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与莱易斯生态幸福观的比较及启示

2016-03-04林丽婷徐朝旭

理论月刊 2016年3期

关键词：梭罗

□林丽婷，徐朝旭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梭罗与莱易斯生态幸福观的比较及启示

□林丽婷，徐朝旭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梭罗作为生态主义的先驱，他从自然的角度出发，提出一种生态主义的生态幸福观，而莱易斯作为生态社会主义中期的代表人物，他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幸福观。尽管他们相隔一个多世纪，但两者的生态幸福观共同构成了当代社会幸福观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他们的生态幸福观在有关消费与幸福、自然与幸福及社会制度与幸福的论述上表现出一致性和差异性，这对推动当今世界的生态幸福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梭罗；莱易斯；生态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幸福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3.009

作为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及生态主义的先驱，梭罗在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之前，就开始反思工业时期的各种幸福观的弊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主动选择“回归自然”，体验“与兽为邻”的幸福生活，这种从自然的角度出发的生态幸福观，是一种生态主义的生态幸福观，它改变了美国人对原有工业幸福观念的看法。莱易斯作为生态社会主义中期的代表人物，他的生态幸福观是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与当代的新环境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倡导“不放弃人类尺度”基础上的“控制自然”的生态幸福观，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幸福观的典型。尽管梭罗和莱易斯相隔一个多世纪，但两者代表的两种不同形态的生态幸福观共同构成了当代社会幸福观发展的新方向。他们的生态幸福观在有关消费与幸福、自然与幸福及社会制度与幸福关联的阐述上，既有契合之处，又有着各自的独特性，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1　消费与幸福

相比工业时代所推崇的一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和物质极大丰富的幸福观，梭罗和莱易斯都指出这样一种幸福模式是不可持续性的，因为它将感官享受等同于幸福，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在生态时代，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幸福的？这引起了梭罗和莱易斯的极大关注。他们各自提出了一种生态生活方式，但其具体样态有所不同。具体阐述如下：

在所有的自然主义者中，梭罗是为数不多的，通过大篇幅的生态性消费方式来阐述其幸福思想的作家之一。他从生态经济的角度描述了一种物质需求极少的幸福生活方式。在他看来，人类的必需品是很少的，大致可分为：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就衣服而言，梭罗认为，衣服只要能保持身体的体温和方便我们在社会中把赤身露体遮蔽起来就足够了，而现代人却常常把穿衣服的目的搞混了。人们采购衣服时，常常受市场广告和好新奇的心理所引导，把衣服看作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最终成为衣架子。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真正应该敬重的东西，只是关心那些受人尊敬的东西。”［1］（P19）他们过多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很少征求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这样一种消费需求，不仅没能体验穿上合身衣服的愉悦，到头来买衣服的新奇感也会被市场及大众的意见所消磨殆尽。事实上，在梭罗看来，衣服是和我们的性格是同化的，充满了我们的性格印记，盲目追求时尚只会造成异化的消费和异化的人的幸福。因此，现代人不幸福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生活必需品，而在于缺少奢侈品。然而，“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2］（P12）这就是梭罗对好的生活方式的生态幸福观的注解。

正如现代人为了能够生活舒适而寻求更大更光耀的房屋，宁愿花费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那部分时间来挣钱，只是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这在梭罗看来是不值得的，因为即便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房屋，他也没有因此生活舒适，倒是更加穷困了，房屋彻底占有了他。因此，梭罗认为，有些事物只适合欣赏，而不适合占有。占有等于禁锢。“这种人看来阔绰，实际却是所有阶层中最贫困得可怕的，他们固然已积蓄了一些闲钱，却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幅金银的镣铐。”［3］（P14）相反，他举例说原始人因为没有过多的欲望，反倒生活安逸，赤身露体，充当大自然之中的一个过客。他们待吃饱睡暖，神清气爽再考虑他们一天的行程，不像文明人一醒来就被房屋包围着。这也就是梭罗对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幸福困境的担忧。他说：“当文明改善了房屋的时候，它却没有同时改善了居住在房屋中的人。”［4］（P30）现代文明提高了人的物质财富占有，却没有改善人的思想文化，甚至还在倒退。这和后来的罗马俱乐部所说的：“当人类显然还在前进的时候，它现在实际上正在退却，正在进入一个不说是生存上也至少是文化、精神和道德上的衰退阶段——因此，人类原来的差距正逐步发展成为鸿沟。”［5］（P7）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梭罗在资本主义还在迅速发展，人们还沉浸在大工业所带来的福祉之际，就超前觉察到人类将不断被无止境的物质需求消耗掉幸福的危险，从而倡导一种极简的生活方式。

概而言之，在如何才能生活得更好这一问题上，梭罗认为有必要减少个体对外部物质的需求，反对将物质消费与人的幸福指数划等号。而作为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莱易斯和梭罗一样，坚持一种绿色的消费方式。莱易斯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们误以为不断增长的消费可以弥补其在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中遭到的挫折，从而通过各种疯狂的物质消费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只根据消费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幸福程度。这一衡量标准把消费与幸福等同起来，而忽视了人的那些最关键和最基础的需要。这在莱易斯看来，正是当代幸福异化的表征。

不仅如此，正如本·阿格尔所说：“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6］（P486）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导致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问题成为人们满足和幸福的极限。面对这一幸福困境，莱易斯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他用“生态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幸福论，拓宽了当代社会的幸福视域。莱易斯指出，迫于生态生存压力，人们需要在缩减自己的物质消费需求的同时，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需求方式，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观念。也就是说，莱易斯认为在充分肯定工业文明所获取的巨大物质成就后，人类需要超越物质层面的需求，在精神上继续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这种新的需求结构，包括当前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的改变，培养文明人逐步从量的消费（多少商品）转向质的消费，如更好的文化、艺术、精神的享受和实现来确定幸福，这也是未来社会进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概而言之，梭罗和莱易斯的幸福观要求改变以往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从而着眼于一种“否定性的需求理论”来寻求新时代的幸福理念，这正是他们在消费与幸福关联问题上的共同点。但在如何改变生活和消费方式上，二者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梭罗主张放弃一切不必要的物质追求，通过最简单的方式缩减自己的物质消费来谋生，过一种近乎禁欲主义式的生活来实现他的幸福理想。如：他在自己屋边的沙地上种了些作物，包括蚕豆、土豆、玉米等，用这种简单而自然的方式挣钱补偿建造房屋的额外开支。当然，收成主要是用于让自己能够食用自己的粮食来过一种简单而独立的生活，体验自由劳动的快乐和满足。梭罗认为，“我的生活方式至少有这个好处，胜过那些不得不跑到外面去找娱乐、进社交界或上戏院的人，因为我的生活本身便是娱乐，而且它永远新奇。”［7］（P104）

相反，莱易斯认为人的生活情趣应该重视一定程度的物质幸福生活，这较之梭罗几近禁欲主义的幸福主义要更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不仅如此，莱易斯还主张人类未来的社会进步的前景还取决于能够在消费之外的其他活动领域中，主要是生产活动领域中确立人的满足和幸福感，这一点他比梭罗思考得更远。可见，莱易斯的生态幸福观蕴含着对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双重要求。他认为，除了要求个人层面的控制消费外，还倡导从国家层面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最终形成一种消费者能够告诉生产者“生产多少就足够”的一种生态生产，即“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像今天的社会那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8］（P106）这就是二者的生态幸福观在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的异同点。

2　自然与幸福

在“自然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上，较之传统幸福观用一种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来看待人的幸福不同，梭罗和莱易斯一致强调用一种生态化思维来对待人的幸福与自然的关系，即自然观念的转变是当今生态幸福观的必然要求。

作为自然主义和超验主义的代表，梭罗认为万物皆有灵，自然是有神性的，是有生命且充满人性的。自然和人类没什么不同，可以共鸣。在《瓦尔登湖》中，梭罗指出，蚂蚁的厮斗就像人类之间的战争，而鸟雀的歌唱、牛的乐声等，则是不花钱的音乐，所有这些自然景象都在日常的时间里给梭罗增添了许多乐趣。梭罗认为，自然不仅是人类存在的基础，更是人类精神的泉源，自然和人类的精神是互通的。因此，他说自然是精神的象征，对大自然一草一木、一石一鸟的观察和体验皆能使人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幸福所需的品格。如大山的宽厚、谦恭以及水的慷慨等品格，都是人类值得学习和模仿的品质，这就是大自然的道德教化功能。不仅如此，大自然还可以给人提供幸福的启示，人应该到自然界中去寻找乐趣和幸福灵感。在梭罗看来，大自然的精神价值就是大自然改变人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的价值。概而言之，梭罗站在浪漫主义的立场上，亲身实践“回归自然”的浪漫，唤醒被工业文明社会所遗忘的一个基本幸福信念，即强调自然的整体性和活力，过一种尊重宇宙法则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同样，在如何对待自然的观念上，莱易斯非常重视人类生态生存压力对幸福的影响。他指出，传统科技发展和商品生产给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影响了社会进步及人的幸福发展，他认为生态幸福观具有一定的生态限度。他说：“工业生产和人口的无情增长已使人们把（对稳态经济的）关注中心由审美的教育转向生态生存。”［9］（P485）可见，当代社会，生态生存压力比消费经济更加紧迫，人的幸福观要和人的精神自由和生态状况密切关联。

综上所述，梭罗和莱易斯都把自然当作一个“社会的范畴”，强调自然及生态生存对人的幸福生活的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梭罗论述的是具体自然与幸福的密切关联性，而莱易斯则着眼于对抽象自然的社会幸福意义的论述。也就是说，在自然以何种方式对人的幸福产生功用这一问题上，梭罗和莱易斯的差异是明显的。梭罗倡导一种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幸福生活，而莱易斯则强调生态幸福取决于人类对待自然的观念、态度和行为。

可以说，梭罗和莱易斯的生态幸福观在自然观念上的差异与他们幸福的价值观基础相反有关，具体表现为“与兽为邻”与“控制自然”的不同主张。梭罗的生态幸福观以生态主义为价值基础，追求一种“与兽为邻”的浪漫主义情怀，涉及一种人与自然的亲密交往。梭罗认为，他的本性并非隐士，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喜爱交际，任何血气旺盛的人来时，他都会象吸血的水蛭似的，紧紧吸收他不放。但是，他仍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隔阂常常要比人与自然间的交流复杂得多，有时候人与自然反倒更容易交“朋友”，他把麝鼠当作兄弟，把康科德的植物视为和他一起居住的“居民”，这也是梭罗更愿意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同类和朋友，刻意去掉很多不必要的人际交往的原因。他说：“我更愿意将人看成是自然界的栖息者或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愿意把他看成社会的一分子。”［10］（P205）“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获得了一种奇怪的自由感。”［11］（P27）可见，通过与自然的亲密往来，梭罗已经完全融入到大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的交往不仅没有使梭罗的生命缩减了时间，反而给他增添了很多健康和欢乐。自然因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而成为人类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生态主义者梭罗一样，生态社会主义者也意识到自然对人的幸福生活的重要意义。正如康芒纳所说：“为了在地球上幸存下来，人类要求一个稳定的、持续存在的、相宜的环境。”［12］（P11）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之根。但是，和梭罗倡导的“与兽为邻”，赞颂本真自然不同，莱易斯倡导通过“控制自然”来保护自然，以此论述自然与幸福生活间的密切关联。可见，莱易斯基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立场，提出一种有益于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幸福观，这得到后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佩珀的支持，佩珀说：“人类不可能不是人类中心论的，人类只能从人类意识的视角去观察自然。”［13］（P41）

莱易斯对“控制自然”的观念进行历史分析，他认为，在近代以前，“控制自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和积极的观念，从《圣经》中上帝对自然的控制权派生出来的人类对自然的绝对权威，有助于帮助人们消除对自然的恐惧，鼓励人们不对生活失去信心，相信人可以改变人的生存的物质条件，获得一种生存幸福。但自近代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试图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然控制”进行解释以来，人类社会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控制自然的时代，控制自然的观念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此后，“控制自然的观念总是以普遍的名义把控制自然说成是人类普遍的任务，宣称它会对整个人类而不是对某个特殊集团带来利益，‘解除人的处境的困难’是其基本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不相信这种关于普遍性的说教了。”［14］（P153-154）也就是说，近代以来，“控制自然”观念的消极作用日渐显现，“人类幸福的目标与科学的目标被认为是一致的”，［15］（P70）即加强对自然的控制。

的确，从表面看，“控制自然”的概念与生态幸福追求格格不入。那么，要获得人类的幸福，是否就应该彻底抛弃“控制自然”的观念而坚持一种“解放自然”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念？莱易斯认为，这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不可取，关键在于要对这一观念加以重新解释，赋予新的时代蕴含，即把控制自然理解为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他说，“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16］（P168）在莱易斯看来，人控制自然是为了保护自然，并透过保护环境来保护人类自己及维护人类的幸福，自然具有工具价值。并且，莱易斯认为，如果“控制自然”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而是灾难，那么就不能称为对自然的真正控制。这一点同为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格伦德曼也说过：“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考虑到被改造过的自然对社会的反作用，就不能说它完全控制住了自然。”［17］（P60）可见，生态危机的出现恰恰是人类缺乏对自然进行合理控制的结果。因此，莱易斯倡导一种科学的“控制自然”观念，这一观念意味着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意味着穿透自然现象的帷幕，揭示自然的内在结构和规律，按自然规律生活和生产。也就是说，控制自然的欲望越强烈，自我克制就越自觉，人也就越容易获得幸福。这正是莱易斯“控制自然”的生态幸福思想。

从自然观念的转变来看梭罗和莱易斯的生态幸福观，梭罗的生态幸福观具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情结”，他认为保护自然与追求人类幸福二者都是目的，二者共存共荣。而莱易斯的生态幸福观的自然观则坚持“人的尺度”上的“控制自然”，二者区别明显。

3　社会制度与幸福

作为美国激进的个人主义先驱，梭罗认为人的幸福与否与社会制度关联不大，他倡导一种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其幸福模式的生态幸福观，极力反对那种千篇一律的生态幸福模式，在他看来，人的幸福可以是创造性的和多样性的，但唯一的一点要求就是这种幸福观要有其生态界限。因为即便是他在瓦尔登湖所度过的两年离群索居的生活，也只能说是他个人“生态乌托邦”幸福生活的理想模式，或者说他特意选择在1845 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那天进入瓦尔登湖，是表达对社会不满的手段，但他却不是要别人效仿他的这一生活。他说：“我却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为，也许他还没学会我的这一种，说不定我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18］（P64-65）在他看来，人的性格不同，对幸福的理解和需要也会很不相同，人的幸福与个性有关，关键在于引导人们自由选择一种符合“生态”的生活，这就是他的激进个人主义观点在幸福的社会理想上的表达。

同样，作为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莱易斯也认为，以往以疯狂的物质需求和消费活动的满足为幸福标志的幸福模式是单一的，是有缺陷的，他认为当今时代的幸福应该是多样的。在他看来，人有各种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说，人们与生俱有康复、种植、缝纫、运动、学习、建筑、安葬的能力，每一种这样的能力都可以满足一种需要。只要满足的手段取决于人们本身能作的事情，很少依赖于商品，那么这种手段就会变得十分丰富。这些活动具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交换价值。交往社会将促使每个人尽可能地直接参与生产活动。［19］（P178）他认为，人在缩减自己物质需求的同时，还要尽量创造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使各个个人在自由和自足的条件下决定和满足自己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就可能在日常生活及生产活动中获得满足，而不是完全依赖于市场消费。这样，他认为人的幸福模式是可以多样的，并且这种通过自主的劳动来直接获得满足是“生态”的，可见，他和梭罗一样，追求一种多样性的生态幸福观。这就是他们生态幸福观在社会理想上所表现出的一致性。

尽管梭罗和莱易斯都倡导一种多样性的生态幸福观，但他们在社会制度与生态幸福的关联性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梭罗作为激进的个人主义者，他并不把人的幸福寄情于何种社会制度，而是单纯地向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主张建立一种“生态乌托邦”社会。而在莱易斯看来，人的生态幸福与坚持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分不开的，主张建立一种“较易于生存的社会”。

梭罗说：“我诚心诚意地接受这句座右铭，‘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我愿将这句话改为‘最好的政府是什么也不管的政府’。”［20］（P85）可见，他所期待的“最好的政府”正是一个不独裁专政、给个人充分自由的、为人类谋福利的政府。正是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他曾经公然反抗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帮助流亡的黑奴逃到加拿大去（他是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还因不肯交在他看来不合理的赋税而被捕入狱，他通过行动表达其对社会的不满。因此，当他看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幸福被物质主义及消费主义等观念主宰而找不到自我时，他选择直接远离喧嚣的社会，通过赞颂自然和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来表达对现实的反抗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梭罗亦师亦友的爱默生曾经说过：“这个时期的特点看来是思想的自我觉醒，人变得富于反思和心智发达，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祖辈们都是在这样的信念下行动的：社会的辉煌繁荣是所有人的幸福，故而一贯为国家牺牲公民”。［21］（P494）可见，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常常存在社会对个人幸福选择的压制，这对梭罗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因此，他提出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态幸福理想。值得留意的是，梭罗的个人主义的生态幸福理想是其幸福思想在社会领域的表达，并不同于经济领域亚当·斯密等人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更不是一种利己主义或唯我主义。正如有学者指出：“英语中最早出现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意指平等主义哲学。有人推测，大约在1835年，爱默生（R·W·Emerson）第一次使用了individualism这个词。”［22］也就是说，在爱默生和梭罗的时代，他们主要赋予社会领域的“个人主义”以积极含义，此时的个人主义幸福观意指平等主义幸福观，强调个人的幸福权利及自然的幸福权利，倡导人应该过一种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生活方式。

相比梭罗生态幸福观重视对个体的生态幸福观的挖掘，莱易斯进一步指出，个体的幸福与社会的生态幸福观是分不开的，建构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有助于实现和保障个体的生态幸福。在莱易斯看来，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首先是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就是减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要因素的重要地位和把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的能源及物质减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未来技术的发明都要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和同环境中积累的残存工业废物作斗争。［23］（P484）但是，对于莱易斯来说，“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促使幸福从量的标准向质的标准转化的有机的理论观点，“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只是社会改革的一个有力的动态阶段。其次，“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特征是降低生产，实行稳态经济，生产走向小型化和分散化，人类满足的场域不再是消费，而是生产。这就是莱易斯“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背景下的生态幸福观的两个基本点。

总的来说，梭罗所倡导的平等主义的“田园牧歌式生活”，而莱易斯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背景下的生态幸福生活，这正是两者在社会制度与幸福相关性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异质点。

4　启示

梭罗和莱易斯的生态幸福观都把生态问题与人的幸福相结合进行研究，这正是当代生态幸福观研究的主题。比较二者生态幸福观的一致性和异质性，可以看出其对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幸福研究具有重大启示。

首先，相比工业文明时期各种幸福观过于注重幸福的量（物质消费量）的标准，梭罗和莱易斯向我们阐述了生态文明时期的幸福研究必须注重幸福的质的标准。那么，如何实现有质量的幸福生活？梭罗和莱易斯给出相似的解答。梭罗认为好生活并不是无止境消费的生活，相反，他认为只有简单生活，才能深入到生命的最深处，不被世俗的喧嚣左右。在《瓦尔登湖》里，梭罗不厌其烦地罗列自己的各项费用和生活成本，只是向现代人表明：事实上，人只需要一定量的劳动就可以换回人类生活的必需品，而其余时间则可以自由支配——或用于阅读和思考，或用于丰富我们的生命内涵。他还举例说，像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那样，他们外表再穷没有，内心再富不过。因为这种人免于谦卑的工作，开始向生命迈进。这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说是一个警醒和启示。莱易斯也说：“现行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体制妨碍人们这样一种才能和能力的发展，即直接参与可提供满足范围广泛的需求（建造房屋、种植粮食、缝制衣服）手段的活动的能力，相反却使人的活动完全围绕市场购买来进行。”［24］（P108）可见，在他看来，有质量的生活在于消费之外的其他活动领域之中，他期待人们应该越来越多地在理想的职业中，在生产和参与决策中获得满足。在这样一种生态幸福观下，人对市场交换的依赖会大幅度缩减，也可以在不以广告为媒介的适当消费和生产中获得快乐。总之，梭罗和莱易斯认为现代人不幸福的原因不在于缺少生活必需品，而在于无限制的购买欲望，他们有可能并不喜欢自己的职业，但他们仍然会努力工作以满足他们的高端消费需要，制造虚假幸福。最终，梭罗和莱易斯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生活，即当今的生态幸福关键在于重新评价人的物质消费需求，并逐渐将人的需求引向精神文化领域。当然，这并不是要提倡人们回归原始式的简朴生活，而是要调整人们对好生活的性质和质量的看法，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

其次，从梭罗和莱易斯的生态幸福观在如何改变人的自然观念上看，不管是梭罗，还是莱易斯，他们都流露出保护自然的情感，认为人与自然要共生共荣。梭罗通过赞美自然之美来重新唤起人类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关注，暗示保护自然及自然对人类幸福的意义；而莱易斯则通过揭露工业化进程中的大规模“控制自然”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来唤醒美国人保护环境的意识，引起全球性的关注。在他们看来，当今的幸福追求并不仅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问题，人与自然间的正义秩序也不容忽视。梭罗认为，自然对人类具有同情心，是自然提供我们必要的生存条件。他说：“是什么药使我们健全、宁静、满足的呢？不是你我的曾祖父的，而是我们的大自然曾祖父的，全宇宙的蔬菜和植物的补品，她自己也靠它而永远年轻，活得比许多的老伴儿们更长久，用他们的衰败的肥胖更增添了她的康健。”［25］（P127）因此，梭罗告诫我们，自然和人类一样，都有获得幸福的权利。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好好地生活，就应该学会更多地从生态意义上去思考幸福问题，改变以往对待自然的残暴态度，做到公平公正地对待自然，维护自然的本真状态和自然的精神意义。正是梭罗的生态幸福主张，唤起了美国民众的环境正义意识，弘扬了环境正义主题。并且，较之梭罗时代的环境正义主题主要研究人与自然之正义，莱易斯时代的环境正义主题更主要表现为以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之正义。如莱易斯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传统“控制自然”的观念与控制人及加剧社会矛盾的关联，他说，以往“控制自然”的观念把人和自然一分为二，给自然和人类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并且，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技术控制通过操纵需求转化为对人的控制。”［26］（P141）不仅如此，“它们的过分含混有助于掩盖一系列基本的社会矛盾”，［27］（P91）消弭了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能力，传统“控制自然”事实上是对人的幸福的控制。因此，莱易斯认为，生态问题不是单纯的自然问题，更不是一种“经济代价问题”，而是事关人类幸福的社会问题。概而言之，梭罗和莱易斯启示我们，人要重视环境正义，把自己欲望的非理性部分置于控制之下，善待自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构全球性的生态幸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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