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福亮

(山东女子学院 旅游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东河总督曾国荃治河事迹述略

郭福亮

(山东女子学院 旅游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摘要：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此后漕运路分南北，治河、修河成为晚清重要的内政。光绪元年，曾国荃临危受命，出任东河河道总督，期间多方筹集经费，改善运属长夫生计，修治河道、堤坝，试图恢复河运。但是河湖淤塞、河务繁杂、河帑短缺、河员贪腐等因素制约了其治河，故收效甚微。

关键词：东河总督；曾国荃；漕运

目前，学术界关于曾国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镇压太平天国，尤其是他参与的安庆之战、天京之战。其次集中在光绪三年“丁戊奇荒”时，曾国荃在山西的救灾活动，但关于曾国荃任东河河道总督时的治河活动，学术界迄今鲜有涉及。因此笔者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对曾国荃的治河事迹作简单探讨，以期弥补曾国荃研究的缺失。

曾国荃(1824-1890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因善于挖壕围城有“曾铁桶”之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曾国荃以府试第一入县学。咸丰二年(1852年)，取优贡生。咸丰六年(1856年)，因协助曾国藩攻打太平军建功，赏“伟勇巴图鲁”名号和一品顶戴。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曾国荃率军攻陷天京，赏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光绪元年(1875年)，由陕西巡抚调任河东河道总督，开始了其短暂的治河生涯。

明清时，朝廷为保障漕粮运输，有效管理黄、运两河，先后设漕运总兵官。初期为非正式官员，河道发生紧急情况，朝廷则临时派官，无事则废。顺治年间，总河沿袭明代传统，河东河道总督有正、副总河，分驻山东济宁和河南开封。河东河道总河驻扎山东济宁，其原因在于济宁不仅地处交通枢纽，扼鲁运河之咽喉，而且“盖济为南北要衢，水陆交汇之地，人最杂，事最繁，号称难治”[1]卷一。雍正二年(1724年)，“以嵇曾筠为副总河，驻武陟，辖河南河务，东河分治自此始”。雍正七年(1729年)，为了进一步管理黄运二河，“改河道总督为江南河道总督，驻清江，以孔毓珣任省副总河，以曾筠为山东河道总督，驻济宁”[2]卷126志110。清朝中前期，运河在漕运中占据重要地位，河道总督的地位也尤为重要，地处中枢的东河河道总督位置则更为显著。道光十一年(1831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河东河道总督时也说：“惟河工修防要务，关系运道民生最为重大，河臣总揽全局，筹度机方，必须明晓工程，胸有把握，始能厘工别弊，化险为平，而道、厅、营皆得听其调度，非分司防守之员事有禀承者可比。”[2]卷126志110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铜瓦厢决口，水势汹涌，两岸普遍漫滩，堤水相平。“黄河向西北斜注，河南封丘、祥符二县受淹，复折转东北，漫注河南兰仪、考城、直隶长垣、东明等县；复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南北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夺大清河，由铁门关北肖神庙以下二河盖牡蛎嘴入渤海，濮、范以下寿张、东阿以上尽遭淹没”[3]599。大运河被截断，分为南、北两路，漕运被迫中断。时任东河河道河督的李钧提出了三条动员民力、缓解水灾的措施：第一，“顺河筑埝，对近河城垣筑堤坝进行抵御，就漫水所及，酌定埝基，劝民接筑，高不过三尺，水小藉以拦阻，水大听其漫过，散水无力，随漫随淤，地面渐高，且变沙碛为沃壤”；第二，“遇湾切滩，劝令切除滩嘴，以宽河势，水涨即可刷直，就下愈畅，并可免兜滩冲决之虞”；第三，“劝民乘冬令水弱溜平，筑坝断流，堵截支流，再于以下沟槽跨筑土格，高出数尺。漫水再入，上无来源，下无去路，冀渐淤成平陆”。李钧的提议得到了时任山东巡抚崇恩的认可。咸丰帝也“令直隶、山东、河南各督抚妥为劝办”[2]卷126志110。

而当时恰逢天平天国在南方兴起，清政府忙着调集兵力“围剿”起义军，“军务未平，饷糈不继”，国家财政困难，无力它顾，更是缺少修治黄河的经费。“东西千余里筑堤，所费不赀，何敢轻议”[2]卷126志110。同时，江南漕粮改折，外敌入侵，国内起义不断。河道总督既要忙于河务，又要兼顾军务，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战事吃紧，河道总督无暇也无力对河道、堤防进行全面整治，导致河防松懈，政务废弛。洋务运动后，近代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兴起，运河漕运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东河总督也形同虚设。同治年间河督乔松年在《请裁河道总督疏》中讲：“查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一缺，从前事体繁重，因黄河经由河南、山东两省，所辖黄河堤工共十四厅，而又有运河六厅，且全漕数百万石粮船络绎北上，人夫众多，宵小易于混迹。济宁为山东门户，亦须大员弹压，是以设此总河驻于济宁，以其治两省黄河又治运河，兼催漕运事，固繁剧非巡抚所能兼也。迨咸丰初年，河决铜瓦厢之后，河南黄河工裁去五厅，山东黄河工全行裁汰。是黄河工惟有河南现在之七厅，其运河工惟以捕河所属。”[4]卷18乔松年建议裁去东河河道总督，但是东河总督责任重大，不仅关系运道安危，而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政府对此极为重视，裁去东河河道总督的建议未被朝廷采纳。

正是在此背景下，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二十日，曾国荃改授河东河道总督。四月三日，曾国荃离开北京赴任。起初东河总督驻守以济宁为主，副河督驻扎河南开封，乾隆年间裁撤副总河后，河督压力增大，加之河南黄河段屡现险情，所以嘉庆后“只简河督一员驻济宁州，每年防河常驻河南工次，今自铜瓦厢决口后，防河事繁，则常驻河南行台，霜清后仍回山东料理”[5]卷6。四月二十二日，曾国荃抵达开封。二十三日，接篆视事，开始了东河河道总督生涯。

“维持运道，巡视黄河、运河河工，清理河道，修筑堤坝，是东河河道总督的首要职责”[6]。曾国荃一到任，就开始寻勘黄河上下游南北各厅工程，尽力治理黄河。光绪元年七月，曾国荃“在南岸各厅抢修埽工，亲诣堤岸履勘，足资抵御”，同时，“寻武陟沁河陡涨，公督率道厅露处堤顶，抢护平稳”。“八月，万锦滩黄河陡涨，河溜啮上南河、中河二厅各漫及北岸祥河、下北二厅丁段，经道厅营汛抢护，使大溜逐渐外移”[7]225。

黄河决口后是否恢复河运经常成为朝臣们争论的焦点。光绪元年(1875年)九月初，曾国荃根据自己任河督以来的情况：“频年堵塞侯家林，议办石庄户，堵合贾庄诸口，于上下游接筑长堤，均以束横流理运道。现北岸新堤已达十里铺，自安山三里铺等四五支流均已无水，保运道五六十里，西坡涸出民地数千顷，南岸新堤亦接至十里铺，自侯家林以下四五支溜亦无水，涸出民地达二百里。现黄水穿运仅在十里铺至八里庙间十余里，宽较前只有十之二三。惟此十余里淤塞两段，旋挑旋淤。水大漕舟可由西坡顺流至八里庙渡黄，水小可由东坡溯流至张秋入运。较前便捷，情况略好于前。”[8]614因此，曾国荃会同山东巡抚丁宝桢联名上奏，再次提出恢复河运。“自黄河于张秋穿运，其北段运河更无水源，同治四年试办河运，漕船借黄济运必侯汛渡黄，而黄流穿运处一年数变，支溜分歧，在安山、张秋间宽几六十里，漕船未渡以前更需绕走东西两坡，汛期长落长短时异，通塞时变，幸米粮多不过十万石，船五六百只可设法浮送，现议增加漕米，必需预筹修治”[8]P614。

但是当时“南路沿运水柜，自咸丰三年丰工漫溢，北冲湖河，致洳河厅之彭口十字河沙山冲入运河，行舟需绕走微山湖，运河厅之十八水口、十二单闸石工坍入运道，行舟又需东绕独山湖，枣林、仲浅各闸淤垫，行船需绕走西坡，至新店始能入运，曲折迂回，耽延时日，计运河间段淤塞，湖柜随处行船，均无所谓调节控制”[7]225。为了配合恢复漕运，曾国荃先后修治了济宁至台庄三百余里已废弃湖河，曾国荃的奏请得到批准，南路运河得以修闸、挑淤。

曾国荃协助山东巡抚治理辖内黄河，勘察黄河具体情况，并提出了切合可行的修治措施。“同治十一年(1872年)，黄河工程归山东巡抚大臣兼办，原属中央派驻的治河官员的职责被全部委于地方官。应该说，这种将治河的权力下移至地方的作法，强化了巡抚的治河责任，提高了治河的协同性。为了更好地处理河务，山东巡抚丁宝桢曾上疏，要求设立厅汛。厅汛是总河下属机构，厅与地方的府、州同级，官为同知、通判等；汛为县级，官为县丞、主簿等，厅则设守备以下等职，汛则设千总以下各职”[9]。曾国荃就丁宝桢上疏设立厅汛一事，亲自到堤坝勘察，提出设立厅汛要因地制宜。“切近大河迎溜坐湾之处，尚宜酌量帮宽，须将兰阳口门以下，至长垣县境兴筑堤工，并将民埝卑窄段落帮培高厚，再行设官防守。惟巨款难筹，拟变通办理。查河南兰仪、直隶长垣境均应筑堤，长垣、下首、东明境内，卑窄者多应帮培，拟由直隶督臣、河南抚臣于本省派拔将弁，带勇前往兴筑河工，亦拨弁兵帮同力作。其东省单薄堤埝，仍由山东抚臣派勇增培，北岸尚有金堤卫护，宜先防守南堤，保全山东运道及江南财赋之区。惟设官经费甚难，请将铜瓦箱失事后裁撤文武官员四十五缺，先将南岸复设同知、都司各员，并拨额兵堡夫，分段酌量派定厅汛名目，并分隶管辖。至岁守之资，须试办二三年，由河臣履勘定议”[7]226。曾国荃指出当下财政困难下，每段河道面临的问题不同，河道分属不同河督、地方官员管理，同一河道南北两岸状况不一，亦应区别修治。因此修治河道要做到河道总督和地方官员互相合作，设立厅汛要分段酌量派定。曾国荃“请设南岸七厅”，政府批复“俟直、东、豫筹有防汛的款再定”[2]卷126志110。

修筑堤坝、水闸，清淤河道，都需要经费，但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长江中下游地区财赋入起义军之手，政府收入减少，而军费开支却增加。鸦片战争后，各种对外战争耗去了大量军费与赔款，清政府财政陷入困难，通货膨胀严重，无力承担修河工费。按照传统惯例，河南每年的河工、河料费用都要拨长芦、山东、两淮盐商生息银，但是随着财政赤字，到光绪年间生息银拖欠甚巨。“截至光绪元年六月底止，两淮欠解银一百八十一万两，长芦欠解银九十五万七千五百八十余两，山东欠解银三十一万七百两”[10]卷17：5-6。司库也无款垫付。中央政府对河工的固定投入难以为继，曾国荃不得不发挥个人影响力，广筹资金。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曾国荃“疏请敕下各督抚臣，饬商措解归司库垫款，并发岁料帮价以后息银”。同时，曾国荃奏：“黄河南北两岸各汛，本年夏令以后，水势过大，工程危险，原请钱粮实属不敷应用，请于南岸各厅添拨银八万三千四百两，北岸各厅添拨银四万五千六百两等语，著刘齐衔督饬藩司于霜降以前，赶紧如数筹拨，以资修守，毋稍迟误。”[10]卷15十月，曾国荃又“疏请敕下山东抚臣，转饬藩司，先行借拨银两，俟户部筹拨款到归还”。十一月壬子，曾国荃又奏请“拨运河各厅另案工程银两一折，运河各厅，应修埽坝等项工程，需款甚急，自应先为筹备，以利漕行，著丁宝桢饬令藩司筹拨丙子年运河另案工需银六万两，迅即分次拨解，以资应用”[10]卷22。癸丑日，曾国荃又奏：“黄河工程紧要，请添拨来年防险银两一折，据称黄河南北两岸，时有要工，援照上年成案，请饬拨来年防险银二十六万两等语，黄河工程，关系紧要，所有来年修守事务，自应豫为筹备，著李庆翱、刘齐衔、饬令藩司照数筹拨，于年前先拨四成，春汛时再拨六成。”[11]356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曾国荃以“河南厅祥符上汛十六堡抛筑砖石坝工告竣，疏请以提用厘局银两专案报销”[7]226。曾国荃的请求，大多得到政府批准，这使黄河和运河得到一定的疏通和维护。如：光绪元年，请求朝廷拨款采办黄河岁料，政府则派各地方大员配合。“李鸿章，饬令长芦运司，先行措银十万两，丁宝桢饬令山东运司，先行措银四万两，勒限解至河南，俾归司库垫款，并发岁料帮价，以后息银，务须按年清款，积欠之项，亦应议定数目，分年归补，至两淮各商，领帑最多，欠款更巨，著刘坤一饬令两淮运司，迅将豫省料价息银，妥议筹解，以免悬宕”[12]159。

明清政府为了维护漕运，黄河和运河在维修管理中设置一定名额的常设夫，常设夫因职守不同，有种种名目：堤有堤夫、捞浅有浅夫、泉有泉夫、坝有坝夫、过溜有溜夫、司闸启闭有闸夫、冬日冰有冰夫等，名目繁多。漕军工作条件恶劣，每月领取数额很少的月粮和行粮。“每年原定工食等银三万余两，例于沿河各州县卫征解散放，其每年不敷及因灾蠲免缓征各银两，向于司库找发”[12]165。但是随着“东省连年被水被扰，此项夫食钱粮，随同地漕一体蠲缓，节年完解短绌，司库迫于军、协各饷，计自咸丰至今，不独递年蠲缓”，造成“夫食未能拨补，即每年不敷之款亦不能找领，积欠各夫工食，同治五年以前已有二十余季之多，该夫等苦累异常，食不敷支放”[12]165。曾国荃目睹各夫分段挑捞在工受役，鸠形鹄面，情况十分可怜。光绪二年二月二日，曾国荃上请借拨运属长夫食疏：“政府借拨兖沂道征存同治十三年一岁河银，以资运属长夫工食，以期整理运道，无误漕行。”[12]166

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九日，曾国荃补授山西巡抚。十月二十六日，交卸河督印篆。曾国荃在东河总督任上总计21个月，多次修筑堤坝，尤其是在解决河工经费方面，多有建树。期间虽协同山东巡抚丁宝桢上书恢复河运，但是当时清朝政府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困难，提议被搁置。因此，曾国荃在治河方法和规划上，多是职责所系，整顿河务只能缓解一时之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铜瓦厢决口带来的运河堵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漕粮改为折色，漕运废止。光绪三十年(1904年)，裁撤漕督，全废河运，大运河漕运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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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华轲)

收稿日期：2016-02-09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散杂居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入-基于晋冀鲁豫回族的考察”(15YJC850003)；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临清回族的困境与突围”(J14WC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福亮(1985—)，男，山东济宁人，山东女子学院旅游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旅游人类学和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K9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44(2016)02—0008—03

The Study of the East River Governor Zeng Guoquan’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and the Yellow River

GUO Fuliang

(Tourism School,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02, China)

Abstract:In 1855, the Yellow River burst at Tongwaxiang in Henan province. Then water transport was divided into north and south road. Rivers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enance had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l affair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first year of Emperor Guangxu, Zeng Guoquan was appointed governor of East River. During this period, Zeng Guoquan raised funds for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s of the canal soldiers, and repairing rivers and dams. He also tried to restore river transport. Because of seriously silted river and lake, complicated engineering work, shortage of money, and corruption of the officers, Zeng Guoquan’s measures had little effect.

Key words:the East River governor; Zeng Guoquan; water transpor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