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建梅　　王　　儒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略论“个人自治、文化认同与共和爱国主义”异同

贾建梅王儒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401）

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共和爱国主义的思潮和文化认同的思潮都是对梁启超思想的一种继承与发展，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又体现在两种思潮之中，共和爱国主义的国家建设构想集中体现于“邦国主义”，文化认同则强调通过文化来复兴民族。

梁启超；个人自治；共和爱国主义；文化认同

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近代中国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先驱者们洞察到社会变革和社会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变革和人的现代化，人们的精神世界与信仰追求有了时代性转变。一批批先驱者引领着中国人开辟新的精神家园，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思想方面的现代化进程。随着内忧外患的逐渐加重，一部分先进的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精神家园的不足，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也逐步有了新的、更为科学的态度。在此情况下，一批批先驱者对未来的国家走向进行了探索，在这其中，梁启超认为，新国家的国民应该是“新民”，他所提出的新民人格，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基本内容，唤醒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解放意识。近代中国，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下，梁启超意识到，一个国家社会变革的基础在于国民观念的改变，所以，改造国民性，塑造具有新民人格的新国民是至关重要的。

而个人自治思想和能力是新民必备的素质之一，在社会动荡的年代里，国家该何去何从？有两种思潮出现，并成为焦点：张佛泉的共和爱国主义和张君劢的文化认同，而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是构成他们思想的共同基础。梁启超一生都致力于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主张通过塑造新国民，使国家自立、富强，他的个人自治思想就是将中西文化结合的范例。

一、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论述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作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主张“礼治”，即以道德伦理来调节冲突，用礼、义、廉、耻来强调秩序。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时代。在西方列强的不断冲击下，传统的中国文化秩序全面解体，社会变革随之而来，建立一个兼具自由与平等的社会体系，成为了社会重建的首个目标。同时，这也是现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主题。

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统治者逐渐意识到与当时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且决定学习西方的器物。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中，战争的惨败使得近代中国由学习西方器物逐渐向学习西方制度转化。一个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但是，随着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维新变法的失败，使得通过“学习西方制度”促进国家富强这一道路又宣告失败。梁启超逐渐开始重新思考，国民是社会变革、国家发展的决定力量。如何塑造新民，直接决定着国家是否能够走上富强的道路，学习西方应该由“学习制度”转移到“学习文化”上来，梁启超认为缔造新国民就是改造中国旧有的，学习西方新来的。在新民概念中，个人“自动自发地改造”至关重要。

梁启超认为，一个民族和国家不自治，必然治于人，这是必然规律。鸦片战争是中国屈辱近代史的开端，当时外国列强不止是器物、制度上领先于中国，更重要的是，西方民族更富于自治力。梁启超的《新民说》强调“新民是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梁启超认为，自治应从政治上独立于外力的干涉，转化为政治上的自己管理自己，最后转为伦理上的个人自我管理。自治思想最重要的是权利思想和自由。

整个封建社会经历了多次朝代更迭和社会变迁，但是广大民众一直都被束缚在无权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在近代中国，广大民众依然处于无权的地位。所以，“权利”一词对于近代中国之前的国民是十分陌生的，而在梁启超所倡导的个人自治中，权利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自由不应该是在幻想中脱离人类共同体机制而自在地存在，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人平等。梁启超以独立、自由的现代品格着眼于塑造“新民”人格，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但是，个人自治必须要保证国家的独立。个人自治目标在于通过个人自治来达到群体参与政治，从而使国民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来，达到废除专制的目的，使得国家富强。

二、张君劢的文化认同思想论述

在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的时代，很多学者在讨论中国未来的道路、学习西方思潮不断高涨之时，张君劢则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不可被否认。在多条救国道路中，张君劢找到了振兴民族主义这条道路。张君劢逐渐意识到，中国人受历史遗留下来的“天下观念”的影响，缺乏对民族的一致认同。

张君劢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首先，张君劢认为，个人的意义是在文化传统中获得的，他认为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认同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的自主权’，即民族文化的本位意识，运用自己的思想力，尊重本国的固有文化，不跟着西人的思想走，贵乎独创，不贵模仿。”［1］其次，张君劢认为民族国家共同体是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道德共同体，“集体道德的建立，有赖于一个富有生机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公共政治文化”［2］。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需要借助公共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和法律背后的价值是以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依托的。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十分重要的，不应该全部接受西方的思想，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必有可取之处。总之，文化认同的核心是：“通过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养成一切以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意识即新的中华民族性，并以此为基础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从而使中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3］

三、张佛泉的共和爱国主义思想论述

张佛泉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像西方一样的政治性的国家。他所倡导的民族主义，不仅是政治性的爱国主义，而且是具有共和主义倾向的爱国主义。张佛泉的邦国主义就是具有共和主义倾向的爱国主义。首先，邦国主义是一种偏政治性的爱国主义，这与传统的爱国主义有所不同：它并不像传统的爱国主义那样，对祖国无条件地认同；邦国主义是基于政治的爱国主义，它不是无选择地认同祖国（这就是所谓的“去民族性”），邦国主义是建立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共同体之上的，“这一特定的共同体，就是自由主义心目中以自由民主为内涵的共和政体”。［2］其次，张佛泉的邦国主义还追求自治，自治是邦国主义的核心原则。自主性原则是邦国主义的源泉，自由或自主是邦国主义的道德基础。最后，张佛泉的邦国主义是建立在一种政治的道德基础之上，这个道德基础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传统的宗教或伦理价值，它是对一种相同的政治认同，张佛泉将文化排除在了共和爱国主义之外。

四、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认同两种思潮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思潮的关系简析

首先，梁启超和张佛泉都承认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个过渡阶段，并且强调公民自治的重要性。但是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而张佛泉反对专政。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有各自的过渡方式，英国是和平过渡，法国是革命过渡，德国和意大利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实现的过渡。邦国主义是“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民族达到主权国的理论或运动”［2］，所以，邦国主义则是希望政治上获得主权，并且是以追求自治为目的的。需要指出的是，邦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原则是内在一致的，都是由启蒙运动所奠定的自主性原则。自治成为张佛泉共和爱国主义的核心原则。梁启超所主张的个人自治思想和张佛泉所倡导的共和爱国主义都把“国民自治”置于最高的地位。在自治社会中，国民需要一种民族精神。张佛泉眼中的民族国家共同体需要“去民族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的养成不仅需要良好的政治制度为基础，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公民意识的培养。从这个层面上讲，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张佛泉的共和爱国主义有着相联系的环节。

其次，国民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国家富强是梁启超等爱国人士的共同追求，爱国志士的所有思潮也都是从救国图强这个出发点而来的。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是他的民族思想建构的内容，而张佛泉又继承了梁启超在不同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成为共和爱国主义。从时间先后观察，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为共和爱国主义思潮奠定了基础，个人自治思想是后来多种思潮的源泉。个人自治思想是前提，共和爱国主义思潮是目的。共和爱国主义思潮是个人自治思想实现的政治保障，个人自治是实现共和爱国主义的基础，而实现爱国主义的过程又有利于个人自治思想的发展，能够帮助民主实现国家范围内的大规模自治。自由或自主，便是张佛泉心目中理想邦国的公民宗教。梁启超主张个人自治的意义在于自胜，在他看来，自胜、自由与自强三者实为一事，梁启超讲个人与自我良心和个人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相比拟，个人的独立与发展将带来国家的自由、独立与发展。

最后，共和爱国主义思潮是发展了梁启超前期的一部分思想，即个人自治思想中效仿西方的个人自由，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摒弃。

（二）个人自治思想与文化认同思潮的关系简析

二者都十分重视本民族的文化，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张君劢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更加注重从儒家思想中发掘救国的良方。文化认同是对梁启超后期思想的继承。因为在梁启超的后期思想中，他渐渐转入了对文化的研究，文化认同也是继承了梁启超的“中国式的个人自由”（个人自治）思想。相比他前期的思想，梁启超提出个人自治思想的时候，他更为强调自由的意义在于“克制自己、胜过自己”，自我克制是自由的条件。同样地，文化认同所倡导的从本民族中寻找文化自信，塑造新国民是与“自胜”相联系的，这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五、总结

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体现在《新民说》中，具有浓厚的国民主义色彩；张佛泉的共和爱国主义发端于这里，所以二者的共性在于都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国家，实现国民自治。梁启超在缔造新民的途径中选择了中西兼用的方法，所以个人自治也离不开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这样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又与张君劢的文化认同相联系。张佛泉的共和爱国主义重视的是国民的政治追求，力求在国民统一的政治理想基础上建国。张君劢的文化认同重视的是以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意识，主张用文化来救国；但是他同时也重视国家，提出了“改善国家组织”的设想。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是建立在综合共和爱国主义和文化认同思想的基础上的，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共和爱国主义，即一个民族首先应该拥有共同的民族意识，然后再在共同的政治理想上建国、培养具备个人自治思想的新民。

无论是在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中，还是在张佛泉的共和爱国主义中，抑或是在张君劢的文化认同中，个人自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群体、为国家、为政治服务的。以张佛泉和张君劢为代表的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认同两大思潮，分别可以从梁启超思想中找到原始出处，体现了其深受梁启超影响的时代烙印。爱国主义包括了民族和文化意义上的统一，它要求一个人在民族和文化上产生与大多数同胞间的认同，它的核心含义应是其传统共和主义式解释，即去做一个追求和捍卫政治上共同自由的合格公民。

［1］许纪霖.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J］.思想与文化，2005.

［2］许纪霖.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 ［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07）.

［3］陈先初.张君劢中国近代化构想述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03）.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Individual Autonomy，Cultural Identity and Republican Patriotism”

Jia Jianmei，Wang Ru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China，300401）

The thought of individual autonomy of Liang Qicha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and the thoughts of Republican patriot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 are both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ang Qichao’s thought.Liang Qichao's thought of individual autonomy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two kinds of thoughts，the conception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about republican patriotism embodies in“State nationalism”，while the cultural identity emphasizes the revival of the nation by culture.

Liang Qichao；individual autonomy；republican patriotism；cultural identity

D026

A

1671-2862（2016）03-0084-03

2016-05-20

贾建梅，女，河北邯郸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哲学、人学；王儒，男，河北邢台人，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