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东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家庭背景对学生教育分流与道德交往的影响

邵东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家庭是学生成长的第一站，也是学生文化资本生产的第一站。出身于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会接受不同的家庭教育，并通过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影响来择校而形成教育分流。笔者通过分析家庭背景中的资本、教育分流中的差异表现,来透视对学生道德交往等方面的影响。

家庭背景 教育分流 道德交往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10.008

日本学者天野郁夫指出：父母的学历所代表的学校教育成果作为“文化资本”不仅在家庭里积蓄而且由子女继承下来，而子女和家庭的升迁性流动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给子女什么样的学校教育。美国社会学家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在解释学生的学业成绩与职业成功不能完全归因于学生个体的知识能力时，可以从学校再生产着生产关系所特有的分化形式这个方面来解释。赛缪尔、鲍尔斯对美国教育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样的结论：随着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学校制度再生产了不平等现象[1]。笔者将通过对家庭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以及家庭通过学校选择形成的教育分流，来透视教育分流对学生的与道德交往方面的影响。

一、家庭——文化资本积累的起点

家庭是孩子进行文化资本积累的逻辑起点，不同的家庭背景会教育出不同的孩子。而家庭背景不同造成了阶层差异，进而产生文化区隔，由于孩子拥有不同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所接受到的来自家庭的教育资源也不尽相同。

法国社会学学者布迪厄以资本为工具，将场域作为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他认为决定场域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和手段。布迪厄把资本分成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2]。家庭背景的差异主要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方面进行解释。

(一)经济资本不同

来自经济资本雄厚家庭的孩子，在教育中处于优势地位。经济资本雄厚的家庭会通过对学校选择的直接干预以影响教育分流。家庭背景对教育分流的第二种影响方式是通过学生的学业成绩这个中间变量来实现的，这种影响方式相对比较隐蔽，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以学生的成绩来进行竞争相对比较公平。在这里，笔者讨论第一种直接干预的影响方式。我国学者方长春关于“家庭背景差异在教育分流中的影响”(注：此处是课题名称还是文献名称，未见注释或参考文献)的研究中，得出了来自不同阶层中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后的流向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比方说，在遇到择校问题时，那些经济资本雄厚的家长会通过“购买”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走“高价生”这条路。以笔者当年中考落榜为例，当年中考失利后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一般，没有让家人花钱就读当时仅次于重点高中的一所学校，而是选择了一般的三流高中，一方面当时父母也没有这个意识，没有把上学这件事情高度重视起来，另一方面，家里确实没有条件。虽然大家都知道教育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最佳途径，在一所重点高中上学考上名牌大学的概率会远远高于普通高中。我父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他们那个年代经历了文革时期党中央对教育的轻视以及文革后对教育、人才的高度重视，他们也很重视孩子的学业，但是也许对于受教育质量的高低并没有很重视，导致了我后来的发展不是很顺利，当然这只是举了一个笔者小小的例子。另外，目前就笔者了解，那些拥有家庭雄厚经济资本的大多数孩子有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出国读博的想法，并为此努力考雅思等。而家庭经济资本相对薄弱的一些学生有出国读博的想法，但是因国外昂贵的学费望而却步，这也可以证明拥有家庭的经济资本不同的孩子在教育出路的选择也不同。不少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在读研期间自己做兼职填补生活费，这必然会影响到学业，在学习中获得文化资本时处于不利地位。

(二)文化资本不同

文化资本主要有三种存在形式:(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的批判等；(3)体制的状态[3]。这三种文化资本映射到家庭中主要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的藏书、资料等。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家庭必然会有不少藏书，会对孩子有一定的文化熏陶和感染作用。父母受教育程度高，潜意识里会对孩子产生较高的期望，会给孩子买一些书籍、教育设备等教育资源，或者培养孩子在艺术方面的兴趣爱好等，这必然是给一个处于竞争激烈社会中的孩子增加了一项获胜的筹码。此外，父母的期望对孩子的成绩也有正相关。分析发现，具有大学教育期望的青少年比没有大学教育期望的青少年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更多，而个人大学教育期望主要来自父母。文化资本高的家庭能更多地投入到子女的教育过程当中，为子女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无疑会有利于子女的竞争[4]。回忆笔者当年报考大学时，由于整个家族没有对报考情况了解太多的人，就匆匆报了大家熟知而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师范类院校，这也可以说明，在家庭中文化资本的缺乏会使孩子的整个受教育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此外，我们也可以发现，那些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孩子，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可以及时寻求父母的帮助，反之则不能。这些都证明了家庭中的文化资本在孩子的受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

(三)社会资本不同

对于“社会资本”，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笔者在百度百科搜索，社会资本是“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来源)由于社会资本是蕴含于社会团体、社会网络之中，个人不能直接占有和使用它，只有通过成为该网络的成员或建立起网络连接，才能接近与使用该资本。社会资本主要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进行研究。家庭对社会资本的运用主要从微观和中观层面进行研究。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着眼于个体行动者的关系指向特征及其自身社会地位状况对其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本。家庭背景不同，拥有的社会资本也不同，那些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的家庭，会为孩子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反之则不能。而那些家庭背景一般，或者说社会资本薄弱家庭的家长就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孩子寻找更好的出路，最后这个孩子只能靠自己的能力来上学校。

二、学校——教育分流的场所

教育分流是指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将学生分门别类，使其进入不同的学校，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标准，采用不同方法，使学生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教育分流直接为学生从事不同职业和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国的教育分流主要是从初中后开始的，初中后的教育是依据此前学生所取得的学业成就来分流的，而这一阶段的教育分流是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分水岭。那么家庭背景是如何对教育分流产生影响的呢[5]？前面说到，由于家庭背景不同或者孩子个人知识和能力不同，进入不同的学校接受教育，有的进入重点学校，有的进入普通学校，也就形成了教育分流的状况。不可否认，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存在着差异。重点学校会吸纳最优秀的教师，为学生提供最完备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以及各种教育资源。学生在重点学校或者“名校”接受到的教育水平会远远高于在普通学校接受到的教育。笔者选择了江苏省南京市的两所初中学校进行观察和访谈，一所是名校，另外一所是普通的学校。经笔者调查，名校的孩子大都来自父母是知识分子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等拥有雄厚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家庭，而一般学校的孩子大多数来自工人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相对薄弱或者经济资本雄厚而文化资本薄弱(比如个体户经营者)的家庭。笔者随机进入两所学校的一个班级课堂进行观察和访谈，最后发现有以下几点不同：

(一)课堂氛围不同

“名校”的课堂氛围更加轻松、自然、活泼，学生回答问题更加开放、自由，甚至有学生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问题时开玩笑，学生的坐姿也很随意。笔者认为，学习本身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坐姿自然随意有利于学生的智力发挥。而一般学校的课堂氛围就没那么轻松了，只见老师一说“上课”，学生个个都坐得端端正正，回答老师的问题时举手是规范式的，老师要求学生回答问题用的是标准化的回答模式。课堂气氛沉闷，教学过程单调、乏味，没有学生敢随便说话，更不用说和老师开玩笑了，对老师可谓是“又敬又怕，怕字当头”，很明显老师在学生心中是很有权威的。“名校”的老师在课堂上会鼓励学生说更多的答案，用更多、更新的方法来解题，而一般学校的老师则求“准确”，为了避免学生出错，不建议学生采取新的解题思路。另外，名校的老师在课堂上遇到学生回答错误，会找其他学生纠正或者补充，而一般学校的老师则会严厉呵斥，指责其不该犯这种低级错误，很明显一般学校老师的教学方式压制了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名校的学生在课堂上遇到不懂的地方或者老师的答案和自己不一致的时候，会主动举手问老师，而一般学校的学生几乎没有这种做法，这种传统的来自教师的权威压制了学生提问题的积极性，也抹灭了学生对问题的思考性和批判意识。

(二)师生关系不同

“名校”的师生关系更加民主、平等，比如学生在课堂上遇到不懂的或者是和自己答案不一致的时候会主动举手问老师；班会课上，班主任老师会让几位班委来组织，虽然班主任老师在场，但是班委们会大方地主持，让大家提出问题，并用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大家的问题，整个班会气氛比较轻松、自然，老师有什么疑问也会提出来，师生关系是平等、民主的。而在一般学校的课堂上，学生基本没有主动向老师提问题；班会课虽然也是两位班委主持的，班主任老师在场，但气氛还是比较严肃，没有一个学生随意乱动或者随便说话，和正常上课并无区别。学生对老师有一种畏惧感，师生关系稍显紧张。

(三)课堂教学空间构成不同

按照我国学者吴康宁对课堂空间构成的分类，名校的课堂是分组型空间构成，在这种课堂中，这种布局有利于学生之间合作学习，但也会造成学生上课说小话而影响学习。而一般学校则是传统型空间构成，也就是秧田式布局，在这种布局下，和老师互动最多的一般是坐在最前排和最中间的学生，老师的问题向全班提出后是让个体作为代表发言，而不是小组作为代表发言，课堂氛围不如小组合作活跃，不利于学生同伴关系间的学习和互动，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不利于学生之间进行合作学习。

(四)课堂教学的社会学模式不同

我国学者吴康宁提出了课堂教学的社会学模式的三大基本要素:一是角色及其行为特征，包括教师的角色及其行为特征与学生的角色及其行为特征；二是人际网络，包括师生人际网络和学生人际网络，并将“交往途径”与“联系程度”作为判明学生人际网络状况的两个主要方面；三是活动规范，包括：强调什么，谁是监督者，有无弹性[6]？

按照我国学者吴康宁对课堂教学的社会学模式的分类，可以把名校教师的教学模式归为“参与·合作”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教师的角色是同伴，至少在形式上也“承担”学生所承担的活动任务；学生的角色则是协助者，学生扮演着合作的角色，采取协同行为。学生之间多为直接交往，联系紧密；师生交往的内容与形式趋同于学生交往。活动规范实际上即为合作规范，监督工作以学生为主，执行中具有相当弹性。“名校”老师上课时，会结合多媒体，引导学生接触新知，而且引入的课外教学素材新鲜贴切，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在课堂教学中利用一些有趣的图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协助学生学习。该名校在课堂上主要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交流和学习的，学生的角色是合作式的。笔者注意到课堂上有班委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特殊记录，可谓是“合作规范”“监督工作以学生为主”，不用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严厉要求，生生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此外，几个班委每周和班主任老师和其他两位老师一起就班级的近况或者问题进行交流，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师生之间的交往也趋同于生生之间的交往。

按照我国学者吴康宁对课堂教学的社会学模式的分类，笔者所研究的一般学校的教学模式可归为“指令·服从”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教师扮演着权威角色，其对学生的要求具有强制性，学生大多只是“顺从者”。笔者注意到在一般学校课堂上，教师对学生的语言带有权威性，学生对教师的态度可谓是毕恭毕敬，回答问题时畏首畏尾。教师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学生必须按照老师的标准来答题，带有很浓的强制色彩。在课堂教学的导入方面，几乎都采取课本上的导入方式，对学生来说，没有什么新意而言；课件的内容几乎是对课本内容的“复制”，没有课外教学资源的注入，学生学起来略显单调枯燥。比起名校教师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拓展课外教学内容、拓展学生的思维和视野，一般学校的教师对教材内容“照抄照搬”的呈现方式，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再加上老师对学生解答问题的要求比较严格，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束缚了学生的创造性和对问题的批判意识，不利于学生以后的发展。对教学内容的检测方面，主要是教师个体在“一对一”批改学生的作业等，一方面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不利于教师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是教师本人对学生进行监督，并无任何弹性而言，对学生来说受到了束缚，对老师来说，也不轻松。

(五)父母期待不同

笔者通过对两所学校的学生就“父母最关心自己哪个方面”和“你认为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两个问题了进行访谈。笔者发现，“名校”中该班级中约90%的学生认为，父母除了关心自己的学习之外，还关心自己在学校的生活、和学生的关系等，也就是“名校”学生的父母对孩子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学习方面，还有在校情况等方面，这会对孩子产生积极影响，让孩子对生活充满爱和热情。而一般学校的孩子，约90%学生认为父母很关心自己的学习，其中有不少学生下午放学和周末都要去上补习班，这也可以折射出父母对孩子学习的“过度关注”，只有极少数孩子提到父母会关心自己在学校的情况、和同学的关系。在提到“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时，两校的孩子都认为：学习好、人缘好、有礼貌是好学生，两所学校就“什么是好学生”的理解基本一致。我们从这个问题也可以看出，出自一般学校的家长认识到了教育对孩子以后发展的重要性，也在通过让孩子上补习班等方式来尽力弥补这种差距。

(六)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不同

由于受阶层的影响，不同文化层次的社会成员确实在使用着“质量”与“品位”不同的语言。文化层次不同的家长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文化代码，结果，其语言也就逐步形成相应的文化特征。当我们把视野从家庭延展至学校，便会发现，学校课程内容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代码。学校课程的特征就是“合理性”，逻辑联系的科学性高。由于学生的文化代码基础主要取决于家庭文化层次，而学校课程又是一种精致代码，这样学校课程与家庭文化层次较高的学生之间便具有了一定的文化相容关系，而与文化层次较低的学生之间则存在着文化相斥关系[7]。

笔者注意到“名校”的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具有流利性、连贯性和拓展性等特征，语言表达能力强，可谓是“精致编码”语言的表现，而一般学校学生回答问题具有间断性、短小化和局限性等特征，可谓是“受制编码”语言的表现。一方面，名校学生的父母拥有雄厚的文化资本，接受到的是来自父母的“精致编码”语言的熏陶和感染，另一方面和教师水平也有关，名校教师的教学水平通常都高于一般学校的教师，在教学中会拓展很多课外的知识，有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和思维等。相反，一般学校的学生大多都出身于文化资本相对薄弱的家庭，父母的文化水平不如名校学生的父母高，从小接受到的是来自父母的“受制编码”话语，再加上老师的教学水平、内容拓展等也不如名校老师好，造成了学生组织语言能力时的匮乏和回答问题的简短、局限。

三、教育分流——道德交往

笔者通过观察两所差异比较明显的学校的学生，发现两所学校的学生在道德交往方式有所差别。我国学者丁瑜关于家庭背景与学习成绩、子女品德差异的研究也证明，家庭背景对学生学业与品德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基本“趋同”。

(一)交往方式不同

“名校”的生生之间交往表现在上课联系紧密，主要是交流、讨论学习问题，课下交往随意、活泼开放，男生和男生之间、男生和女生之间会因为一些小摩擦而说脏话，男生和男生之间还会出现打架的情况。而一般学校的学生交往相对比较“规矩”，相互之间比较尊重，几乎没有出现说脏话和肢体冲突的现象。这种差异也许是课堂上生生关系的再现和延伸。不过笔者认为也不排除受“霍桑效应”的影响。如果是这样，名校孩子对于一个外来的老师来自己班级观察，能够很自如地表现出真实的自我，而一般学校则有所顾虑，这也是学生在面对陌生老师时的一种常态表现。通过对两校学生交往方式的观察，对于他们未来的交往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设想，“名校”学生在和老师或者上级领导的接触中主动、大方、敢想敢说，而出自一般学校的学生在和老师或者上级领导的接触中可能会胆怯、被动、拘谨等。

(二)品德差异

笔者在调研中，仅仅就道德交往状况进行了观察和访谈，没有就品德表现进行具体的问卷调查。我国学者丁瑜关于家庭背景和学生品德差异的研究结果表明：家长文化程度和家长期望水平影响着学生的品德差异，主要表现在：高等文化程度的父母的子女的品德表现优于中等文化程度父母的子女，后者又优于低等文化程度父母的子女；家长期望水平不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高期望水平(期望子女上大学)、中期望水平(期望子女考中专)、低期望水平(期望子女中学毕业随即就业)三种不同家长的子女，前者的品德面貌普遍优于中者，中者又普遍优于后者[8]。

(三)对交往方式的影响

一个人早期接受的教育会对他以后的交往方式乃至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出身“名校”的学生，在他以后的学习或者工作中，会更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在和上级交往过程中会更主动积极；而出身于一般学校的学生，在他以后的学习或者工作中，可能会墨守成规一些，不敢提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或者没有创新意识，当然，这是笔者一个不太成熟的设想和猜测。

总体来说，家庭背景通过教育分流会对学生产生显著的影响。从布迪厄的观点来看，学校教育所起的作用不是促进社会的平等化，而是对既有差异的再生产。通过教育分流，学生受到不同教师的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会对学生的品德表现、道德交往及未来的交往方式等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本研究通过质性的方法，对这种差异现象进行分析，对学生的未来交往方式进行透视，力图从家庭背景、教育分流方面进行解说、预测。不可否认，本研究存在误差，因为学生的道德交往方式、品德表现也和学生的家庭构成情况、学生自己的个性等自致性因素有关，但隐藏在自致性成就背后的先赋性因素作用的揭示，则说明必要的社会调节是必不可少的。就学校教育而言，在看到它社会平等化作用的同时，不能对它的平等化作用盲目乐观，适当的社会干预是平等化的必要保证。

[1] 方长春. 家庭背景与教育分流过程中的非学业性因素分析[J]. 社会,2005(04):105-118.

[2] 李全生.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J].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3(01):8-12

[3]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 王甫勤,时怡雯.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社会,2014(01):175-195.

[5] 陈曙红.中国中间阶层教育与成就动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6][7][8]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363,335-356,242.

(责任编辑：刘宇)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Students’Educational Streaming and Moral Communication

SHAO Donghong

(SchoolofEducationScience,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7,China)

Family is the first stop for the growth and cultural capital production of students. The children who born different family backgrounds will accept different family education, educational streaming will be formed by school choice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from capital from different family background and difference in the educational streaming to students' moral communication.

family background; education diversion; moral communication

2016-06-21

邵东红(1988- )，女，汉族，河南巩义人，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

G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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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5843(2016)10-003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