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扬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抗战时期的西昌小庙机场（1937─1945）

廖扬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小庙机场位于西昌城西7公里处的小庙乡天王山西侧的安宁河平原上。它始建于1932年，废置于1975年，虽然44年间历经了“两建两废”，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存在期间的历史功绩。小庙机场虽说是刘文辉与刘湘争夺四川的产物，但其在抗战期间却作为国民政府的军用机场，在连接印度、重庆、昆明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打开了内地与国外交流的又一出口，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步伐。

关键词：抗战时期；小庙机场；航空史

抗战初期，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缓慢，空军力量薄弱，面对日本侵华政策的高压，中国的军事事业可谓在夹缝中生存，空军建设更可谓步履维艰。对此，国民政府加快对西南大后方的建设。针对四川的特殊地位，国民政府欲在重庆、成都、宜宾、铜梁、西昌、理塘、甘孜、松潘等市县，新建和扩建机场33个[1]127。国民政府选择在西昌建设机场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当其冲便是西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西昌地处川滇交汇处，依傍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横断山脉，地势险要，大规模机械化军队难以进入。况且，常年被群山峻岭包围，形成了一道道天然的保护屏障，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外界对此地的探索。此外，西昌的矿产资源和水能资源丰富，若是能加以开发，对于前方战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与补给。国民政府认识到西昌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在对西昌进行资源开发的同时，欲建设西昌地区交通。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据国民政府指令，扩建西昌小庙机场。此后小庙机场作为军用机场在历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台，留下浓重的一抹色彩。

一、抗战时期的西昌小庙机场建造缘由

民国十七年（1928），蒋介石政府击垮北洋军阀，势力延伸至北方，但离统一大业还有一定距离，比如对四川的统一就是一个棘手问题。四川军阀常年混战，彼时四川军事实力大部分集中在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手里，主要以刘湘、刘文辉为主。二刘是叔侄关系，在军阀混战前期有过相互扶持，但二人力量强大后，产生了分歧，都欲称霸四川。自1926年起，刘湘便着手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其不但有自己的兵工厂、炼钢厂，而且还在重庆建立空军、海军，作为日后发展的政治资本[2]280-281。及至1931年，川内各大军阀，仅有刘湘一人海陆空三军兼备[3]121。很显然，彼时在军备上占优势对于称霸四川有很重要的作用，尤其空军力量对于称霸四川是一种独特的筹码。刘文辉看清时事，民国十七年（1928），他欲于西昌小庙、会理东坝、雅安西门外、康定营官寨兴建机场[4]2080，并筹款欲购飞机，建立空军，以备日后在四川军阀之战中取得优势。然而，民国二十年（1931），刘文辉以二百万巨款，从英、日购买武器、飞机，拆散分装从上海运往成都，途径万县港，被刘湘部师长王陵基扣留，经多次交涉毫无结果[2]281。可以说，刘湘在刘文辉发展航空事业中百般阻挠，王陵基扣留飞机的事件使得二刘之间矛盾扩大化，刘文辉进一步意识到航空事业的重要性。因此，民国二十一年（1932），刘文辉投入大量资金，并令川康边防军在凉山征调汉、彝民工修建小庙机场。多番考察后，刘将小庙机场建机地址选在西昌县城西北7公里，小庙乡北侧的安宁河谷平原上，小庙机场应运而生。

二、抗战时期西昌小庙机场的发展概况

（一）抗日战争前的小庙机场

初建时，小庙机场只有足球场大小的一个泥坝子，无任何安全设施，仿佛是一个空壳。而此时刘文辉与刘湘争权大战一触即发，忙于军事调遣的刘文辉暂时无暇顾及对小庙机场的扩修。民国二十二年（1933），刘文辉在“二刘争霸”中惨败，退守西康，而其早些年所购飞机或被截夺或被扣留，使得刘文辉建立空军的计划失败，因而小庙机场至此尚未投入使用。刘文辉最初建立的4个机场命运各异，雅安、会理两座机场由农民复垦为田地，西昌、康定两座则任其荒废或者作了牧场[5]192。民国二十四年（1935），红军长征过黔滇之时，刘文辉接到当局消息，即蒋要派部到西昌建立空军[6]74。刘文辉率部急忙对小庙机场加以改建，以迎接蒋介石的空军，但蒋的空军却未来驻。扩建完成后的小庙机场呈“H”型，南北两竖50×19米，中间一横为750×10米的跑道。民国二十五年（1936），蒋介石想借杨森之力打击云南王龙云的势力，将龙云挤走，把云南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蒋考虑到西昌与云南的特殊地理位置，打算让杨森带领二十军到西昌驻防。三月，二十军军长杨森飞抵西昌，首次启用小庙机场。

（二）抗日战争期间的小庙机场

1.缓慢发展的小庙机场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命十八行政督察专员对小庙机场进行扩建。次年，机场扩建成750×50平方米泥结碎石道面，竣工后交通部邮政机自重庆飞西昌试航成功，西昌-重庆航线由此开启。这标志着小庙机场已经开始担负着传递邮政信息的重要作用。

民国二十八年（1939）西康省成立，西昌隶属于西康省。由于抗日战争发展之态势，蒋介石在西昌设立行辕，并征调了西昌县、冕宁县、宁东设治局3地汉、彝民工万余人，对小庙机场进行大规模扩建，加固跑道，机场跑道达到1500×50米，并在东端天王岗到东北山垭口开辟飞机疏散道，机场东南一侧建立几十个“丄”形飞机掩体，横杠长14米，竖杠长12米，宽都为3米，顶上用竹木杂草掩盖[4]1002。这样的掩体从空中或者远处难以发现，以致后来日机轰炸小庙机场都没发现掩体内的两架战斗机。

蒋对此次扩建相当重视，日后重庆若是沦陷，将迁往西昌作为都城。彼时，加快西昌各级建设显得格外重要，而交通畅通与形式多样是必要条件。四川省政府快邮代电建民三号第14894号载：“本行辕为启核员工增加工作效率起见，特制定建筑机场及公路员工奖惩通则，颁发施行奖惩既明，成效斯著……因附建筑机场及公路员工奖惩通则”[7]3。

关于《军事委员长西昌行辕建员机场公路员工奖惩通则》共计二十六条，基本是对修建机场的员工奖惩的细则，比如：“第三条·奖励分：一、升用；二、进职；三、加奉；四、论功；五、嘉奖……第四条·惩戒分五种：一、免职；二、降级；三、罚薪；四、记过……”[7]5。

此后条款便是具体的奖惩办法。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领导人对小庙机场建设的重视与关注度，以及建设小庙机场的迫切性。与此同时，西昌国民政府军委会航空委员会在小庙设立空军十一总站第六站，负责机场管理、维修。这表明小庙机场已经正式成为军用机场，场内安全措施与应急措施基本完全。相对于川内成都地区机场、新津机场等大型机场而言，小庙机场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但其地位逐渐显露。

2.遭受轰炸的小庙机场

民国二十九年（1940）小庙机场经西昌行辕扩建完竣后，正式投入抗日军需使用[4]2080。同年，苏联赠送一批B-24轻型轰炸机，并派飞行机械人员来成都为我国培训轰击手。我空军可谓在夹缝中求得了些许生存。

但是，日军得知中国在后方发展空军事业消息，怎可放任我空军壮大！日军也意图控制我空军飞行航线，切断我军一切运输生命线。于是，日军妄图摧毁我空军有生力量，对四川的机场逐个进行侦查。民国三十年(1941)六月，敌侦察机第一次经屏山来西昌上空侦察，历时约三十分钟[8]160，由于彼时小庙机场并不是全川的主要机场，未对小庙机场进行轰炸。后经日军排查后便对停有轰炸机的机场狂轰滥炸，比如成都凤凰山机场、太平寺和新津等大型机场频繁遭受日空军轰炸的灾难。为了保存空军实力，民国三十年（1941）八月十四日，当局将大型机场里面的飞机暂时疏散到边远地区的小型机场。小庙机场临危受命，附近的天王山麓四周和李君堡故道旁边亦停放了疏散而来的80多架飞机[8]155。西昌航空站为了保证疏散而来的飞机安全，在山垭口和一担土的山脚下挖了露天藏飞机的堑壕。不明情况的西昌人路过这里，总要议论：有飞机不去打日本，还要将它藏起来[8]160。安全渡过十天后，同月二十八日即从小庙机场飞离。日军可能是得知小庙机场掩藏飞机的消息，事隔两天，日机36架即来西昌小庙机场轰炸。据民国《西昌县志·卷九·兵寇志》记载：“八月三十一日，西昌第一次遭空袭，敌侦察机一架，于十二时三十分到达，在(市)空盘旋后，直趋机场，午后一时，敌轰炸机三十六架，即达市空分四队，每队九架，经西北转飞机场，离地约五千公尺，在机场投弹—百三十余枚，多数落在田野间及公路两侧，炸死贫民二人，伤六人，毁民房二间……是日敌机并撒发荒谬传单万余份”[9]。

此次人员伤亡损失较小。早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月，在收到日空军轰炸成都、自贡、泸州、乐山等地的消息后，西昌县府召开城区各校防空会议，制定了《西昌县城厢各级学校疏散办法》[4]30。民众早在西昌驻军部队的组织下进行了几次军民防空大演习：躲警报灯火管制，救护伤员，储存沙包、水缸以备灭火，抓汉奸等。西昌城区在日军轰炸四川的危险氛围下紧张地生活着，只要防空警报一响，人人都随令行止。当时西昌只有一个防控指挥部，由二十四军西昌行营主任杨学端指挥。日空军轰炸之前，杨学端通过电台得知消息，发空袭警报，按照演习步骤疏散西昌小庙机场以及城区内的民众，损失较小。这说明当时的西昌群众具备一定的危险意识。

空袭来临时，有计划地转移重要战略武器，井然有序。据目击日机轰炸西昌小庙机场的工作人员王秋尘介绍，日机来之前小庙机场内还有两架由于油路阻塞没有飞走的飞机，是苏联赠送给中国助战的B-24型轻轰炸机。机场内两个少尉军官(杜瑞南、阅铰亚)讯署班、勤杂班士兵共四十多人跑步到飞机场南头，把这两架没有伪装的飞机拉出机场，送入掩体用竹子盖好。在八月三十一日午后两点五十一分进入西昌上空范围，“三架一个小队，九架一个中队，四九三十六架敌机，组成一个庞大的等边三角形陈势……高度不超过1000米，从北而落集中投弹和向四周扫射”[10]131对小庙机场长达十分钟的扫射，然后在上空停留四十七分钟，散发了传单，从瑶山到蒋介石在泸山刚修起的新村行宫，半空中全是红红绿绿的宣传单，传单“上面是有披麻戴孝的人在哭泣，下面是一副棺材”[8]160，以敦促蒋政府投降。西昌航空部组织四个小组对空袭地区进行检查。经检查此次敌机投弹108枚，每枚重量100磅。机场内投弹共计96枚，有3枚未爆炸，未爆炸的炮弹上可清楚看见“昭和二年小仓制作所”的字样；场外12枚，炸死农民2人，炸伤群众4人。小庙机场的跑道也遭破坏严重，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机场站部电台瓦房一间被毁。

此次空袭告一段落，可以看出日军已经对小庙机场有了一定的关注，对蒋介石在泸山新修的行营并未炸毁，只是以传单形式警告诱降，这表明日军对蒋政府的动向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这次空袭若是炸毁了重庆—西昌航线的一端小庙机场，蒋在重庆沦陷后转移政府的难度加大。这使得西昌的地位更加重要起来，小庙机场的重修与扩建对于蒋在后方的势力储备显得更加重要。

3.小庙机场成为“驼峰航线”中转站

1940年6月，日寇封锁法属越南海防港，滇越铁路、公路运输中断。中、英、印三方商议，对运输路线紧急抢救。但因日军攻陷缅甸，我国在缅抢修筑路人员仓忙撤退，途中伤亡难以数计，中印公路至此停工。地面交通运输的中断，对于在前线作战的抗日军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没有后勤保障的防守，随时都有可能使得国土进一步沦陷。此时，开辟空中航线运输战时物资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民国二十九年（1942）三月，为了冲破日军对中国国际交通线的封锁，解决军需物资供应中断的困境，中国战区参谋史迪威决定由美驻印度空军开辟印度—中国航线。四月，试航飞机在经历崇山峻岭、云雾笼罩以及天气恶劣的层层考验后，取得成功。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航线，是因为早在民国二十八年（1941）年底采用的重庆—加尔各答航线被日军发现并拦击。为了避免日军拦击空中运输物资，最后飞机不得不在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之间穿行。当时运输机的飞行上限是3000米，可是这两地的山岭大多在4000米左右，飞机只能觅缝隙飞行，山中天气变化莫测，地面无导航，因撞山而机毁人亡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就是二战中异常艰险的“驼峰航线”，这是当时中国对外的唯一生命线。

扩建后的西昌小庙机场成了“驼峰航线”仅有的中转站，战略地位更见重要。空军站奉命又在小庙场北、山垭口附近，赶建了30多栋房屋，以供来场盟国空军使用。民国二十九年（1942）年八月，美军派来了一支300多人的地勤中队进驻机场，同时运来大量汽油、器材储备在天王山四周。自此，每天都有美军运输机队在西昌起降，加油、检修或休息过夜。然后分赴重庆、昆明、成都。

早在1942年，美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将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0航空队，作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1943年3月被编为第14航空队，并受命进驻西昌小庙机场，带来了一批轰炸机、运输机和地勤人员。在当时而言，有这样训练有素的航空队入驻，对于西昌地区来说极大加强了安全性，防空警报也未响起。自此，在美国盟军的帮助与保护下，开辟了西昌—印度，西昌—重庆，西昌—昆明军运航线，这使得小庙机场成为中国与国际联系的又一重要出口，并且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隐蔽性很强，日空军难以发现。

民国三十年（1943），航委会第5修理厂由广西桂林迁西昌锅盖梁东山，有工程师、技师700余人，这是当时西康境内工程技术人员最集中的工厂。该厂除修理各类军用飞机外，还利用各地运来的残损零部件，加以修复后，自己组装了一架美式战斗机，但试飞失败[5]206。

此次修理厂迁移，表明了国民政府对于西昌地区的重视程度，同时在专业的工程师和技师的带领下，使得小庙机场的飞行安全性有了一定的保障。几经扩建、修复的小庙机场，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已经初具规模了，拥有长1560米，宽400～500米碎石跑道。空勤、地勤人员多达五六百，各型军用飞机起降频繁，主要起降各式活塞式飞机，在美国14航空队的保驾护航下小庙机场有了短暂的春天，来往飞机空前热闹。

（三）抗日战争后的小庙机场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蒋介石携宋庆龄乘机在小庙机场降落，住在“特宅”准备策划“倒龙”，意图掌控云南，最终龙云被押解至重庆后转移到南京。倘若没有这个机场，自重庆至西昌陆路费时费力，“倒龙”未必能一举拿下。此后，小庙机场的用途也顺应时代发展形势，由军用逐渐向民用靠拢。1975年5月1日，西昌315机场起用，小庙机场关闭，最终成了鱼塘。

从某种意义上讲，抗战胜利后的小庙机场亦见证了国共之争的结果。在蒋介石退守台湾后，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仍然在西昌坚守国民政府的最后一块阵地，如胡宗南、贺国光，但由于局势的影响还是乘机飞离西昌去往台湾。

三、小庙机场的评价

（一）优越性

1.小庙机场的生存与发展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自1932年小庙机场建立到1975年废弃，存在的44年间，多次扩建，它的兴废证明了当局对于小庙机场的重视与思量。虽然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不如新津机场、成都地区的机场作用大，但因为其是西昌地区的主要机场，其历史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倘若西昌没有这个机场，公路崎岖费时费力，战时物资运送时效性太差，势必影响前方抗战的进度。从抗战后期到1945年史迪威公路开通前，中国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基本阻断，国内急需大量的军用物资却无法运进。彼时，中外航线的悄然开辟可谓在抗日战争中雪中送炭。抗战后期虽有“驼峰航线”印度—昆明，但美国航空14军进驻西昌继而开辟西昌—印度航线后，又打开了中国通往外界的又一出口，加强了中国与外界的联系，运输了大量战时军需物资，弥补了公路运输的短板，加速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进程。

2.小庙机场在用期间对西昌地区政治、经济等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政治方面，蒋政府欲将西昌作为“陪都”的计划，大批军队驻扎使得西昌的政治较之前稳定。经济方面，西昌小庙机场起降频繁，增强了西昌地区对外联系的时效性，一些美军挟带来的美制香烟、奶粉、罐头也流入西昌市场，加速了市场流通速度与地方产品的更新换代。

（二）局限性

1.在安全性能和操作技术方面并不成熟

虽说民国三十二年（1943）起，为了抗战的胜利，小庙机场起降军用飞机频繁、数量开始增多，发展较快，但因为地形地势和地面管控技术的影响，在抗战胜利之前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两起较大的军机起降事故。

第一次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美军一架B-29重型轰炸机，仓促在此机场降落，结果跑道下陷，飞机毁坏，由美军人员将全机一切机械，拆卸运去昆明，只剩下飞机外壳留在机场，此拆卸事宜涉及军方机密，无外部人员参与。究其原因，当时的小庙机场虽然经历了扩建和加固，但是由于地形地质的影响，所用的碎石和黄泥铺筑实际是难以承载大型和重型军用飞机的，此次跑道下陷引起的飞机毁坏，虽是意外，但也说明小庙机场的建设设施还是过于简陋，难以负荷来往频繁的军用飞机。

第二次失事在民国二十三年（1944），—架美国运输机，自西昌飞往昆明，在盐源上空飞机起火，坠毁于梅雨堡。就资料记载而言，当时西昌没有气象站，小庙机场航空站对于飞机航线必经的崇山峻岭或者云雾聚集地也未作一个具体的记录，飞机的航行仅凭地勤和飞机人员的经验判断是否能起飞，运载物资的安全性也未能作一个检测，这亦是导致这次灾难的主要原因，小庙机场的地面管控技术尚未成熟。

2.加重人民负担

小庙机场的修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加重了西昌地区劳动人民的负担。每次扩建，修建者除了来自政府和地方的工兵外，还来源于强征的成千上万的汉彝同胞，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无论怎样，小庙机场的存在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它在历史上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民国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127.

[2]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3]乔诚,杨续云.刘湘[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21.

[4]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

[5]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M].1996.

[6]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M].1985:74.

[7]四川省档案馆馆藏.四川省政府关于检发军委西昌行辕建筑机场公路员工惩通则的代电[A].民130/09/16422.

[8]政协西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昌文史:第7辑[M].政协西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1989(10).

[9]杨肇基.西昌县志:卷九[M].铅印本.出版社不详.1942.

[10]政协西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昌文史:第3辑[M].政协西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1986(10):131.

（责任编辑：孟丽涛）

The Xiaomiao Airport in Xicha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1937─1945）

LIAO Yang （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The Xiaomiao airport located at the Anling river plain, the west of Tianwang mountain in Xiaomiao township where was situated about 7 kilometers to the west of Xichang city. It was built in 1932 and abandoned in 1975. The airport was built and abandoned two times during the 44 years, but it did not cover up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during its existence. The Xiaomiao airport was the product in the contention of Liu Wenhui and Liu Xiang, but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nection with India, Chongqing, and Kunming as the military airport of nation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war. So it opened another export of mainland and abroad, accelerating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Xiaomiao airport; aviation history

作者简介：廖扬（1991—），女，四川西昌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收稿日期：2015-11-16

中图分类号：K29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6）01-0044-05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16.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