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胡”在团中央的难忘岁月

“文革”时期，“三胡”等人每天都要多次被揪出来示众，又是揪头发，又是拳打脚踢，给他们坐“喷气式”，接受惨无人道的批斗。就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等人也宁折不弯，不向恶势力低头。胡耀邦经常鼓励胡启立等年轻同志：要挺得住，要经得起考验。

团中央“三胡”的提法，最早是在“文革”初期叫开的。“三胡”指的是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文革”开始后，在江青、康生等人的煽动下，他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团中央。当时，北京海淀区一个中学的红卫兵首先在团中央机关大院贴出了“打倒三胡”的大标语。后来“三胡”的提法广为流传。

胡耀邦与胡克实

先后相聚

“三胡”可以说是代表着建国前三个不同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团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是中央苏区时期著名的“红小鬼”，1929年底14岁投身土地革命；胡克实是抗战爆发前后投身革命的三八式干部，1937年9月16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胡启立则是1948年4月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的他积极投身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历史的洪流和机遇将他们先后推到团中央的领导岗位。

在“三胡”中，胡耀邦与胡克实到团中央担负领导工作要早一点。1952年夏秋之际，胡耀邦与胡克实先后调到团中央工作。从1952年起,胡耀邦长期主持团中央工作。他带领全团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开创了建国后青年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胡克实可以说是胡耀邦的最主要助手之一。自1952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一直在团中央书记处担任领导职务的，只有他们俩人。从1955年起，很长一个时期，胡克实与胡耀邦一起住在东城区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六号，来往十分密切。

胡启立到团中央工作的时间要晚一些，和胡耀邦相识也晚一些。1955年8月，全国学联十六大召开，当时胡耀邦是团中央主要负责人，而胡启立作为北京大学团委书记，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26岁的青年。在那次会议上，胡启立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之后，他和胡耀邦才逐渐熟悉起来。

1964年，为响应中央的号召，团中央系统也积极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在同年7月召开的团中央九届一次会议上，作为全国学联主席的胡启立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以胡启立当时的年龄和资历，走到如此重要的领导岗位，在团中央机关内外，应该说都引起不小的震动。就在这时，胡耀邦找到胡启立，进行了一次非常中肯的谈话。在胡启立担任全国学联主席以及进入团中央工作之后，胡克实作为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也关心着他的成长，给了他许多有益的教诲。

患难与共

1966年六七月份，“文革”刚刚开始，北京就处于十分混乱之中。毛泽东那时不在北京，而是在杭州。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6月初，胡克实列席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次会议本来应该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列席，因为他生病住院，就由胡克实列席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根据会议决定，由团中央负责向北京市八个城区各中学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团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大都担任了各工作组负责人。没想到，工作组问题竟成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导火线。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他尖锐地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和路线性的错误。为此，全国各地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突破口，把斗争的矛头公然指向刘少奇……

当时，针对团中央领导层的问题，有人说“三胡等人是糊糊涂涂犯了错误”，但毛泽东不认同这种说法，“三胡不是糊糊涂涂，是清清楚楚”。毛泽东的意思就是团中央和胡耀邦等是自觉地犯了“镇压学生运动”的方向和路线错误。

为此，8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团中央领导层。中央有关负责人奉命宣布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团中央领导人停职反省时谈到，胡耀邦等人停职反省，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主要是：第一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第二条，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够；第三条，走群众路线不够。随后，胡耀邦等人被关押在团中央机关的“牛棚”反省检查。由于“三胡”等团中央领导人停职反省，根据中央指示，团中央成立了一个临时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

进入10月，在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新一轮的造反狂潮还在扩张。江青、康生等人继续攻击团中央，胡耀邦等人遭到更残酷的揪斗。一段时间里，“三胡”等人每天都要多次被揪出来示众，一群身强力壮的造反派押着他们，将他们强行拖到批斗台上，又是揪头发，又是拳打脚踢，给他们坐“喷气式”，接受惨无人道的批斗，其状令人惨不忍睹。就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等人也宁折不弯，不向恶势力低头。胡耀邦经常鼓励胡启立等年轻同志：要挺得住，要经得起考验。胡克实也非常关心年轻干部，在一次接受批斗时，他悄悄地对身边的胡启立说：“你要挺住啊，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真理和事实总会搞清楚！”

1968年10月的一天，接中央通知，胡耀邦离开团中央机关的“牛棚”，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又参加了中共九大。九大结束后不久，团中央机关直属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进驻位于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的“五七干校”。团中央所属各个单位的组织机构实行部队建制，分布在农场各队。

分手告别

在“五七干校”，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营养状况很差，使得胡耀邦很快就累倒了。1971年2月，胡耀邦得了急性乙型肝炎，病情很重。为此，他向中央请示回北京治病。之后，胡耀邦虽然再次短暂回到干校，但不久又重新被“解放”回到北京。此时，周恩来总理正借“九一三”事件之机，千方百计地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从干校等地方接回北京，体检治疗。在胡耀邦被“解放”回京前后，胡克实、胡启立也先后离开黄湖农场，回到北京。

“三胡”回到北京不久，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找他们谈话，说是准备分配给他们新的工作岗位：分配胡耀邦担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分配胡克实担任贵州省铝业联合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对胡启立的工作安排，组织也在考虑。

但是，在如何对待驻团中央的军代表起草的《关于胡耀邦的审查报告》的审查结论上，双方分歧很大。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根据所谓的审查报告，将胡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对这个审查结论意见非常大，据理力争，逐条驳斥，不承认自己属于“三反”分子，也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

由于胡耀邦迟迟不同意在审查结论上签字，因此复出的工作安排被搁置起来。就这样，胡耀邦被长期地“挂”了起来，平日除了参加“学习会”，定期向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汇报思想状况之外，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在位于富强胡同六号的家中埋头读书。为此，胡耀邦曾自嘲自己为“三门”干部，即只逛街，不串门（怕串门连累别人）；有人来，不关门（接待求助于他的人）；好读书，不入门（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趁这难得的“赋闲”之机，胡耀邦在家阅读了大量书籍，思考着现实中的种种问题。

胡耀邦虽然暂时不能工作，但却积极鼓励过去熟悉的同志尽早出来工作，想办法帮助还没有得到“解放”的老干部尽快获得解放。同住一个大院的胡克实也和胡耀邦一起，积极为他们出谋划策。当时胡启立经组织安排准备去偏僻的大西北宁夏，到基层工作。他来到富强胡同，征询胡耀邦的意见，胡耀邦鼓励他说：“有工作就好，有工作就好。”

1972年11月，胡启立前往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不过，粉碎“四人帮”后，胡启立一度重返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直到1980年才最终告别共青团工作，到天津担任市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市长，那是后话了。对胡克实的工作，中央后来又有考虑，1973年12月，胡克实调任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从此，他离开了团中央，一直在科技战线的领导岗位上工作。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然去世，作为当年在团中央工作的老同事、老部下，胡克实、胡启立都异常悲痛。

（易茗荐自《党史博采》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