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靖

白修德，本名西奥多·哈罗德·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白修德是中文名，他是二战时期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的首席记者，也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培养的第一位本科生弟子。两人除了师生关系之外，还是毕生的挚友。白修德离开哈佛大学之后，一直与费正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甚至用费正清的姓Fairbank为儿子大卫·费尔班克·怀特命名。历史上的白修德，是较早一批来到重庆的美国记者，他从1939年开始就跟随国民党政府，深入观察了中国政治情况变化，亲历了这一时期影响中国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如重庆的两次大轰炸、皖南事变、河南大饥荒报道、史迪威事件、美军延安观察团、重庆谈判等。白修德不仅是一名熟练的政治新闻报道记者，还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

初到重庆亲历两次大轰炸

1915 年5 月6 日，白修德出生在美国东北海岸波士顿的一个犹太社区，在家排行老二。他的父亲大卫·怀特（David White）是一名律师，是有着犹太血统的俄罗斯移民，为了摆脱沙皇俄国的严厉统治，于19世纪80年代后移民到美国。当时，父亲的收入微薄，几乎不能养活妻子和4个孩子，全家人与白修德的外祖父母住在一起。12岁那年，白修德在《文学文摘》上读到一篇名为《格列佛游记》的文章，他要父亲给他讲解这个故事。父亲说：“这个故事是关于中国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当这个革命成功之后，我们一定要对中国另眼相看。”当时，白修德见过的唯一的中国人是一名洗衣工，他和小伙伴们还曾羞辱过这个洗衣工，叫其“中国佬”。但是父亲告诉白修德不要这样做，要尊重中国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推翻专制主义的运动。这便是童年白修德对于中国的最初印象。

尽管生活在贫寒的家庭，白修德本人却获得了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他先是进入多尔切斯特的威廉·恩迪克特学校和克里斯托弗·吉布森学校，接着又进入波士顿拉丁学校就读。在作为正统犹太教徒的外祖父母的坚持下，他还先后参加波士顿的伯特利希伯来语学校和希伯来学院夜校学习。1931 年父亲大卫·怀特去世，全家不得不依赖救济度日。1932 年，白修德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波士顿拉丁学校毕业后，他去哈佛大学深造的申请获得了批准，但是没有奖学金和津贴。

为了养活母亲和3个姐妹，白修德被迫推迟两年上大学，到一家报社当报童。在卖报纸的那段日子里，他发现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更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这是他日后记者生涯的最初启发。1934 年，他重新申请入读哈佛大学，这次他成功了。

1934年，在哈佛大学220元生活补助金以及伯勒斯报童基金的资助下，白修德得以顺利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成为一名走读生。大学二年级时，白修德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遂转入哈佛燕京学院，成为该学院唯一选择汉语专业的本科生。刚刚当上教授不到一年的费正清，被安排做他的指导老师，这一机缘使得费正清成为白修德的重要导师，尤其是对他早年职业生涯的选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费正清根据白修德的特点及其家庭现状，鼓励他选择做新闻记者，而不是去做一名历史学教授。1938 年，白修德从哈佛大学获得了一笔弗雷德里克·谢尔登旅行奖学金。这笔奖学金，为这位才毕业的大学生出国旅行奠定了重要的经济来源，而白修德与中国西部城市重庆的渊源也自此展开。

1938年底，毕业后的白修德带着导师费正清赠给他的一台二手打字机来到中国上海，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1939年4月9日，年仅24岁的白修德被派往国民党政府战时首都重庆，报道中国的抗战新闻。最初，他受雇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宣传部，谋得了一个“外国顾问”的职位。他回忆说： “我所领导的那6位新闻专栏作家像我一样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年纪都在30至40岁之间，他们都有在沿海城市的英文报社里当记者的经历。”重庆，为这位刚刚跨出校门的哈佛大学本科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亲历观察战时中国的大舞台。在那里，他采访过不少国民党政府高官，他们都曾有在美国著名大学留学的经历，白修德对“完全美国化”的重庆政府惊讶不已。

但是，在白修德来到重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重庆就遭遇了抗战以来空前残酷的两次大轰炸：1939 年的“五三”和“五四”大轰炸。白修德亲眼目睹了这场“从空中对手无寸铁的人进行的最大规模屠杀”的悲惨景象，并写下大量书信和文字，记录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写道：“我曾亲眼看到日本人轰炸重庆，使这座城市成为一片火海，然后又让他们的飞机俯冲，用机枪扫射街上的老百姓。日本人向我开过枪，我也向他们开过枪。”当时的重庆，对于空袭完全没有防范措施。旧城区的市民过去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飞机，也从未想像过会从天空降下这样的恐怖。

然而，对于作为记者的白修德来说，“最糟糕的是宣传部的新闻封锁”。战争使最严厉的检查合法化，每篇报道都必须符合宣传部的口径。白修德在写给费正清的信中表述道：“人越在这里待下去，就变得越狼狈。第一，你所看到的到处都是肮脏和污秽；第二，你得接受这些肮脏和污秽。于是，人便不得不开始怀疑。怀疑之后便是挫折。”他对家人解释说，他在宣传部的工作是“一份奇特的差使”，他负责确保重庆的记者，不向日本泄露任何有用的信息，并制造一些虚假报道，以引起各方对于国民政府的关注。

白修德在重庆经历，使他有机缘成为《时代》周刊驻华首席记者，也是他写出一系列有关战时中国的报道文本。1939 年6 月9 日，白修德开始作为“特约通讯员”为《时代》周刊撰写新闻稿，他从重庆发往纽约总部的新闻稿，每次都给编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被提升为《时代》驻重庆的首席记者。1939年9月，他曾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到山西敌后游击区采访。

白修德是一位勤奋的写作者，即使在日军实施狂轰滥炸时，他的写作也从未停止过。作为《时代》《生活》杂志在战时中国的明星记者，他在相当程度上拥有了从重庆发出权威信息的话语权。随着战争的进行，生活在陪都重庆的白修德，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见证皖南事变与河南大饥荒报道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奉命由云岭出发向北移动。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成功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借助于同情中共的国外记者，发动国际舆论对于国民党在皖南的暴行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早在1940年11月6日，毛泽东就致电周恩来“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投降分裂”。周恩来等人也十分注意积极争取国际舆论，特别是加强与美英等国记者的联系。1940年12月初，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抵达重庆，周恩来随即捎信给她，表示愿意与她进行深谈。12月23日，周恩来同章伯钧、邹韬奋等人，在沈钧儒寓所会见斯特朗，几天之内长谈数次。周恩来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与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并将一份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他文件交给她，嘱咐她在必要的时候，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周恩来告诉斯特朗：“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暴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更加疯狂地进攻时及时揭露。”

1941年2月1日，周恩来与白修德进行了几小时的深谈，向他详细介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出现摩擦和裂痕的过程。周恩来从1937年全年开始，“一天天，一小时地叙述事实真相”，使白修德了解到皖南事变的真相。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还多次招待以美国记者为主的国外记者，驳斥国民党关于中共军队消极抗战的说法，介绍中共的抗战活动，披露国民党军队围攻中共游击队的事实。

2月初，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斯特朗抢先将这些材料全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刊登，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同时她还撰写了《中国的国共危机》一文，在《美亚》杂志3月号上发表。斯特朗在文章中，全面分析了皖南事变发生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背景，呼吁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制止中国的内战。

抗战时期，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始终是美国记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尽管国民党当局在事变发生后，严格封锁消息，对同情中共的记者采取迫害加限制的办法，检查、扣压一切有关事变真相的报道。但这些记者还是通过各种方式，将事实真相公布在美英的报刊上。1943年后，国际舆论对国民党的批评高潮迭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国在华记者的批评电报，以及发表的文章所触发的。这些批评对国民党当局产生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国民党的反共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

1943年，河南出现严重灾荒，白修德与任职《泰晤士报》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同时前往灾区采访。他在《时代》杂志上以全纪实的文字，揭露了河南灾区惨绝人寰的真相，最先让西方的读者了解到发生在河南的悲剧，使一贯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美国新闻舆论界受到了严重冲击，同时也真正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气急败坏，马上打电话给她的老朋友、《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要求他立即召回“那个鲁莽的小记者”。当时白修德虽然未被立即解雇，但他同卢斯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944 年冬至1945 年，白修德与卢斯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执，其核心分歧就在于对蒋介石及重庆政府的认识问题。与此同时，白修德的朋友们也劝他离开《时代》周刊。

费正清的作用与影响

1943年8月，作为美国情报协调局官员的费正清当时也在重庆。他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告诉白修德：“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它之所以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只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民众拿起武器反抗它。”意识到这一点的费正清，开始主动与中共及其他左派人士接触。1943年下半年，费正清通过白修德，首先结识了《大公报》女记者杨刚，之后又结识了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新闻发言人龚澎，又通过龚澎结识了中共驻重庆主要负责人周恩来、乔冠华等人，与中共人士来往密切。

1944年10月，为了真实了解“那些即将掌握中国命运的人”，在费正清的建议下，白修德作为第二批获准采访的记者来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真等中共领导人。他回忆说：“延安首先是一个思想工厂，这在历史上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他认为，延安人是一支正在壮大的力量，他们能够打败日本人，并治理好这个国家。1945年7月，蒋介石下令拒绝各国记者来华，从而中止了战时同美国记者的关系。

1946年初，费正清也建议白修德离开卢斯的《时代》周刊。他在给白修德的信中写道：“我觉得你不该挣他的钱，……这些天来美国的局势日趋紧张，我们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从卢斯编辑的杂志来看，他的感觉是错误的。出于政治目的，他践踏了事实真相，出卖了自己的下属。”

1946 年中旬，白修德从《时代》周刊辞职，着手与《时代》周刊驻重庆的美国记者贾安娜（Annalee Jacoby，1916—2001）合作，撰写一部名为《中国的惊雷》的书。这是一部完整地记录蒋介石国民政府走向衰败，以及延安中国共产党人崛起的著作，1947 年由威廉·施隆公司出版，后被“每月新书俱乐部”推荐给它的百万会员。斯诺称之为“一部精湛的报告文学，也可以说是一部东亚战争史略”。

白修德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我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是的，我准备写一本书，因为我感到这个政府（指国民党政府）不会有什么好的未来，必须有人充分明确地让美国民众看到真实的情况。”费正清在所发表的书评中写道：“直至今天，这本书仍然是描写战时中国最为经典的著作。……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中国的惊雷》所描述的内容客观准确的话，那么掩盖真相的盖子已经打开，美国公众将会看到，在民主的旗号下，他们所支持的是一个怎样的独裁政权。”

在重庆期间，白修德以《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曾与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以及中共首位新闻发言人龚澎保持有密切的接触，这让他深深介入与中共的民间外交事务，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哈佛大学档案馆中，保存有记录他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珍贵笔记与日记。档案中还有许多费正清与白修德的往来函电，则进一步验证了导师对于学生的影响力。

在与中共领导人的广泛接触中，白修德对周恩来尤为敬佩。他在之后出版的自传《历史的探索》一书中，曾以感情真挚的笔调，记述了周恩来留给他的深刻印象。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写道：“在周恩来面前，我几乎完全丧失判断问题的能力。……我不得不承认，他完全征服了我。”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白修德于1983年春天再次来到中国，参观了北京、西安、广州、重庆等地，在曾经长期居住过的重庆，旧地重游让他极为高兴。这年4月1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在北京亲切会见了白修德和他的夫人。1985年2月10日，白修德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详细报道了他那次重访重庆的许多见闻，盛赞重庆这座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