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月风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文学·语言研究】

1980年代文化视阈下《百鸟朝凤》解读

卢月风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电影《百鸟朝凤》根据肖江虹的同名小说改编，是第四代著名导演吴天明执导的作品。整部影片以唢呐为媒介表达了民间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文化消费主义潮流裹挟中的命运转折以及师徒两代唢呐匠对这一技艺的坚守。1980年代是影片故事发生的时间，在这一文化视阈、时代主题下解读作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超越时代的启示意义，在文化趋于多元的当下社会，怎样解决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危机，故步自封亦或顺势创新，都值得深思。

百鸟朝凤；吴天明；1980年代；传统文化

纵观吴天明执导的电影，从《老井》到《变脸》再到《没有航标的河流》等作品，多以农村、民俗为背景，以现实主义为表现手法，《百鸟朝凤》依然延续这一脉络，呈现出社会转型期民间文化的生存困境、农民的命运转折。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下解读这部作品，一方面契合了“文化热”呼吁下复归传统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给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电影业带来清新的空气，以唢呐为代表的民间传统技艺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是民族的根系所在，需要的是时代传承而非遗忘。在一个立体、多元、复杂的社会，民间文化怎样由危机变为生机，在电影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省。

一、《百鸟朝凤》的故事背景

《百鸟朝凤》这部影片依托1980年代的社会背景，讲述了师徒两代人对唢呐的挚爱，以及唢呐技艺由繁盛到暮落的故事，其实，唢呐是表现力极强的民间管弦乐器，广泛地流行于农村的婚丧嫁娶等仪式伴奏中，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当我们向后看，以1980年代的文化视阈来解读影片主旨，1980年代吹响了启蒙的号角，自由、多元的文化氛围得以回归，形成社会发展中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同时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唤起了人们的激情，承载着一代人的荣耀和梦想，大众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随之变化。这一时期既给人们带来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又不得不在改革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冲突中艰难抉择，可谓机会与挑战并存。

1985年“文化热”出现高潮，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为建构话语空间的行动，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西方不同的路径，其中中国文化书院的季羡林和汤一介的主张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文化寻根的性质。在这一思潮的引导下出现了以回归传统为旨归的寻根文学，开放的社会语境促使西方近百年发展成熟的文学潮流在新时期赶趟式地上演了一遍，随之而来的是市场经济引领下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侵蚀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无疑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随之而来的传统文化出路问题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影片《百鸟朝凤》所讲述的故事就被打上了浓重的“文化寻根”意识，主人公焦三爷对西方现代文明近乎偏执地排斥，在现代与传统的较量中以理想化的姿态站在传统一边。其实，这样的主题无论是在文学文本还是影视创作中都屡见不鲜，老舍《断魂枪》，冯骥才《神鞭》，邓友梅《烟壶》，贾平凹《秦腔》，表达的无不是作家对传统文化生存危机的深邃思考。而导演吴天明在叙事上采取新瓶装旧酒的方式，不落俗套，尽管焦三爷对传统技艺的珍爱近乎恋物，但在巨大社会现代化潮流冲击下，难以阻挡地走向没落，影片最后开放式的结尾完成主题阐释，不以个人主观感情取代表现对象真实现状，没有以肤浅的方式消解民间传统技艺的生存危机，显示出严肃的现实主义叙事姿态，在平淡的叙述中不乏真意，整部影片仿佛一曲悲天悯人的挽歌。焦三爷远去的背影，唢呐班的解散，迷失在城市街头的唢呐匠……这里的唢呐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乐器，背后隐匿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席卷下，是什么造成了传统文化的难以为继？现代文化与民间传统文化能否兼容，怎样很好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纯粹的商业片追求感官刺激，那么这部电影却能直达观众心灵深处，思考以唢呐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生存问题。

唢呐这一乐器最早在16世纪的中国民间流传，具有了民间艺术的特征。出现的背景多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要而为，而且最初多在农村流传，冠以“民间”主要是为了区别“宫廷”和“贵族”艺术，生产方式多是家族世袭或师徒相传。在《百鸟朝凤》中，焦三爷娴熟的唢呐技艺是子承父业的必然选择，由于儿子的夭折，他只能在众多的徒弟中寻找接班人，这是民间艺人对中国传统技艺执着守护的象征。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五四”时期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出现了学习西方的高潮，并伴随着大革命失败而渐行渐远，之后又经历了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等时期，受战争、政治环境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的思想处于封闭状态。但是当1980年代带着精神启蒙的气息登上历史舞台，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文化构成由单一走向多元，各种新鲜事物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在音乐方面，西方现代乐器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冲击着民间传统乐器的生存空间。电影中有一个片断真实地呈现出当时中西冲突的文化语境，成年后的天鸣继承了师傅的衣钵，自立门户开始接活儿的时候，唢呐班不再是那些婚丧嫁娶人家的唯一选择，天鸣带领唢呐班成员在一次演奏中，舞台上同时出现了西洋乐队的表演和摩登女郎的歌曲，这些新鲜的事物马上吸引了村民的眼球。他们试图叫停唢呐班的表演，结果发生了惨烈的打斗，完好的唢呐被毁。其实，村民在无形中充当了现代艺术的代言人，这场争执背后暗含两种艺术形式的分歧，不同价值取向的较量，同时也预示唢呐匠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大打折扣。

唢呐演奏的盛衰历程是这部影片的逻辑支点，在师傅焦三爷还是焦家班掌门人的时候，这是无双镇唯一的唢呐班，村民遇到红白事总会来请他们去演奏，从隆重的接师礼到孝子贤孙跪倒一大片的场景，还有焦三爷常坐的太师椅，表面上看是民众对唢呐匠尊重，其深层含义是民间传统文化的崇高地位。但到徒弟游天鸣带领唢呐班开始接活的时候，情景大变，正像天鸣在师傅面前的倾诉：“钱少也就算了，连接师礼都没有了。”出现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不是游天鸣的技艺不够精湛，而是时代的艺术与艺术的时代之间发生错位，在思想相对禁锢的时代，人们没有机会接触更多新潮事物，也就无所谓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优秀的民间传统艺术所代表的就是时代的声音。一般情况下，大众的兴趣爱好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主流艺术的走向，在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当人们有机会欣赏到多元的文化形式时，发现那些时尚的舞蹈、西洋乐器、流行音乐等新事物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曾经颇受青睐的唢呐演奏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焦三爷在最后一次出活时以滴血的《百鸟朝凤》来诠释对传统技艺的挚爱与坚守，在生活压力的逼迫下，游天鸣以“我在师傅面前发过誓”的话语来回复家人的劝说，依然恪守心中的誓言，但是聆听的观众逐渐走远，而且他的几个师兄在生活压力的逼迫下，纷纷放下手中的唢呐加入到城市打工者的行列，西安古城墙下沦为流浪艺人的唢呐匠意味深远，难道这是游天鸣命运的提前预演吗？从经济学的层面来看，我们掌握一门技艺的最终目的是生存，一旦失去了经济实用性，其存在的价值就值得怀疑。实际上，唢呐艺术的由盛而衰同唢呐匠的经济地位密不可分，无论是焦家班还是游家班，人们拜师学艺除了延续传统民间文化脉络之外，还想凭借这一技艺满足物质生活需求。在焦三爷掌管唢呐班的时代，他得到了精神上的荣耀和相应的物质富足。但在天鸣继承衣钵自立门户的时候，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中国传统民间技艺在鲜活、多元、复杂的城市文明进攻下，生存空间愈加狭小，在夹缝中艰难前行。面对流失的观众，天鸣依靠手中技艺所得到的回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甚至终身大事都要通过两个家庭的换亲来解决。

二、《百鸟朝凤》的文化意蕴

《百鸟朝凤》的导演吴天明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与作家王蒙、刘心武、张贤亮等人处于同一时代，都经历了50年代的政治受挫、残酷的“文革”，在1980年代重新复出。在创作的社会环境越来越自由的时代，他们无论是作家还是电影艺术家，关注国家命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没有远去。

焦三爷和游天鸣师徒身上有吴天明的影子，他对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珍视在影片中通过焦三爷形象加以表现，且这一形象是吴天明所执导的《变脸》中的变脸王、《老井》中的孙旺泉、《没有航标的河流》中的盘五爷等人物性格的延续，他们倔强得近乎执拗的形象谱系为“人在与社会和自然的斗争中，显示了自己不可凌辱的尊严和不容蔑视的价值做了注脚[1]”，都有一种坚韧的工匠精神。同时几部作品的乡土题材与现实主义创作路径是《百鸟朝凤》的前文本，形成“互文性”。法国著名理论家克里斯蒂娃认为，“每个文本都具有复杂性(complex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多样性(diversity)，任何一个文本都不能脱离其他文本而单独存在，任何一个文本的意义都要依赖其他文本的意义才能完全阐释。”[2]所以，我们以其他几部作品为基础就不难进入焦三爷的世界。唢呐在他眼里是纯粹且神圣的，固守着“黄河边不能没有唢呐的坚定信念”延续这一技艺的传承，竭尽全力捍卫民间艺术的尊严和地位，每一个拜师学艺的徒弟在行拜师礼之前都要经历重重考验。为了展现焦三爷对唢呐的专注，吴天明在剧本构思时以同名小说文本为基础并做了一定修改，比如，焦三爷收徒弟延续唢呐技艺原因的呈现。影视中以焦三爷儿子的夭折取代小说中儿子成家立业后自立门户，还有小说的叙事以焦三爷放下手中的唢呐到西安城蓝玉的工厂打工结尾，而电影中的焦三爷在肺癌晚期还执意要卖掉家里的牛为天鸣置办唢呐工具。这样的改写正是以神圣化的焦三爷、崇高化的唢呐来演绎一代人对待民间传统的态度。

有人说1980年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知识、人情、人性重新得以重视，众多知识分子不再用社会政治眼光观察生活，而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心理的历史沿革及生存危机进入他们的视野。其实，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势进攻下，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文化背后的那些精神内核是需要不遗余力捍卫的。这些问题是吴天明剧本创作的理念与初衷，《百鸟朝凤》讲的是关于传承的故事，传承的不仅是民族传统文化，更是一种精神脉络的绵延。这种精神暗含在唢呐乐曲的最高规格“百鸟朝凤”中，这一命名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凤凰之鸣在中国音乐神话中占据核心位置，对中国早期文化体系的形成影响极为深远。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神话中，凤凰历来被看作一种音乐鸟。”[3]历史上有伏羲、女娲等依凤鸣而作琴、瑟的神话。明代学者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卷十三云：“黄帝，圣人也，定律作乐何不自用？其神知而为之，乃命官听凤鸣以为乐本者!盖以凤为神鸟，具天地中和之神气，故其声也，得天地中和之声也。”[4]这一乐曲是“上祖诸般授技之最，只传次代掌事”，相较于“心思活络，没有长性”的蓝玉，游天鸣凭着技能和极高的德行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同时焦三爷在影片中一再强调这是大哀之乐，只有德高望重的逝者才可以享用，无形中演奏者掌握了道德评判的话语权。从演奏者再到享用者都对德行有极高的要求，当唢呐声响起的时候，它所传递的不仅是一首美妙的曲子，更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正是这种力量激励着天鸣信守诺言，保持着对唢呐的敬畏。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涵不能被遗忘，不管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抑或社会整体得以良好发展的新世纪，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都不能被摒弃，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定力，疏离的结果将使国民时时有一种“无根”的惶恐。

三、《百鸟朝凤》的价值阐释

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艺术作品，只有打动自己才能震撼读者和观众的内心世界。吴天明的女儿在回忆《百鸟朝凤》的创作过程时曾说，父亲曾坚持闭关一个月改稿，经常痛哭流涕。尽管影片中有一些滑稽可笑的对话和场景，但留给观众更多的是难以释怀的心灵震荡，为焦三爷对唢呐艺术的献身精神感动，同时又为民间文化的生存困境而担忧。整体上来看，无论是电影中故事讲述背景的1980年代，还是拍摄电影的新世纪都意义深远。改革开放至今，虽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文化事业逐渐走向繁荣，但民间传统文化在外来文明重重夹击下的归宿问题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如果焦三爷是传统手艺人群体的缩影，唢呐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那么这部电影的最大价值是净化观众的心灵，重新思考民间传统文化的生存问题。

面对当今电影商业化的发展趋势，似乎搞怪片、粉丝片、力比多影片更能博得观众的眼球，且在电影市场上占据很大比重，至于影片中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固然，电影作为大众消费艺术的一种，同市场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但也不能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迷失方向，一味地追求市场效应而忽视文化元素，这将阻碍电影业的良性发展，毕竟文化是一部电影的重要标签，它能够使艺术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考验。相对来讲，《百鸟朝凤》虽没有商业大片哗众取宠的绚灿，却有一种真挚的文化情怀，焦三爷对唢呐纯粹的爱具有了情感所向的表意功能，这是一代民间艺人对传统文化深厚的感情，并折射出美好的人情、人性。游天鸣被选为演奏百鸟朝凤的继承人，是他在扶起摔倒的父亲之时流下的眼泪打动了师傅；在一场火灾中，他救出了蓝玉的唢呐而自己的却淹没在火海；他看到师傅为自己准备的唢呐后流下了眼泪……这些不经意的细节映射出一个人的善良、责任心、牺牲精神、对所爱之物的敬畏之情。与其说这是每一代师父对徒弟德行的严格要求，不如说是巅峰级别唢呐曲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使然，具备了高超的技能与极好的德行才可以真正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当游天鸣成长为一名无可挑剔的唢呐匠后，人们的审美趋向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转移，唢呐曲不再是村里唯一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精神娱乐方式。这一民间技艺在文化的代际更迭中走向没落，同时手艺人所栖身的农村礼俗秩序渐行渐远，以传统乡土社会为根基的“礼”，一旦摆脱了特殊的语境，便不得不面临失语的尴尬。在资本、商业、现代化浪潮的夹击中，民间传统文化怎样处理好“本来”与“外来”的关系，在“未来”的电影市场很好地立足。其实，焦三爷为完成传统文化基因精神传承的执着、对精神家园的守护确实可贵，但他对现代文明不由分说的抵制，带有一定的反智色彩，显然不能很好地处理新时期以来电影市场不同主题类型之间的矛盾冲突。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文化，其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来源于创造力，以文化遗产的形式保存传统文化根系或许有一定可行性，但怎样才能使传统“活”起来，走入现代百姓生活。归根结底还是创新，在原有文化基因里杂糅进现代流行的元素，寻找艺术与商业间的平衡点，对于传统艺人来说，要适当改变思维方式满足观众新的审美需求。而这部电影的不足之处也在于没有恰当地反映唢呐在不同时代的命运转变，并把这一民间艺术逐渐沉沦的原因简单指向西洋文化象征的管弦乐。其实，现代文化的发展带给传统的不只是挑战，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民间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

从整体上看，这部电影虽有不足，但其主题不仅契合了1980年代社会转型初期的历史语境，而且在新世纪的时代背景下仍然意义深远。占据电影市场主流的是依赖感官刺激赢得票房的商业片，而诉诸于观众心灵的艺术片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外观取代了内涵，技术取代了艺术，仪式取代了真情，操作取代了创造，感官刺激取代了审美。”[5]这句描述当下戏剧发展现状的话语同样适应于精神内涵渐趋稀薄的电影业。在物质主义极度膨胀的当下社会，我们的生活需要饱含文化情怀的影视作品，提升人们的审美趋向，不至于被那些庸俗的价值观所同化。影片中从乡村充满田园牧歌气息的自然风光到充满趣味性的人物对话，无不弥漫着温情的生活气息。这些镜头总会把观众的视阈拉回已逝的时光，勾起他们内心深处最脆弱的感情。其实，“百鸟朝凤”的命名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称谓，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勤劳、善良、真诚、坚守诺言等，这些传统民间文化的精髓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褪色。

[1]何平.四评百鸟朝凤[J].探索与争鸣，2016(2)：23.

[2]陈永国.互文性[J].外国文学，2003(1)：75-81.

[3]何新.诸神的起源：华夏上古日神与母神崇拜[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97.

[4]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1016.

[5]董健.论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萎缩[M]//跬步斋读思录续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1.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rds Pay Homage to the 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in 1980s

LU Yue-f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The movieBirdsPayHomagetotheKingis based on a novel by Xiao Jiang-hong, which is directed by the famous fourth generation director Wu Tian-ming. The whole film takes suona as the medium to express the fate trans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wrapped in the tide of market economy and cultural consumerism, and the two generations mentoring of suona artisans adhering to this skill. It is the 1980’s that the film story takes plac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lm under this cultural vision and the theme of the times is helpful for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beyond the times. In the diversified contemporary society,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urvival crisis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al, either resting on its laurels or homeopathic innovation, both are worth pondering.

BirdsPayHomagetotheKing; Wu Tian-ming; 1980s; traditional culture

2016-11-03

卢月风(1986-)，女，河南郑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J905

A

1008-469X(2016)06-003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