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修友

(蚌埠医学院 外文教研室，安徽 蚌埠　233030)



美国梦的幻灭与女性“罪责”

储修友

(蚌埠医学院 外文教研室，安徽 蚌埠233030)

文章采取女性主义的视角，对《马丁·伊登》和《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行细读，指出其在艺术形式上如何着意安排事件，编织出具有因果关联性的小说情节，从而建立起“男主角/女主角”这组二元对立的角色关系。这些“文学惯例”经过情节的编织隐藏在经典文本中，成为父权制社会中文学话语的基本内容之一，且不断通过“文学权力”生产着关于女性的“知识”，塑造着父权制社会中被贬抑的“他者”女性形象，强化着不公正的女性身份认同。

美国梦;小说情节;女性主义;文学话语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可见到这样一种文学的或历史的叙事现象：当在人们面对社会集体的危机或个人命运的危机之时，往往会把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归咎于某一位女性人物，从而在文学叙事或历史叙事话语中，常有一位女性人物成了要为此而承担罪责的角色。例如《伊利亚特》中引发战争的王后海伦，甚至“阿喀琉斯的愤怒”也是由这位战利品女俘引起；在《圣经》中，亚当也是因为夏娃的诱惑才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在我国古代也有周幽王为取悦褒姒而烽火召诸侯，以及明末将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历史典故。这些文学叙事和历史典故在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之时，也不断地重复着父权制文化中“红颜祸水”的性别偏见，这类话语也持续强化着这种古已有之的女性性别身份认同。

一、情节设计与女性人物形象

笔者认为，在有关“美国梦”的叙事文学作品中，同样也存在着这类女性人物要为男性人物的命运危机而承担罪责的现象。例如，《马丁·伊登》(MartinEden, 1909)、《美国的悲剧》(AnAmericanTragedy, 1925)、《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Gatsby, 1925)和《人与鼠》(OfMiceandMen, 1937)这四部小说，都是有关“美国梦”的典型文学文本，其中都各有一位重要的女性人物，在小说文本虚构的叙事世界之中，逐渐成为男主人公实现“美国梦”的“绊脚石”，并且她们最终都要为男主人公“美国梦”的幻灭负责。例如，在中篇小说《人与鼠》中，由于农场的女主人对雇工莱尼挑逗诱惑，才导致莱尼失手勒死了她，从而使莱尼和其挚友乔治的美国梦瞬间化为泡影。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叙事的问题直接关系历史书写的问题”[1]2，关于“美国梦”的文学叙事也同样关系到对于女性的历史书写是否公正合理、是否带有父权制文化中的性别偏见等问题。本文在进行文本细读时引入女性主义视角，着重分析《马丁·伊登》和《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两部代表性作品的情节，是如何在艺术形式上通过安排事件，编织出以事件的因果关联性为主要特点的小说情节，逐步诱导读者接受诸如“红颜祸水”这样的父权制文化中的意识形态。

对于小说情节的理论探讨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著作《诗学》，其中“涉及悲剧情节的论述为现代小说叙事理论的情节观奠定了重要的认识基础”[2]34。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的第六章指出，“情节是对行动的模仿；这里说的‘情节’指事件的组合。”[3]63-64北京大学申丹教授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情节观“十分关注主人公命运演变与情节布局之间的内在关系。”[2]4120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兼文学批评家E.M.福斯特，在他的理论名著《小说面面观》中，也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观，他主要是从读者审美心理角度考虑，从故事的层面关注情节，同时将因果关系视为情节的界定成分[2]42。福斯特指出“我们已经给故事下过了定义：对一系列按时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情节同样是对桩桩事件的一种叙述，不过重点放在了因果关系上。‘国王死了，后来王后也死了’是个故事。‘国王死了，王后死于心碎’就是情节了。时间的顺序依然保留，可是已经被因果关系盖了过去。”[4]358-359

现今国内研究者也认为，“叙事运动是一个因果接续的运动”[1]151，从而在小说文本中形成一种关于事件之间联系的因果解释机制，或称之为“情节化”机制。“‘情节化’的机制不仅把行为事件塑造为‘情节’，另一方面也把行为与行为者结合为包含了具体价值内涵的‘形象’。”[1]152-153本文采取了福斯特的情节观，注重发掘小说情节中隐藏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在所论及的“美国梦”小说中，事件系列的“情节化”进程体现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情节化”的艺术技巧运作之下，逐步把男主人公梦想破灭的缘由转嫁到女主人公的一方。

《马丁·伊登》和《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叙述了出身低微的美国青年为实现其生活理想而不懈奋斗，却又最终走向毁灭的故事。从情节安排来看，在这些男主人公为梦想而奋斗的情节中，总会有一位女性角色出现在他们的奋斗历程之中，而且正是由于这些女性人物的诱惑，阻碍了男主人公实现梦想，才使得男主人公的命运出现危机，进而他们的梦想发生毁灭性的突转。在情节的结局处，男主人公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必定会引起读者的怜悯与同情，而对于相对的作为“绊脚石”的女性角色，读者则往往会予以谴责和鄙夷。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对“美国梦”幻灭的故事所进行的情节设计，实际上是把女主人公塑造成了男主人公梦想破灭的“始作俑者”。这样的情节安排为广大读者设置了一个阅读的陷阱，可以从认知上诱导读者的理解和阐释，并以此建立这样的因果联系：认为男主人公梦想破灭的原因全在那些女性角色一方，从而迷失在这些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话语中。这些读者甚至可能于习焉不察之中，成为父权文化中歧视、压迫女性的同谋或帮凶。

二、《马丁·伊登》的情节布局

小说《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的一部富有自传性质的代表作。起初男主角马丁·伊登是一位无名的水手。小说在情节的开始部分，马丁把女主人公露丝想象成伊甸园里的夏娃一般，她对男主角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此时马丁对露丝的感受和认识因“无知”而充满十分美好的想象，同时露丝对马丁的诱惑激起了他强烈的占有欲，并由此使得男主角产生了自己的“美国梦”：既要成为杰出的作家，又要赢得女主人公露丝。然而通过写作成名只是他得到露丝所须经历的道路而已，得到露丝才是他梦想中最重要的一项：“成名固然好，可是那辉煌的梦还是为露丝做的。他并不是一个汲汲于追求名声的人，只不过是上帝名下的一个疯狂恋人罢了。”[5]69从情节设计的角度来说，当情节发展到第九章时，读者可以认为男主人公是追求者，女主人公是被追求者，而且女主角不断地鼓动男主人公采取追求的行动，这里已经为男主角的理想走向幻灭埋下了伏笔。

第九章至第四十一章是小说情节的主体，男主人公不畏艰难、矢志不渝地追寻他的“美国梦”，而露丝在这一主体部分的情节编织中，既扮演着马丁的引诱者的角色，又是马丁实现梦想的障碍。因为马丁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追寻梦想，而露丝却“希望把他塑造成她理想中的男子汉”[5]74。由此可见，情节中有意安排了露丝为男主人公的奋斗历程制造的种种阻碍，实际上女主角就逐渐成为男主角实现梦想的“绊脚石”了。例如，在第十九章中露丝和她的母亲莫尔斯太太经过一次闺房长谈，一致认为“他诅咒、抽烟、喝酒、打架......他在各方面不像一个体面男人”[5]，因此马丁不配爱她。然而，马丁对此却毫不知情，对露丝仍然热情不减。在第二十章，读者终于知道了真相：“她的魅力所引起的种种效应说明她已经是个成年女人了，这使她心花怒放，于是她像夏娃一样折磨他，玩弄他，并且以此为乐。”[5]149

在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章中，露丝对马丁的追求欲拒还迎，和他私订婚约。露丝的家人虽然默认这次婚约，却计划把这位“不名一文”的水手当作工具，使露丝能早日成熟起来，找到真正的如意郎君。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而言，男主角显然是被安排成这个爱情故事中的受害者，而女主角则成了直接的加害者。在第二十三章又安排了马丁袒露心迹这一事件，说“自己成名的愿望主要是为了露丝的关系”，并且“对他来说，爱情比学问和艺术都伟大”[5]169。由此可知，小说的情节是把马丁设计成一位亚当式的、被诱的、天真而不知隐情的男主角。这一安排也强化了情节的戏剧反讽效果，不过这种修辞效果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因为它诱导了读者对男主角寄予同情，而对女主角则嗤之以鼻。也正是因为马丁的“天真无知”，才凸显了情节中他梦想幻灭时的“发现”和“痛苦”。

小说的情节布局中也安排了马丁“发现”(anagnorisis)露丝的“真实面目”一章。在此之后，男主人公的命运也发生了“突转”(peripeteia)。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中两个最能打动人心的成分是属于情节的部分，即突转和发现。”[3]64-65同时，他也指出“突转和发现是情节的两个成分，第三个成分是苦难”[3]90。 亚里士多德较为重视“发现”和“突转”作为情节成分的重要作用。 他说“发现，如该词本身所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3]89同时他对“突转”所做的定义是：“突转，如前所说，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我们认为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3]89对于情节的第三个成分“苦难”，他说“苦难指毁灭性的或包含痛苦的行动，如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死亡、遭受痛苦、受伤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3]90

当代美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利昂·塞米利安在其著作《现代小说美学》中也指出，情节中出现的“发现”或认识“将在具体的场面中产生决定性的变异和成为场面的转折点”[6]107。在《马丁·伊登》中，男主人公的“发现”首先是对女主角露丝的发现或重新认识(recognition)，这既是他的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小说情节结构的高潮部分。当然，他的这些发现或认识是充满了虚幻色彩的，充分体现了他的“美国梦”破灭之后的痛苦与空虚绝望，并且最终导致了马丁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痛苦的生活。从情节中各事件的因果联系来看，马丁之所以会有诸多的“发现”，是与露丝“背叛”爱情分不开的。

在具体事件的安排上，小说的第三十九和第四十章就已经详述了露丝及其家人如何拒绝马丁，并要求解除两人私定的婚约。这两章展现了马丁是与生活苦斗的“男子汉”，而露丝却被描写成无情地抛弃马丁的角色，这直接导致了男主角“美国梦”的破灭。此后马丁跌入了际遇的低谷，就像一个刚醒过来的梦游者，他不问前途命运如何，对一切都似乎不在乎了[5]305。 “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3]89，在第四十一至第四十四章，男主角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同时他对身边的人和所经历的事也有了新的认识。第四十一章对马丁的痛苦和幻灭感有详细的描述：例如，一旦失去了露丝对爱情的承诺与坚持，马丁觉得金钱也变得没有意义；他像既无海图又无船舵的航船，而且无港口可去，只愿随波逐流避开痛苦的生活[5]312。这样的描述清晰地建立了露丝的“背叛”行为与马丁的理想幻灭之间的因果联系，也表明了露丝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情节的另一重要布局是男主人公命运的戏剧性“突转”：正当马丁意欲远赴塔希提岛之时，以前屡次被拒的作品却不断地被杂志社采用，他居然一举成名天下知。然而，对于男主人公来说，这一切的转变都“转得太迟啦”，大笔的稿费也无法重燃他成为作家的热情，“他内心里毫无兴奋之感”[5]314。必须注意的是，男主角际遇的“突转”又反过来促使他对露丝和其他人产生新的认知，而且此时他的“发现”充满了对女主角的怨恨、厌恶和鄙夷：“还有这个露丝……想不到的是，尽管她喜欢他，她更喜欢的是资产阶级估量人的标准。她反对他写作，而且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那个活儿赚不到钱。”[5]336

此外，男主人公最后的“苦难”也是情节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他的“苦难”或“痛苦”是通过情节结尾的两个重要事件得到展示的：其一为马丁痛苦地拒绝了露丝重归于好的请求；其二为马丁的自杀行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而言，这两个事件仍然是充满着丑化、鄙视女性人物角色的男权中心主义意识。例如，第四十四章通过详细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对话，展示了马丁的“痛苦”，充分表明露丝是马丁梦想幻灭的直接诱因。他对苦苦乞求的露丝说，“可是这些钱也并不等于我这个人啊……你现在又要我了，是不是也为了这个，为了名声和金钱吗？”[5]349又如，“我写的东西一出版，我有了名声，这时候你的爱在质地上就起了变化啦……难道爱是如此的粗俗，一定得靠出版物和显赫的名声才能过日子吗？看来真是这么回事。”[5]350情节中还有几处马丁梦想破灭时发出的沉痛的牢骚抱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从事件的前因后果的联系上来说，正是由于情节中安排了露丝的拒绝和背叛在前，才产生了此后马丁的梦想幻灭和由此所带来的“苦难”。因而，从小说中女性人物的身份建构来说，经过这样的因果解释机制的安排，就把女主角露丝塑造成薄情寡义、势利虚伪的“资产阶级小姐”了。

从修辞效果角度而言，这些看似苦痛的陈述除了表明马丁对露丝的怨恨与憎恶，同时还诱导读者把愤恨的矛头指向露丝，认为他理想破灭主要是由于她的缘故，这些对女主角的指责也是有失公正的。显而易见，男主角并没有充分思考人生理想不能充分实现、屈居微贱的社会根源，从而把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转化成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冲突，这是不利于充分揭示美国梦幻灭的深层原因的。

小说情节的最后一个事件也是构成男主人公“苦难”的另一方面：马丁在远航南太平洋的途中自沉海底。这个悲剧性的结局能够诱导读者的认知，以为正是露丝的所作所为使马丁首先对爱情失去信念，觉得生活毫无意义，进而失去了对更高人生价值的追求。最终马丁觉得他恨现在的生活，“生活并不美好；在他的嘴里，生活平淡乏味，甚至苦涩。他的危险就在这儿。不想活下去的生命很可能正在走向死亡。”[5]358在小说最后一章，甚至在他的内心独白中也没有出现一次“露丝”这个字眼。而当工友乔建议现在这位“有钱的单身汉”也娶一位美国姑娘时，他则不屑一顾，“为什么有人想结婚”这个疑问也让他觉得吃惊和不可理解，可见男主角此时对以露丝为代表的女性群体的憎恨。小说结尾对马丁自溺过程的详写也表明，男主人公可以忍受肉体毁灭的痛苦，却无法承受女主人公给他带来的伤痛。所以，无论是情节里的“发现”和“突转”，还是最后男主角经历的“苦难”，都向读者表明露丝应该为马丁美国梦的破灭承担“罪责”。

三、《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情节安排

菲茨杰拉德(F. S. Fitzgerald)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情节结构，同样由诸多的重要“发现”以及与之相关的“突转”和“苦难”所组成，而且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因果关联性。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三者之间的因果联系仍然渗透着男性中心主义的性别偏见。

《了不起的盖茨比》情节成分中的主要“发现”包括：叙述者尼克对男主角盖茨比和女主角黛西的“发现”；盖茨比对黛西的“发现”。首先，在小说情节的第一章，既是叙述者也是小说人物之一的尼克，讲述了他对“隔了两代的表妹黛西”的发现或新看法。多年未见之后，尼克对黛西的认识却是非常负面的：黛西虽然外表美丽，却举止做作、言谈轻浮且内心空虚，她生活无聊、缺少精神追求，而且十分自私自利。例如，她在见到尼克谈及自己的女儿时，对尼克说到：“我很高兴是个女孩。我还希望她变成一个傻瓜，一个漂亮的小傻瓜。”[7]19可以看出，尼克眼中的这位表妹不仅对丈夫汤姆有情妇的现实不作反抗，而且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大后依循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接着做一个“漂亮的傻瓜”。 在情节构成中，叙述者作为一位男性人物，他所道出的对黛西的这一“发现”，不能不说是具有很强的性别偏见色彩。这也反映了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的父权制价值观念要求女性对男性必须屈从驯服，看重女性外表却不看重她是否具有知识和崇高追求等。不仅如此，女性自身也已经把这些塑造女性的父权制话语，内化为其人格与思想的一部分，认为女性如果外表美丽，那么即使头脑简单、思想浅薄也会生活幸福。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情节发展部分的第三章，尼克对男主人公盖茨比的“发现”却是另一番景象。盖茨比给尼克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壮年男子”，而且说话措词文雅[7]44。当其他人都在园会的欢歌笑语声中放浪形骸时，盖茨比反而更显得沉稳了。这一“发现”中男主角所体现出的气质特点，既得到了传统父权制文化的认可，也得到了叙述者的肯定与欣赏。尼克讲述到：“我在他身上实在看不到有什么邪恶的东西。”[7]45因此，在小说的前三章，读者就可以经由尼克的“发现”而认识到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所形成的反差和对照。不过这种反差或对照对于女主人公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尼克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盖茨比与黛西在五年以前的爱情故事。在第五章中这一段由乔丹·贝克讲述的插曲，也使尼克认识到正是黛西抛弃了盖茨比，而盖茨比也“因为黛西在海湾对面”买下了那栋别墅，寄希望于她能不改初心，不顾一切地要和她重温旧梦。由此可见，此处的情节安排是让黛西扮演着一个诱惑者的角色，使盖茨比也成为“上帝名下的一个疯狂恋人”。不仅如此，小说的第八章通过描写盖茨比回忆与黛西的浪漫往事，展示了男女主人公在恋情中的不平等关系：黛西是抛弃他人者，而盖茨比是被抛弃者。情节对这一事件的安排，实际上确认和证实了前文对女主人公负面形象的塑造。她先是诱惑盖茨比，使他“把雄心壮志撇在一边，陷进了情网之中，且越陷越深，忽然之间什么都不在乎了”[7]126。这种情节编排会使读者认为黛西才是那位“始乱终弃”的人物，并且正是由于她轻视爱情却又诱惑盖茨比，才导致他忘记了最初的“雄心壮志”，竟把黛西这样的薄情女性作为人生理想的化身，孤注一掷，犹如飞蛾扑火一般走向毁灭。

在小说的第七章，另一重要“发现”是由尼克和盖茨比共同做出的。通过描写两人在黛西和汤姆夫妇家做客时的对话，表明这两位男性人物对女主角黛西的认识是十分一致的：

“她的声音很不谨慎，”我说，“她的声音充满了……”我犹豫了一下。

“她话音里充满了金钱，”他忽然说。

正是这样。我以前从来没有领悟过。确实是充满了金钱——这正是她说话的声调高高低低带有无穷无尽的魅力，那里有金钱的叮当声，铙钹击打的响声……[7]102

从尼克和盖茨比的对话以及尼克的内心独白可以看出，两位男性人物此时对黛西取得了几乎相同的认识和看法，这种“发现”实质上是把盖茨比与黛西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进行比照，显现了双方的二元对立，即盖茨比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和黛西的世俗享乐主义的人生观是不相容的。对于读者而言在这组二元对立项中，男主人公一方是单纯可同情的，而女主人公一方则是堕落可憎的。以上两位男性人物的对话清楚地展现出，他们都认为女主人公是“金钱第一，物质至上”的，她是无法和男主人公相媲美的，也不配成为盖茨比不懈追求的理想化身。这一重要“发现”也预示了在以后的情节中，盖茨比的“美国梦”终将破灭的结局。

情节成分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和男主人公际遇的“突转”同时发生的。情节高潮部分特别安排了一次意外事件：黛西被描述成一个疯狂的驾驶者，在从纽约返回的途中，她开车不慎撞死了汤姆的情妇梅特尔。黛西肇事之后逃之夭夭，最终却由盖茨比来充当她的替罪羊。与此相对照的是，事发当晚盖茨比整夜守在黛西的屋外，担心她会有不测发生。而尼克看到的真相却是：汤姆正聚精会神地跟黛西热切地说话，黛西还点头表示同意，“这幅图画清清楚楚表现出一种很自然的亲密气氛，任何人也都会说他们俩在一同阴谋策划。”[7]122从对这一事件的描写可以看出，小说情节已经把女主人公设定为一个冷酷无情、缺少仁慈且不负责任的角色，她是难以逃脱读者的谴责的。因为读者已经可以预见到，她不负责任的行为将会使盖茨比的命运发生逆转，他的“苦难”也即将到来。终于死者的丈夫威尔逊疯狂地寻找元凶，在事发后的第二天下午，潜入了盖茨比的别墅枪杀了他。

至于盖茨比之死的“苦难”是否的确与黛西和其丈夫“一同阴谋策划”有关，真相在他被谋杀后终于显露出来。小说的结尾安排尼克巧遇和黛西一起躲起来的汤姆，通过这一巧遇事件最终向读者“揭露”了盖茨比之死的实情，其实是黛西和她的丈夫合谋对盖茨比栽赃陷害，才有了盖茨比命运的悲剧性逆转。通过这样的事件编排，读者所体验到的黛西这个人物形象自然变得面目可憎，诸如“庸俗”、“自私”、“冷酷”等等贬抑的标签，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加在她的身上。进而小说结尾对黛西的“盖棺定论”似乎“顺理成章”，读者也一定不会反对了：“汤姆和黛西，他们是满不在乎的人——他们砸了东西，毁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钱堆中去，退缩到麻木不仁、漫不经心，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中去，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7]151同时，这段具有幻灭意识的谴责言辞所表明的逻辑是，盖茨比的梦想破灭应该直接归咎于像黛西这样的女性，她早已不再单纯善良，在生活中堕落为毫无道德良知、残忍虚伪的罪犯之流。小说结局如此安排，正是要通过男主人公“美国梦”的破灭乃至肉体的毁灭，制造出男主角事业成功后又被毁灭的悲剧性效果，诱导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和认知，并把“罪责”加诸于女性角色身上，对男主人公则“使观众产生心软、怜悯、同情的悲叹”[8]541。

四、结束语

通过采取女性主义的立场，对以上两部典型的“美国梦”小说情节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美国小说的经典文本中，充斥着贬抑女性的文学话语，带有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在以“马丁/露丝”或“盖茨比/黛西”为代表的二元对立项中，男主人公是积极进取的美好人生理想的代表，而女主人公则成了世俗享乐、自私冷酷等负面形象的化身。从小说情节布局的设计可以看出，女主角被用来扮演塞壬(Siren)女妖般的“迷惑者”和“加害者”角色，不断地对怀着“美国梦”的男主角进行迷惑，致使他们一步步走向毁灭的终点，进而在情节开始处还是“天使”般的女性，到了情节大结局时都变得“面目可憎”。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希伯来圣经和希腊哲学著作出现至今，相对于男性这一人类标准，女性总是被界定成负面的性别。”[8]24而且大多数被经典化了的文学名著中，都集中刻画男性主角，着力展示和讲述了男性人物的性格、志趣、理想和奋斗等，相比之下，其中的“女性角色的作用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表现为要么是配角，要么与男性的欲望和进取性相悖。”[8]245实际上这也是文学批评中所说的一类具有性别偏见的“文学惯例”(conventions)。

这些“惯例”可以经过情节的编织隐藏在经典文本中，成为父权制社会中文学话语的基本内容之一，不仅不断地通过“文学权力”生产着关于女性的知识，而且还通过学校的文学课程，发挥着娱乐和教化的功能。法国思想家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9]现实社会中的女性也往往处在父权制文化话语之中，持续地接受着男权社会所生产的关于女性的“知识”，受到父权制文化话语的形塑，获得了对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最终，“何谓女人”须由男性来界定，女性群体成为了男性主导社会中的“他者”。这种状况是广大的读者不能不察的，也是一个对女性更加文明、公正的社会所不能忽视的现象。

[1]陈然兴. 叙事与意识形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申丹，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亚里士多德. 诗学[M]. 陈中梅，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M]. 冯涛,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5]杰克·伦敦. 马丁·伊登[M]. 殷惟本,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6]利昂·塞米利安. 现代小说美学[M]. 宋协立, 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7]菲茨杰拉德. 了不起的盖茨比[M]. 姚乃强,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8]艾布拉姆斯，哈珀姆. 文学术语词典[M].吴松江, 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9]波伏瓦. 第二性[M]. 郑克鲁,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

(责任编辑蒋涛涌)

Disillusionment of American Dream and Women's “Sin”

CHU Xiuyou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233030,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lots ofMartinEdenandTheGreatGatsby, focusing on how the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is created by organizing events in their plots to build the binary oppositions between the fictional heroes and heroines. This type of literary convention is involved in the traditionally canonized literary creations, which has become part of literary discourse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kept producing the “knowledge” about women by “literary power”. This kind of literary discourse should be criticized for its formation of female identity of an “other”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American dream; plot; feminism; literary discourse

2015-06-30；

2015-08-12

储修友(1981-), 男，安徽六安人，助教，硕士。

I106

A

1008-3634(2016)04-009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