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浙江 金华 321004)



中国“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径选择

刘尧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浙江 金华 321004)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点建设一直是党和国家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战略。从全国重点高校到“211”“985”工程建设，再从“211”“985”工程建设等转向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需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中国道路，不能沿袭西方的建设标准，而要依据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路。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既要居于国际学术前沿，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影响力的人才，又要立足国情，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双一流”大学建设 重点建设 中国特色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10.001

2016年6月，教育部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其中包括《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关于实施“重点特色学科项目”的意见》《关于继续实施“优秀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意见》等。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是为响应新时期国家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战略而做出的部署，即将以往的“211”“985”工程等高等教育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下文简称“双一流”大学建设)之中。事实上，重点建设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战略，从“211”“985”工程建设等转向“双一流”大学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调整。那么，“双一流”大学建设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这是需要我国政府部门、高等教育界以及专家学者研究探索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双一流”大学建设路径追溯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道路，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的全国重点高校建设。1954年，原国务院高教部确定了6所全国重点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1959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20所高校为全国重点高校。196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中又增加了44所。1978年，国务院《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确定全国重点高校为88所[1]。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重点高校建设基础上，先后实施了“211”“985”工程与“2011计划”等一流大学建设工程。2011年之后，再没有新增“211”“985”工程高校。

1.“211工程”。1993年7月，原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决定设置“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正式启动“211工程”建设项目。“211工程”是面向21世纪，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建设工程[2]。截至2011年，进入“211工程”建设项目的高校共有112所。

2.“985工程”。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5月4日召开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宣告“中国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教育部随即决定实施“985工程”。“985工程”建设的总体思路是牢牢抓住21世纪前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资源、突出重点、体现特色、发挥优势，坚持跨越式发展，以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建立新的高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走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3]。“985工程”一期建设项目随即率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实施。2004年，“985工程”启动了二期建设项目。截至2011年，先后有39所高校被列入“985工程”建设项目。

3.“2011计划”。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指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4]。随后，教育部、财政部正式启动了“2011计划”——“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是继“211”“985”工程之后，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实施的又一项重大战略举措。“2011计划”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任务，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截至2014年底，共有38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通过了“2011计划”认定。

4.“双一流”大学建设。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下文简称“《方案》”)。同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方案》。《方案》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做出部署，将“211”“985”工程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到“双一流”大学建设之中。新一轮建设于2016年开始。《方案》明确提出，加快建成“双一流”大学，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基本原则，支持和鼓励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方案》还提出了2020年、2030年和本世纪中叶的“双一流”大学建设分阶段目标。

二、“双一流”大学建设之继往开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我国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等重点建设项目，使参与重点建设项目高校的综合实力得到显著提高，带动了我国整体水平的提升。事实证明，我国实施“集中资源、率先突破、带动整体”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战略缩小了我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之间的差距。“双一流”大学建设是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走向“强国”的基本战略调整，如果说“211”“985”工程和“2011计划”是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的“集结号”，“双一流”大学建设则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冲锋号”。从“211”“985”工程到“双一流”大学建设，是我国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认识与实践的持续深化。

自1998年以来，我国对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与实践逐步深入。初期主要关注世界一流大学的外显共性特征，采用的建设方法就是模仿这些特征。随着认识与实践的深入，越来越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具有外显特征，而且有其无法用外显标准衡量的内隐特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提出，不要把北京大学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要办成“第一个北大”，这使得我国是继续模仿哈佛和剑桥等西方名校，还是借鉴西方高校的经验走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之路的问题更加明确。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立于国际学术前沿，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影响力的人才，更要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并能够为中国社会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5]。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强调，要通过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激发高校的办学活力。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方案》要求要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总体规划“双一流”大学建设并与国家五年规划同步实施。《方案》围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要求，提出“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等五项建设任务，以及“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关键环节突破”“构建社会参与机制”“推进国际交流合作”等五项改革任务[6]。

“211”“985”工程与“双一流”大学建设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施意义是“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211”“985”工程的实施意义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加快高素质创造性专门人才的培养，推进知识创新、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前者高度概括了后者的具体内容，但也有不同之处，《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

《方案》的突出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打破了“211”“985”工程建设存在的身份壁垒，实施适度开放、鼓励特色发展、实行分类推进。《方案》提出坚持以学科为基础，明确了高校差别化发展的导向，既主张适度发展综合性大学，也支持鼓励发展小而精、有专业特色的高校，实行分类推进。二是突出绩效导向，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方案》提出以办学质量，特别是将学科水平、办学特色等方面的评估情况作为建设资金投入的主要依据。在绩效评估方面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支持力度，以充分激发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的办学活力[7]。三是《方案》既涉及一流大学建设，也兼顾了一流学科建设，在目标、支持措施等方面延续了“211”“985”工程的做法。

三、“双一流”大学建设之困境突破

“双一流”大学建设是对“211”“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的延续，必然要突破实施“211”“985”工程时所面临的困境。新中国成立以来，重点建设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战略。从全国重点高校到“211”“985”工程建设，都是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为追求高等教育的赶超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实行的以高校“身份认定”为特征的重点建设工程。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意志”，集中有限教育资源扶持部分优势高校进行赶超发展，进而带动全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8]。从“2011计划”到“双一流”大学建设，是针对高校“身份认定”的弊端而实行的战略调整。“双一流”大学建设于2015年启动，宣告“211”“985”工程建设任务的完成。

“双一流”大学建设面临的有利条件，即前期开展的“211”“985”工程建设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有六个方面：一是“211”“985”工程建设使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进入到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行列；二是“211”“985”工程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综合性高校、行业特色高校和地方高校多样化发展的基础；三是“211”“985”工程建设深化了我国政府、高等教育界对世界一流大学成长规律的认识；四是“211”“985”工程建设真正使高校的科学研究制度化，极大地调动了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使高校学术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五是“211”“985”工程建设促进了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优秀人才；六是“211”“985”工程建设引入了国际竞争意识，使高校办学更具国际视野、更关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双一流”大学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是前期开展的“211”“985”工程建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六个方面：一是“211”“985”工程建设强化了不同高校之间的“身份标识”，固化了高校的身份差异；二是“211”“985”工程高校拿到了一期比一期建设更多的经费，造成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抑制了其他高校的办学积极性；三是“211”“985”工程建设助长了高校的合并与升格冲动，高校追求大型化与综合化的趋同现象严重；四是“211”“985”工程建设项目越来越成为行政工作的抓手，政府各部门之间相互争抢项目，致使其宏观管理职能减弱[9]；五是“211”“985”工程高校是在一轮又一轮项目认定的基础上通过“资源配置的剪刀差”形成的，弱化了高校之间在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竞争；六是“211”、“985”工程建设在项目立项、资金分配诸方面存在着依托关系等不良风气。

《方案》针对我国高等教育现实情况，力图从两个方向寻求突破：一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从“以校为王”转向“以学科为王”。学科建设要面向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坚持特色发展战略，培养优秀人才。这一政策若能得到有效落实，将对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二是突出绩效导向，从“大者通吃”转向“特色取胜”。以办学绩效为杠杆，建立健全绩效评估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估，在资金分配方面更多考虑办学质量，特别是学科水平和办学特色[10]。从“211”“985”工程到“双一流”大学建设不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尤其是要把“211”“985”工程僵化垄断的拨款机制变为激活竞争、滚动淘汰的拨款机制，实行开放的动态管理。

针对“千校一面”的局面，《方案》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给所有高校以平等竞争的机会。全国政协委员许强建议，“双一流”大学建设要淡化高校身份，凡是通过平等竞争进入“双一流”的高校和学科，都应由中央财政统一支持建设。全国政协委员朱鸿民说，不能使“双一流”大学建设变成“211”“985”工程的升级版，成为日后招生和“恶性”竞争的筹码。全国政协委员方精云主张：“要避免引发新一轮的人才无序流动和追求SCI文章数量的趋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则主张：“对高校的评价不能只考虑论文数量，要提出适合中国高等教育自身的评价标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真正解决好应试、素质和创新的问题。”[11]

四、“双一流”大学建设之标准凝练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大期待。《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有若干所高校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方向是明确的，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12]因此，若办成第二个哈佛是中国沿袭西方标准，而办成第一个北大则是为世界创建中国标准。“双一流”大学的建设标准就是《方案》所强调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强大办学实力和卓越学术贡献的统一，而且是共性特征与个性特色的统一。就是说，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除必须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要求外，还要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各具特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哈佛大学独具特色的办学理念才使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成功的。有学者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个性特征主要体现在时代内涵、国家目标和发展战略的差异上[13]。因此，为所在国家和民族做出突出贡献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

世界一流大学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仅有一些共性特征，如具有一流的办学理念、师资队伍、科研水平、办学实力、管理制度、大学文化及清晰明确的办学使命、目标和发展规划，培养出一大批世界公认的杰出人才等[14]。概而言之，世界一流大学应是综合实力、社会贡献及国际声誉的一个综合概念。大学的主要使命是文化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理应履行大学使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就是说，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能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卓越贡献。

鉴于此，“双一流”大学建设不能盲从西方国家的标准，要根据中国实际和文化传统，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具体来说，“双一流”大学建设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比如：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人才；产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尤其是瞄准我国社会发展进步需求的重大成果；传承创新中华优秀文化，让泱泱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进一步丰富人类的文化宝库[15]。

事实上，我国现代大学是从模仿起步的：晚清时期先是模仿日本和德国，后转而模仿美国；建国初期以前苏联为师，而改革开放以来则一直以美国为模仿对象。所以，今天我们看高校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的差距有多大，哈佛俨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代名词。而《方案》提出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要义是不要在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治理模式上简单模仿哈佛，而要在办学实力、人才培养质量、学术水平等方面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作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负有引领中国高校办学方向、提升办学水平与探索未来走向的责任，而且要不断地探索创新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标准，承担起引领世界一流大学前进方向的重任。

五、“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径沉思

《方案》提出的建设核心思想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建设的落脚点放在遵循教育规律、加强制度建设上；建设的主要策略是通过“总体规划、分级支持”政策，确立中央财政、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的职责和作用，敦促高校合理规划建设路径，注重绩效、动态支持，通过竞争性措施扶优扶强扶特；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围绕高校的主要职能在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成果转化等五个方面展开。“双一流”大学建设，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破除制约高校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加快创建更为开放、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积极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单从量化指标上看，我国高校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高校。在若干个大学排行榜中，我国高校在前100名、200名、500名中的数量和位次有了明显上升。我国发表论文数量列世界第二、引用率列世界第四，一些学科的成果达到了世界级水平。尽管数据上去了，但我国高校仍然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因为高校办得好不好，除了看可量化的数据外，还要看内隐的大学精神。我国高校数据方面的攀升，很多源于急功近利的刺激手段，而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则是追求真理、崇尚创新，这种精神的基石是充分的学术自主权和能够激发人的创造活力的制度体系[16]。对于我国高校来说，缺失的是学术自主权以及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也是“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亟待补救的。

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无不体现了国家特色、民族特点和文化自信，各国间的高校发展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中国的高校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17]。创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首要的是弄清自己的历史舞台，寻找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具体讲，应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推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应当自觉把自身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努力服务于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应当为促进和繁荣高等教育发挥引领作用，在世界一流大学群体中展示中国特色[18]。

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路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演化，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另一种是短期内人为设计出来的，像1991年创办的香港科技大学，到2000年就已经排进全球前100位。“自然演化”不强调政府的调控作用，更注重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依靠政府投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短期内是有效的，但从长期发展来看效果可能有限[19]。所以，“双一流”大学建设要以绩效为杠杆，强化目标管理，鼓励公平竞争，突出建设实效，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和完善的评价体系。尽管以绩效为基础来进行选拔和投入，是境外实施重点建设的通行做法，但是国内的高校评价体系还不够成熟，受其他因素干扰较大，这也是“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应对的挑战。

“双一流”大学建设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过去，对我国高校而言，抢到某种“身份标识”是学校管理中的头等大事，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往往被置于管理目标的末端。如果过去这种靠“身份标识”获得教育资源的路径还没有彻底改变，就让高校通过竞争或者某种“投入——产出率”绩效评估来获取教育资源，还太过奢谈[20]。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过去的管理过度行政化，以行政化方式配置教育资源，这是难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因此，要实现“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预定目标，关键在于尊重学术自治，摒弃行政化与“身份标识”这些背离学术自治价值的做法。

[1] 佚名.重点大学的时代变迁[EB/OL]. http://edu.jschina.com.cn/system/2016/04/27/028497440.shtml.

[2] 佚名.1995“211工程”正式实施[N].南方教育时报，2015-4-24.

[3] 教育部.“985工程”简介[EB/OL].教育部门户网站，2011-12-30.

[4] 焦新.教育部负责人:积极推动协同创新 提高高教质量[N].中国教育报，2012-4-21.

[5] 刘尧.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凝视[J].大学(研究版)，2014(9)：90-96.

[6] 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EB/OL].中国政府网，2015-11-05.

[7] 朱秀林.“双一流”建设打破“985”“211”身份壁垒[EB/OL].人民网，2015-11-05.

[8][10] 晋浩天.从“大者通吃”走向“特色取胜”[N].光明日报，2016-6-30.

[9][16] 温才妃等.送走“985”能否迎来“双一流”[N].中国科学报，2016-7-7.

[11] 邱晨辉.“双一流”建设能否终结大学“千校一面”[N].中国青年报，2016-3-12.

[12] 张尧学.我们该怎样办大学[N].光明日报，2016-6-3.

[13] 习近平.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必须有中国特色[EB/OL].央视网，2014-05-04.

[14] [20] 王耳朵.废985、211改“双一流大学”：换汤不换药？[EB/OL].腾讯文化，2016-07-04.

[15] 董洪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凸显中国特色[N].人民日报，2015-9-24.

[17] 陈平原.中国大学对“世界一流”执念太深、焦虑太重[EB/OL].新华网，2016-07-06.

[18] 佚名.“双一流”目标与“985、211”是何关系[EB/OL].人民日报，2015-11-05.

[19] 周光礼.“985”“211”退场 “双一流”能否建成[EB/OL].财新网，2016-07-04.

(责任编辑：刘新才)

On the Path Choice of Building Double World-class University in China

LIU Yao

(InstituteofEducationalReview,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Zhejiang321004,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key construction has been the basic strategy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wha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at our higher education turned from the national key universities to “211” and “985” project, and then turned from the “211” and “85” project to the world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disciplines is the necessary to push our higher education become stronger. The Chinese road to build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discipline cannot be extended to western standards of construction, and it should open up a new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Chinese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reality.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cultivate talents with global vision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ront and contribute to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national conditions.

first-class university; first-class disciplines; construction standards

2016-07-13

刘尧(1960-)，男，陕西西安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教授、所长；研究方向:教育评论学、高等教育学、教育评价学。

G640

A

1005-5843(2016)10-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