额叶上回、右侧脑岛和左侧楔上回更强烈的激活[14]。Cservenka等进一步考察了不同感觉寻求水平个体奖励敏感性差异的神经生物学基础，高感觉寻求者(较之低感觉寻求者)在任务中赢钱时出现了更强烈的双侧脑岛和前额叶的激活；对于低感觉寻求者，赢钱和不赢钱时大脑相应区域激活未发现差异[15]。大脑边缘系统区域(腹侧纹状体、杏仁核、眶额皮层、内侧前额叶皮层、颞上沟)中存在一个社交情感系统，青春期阶段该系统由于多巴胺浓度的提升造成大脑奖励回路变化，进而提升了个体的感觉寻求水平[9，16]。基于大脑多巴胺系统对个体感觉寻求的重要影响，最新的研究甚至发现采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卡麦角林能够对纹状体多巴胺受体产生针对性作用，进而对感觉寻求水平加以调控，这为通过药物对高感觉寻求个体的风险行为进行干预提供了可能和参考。

五、感觉寻求和青少年问题行为

感觉寻求是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要想更好地预防或干预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及其危害，就必须在明晰了感觉寻求水平的“来龙”——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感觉寻求的“去脉”——问题行为。因此，不少研究探讨了感觉寻求和物质使用、攻击、网络成瘾等问题行为的关系。

(一)感觉寻求对物质使用的影响

Hittner和Swickert通过对61项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相比其他的人格类型，感觉寻求对于个体的酒精使用有最强的预测作用。高感觉寻求对于烟草、大麻、迷幻药等其他类型物质使用的促进作用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得到证实，并发现了和酒精使用类似的产生机制[17]。Romer和Hennessy提出了感觉寻求的生物-社会-情感模型，认为个体对于药物使用的情感评价以及同类型的同伴吸引中介了感觉寻求对药物使用的影响[18]。也有研究者发现，饮酒动机能够中介感觉寻求和青少年酒精使用的关系。感觉寻求对青少年物质使用的影响也受到权威性教养方式、父母监控、同伴使用、同伴压力等因素的调节。例如，Stephenson和Helme指出，权威性教养方式能够补偿高感觉寻求所带来的青少年大麻使用倾向[19]。

(二)感觉寻求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一项关于感觉寻求和网络成瘾的元分析指出，感觉寻求总分及四维度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在0.09—0.35之间，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相关程度高于非中国背景[20]。感觉寻求能够通过影响非适应性认知进而影响青少年病理性网络使用[21]。郭碧味等基于生物-社会-情感理论，揭示了感觉寻求通过提升青少年对网游玩家的正面社会印象促进其对网络游戏的积极情感联结，进而影响网络游戏成瘾[22]。

(三)感觉寻求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一项包含32 217名从童年晚期到成人早期被试的元分析，考察了43份研究报告的效应量后证实了感觉寻求和攻击行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d=0.19, p<0.01)[23]。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感觉寻求和攻击行为间关系的效应量还会不断提升。不仅如此，敌意认知、消极情感能够中介感觉寻求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国内学者李董平等人的研究也发现，感觉寻求能够通过影响直接攻击规范信念，进而作用于青少年攻击行为[24]。

(四)感觉寻求对其他问题行为的影响

高性感觉寻求的个体会出现更多未受保护的性行为和更多数量的性伴侣。有研究考察了感觉寻求对不安全性行为的影响机制，发现性环境下的酒精使用能够中介感觉寻求对风险性行为的影响[25]。也有研究探讨了感觉寻求和风险驾驶之间的关系。例如，Arnett的研究指出，感觉寻求总分及其各维度(新异性、强度)和风险驾驶均呈显著正相关[6]。Jonah等在对40项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感觉寻求能够解释风险驾驶10%—15%的变异，同时指出感觉寻求和汽车碰撞事故间呈显著正相关[26]。

六、研究展望

在最近的20年间，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感觉寻求及其对问题行为的影响，但是该领域仍然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中国青少年感觉寻求的发展特征和变化轨迹是怎样的？基于全体人口发展的特点来说，青少年感觉寻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青少年感觉寻求的发展是动态变化的，更是存在显著个体差异的，即不同个体感觉寻求迅速上升的起始时间，以及开始下降的起始时间不尽相同。然而，当前国内外的感觉寻求研究基本都采用变量中心方法，将所有被试“打包”在一起进行整体研究，忽视了青少年感觉寻求的个体差异性，这样所得出的研究发现是不精准的，甚至是有问题的。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感觉寻求发展轨迹的青少年受不同的基因、环境和脑科学基础的影响，因此，要想准确把握青少年感觉寻求的行为遗传学和神经科学基础，也必须了解青少年感觉寻求的发展趋势差异。与此同时，将中国和欧美青少年感觉寻求的发展特点和变化轨迹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其中可能存在的文化相似性和差异性问题，也有利于进一步揭示感觉寻求的本质。

第二，感觉寻求的形成是如何受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影响的？二者是如何相互共同作用的呢？目前国际上不少研究认为生物遗传因素可能是影响青少年感觉寻求水平变化最主要的原因。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感觉寻求的作用。例如，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学校是青少年学习、生活的最主要场所，校园氛围、教师支持、同伴关系等因素均存在影响青少年感觉寻求的可能性，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不仅如此，相比于西方国家，到了青春期阶段，中国家庭环境中父母的教养方式、亲子关系等因素依然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也不能忽视家庭环境对青少年感觉寻求的影响。另外，还必须认识到个体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感觉寻求水平的变化也不例外，既有生物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主效应，也可能存在生态环境(学校、家庭等)和生物遗传(基因等)的交互效应。

感觉寻求的行为遗传学基础研究，不仅要纳入多个对感觉寻求生物学通道多巴胺功能具有影响的多态性基因位点，同时，也要结合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两类模式进行分析。既要探讨基因对感觉寻求相关生态环境因素的动态影响，即基因-环境关联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探讨遗传因素对个体在不同环境下感觉寻求的差异敏感性，即基因-环境交互作用，从而对遗传和环境因素在青少年感觉寻求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进行更全面的分析，更好地揭示“先天”和“后天”在感觉寻求人格特质中的作用。对感觉寻求产生和发展的遗传、环境因素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不仅对个体发展的遗传-环境之争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如何干预或调控感觉寻求，从而减少或干预青少年的各种问题行为这一重大实践课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第三，青少年感觉寻求的神经基础是什么？目前虽然已有了一些关于感觉寻求神经基础的研究，但也主要是以欧美成年人群为被试开展的，且多停留在描述相关研究阶段。考虑到中国青少年和欧美青少年在生理、心理等多方面发展存在差异，有必要以中国青少年群体为被试进行感觉寻求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如不同感觉寻求类型的中国青少年群体静息态下的大脑功能连接的差异等。由于大脑多巴胺浓度提升导致了高感觉寻求水平，进而促使问题行为的发生。如果能够以降低感觉寻求水平为目标，通过多巴胺拮抗剂(如氟哌啶醇)等药物改变大脑神经活动，最终有效地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也是对采用药物手段干预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推动和创新。

感觉寻求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认知和神经机制当前依然不清楚。Steinberg提出的双系统模型(dual system model)指出，情绪加工和认知控制系统达到结构、功能成熟的时间和青少年年龄进程并不一致可能是其出现问题行为的神经基础[9，16]。然而，青春期情绪加工和认知控制的变化在感觉寻求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过程中具体扮演什么角色仍不明晰，需要更多直接的行为证据来进一步说明这两个系统是如何相互竞争的。有必要扩展双系统模型，探讨风险加工和认知控制在感觉寻求影响问题行为中的方向性问题。情绪加工和认知控制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因素，借助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探讨二者在感觉寻求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作用，有助于揭示问题行为干预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和关键手段，为神经、心理和药物干预的开展提供重要参考和依据。

第四，感觉寻求与青少年不同类型问题行为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不少研究证实感觉寻求是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指标，但是，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较多研究集中在考察感觉寻求与物质使用的关系，缺乏系统考察感觉寻求的多维度结构与不同类型问题行为的可能对应关系；缺乏对感觉寻求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内在机制(包括中介机制或调节机制等)的探讨，无法对干预实践提供更详细的指导；大多为横断研究，在方法学上，再多的横断研究也无法揭示感觉寻求与问题行为的因果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当前的研究数据处理视角采用的多是变量中心法，不利于考察个体发展的异质性，例如，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展轨迹可能存在多种类型(如上升型、下降型、起伏型等)，不同发展趋势受到感觉寻求的影响很可能存在差异。

为进一步明确感觉寻求对青少年不同类型问题行为的影响，有必要采用纵向追踪的研究方法，在对相同的两个或多个变量进行重复测量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交叉滞后模型合理地推论感觉寻求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中介和调节机制，进一步提升干预实践的指导价值。不仅如此，在具体研究中还需要结合个体中心法对感觉寻求和青少年不同类型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个体中心法充分考虑到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包括发展趋势的差异性)，通过构建潜变量增长模型、潜类别模型以及混合增长模型，识别样本特异性的组合模式或发展模式，从而描绘出其整体的、高度交互的和个性化进程的发展，才能够深入系统地同时从个体和整体层面更清晰地把握感觉寻求和问题行为的变化情况。

总之，在感觉寻求及其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不清楚的重要或关键问题。有机结合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各领域目前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技术(如fMRI、静息态fMRI、基因位点分析技术、药物干预等)，从行为遗传基础和大脑神经基础两个角度“双管齐下”，在纵向研究、神经研究、生物遗传研究等研究设计间相互印证配合，才能更科学和系统地揭示青少年感觉寻求的发生机制及其对问题行为的影响，为调控感觉寻求和开展针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心理、神经干预提供更扎实的基础和依据。

参考文献：

[1]M. Zuckerman. Sensation Seeking: Beyond the Optimal Level of Arousal.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79:10.

[2]M. Zuckerman, S. B. Eysenck, H. J. Eysenck.SensationSeekinginEnglandandAmerica:Cross-cultural,Age,andSexComparison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78, 46: 139—149.

[3]M. F. Russo, B. B. Lahey, M. A. G. Christ, et al.PreliminaryDevelopmentofaSensationSeekingScaleforChildre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1, 12: 399—405.

[4]陈丽娜, 张明, 金志成, 等. 中小学生感觉寻求量表的编制与应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6, 22: 103—108.

[5]G. Huba, M. Newcomb, P. M. Bentler.ComparisonofCanonicalCorrelationandInterbatteryFactorAnalysisonSensationSeekingandDrugUseDomains.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81, 5: 291—306.

[6]J. Arnett.SensationSeeking:ANewConceptualizationandaNew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4, 16: 289—296.

[7]P. Netter, T. Rammsayer.ReactivitytoDopaminergicDrugsandAggressionRelatedPersonalityTrai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1, 12: 1009—1017.

[8]R. Daitzman, M. Zuckerman.DisinhibitorySensationSeeking,PersonalityandGonadalHormon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80, 1: 103—110.

[9]L. Steinberg, D. Albert, E. Cauffman, et al.AgeDifferencesinSensationSeekingandImpulsivityasIndexedbyBehaviorandSelf-Report:EvidenceforaDualSystemsMode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8, 44: 1764—1778.

[10]J. A. Feij, T. W. Taris.BeyondtheGeneticBasisofSensationSeeking:TheInfluencesofBirthOrder,FamilySizeandParentingStyles. Romania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0, 12: 54—61.

[11]R. E. Rice, L. Donohew, R. Clayton.PeerNetwork,SensationSeeking,andDrugUseamongJuniorandSeniorHighSchoolStudents. Connections, 2003, 25: 5—19.

[12]A. L. Lawson, X. Liu, J. Joseph, et al.SensationSeekingPredictsBrainResponsesintheOld-NewTask:ConvergingMultimodalNeuroimagingEv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2012, 84: 260—269.

[13]J. E. Joseph, X. Liu, Y. Jiang, et al.NeuralCorrelatesofEmotionalReactivityinSensationSeek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20: 215—223.

[14]J. D. Kruschwitz, A. N. Simmons, T. Flagan, et al.NothingtoLose:ProcessingBlindnesstoPotentialLossesDrivesThrillandAdventureSeekers. Neuroimage, 2012, 59: 2850—2859.

[15]A. Cservenka, M. M. Herting, K. L. Seghete, et al.HighandLowSensationSeekingAdolescentsShowDistinctPatternsofBrainActivityduringRewardProcessing. Neuroimage, 2013, 66: 184—193.

[16]L. Steinberg.RiskTakinginAdolescence:NewPerspectivesfromBrainandBehavioralScienc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 16: 55—59.

[17]J. B. Hittner, R. Swickert.SensationSeekingandAlcoholUse:AMeta-analyticReview. Addictive Behaviors, 2006, 31: 1383—1401.

[18]D. Romer, M. A. Hennessy.ABiosocial-AffectModelofAdolescentSensationSeeking:TheRoleofAffectEvaluationandPeer-GroupInfluenceinAdolescentDrugUse. Prevention Science, 2007, 8: 89—101.

[19]M. T. Stephenson, D. W. Helme.AuthoritativeParentingandSensationSeekingasPredictorsofAdolescentCigaretteandMarijuanaUse. Journal of Drug Education, 2006, 36: 247—270.

[20]王洁, 陈健芷, 杨琳,等. 感觉寻求与网络成瘾关系的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 1720—1730.

[21]叶宝娟, 刘建平, 杨强. 感觉寻求对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影响机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4, 30: 96—104.

[22]郭碧味, 胡谏萍, 张秋艳, 等. 感觉寻求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社会印象和情感联结的链式中介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84—89.

[23]L. C. Wilson, A. Scarpa.TheLinkbetweenSensationSeekingandAggression:AMeta-analyticReview. Aggressive Behavior, 2011, 37: 81—90.

[24]李董平, 张卫, 李丹黎,等. 教养方式、气质对青少年攻击的影响:独特、差别与中介效应检验. 心理学报, 2012, 44: 276—277.

[25]C. S. Hendershot, S. A. Stoner, W. H. George, et al.AlcoholUse,Expectancies,andSexualSensationSeekingasCorrelatesofHIVRiskBehaviorinHeterosexualYoungAdults.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007, 21: 365—372.

[26]B. A. Jonah.SensationSeekingandSiskyDriving:AReviewandSynthesisoftheLiterature.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 1997, 29: 651—665.

【责任编辑：王建平；实习编辑：杨孟葳】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心理、神经机制与干预研究”(31170998)

【收稿日期】2016-04-02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6)03-0082-06

(作者简介:张卫，河南正阳人，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心理应用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键军，安徽黄山人，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刘莎，江西宜春人，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甄霜菊，广东开平人，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讲师；喻承甫，湖北监利人，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