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说中的北京想象——以老舍三四十年代小说创作为例

2016-03-08彭迎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老舍想象北京

彭迎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0）

老舍小说中的北京想象——以老舍三四十年代小说创作为例

彭迎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河南郑州450000）

老舍深受北京古城文化的影响，其创作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小说创作承载了他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想象。不同于张恨水、沈从文、萧乾等作家对北京的想象，老舍能够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地探寻北京的文化风物、风土人情及文化精神。老舍笔下的北京，既表现出老舍对传统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熟稔和眷恋，又能够揭示老北京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合时宜。此外，老舍也看到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明的丑恶、肮脏，以及其中扭曲的人性。老舍的小说展示了一个说不尽的北京，从而获得了永恒的艺术生命。

老舍；小说；北京想象；风俗；文化

一、难以割舍的北京情结

老舍生于北京，从小便受到北京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北京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尽管多次远离北京，或是游于英美，或是居于异乡，但他的小说创作却始终浸润着北京风味，讲述着北京的街道、胡同、大杂院里的人和事，探寻着北京这座文化古城的文化密码，并能够以一种外在的视角观照这座城市的文化痼疾。刘大先在《作为文化想象的北京：老舍笔下的北京意象》一文中指出，老舍“有着难以割舍的北京情结”［1］，他在作品中营造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北京意象。在这个丰富的文学世界中，北京“不仅承载了文学想象与被想象的任务，同时也是想象与被想象的主体，它融合了历史、传统、社会、时代、伦理、道德的多重意义”［1］。

有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北京想象做了分类研究，他认为，现代文学中，关于北京的城市想象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张恨水的以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为背景的通俗小说。这类创作中的北京形象，经过了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影响和改造，不免浸润了作家个人的主观情感，视角也趋向平民阶层，正是“这一情感趋向令张恨水在小说中赋予北京的文学想象呈现出俗中见雅、雅中见俗的雅俗错位现象”［2］。一类是京派作家群，如沈从文、萧乾等对于北京的乡土想象表达。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将北京作为一个异己的‘他者’来审视和批判”，“去观察和审视都市文明中的种种病态”［2］；萧乾则以忧伤的故事揭露社会的贫富对立，反思城市文明。二者都将北京作为乡土的对立面予以批判。再者就是老舍对于北京的文学想象。

相比于京派作家和张恨水的北京想象，老舍笔下的北京更为丰富和立体，情感更为复杂。老舍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既受到了老北京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北京有着浓烈的爱恋之情和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感；同时，老舍曾经留学英国，后来又曾游于美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又能够以一种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来观照这个东方古都。有人说，张恨水是以一个“更像是以一个京华访客的身份，悲天悯人而又雅趣不减地站在大门口窥视”［2］；而京派作家对都市的憎恶态度，使之无法进入北京的内部。只有老舍是以一种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角度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热闹纷繁的北京。

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大量小说，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这一期间的《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以及许多短篇，加上20世纪40年代的《四世同堂》，或以北京为背景，或展示北京的风俗民情、文化风貌，或描摹城市平民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或探究北京独特的文化精神。

二、独具特色的市民世界

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提到，“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执着地描写 ‘城与人’的关系，他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显示了老舍对这一阶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3］。老舍的小说，花费了许多笔墨来表现北京的建筑、街道，老北京各个行当特有的运作方式，以及婚丧嫁娶的风俗习惯上。

大杂院、胡同是老舍的笔触常有所及的地方。《柳家大院》的故事就发生在大杂院里，各式各样的底层市民混杂在大杂院中，鸡犬之声相闻，这种特殊的居住形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北京特有的市民文化。大街上的各色人等，尤其是底层民众，更是老舍熟悉而津津乐道的话题。无论是洋车夫（《骆驼祥子》）、巡警（《我这一辈子》），还是下等妓女（《月牙儿》），小说都能以一种熟稔的笔调写出他们的行业特征，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底层民众为了生计而苦痛、挣扎的图景。

此外，老北京的风俗人情、礼仪习惯、生活方式以及民间技艺，老北京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令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老舍难以忘怀，对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产生了认同感，乃至天生地对这种成熟精致的文化感到自豪和陶醉。在小说中，老舍不惜大量篇幅来表现这些风俗人情。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对“北京街上高摊、地摊、果店里陈列出来的各色各样的水果名目、色彩、气味乃至小贩艺术化了的叫卖声都乐此不疲地娓娓道来”［1］，老舍通过对北京的这些正在失去的美好的不断追忆和慨叹，表露出强烈的文化情感。

三、文化精神的双重观照

风俗人情只是漂浮在表面的文化表象，发现文化表象之下掩藏的深层文化精神，是老舍北京想象的不凡之处。

不同于“左翼”文学阶级分析的写作方法，老舍通过文化的视角展开了一幅北京市民世界的画卷。在文化批判视野中书写人性，探讨国民性，似乎更容易触摸到老北京人的文化脉搏。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老舍用“官样”概括北京文化特征，例如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性格的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他笔下的北京老派市民，无不体现了这些文化性格。

老舍毕竟受过西方现代思想的熏染，他在娓娓道来北京的风俗人情、礼仪习俗之外，能够用一种超乎感性之外的理性的评判标准，来反观北京文化，反思这种文化中隐藏的丑陋、腐朽、无用之处，看到这种文化在“乡土”中国在不断向现代中国转换的进程中所受到的巨大冲击。

《离婚》中的张大哥，是个坚决维护传统秩序的人。“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在张大哥看来，离婚不仅仅是家庭的破裂，更意味着一切既成秩序的破坏。他一生的事业，是弥合裂缝，调解争端，消弭“危机”以使天下太平。张大哥的这种人生哲学，其实就是软弱、妥协，向一切既成秩序低头。张大哥是绝对不可能“革命”的，他也消灭了老李的浪漫幻想。

祁老太爷是典型的老派市民，他善良、蒙昧，谨奉着“知足保和”的古训。即使是席卷整个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对于他，也只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他最关心的是家里是否存着足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在他看来，面对战争，只需要把大门关得紧紧的，再拿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住，便足以消灾避祸。只因为他们信奉这种哲学：“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有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居然也用小市民日常生活交往的准则来理解。他深受北京市民阶层文化的影响，在心里把小羊圈胡同里的人分了尊卑贵贱。他同情邻人钱默吟的遭遇，但他绝不愿因救别人而连累了自己。老舍看到了北京市民文化浸染中人们的软弱、苟安、与世隔绝，同时也看到了这种市民文化在古老社会秩序受到民族战争冲击后的土崩瓦解。

一方面，老舍表现了北京这个城市的病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在老舍的笔下，北京也是古老中国的缩影。北京市民的文化心理，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可看作是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老舍说“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什么叫严肃”。老舍小说中的北京市民表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精神的麻木、愚昧。《柳家大院》中，老王唆使儿子打媳妇，连二妞也来欺负嫂子，不但如此，邻居们都认为媳妇该打。“妇女们也这么说，他们以为她该挨揍，他们也说我多事，男的该打女的，公公该管教儿媳妇，小姑子该给嫂子气受，他们这群男女信这个！怎么会信这个呢？谁教给他们的呢？”［4］这样一种畸形的变态心理，就存在于这一群大杂院的人之中，最可悲的是连妇女也认为女人该打，受害者不自觉地扮演着帮凶的角色。人心的麻木、对传统恶习的屈从令人惊愕。而欺负嫂子的二妞，她的结局能比嫂子好多少呢？

除了批判传统文明的不合时宜，老舍也批判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明的病态和肮脏，环境的冷漠和残忍，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人性的扭曲和丧失，与此同时，老舍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城市底层的生活画卷。祥子是一个从乡下来到北京的小伙子，他一开始憨厚、上进、实干、要强，带着乡下人淳朴的品质。他一心想要攒钱买辆自己的车，结果不是车被匪兵抢去，就是辛辛苦苦攒的钱被孙侦探骗去，他的梦想一次次的破灭，买车过好日子只是祥子一厢情愿的愿望罢了，因为车夫的身份不可能使祥子享有更好的命运。进一步说，即使祥子买了车又能如何？小说中的老车夫祖孙，有了自己的车，结果依然是落魄凄凉，命运拖着他一步步地走向堕落的深渊。正是希望的虚无，使得祥子这样要强的人丧失了淳朴的本性，变得麻木、懒惰、贪婪、缺德、无恶不作，成为了一个恶棍。

《月牙儿》与《骆驼祥子》一样，表现了社会是怎样使人别无选择地走向堕落，人性、亲情在“肚子饿”这样的真理面前不得不被扭曲，与《骆驼祥子》不同的是，《月牙儿》是以一个女性的角度来书写的。类似的还有《我这一辈子》，仿佛是命中注定般，主人公别无选择地当了巡警，最终连巡警也当不下去，家破人亡，凄凉终老。老舍为我们展示了城市底层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悲惨人生，写出了他们拼命挣扎，但最终也挣扎不出底层的悲惨命运，在千方百计的努力之后，不得不放弃了善良、淳朴的本性，变得世故、麻木。老舍的眼光独到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底层人民的挣扎与不甘，更看到了他们挣扎之后的无可奈何，这是对“命运”的慨叹，其实更是对这个暗无天日、鸡鸣不已的社会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