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谋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一代学人的风骨与情怀
——试说严迪昌先生的学术个性

张仲谋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221000)

摘要：先师严迪昌先生的学术兴趣与价值取向，乃是以清代文学为载体，探究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士阶层的心灵史。其《清词史》《清诗史》以及拟议之中而未能完成的《清文史》，乃是从不同文献载体观照描画出的清代士人的生态史与心态史，同时也是在为当代士人的人格心态考镜源流。和前代研治清诗的学者不同，他不愿去重弹宗唐、宗宋的老调，不喜作形式或格律上的斤斤考较，他感兴趣的是透过文字，探索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严先生的文学研究，堪称“有思想的学术”之典范。严先生赋性敏感而倔强，逐渐形成他疏离抗争的心态与野逸孤峭的个性。他对布衣寒士等草野诗群，尤其是对坎懔失志、数奇不偶者不吝同情与赞赏。他不拘成说，其著作中因重读原著，重新梳理审辨史实而推翻的“未定之论”不知凡几。严先生的语言多用长句，句中又多有状语、插入语，力求圆融观照而有多重转折，这使得先生的语言如桧柏古藤，有骨有筋，偃蹇虬曲，充满张力，造成一种伴随积极思维的阅读紧张。而这和先生一贯反对四平八稳的文风，反对甜俗、啴缓文风的旨趣是一致的。

关键词：严迪昌；学术个性；清代文学

关于先师严迪昌先生的学术成就，同门师弟田晓春有《严迪昌先生学术年谱》，马大勇有《不傍古人著心史——严迪昌先生评传》①参见《严迪昌先生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虽然尚有可补充完善之处，但已基本反映出先生的学术道路、著述目录及成就贡献。在这里，我想结合重读先生著作的体会与当年忝列门墙时的亲炙感受，尝试谈一谈先生的学术个性。

在当代学者中，严先生无疑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凡是与先生有过交往或读过先生论著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点。然而要具体分析先生学术个性的基本内涵或构成要素，亦颇为不易。大勇师弟在《评传》中所提到的三个方面：人格风范与学术风范的统一性，“人”“文”本位的文学研究，以及生新廉悍高老重拙的语言风格，事实上也差不多是在探讨先生的学术个性，所说也基本准确，但也仍有深入发掘或概括提炼的余地。以下就尝试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学术追求与价值取向

严先生的研究领域，虽然在三十余年间有所转向或调整，或由当代新诗评论而入于古代文学研究，在古代文学领域又由宋词而入于清代诗词，但从其主要成就来看，当然还是以清代文学为擅场。《清词史》《清诗史》之外，如《阳羡词派研究》《近代词钞》以及晚年所著《清代文学史案》，均为不可轻忽的重要著作。1986年11月18日，即先生“届知命之龄时，曾发心愿成有清一代诗、文、词三史”②参见《清诗史》，1998年版“后记”。。我相信，假如先生能达到一般人的寿命，这个心愿并非奢望。因为先生已有三十年清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积淀，《清词史》《清诗史》二史已基本覆盖清代有所成就的散文作者，文体之转换在先生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假如能再有三年的撰著时间，完成百万字的《清文史》绝无问题。然而要据此说先生是清词专家或清代文学专家，却似乎并不准确。因为这样的表述，容易使人把研究领域与学术追求混为一谈。而先生的学术兴趣与价值取向，实际是以清代文学为载体，去探究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士阶层的心灵史，探究士人的生态与心态，是如何被一步步扭曲与造就的。笼统地讲清代文学也好，分文体讲清诗、清词也好，不过是近三百年来士阶层人生姿态与生存策略的载体而已。

关于这种研究的兴趣与动机，严先生在谈治学体会时多次表述过。如1996年发表的《以累积求新创——我对清代诗词研究的认识》，其中写道：

积断续30年间的悟解，并促动我甘愿耗大心力，决意为3000灵鬼传存他们驻于纸上的心魂，是因为我深深体验及曾经生存在爱新觉罗氏王朝270年间的这一代代文士所承受的心灵压抑和创痛是史程空前的。尤其是神魂的羁缚、扭曲之惨酷以及他们即使是放浪形骸或野逸自得形态下的挣扎、奔突、惊悚、迷茫和苦楚，时时震撼着我。……所以，我认为梳理、整合清代诗文词集，追踪心魂，实是认识与剖解中国士人心路历程重要而且是与我们现今最贴近的一环。*《以累积求新创——我对清代诗词研究的认识》，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2期，后收入《严迪昌自选论文集》，中国书店2005年版。

又如在《清诗史》绪论之一谈到清诗的认识价值时，严先生写道：

今天人们要认识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统治历史，要认识和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要认识和探讨活动于封建末世的各色人物，特别是认识和探觅知识阶层的核心实体“士”的精神状态、心灵底蕴，除却史乘文献外，还得借助于这近三百年间留存的文学成果。[1]

2003年3月，严先生在其绝笔之作《游弋“古”、“今”两界间》中写道：

我的研究“古”文化人生存状态、心灵状态以及创作状态，决不是好“古”、玩“古”，引我关注的或者说震撼我心灵的并非古锦斑烂、绿锈斑驳的所谓醇美的审读或鉴赏。对此的研究是出于对国人、特别是“士”的历史命运的探索。有清一代距今最近，乃紧接“今”之“古”，又是封建专制主义最称集大成时期。爱新觉罗氏王朝毋论立国之初的严酷屠戮汉族士民，抑是康、乾“盛世”之威权横凌东南士子，均为史少前例。诸凡如清初“科场”、“通海”、“奏销”三大狱，愈演愈烈的文字案狱，其法网之险密，威劫之酷烈，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创害着中国的文化人心灵。仗马寒蝉式生存方式，嗫嚅无骨的软媚世风，因循二三百年迄今仍遗烈不泯。不敢思想、不敢横议、不敢自立，以至偷生怕死、苟且图日、没心没肺而又沾沾自喜的谬种丑相，大抵可上溯到那个时代觅得其根因。中国社会之“今”既然紧承这个王朝之“古”演化而来，“今”之文学的“写心”无能、媚世有术、回避现实、醉生梦死的余韵不绝也丝丝缕缕来之于这血胎因缘。以“古”鉴“今”，以“今”观“古”，此中大有令人惊悸、发人深省的事理在。[2]

严先生这些话的确是慨乎言之！凡是对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所遭受的心灵戗害稍有了解的文人，读严先生这些话亦自然会悄焉动容，而严先生的学术著作能具有独特的感染力，此亦为原因之一。所以我认为，严先生具有一种自觉背负的使命感与责任心，其《清词史》《清诗史》以及拟议之中而未能完成的《清文史》，说到底，乃是从不同文献载体观照描画出的清代士人的生态史与心态史，同时也是在为当代士人的人格心态考镜源流。从这个角度来看，严先生与其他很多学者或文学史家不同，他不只是在“做学问”，他也不只是在梳理、条辫文学史实。他是“由技而近乎道”者，他关注的不是糟粕之文，而是活生生的人。先生曾在《心态与生态——也谈怎么读古诗》一文中写道：“读中国古典诗词是一种享受,享受着艺术的审美的慰藉。有时也辛苦,但辛苦中却又不时生发出满足的快意或悚然之憬悟,从而提升为别一种意义的收获:对历史沉重的体审,对人生底蕴的感知,更多的则是渐渐明晰起士人们曾经置身的特定历史人文生态,以及他们各自的心灵轨迹。”[3]和前代研治清诗的学者不同，他不愿去重弹宗唐、宗宋的老调，不喜作形式或格律上的斤斤考较，他感兴趣的是透过文字，探索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借用王元化先生“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提法*参见王元化《集外旧文钞》之《追求有思想的学术》以及《清园近思录》之《〈学术集林〉卷五编后记》。，严先生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其清代文学研究，堪称“有思想的学术”之典范。

严先生的这种学术个性，于前后与今古都是一以贯之的。先生1962年发表《清代江苏诗人沈谨学》，有意无意间切入清代文学研究。1986年得陈瘦竹先生推赏奉调回母校南京大学，稍后因担任《全清词》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副主编而重回清代文学研究领域。然而因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当代诗人之间建立的联系不可遽断，所以直到八十年代仍然被视为新诗评论家。这种由当代文学评论到清代文学研究的出入“游弋”或许不无偶然，但这对于一直倾心探索士阶层心灵史的严先生来说，却促成了他“以古鉴今、以今观古”特殊视角与思维方法。1990年，严先生在应《文史知识》编辑部之约谈治学体会的《筏上戋语》一文末尾写道：“最后补充一点的是，我还极赞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人，应对当代文学文化现象饶有兴致并投以热情关注。我自己因曾搞过近三十年的新诗评论，尽管断断续续，零缣碎片，既无甚大成，又不免浅陋或不当，但我却也从中很受益，古今相观照，是每能激发一些可喜的感悟的。”*原载《文史知识》1990年第8期，后收入《严迪昌自选论文集》。这里所说“古今相观照”，实具有方法论意义。我们当然不赞成“十年浩劫”中 “评法批儒”那种“古为今用”的方式，但“古今观照”，却是避免做死学问或古董自珍的有效方法。试举一例。1988年5月，已成为海内瞩目的清词专家的严先生，仍被邀参加全国新诗研讨会(运河笔会)，并在会上作了尖锐而令人警醒的发言。他说：

评论家不是，也不应该是谁的“西席”，老是找个东家来，那是评论家的自我解体、自我取消，也是自我轻蔑……评论家应有自重的态度，也应去浮躁，去急功近利之心。既不做思想警察，也不做交通户籍警，更不能作诗人作家的私宅门卫。[4]

而在后来完成的《清诗史》中，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布衣的经济地位决定着谋生之需，因而布衣群中又常有清客形状，有的则由塾师、幕宾而演化为东家的风雅随从。[1]136

前者所谓“西席”，与后者所谓塾师、幕宾或风雅随从，其实质是一回事。可见，主张人格独立，反对依倚权门或大有力者，不仅是严先生的一贯态度，同时也可见出他打通古今、古今互证的思维方法。又如现代文学家郁达夫曾写过两篇历史小说，《碧浪湖的秋夜》主人公为清代诗人厉鹗，《采石矶》的主人公为两当轩主人黄仲则。严先生说：郁达夫“借厉鹗、黄仲则为酒杯自浇块磊，正透露出一种文化的续承，心灵脉动在200年后仍犹共振”[5]。单纯研治现代文学的人，似乎还没有说出这层意思来。即如前面所引《游弋“古”、“今”两界间》的一段话，所谓“杖马寒蝉式生存方式，嗫嚅无骨的软媚世风”云云，均有极强的针砭意味。“仗马”之典出于《新唐书·李林甫传》：“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乃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仗马”就是一种活的道具，一种做样子的摆设。又其“不敢思想、不敢横议”以下数句，当严先生一一数落这些士阶层的“谬种丑相”时，他一定是有激之言，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三十年间所见可惊可愕之怪现状，不意在封建末世皆可见其血胎因缘，这正是严先生《清诗史》《清词史》中每每出现“惊悚”一词的内在动因。

严先生的学界挚友，著名学者吴熊和先生在《怀念严迪昌先生》一文中评其《清词史》有云：

除了知识广博、议论、考证俱见精彩外，更令我惊佩的是贯穿于全书的作者独具的“史识”与“文心”。迪昌兄熟谙清代史事，但他往往更多地从清词中感受其所折射出的世道人心，从而唤起内心的强烈共鸣。杜甫诗云：“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清代词人与异代知音之间所建立起来的无形纽带，使这本《清词史》具有一种令人感奋的勃然生气。[6]

吴熊和先生长严先生两岁，他们是同时代人，有着大体相同的时代阅历，所以他能够从《清词史》中读出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史识”与“文心”。其实不仅是《清词史》是如此，在稍后完成的《清诗史》中，这种古今相观照的特点更有着充分的表现。

二、人格认可与文学评价

在严先生的论文或著作中，往往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个人的情感色彩。对于这种著述的体例与风格，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是中国古代就有“不因人废言”的说法；另一方面，一些现当代的学者为了促使人文科学成为“科学”，也力主作纯客观的研究与表述。但在我看来，严先生的这种著述态度与语体风格，一方面与其探索创作主体即士阶层心灵史的学术目标相适应，同时也是他论著中学术个性或个人魅力的构成要素。

严先生《清诗史》的一大贡献，就是透过形而下的宗唐宗宋、崇才主学以及纷纭变化的群体流派之争，揭示出庙堂朝阙与草野遗逸的对立消长，并以“朝野离立”作为考察清代诗史流程嬗变的焦点或线索。这是严先生对清诗研究的一大贡献。与此相应，严先生对庙堂诗群与野逸诗群的褒贬态度也是极为鲜明的。对于“天聪命笔”的帝皇诗群，皇子贝勒们的“朱邸”诗群，以科举仕进为杠杆的“纱帽”诗群以及这一诗群网络所呈现的翰苑化、贵族化、御用化的作派，对于他们自骄且以骄人的纱帽气，抑或是转化为诗学或审美范畴的冲和、典雅、雍容、静穆等标榜范畴，先生论著中往往会加以直接的批判或调侃式的揶揄。他不喜欢以诗家正印所在自居的钱谦益，甚至不喜欢“绝世风流润太平”的王渔洋，不喜欢“耆儒晚遇，善仰圣意”的沈德潜，不喜欢“兰泉宦成，诗学日退”的王昶以及“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的翁方纲。这其中有人格评价的因素，如对钱牧斋的投机心态，对王渔洋处世的精明，也有对诗歌审美的评价；如不喜欢大吏诗的“伪饰山林气”，不喜欢缙绅大僚们做作的“廊庙体派”或“褒衣大袑”气象，更不喜欢“肥皮厚肉”式的肤廓与“甜软啴缓”的萎蘼之象。

严先生有着非常明显的“草根情结”。他出身于工人家庭，按照过去的说法，应该算得上“根正苗红”。他于1955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得以师从众多名家，“文革”后调回母校南京大学，成为教授、博导、著名学者。若从这些“大关节目”来看，他的人生道路应该还算比较顺的。可是严先生不仅经历了“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且在这历次政治运动中深受摧残。他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被打成“右派”，但在1959年大学毕业时却被“发配”到“江头海角”的南通，且在那里工作21年。南通并不是“巴山蜀水凄凉地”，可是“二十一年弃置身”的感觉他应该是有的。后来在“文革”中又因被打成“5.16分子”而被囚禁三年。当然，这样的经历，那一代知识分子大都相似，似乎也没有特别地不公平。可是严先生赋性敏感而倔强，逐渐形成他疏离抗争的心态与野逸孤峭的个性。所以，他之不喜“绝世风流润太平”的王渔洋，不喜“善仰圣意”的沈归愚，乃是十分自然的事。

与上述相应，严先生对布衣寒士等草野诗群则不吝同情与赞美。他喜欢“布衣自有布衣语，不与簪绅朝士同”的方文，喜欢顾宁人的“金石气”与吴野人的“姜桂气”，喜欢“洁而孤”的狷者傅山，喜欢“越轶山左门庭”，敢于向“挟官位以为重”者挑战的赵执信。尤其是对于“早无能事谐流辈，只有伤心胜古人”的黄仲则以及“动与世忤”“气悍心肝浮”的龚自珍，更是充满惺惺相惜的爱赏之意。而从他摘引、叹赏的诗句来看，这种偏好野逸的审美趣味同样十分明显。如黄宗羲“却道诗情多富贵，故教村落写荒寒”(《五月二十八日书诗人壁》)，厉鹗“我辈向耽荒率味，不须金粉画阑干”(《游惠山访愚公谷》)，赵执信“四海歌吟听未洽，怜伊在野独鸣秋”(《闻蟋蟀有感》)，读这样的诗句，严先生便会自然生发出同情与共鸣，于此可见先生的情感与审美取向。

在严先生所不喜的诗人当中，最值得分说的是王渔洋；而在严先生的欣赏的诗人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袁子才。

王渔洋是清代指不多曲的大诗人。即使称不得大家也至少是名家。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说他“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7]钱先生的揶揄有点尖刻，然而天赋厚薄与才力大小不能算作王渔洋的错误。所以在一般人看来，严先生之不满意王渔洋，似乎没有多少理由。事实上，严先生对王渔洋诗歌创作的成就，包括他那些清疏潇洒的七绝佳制以及《蜀道集》中的山水诗名篇，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严先生对王渔洋特表不满的是他立身处世的聪明。比如王渔洋之于钱牧斋和明遗民，都有一个从主动亲近到理性疏离的过程。他在顺治十七年初任扬州推官时就去拜访过钱牧斋和吴梅村，以诗贽业称弟子。牧斋为序其集且题诗相赠，言语间暗示渔洋将是继牧斋之后主盟诗坛的人。其又在扬州五载期间，遍交遗逸，即所谓“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并如其所愿地获得江东遗民的承认与接纳。“但是，王士禛对于遗民野老们带有政治色彩的雅集活动绝不介入。”通过梳理王渔洋的交往唱酬的史实与细节，比较其前恭而后倨的行为方式，就可看出他为人处世的聪明。严先生说：“渔洋的获致一代宗师之荣，与借助牧斋声望以调动布衣们的接受殊有关系”。然而，“渔洋一当登坛扬帜，诗学观自成体系后，即对牧斋多有贬语，略无对先行者的尊崇可言，这同样是个事实。”而且，在他荣升国子祭酒之后，也即声价地位益尊之时，他已无需再“多交布衣”了。所以对阎尔梅、方文、吴嘉纪这批遗民诗人中的杰出人物揶揄嘲弄，不一而足。严先生感叹说：“从中不难看出，渔洋山人的诗学学术交游或唱和酬应活动，实在是多与权术心机相辅而行的。”当然，王渔洋之所以能成为那个时代的文人班首，这不光是他个人处心积虑追求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政治教化领域的需要。所以严先生敏感地指出：王渔洋能够在清初“巨人接踵”的诗坛上，独能成为扶轮大雅、宏奖风流的一代盟主，实出于“时代与个人的双向选择”。王渔洋“在政界和诗坛同步发迹并崛起，存在有必然性所支配的偶然性。他的神韵诗风的创导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皇权统治的选择，软性地整肃着清初原本郁勃横放的诗坛格局，导引出某种与‘盛世’相副的诗歌风尚。” “更何况他比钱牧斋更聪明，运以‘谨醇’形态而独标一家宗风，不剑拔弩张，不声色俱厉，不靠咒骂丑诋的手段，在形态上较多采用软化同道、淡化异己方法，故能借助好风而扶摇于青云之端。”[1]说有“天巧星”之目的钱牧斋“聪明”，而谓标榜“羚羊挂角，无亦可求”的王渔洋更“聪明”，这在性格狷介的严先生来说已不止是揶揄而是深刻的嘲讽了。

严先生对坎懔失志、数奇不偶者如赵执信、黄仲则、龚自珍等人不吝同情与赞赏，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而他对袁子才的欣赏，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在一般人看来，袁枚风流狭邪，放浪形骸，或为耿介如严师者所不喜，而在《清诗史》中，严先生不仅对袁枚的“性灵说”大加赞赏，对其行为作风亦不无好感。书中摘引《袁枚随园诗话》卷一所载轶事云：

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诃责。余初时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贵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

“钱唐苏小是乡亲”，出于唐代诗人韩翃的七律《送王少府归杭州》，其颔联为“吴郡陆机称地主,钱塘苏小是乡亲”，其以苏小与陆机对举，可见其见识宏通。我们不知道这位某尚书究为谁何，想来他并不知此闲章中语出于唐人，而只以为是袁子才风流成性，所以才会大加诃责。严先生对袁枚的这一举动显然颇为欣赏，摘引之后曰：“这就是袁枚式的轻狂以至轻佻，可是这又是他的一宗武器。袁枚用‘轻佻’来亵渎一切伪意识、假道学、臭架势，不只是勇敢，而且很有严肃性，更具对事物发展的远见。”(755)我想，严先生的这种态度，不仅显示了对袁子才行为作风的欣赏，更有看缙绅道学们尴尬窘境的快意。

三、个性风采与学术品格

严先生做人与做学问是统一的，他的智慧风貌、创作风度、学问气象与其人格风采亦是统一的。严先生的为人狷介竣洁，崖岸自持，用这些来概括他的学术个性，似乎也同样准确。

曾经不止一次听人说，严先生脾气很大。而在我们弟子群中，似乎从没有这种感觉。他的一些“小友”尤其喜欢与他“没大没小”地开玩笑，而他们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肆”，当然和先生愉快反应之鼓励有关。然而，说严先生脾气大者不止一人，而且有些与先生交往甚多者亦持此说，这就显得耐人寻味了。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说先生脾气大，主要应是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不苟言笑。先生曾自言，我生性不会笑。我曾多次随先生参加学术会议，每见会议间歇，吴熊和先生、王水照先生与严迪昌先生三位坐在一起，或低声交谈，或不语小憩。我在不远处端详三位先生，如望天人。从气象风神来看，吴熊和先生淡然，王水照先生恬然，而严迪昌先生凛然。淡然者落落穆穆，无执无滞；恬然者宁静澄明，怡悦和易，而凛然者崖岸自在，不可干犯。事实上，对于一些不愿敷衍的人，这种不可干犯的神情亦自具一种排拒的功能。

不苟言笑并非绝对不笑，只是笑点较高、笑得较少而已。严先生智慧过人，思维敏捷，如遇隽思妙语，必定会心解颐。比如，缪铖先生在《黄仲则逝世五十年纪念》一文中评论清代乾嘉诗坛，谓之“以量言则如螳肚，而以质言则如蜂腰”[8]，如此清言妙语，以少总多，先生读之必笑。又如谭献《复堂日记》因读王昶(兰泉)《湖海诗传》四十六卷而生感慨，谓“兰泉宦成，诗学日退”[9]，八个字揭示出宦途否泰与诗艺成就的逆向互动，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论断互相勘合[1]700，先生读之必笑。又如《随园诗话》卷三驳“绝代销魂王阮亭”之说曰：“阮亭之色并非天仙化人，使人心惊。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云云，以及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谓渔洋“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7]97如此揶揄而不失精准，先生读之必大笑。至如前引袁枚《随园诗话》所载“钱唐苏小是乡亲”之轶事，虽然说是袁枚式的轻狂或轻佻，然而能令缙绅大僚尴尬失措，先生读之亦必大笑。总之，在幽默风趣方面，先生之智慧风貌，可以参禅证道，可与东坡对话，而我们一干弟子中似无人能及。

其二，不轻许可。先生性格峻洁，崖岸自持，无论是对于研究对象，还是学界中人，皆不轻许可。这或者可以说是眼孔大或眼界高，但绝非恃才傲物，自高自大。因为先生既不随俗俯仰，漫作妙语，三尺帽子随意赠人，同时也绝不随意雌黄人物。他是既不敷衍别人，也不敷衍自己。这是自立自重，维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表现，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在先生看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文章论著之优劣，原非私人意气可以上下其间者。陷溺于人情或门派，皆是对学术事业的轻忽与亵渎。

当然，不轻许可绝不是目中无人。先生凡遇至性真情之人，遇真读书种子，遇真学者，遇真知灼见，无论古今，皆大加青眼。古代文人中，如对苏东坡、辛稼轩、顾炎武、傅山、阎尔梅等既见性情又卓具个性之人，皆低首倾心；而对黄仲则、龚自珍等极具才华而坎懔失志之士，乃极表欣赏与同情。现当代学者中，以我个人与先生交谈之间所得而闻者，老一辈学者中如钱钟书先生、施蛰存先生、金克木先生，同辈学者中如吴熊和先生、王水照先生等，先生皆每加称道，既有心相慕悦之意，亦俨然在为我辈后学者指点向学之道。

其三，不迷信权威(不拘成说)。研治明清文学与唐宋以前文学不同。关于唐宋以前文学的研究，历经千百年来的精耕细作，经过时间的淘漉与抑扬高下之反复，评骘日久，尘埃落定，故虽有未尽之绪，大旨多成定论。而明清文学去今未远，虽有研究评论，未经质疑辨难，故多未定之论。如关于江湜(弢叔)诗，与其同时代的彭蕴章(文敬)、李联琇(小湖)囿于同光诗坛风气，皆称其诗出于昌黎、山谷，后人则如矮子观场，翕然从之。而钱钟书先生乃重读《伏敔堂集》，认定其诗实出于杨诚斋。其《谈艺录》中有云：“至作诗学诚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唯有江弢叔。张南湖虽见佛，不如弢叔之如是我闻也。世人谓《伏敔堂集》出于昌黎、东野、山谷、后山，盖为彭文敬、李小湖辈未定之论所误耳。”[7]97严先生读此一段文字，深叹钱钟书先生所论之警策，并称其“为……未定之论所误”虽只寥寥数字，“实是重新审辨史实后的卓见”[10]。在严先生的《清诗史》、《清词史》等著作中，因重读原著，重新梳理审辨史实而推翻的“未定之论”不知凡几，而其中更有不少在清代以来的著作中似成定论的权威说法。

如关于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命题的辩难。现在看来，关于此命题的负面效应的认识已成为学界共识，发表的相关论文亦有数十篇之多。然而排比时间，严先生在30年前即1983年召开的“全国首届清诗研讨会”上发表的《清诗平议》也许应是这一系列中较早的论文。严先生说：清诗研究所以进展缓慢，推究其原因固然有种种，而其中一直在起着很大障碍作用的是那个关涉到文学史研究的传统观念，就是人们熟知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由于这一观念简单化地从纵向发展上割断着某种文学体裁的沿革因变的持续性，又在横向方面无视同一时代各类文学样式之间的不可替代性，从而导致原本是丰富多彩、无与伦比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变成了仅仅是断代文体史的缝合接凑。秦汉以后无文，三唐之后无诗，两宋以后无词云云，几乎成了某种偏见。”[11]稍后则有金克木先生因清诗研讨会有感而发所写的《谈清诗》。金克木先生更直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乃“皮相之谈”，因为“这好象是指时代精神，其实只是指文学形式；只见表层，未见深层”[12]。比如明代的八股文虽然是新形式，却并不是新文学；相反，小说在明代之后已远非新体，而清代仍能出现《红楼梦》这样的杰作。自那时以来，这一方面的论文不断见诸报刊，人们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局限认识越来越清楚，而数典追宗，严先生30年前的论文正可谓导夫先路。

又如关于翁方纲的“肌理说”，过去一直认为此说是乾嘉考据学派或汉学兴盛时期的产物，通行的文字史及文学批评史大都如是说。而严先生经过仔细比勘后得出结论，“肌理说”乃是与考据学派同步的一种诗学现象，“说‘肌理’诗论是朴学兴盛时期的产物，是失察的判断”[1]714。严先生还进一步考察了“肌理说”形成的文化机制，认为翁方纲这一提法实是对清王朝文治政教的主动迎合。“把诗与考据训诂并视为一，抹煞诗的抒情特质，也就是抽却抒情主体的个性精神，这并非汉学考据风气的产物，而恰恰是顺应‘试帖诗’重行的孪生形态。”[1]714洪亮吉为翁方纲所作挽诗中有云：“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13]，也从侧面揭示了翁方纲以肌理取代性情的诗法实质。

以上所论之“三不”，其“不迷信权威”或“不拘成说”等等，与先生“脾气大”之说已关系不大，然而却是先生学术个性的重要构成因素，故拈连而及之。

四、智慧风貌与语体风格

“智慧风貌”的概念，出于卢卡契1938年发表的论文《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后收入《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中译本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卢卡契说：“个人的思想，并不是抽象的一般的结果，倒是每一个人的整个性格，是凝炼在思想过程中，凝炼在这个问题的究明和彻底的思索中的。”[14]如柏拉图的《会饮篇》，千百年后仍不失其感染力，这并非由于它的观念，而是因为文中展示了柏拉图以及苏格拉底、西尔西巴德、阿里斯托芬等人各自特异的智慧风貌。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思考所达到的抽象的高度，他们所选择例证的来源，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与切入角度，他们关注什么或省略掉什么？正是这些思维的细节，展示着这些哲人的智慧风貌。我认为，“智慧风貌”用于哲人或思想家更准确切当，他们的智慧风貌是其哲人风范的突出特征，有时比其思想观点更具有感染力。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语体风格是作者智慧风貌、创作风度的投射。严先生文如其人，其语体风格同样具有个性。这种风格是如此鲜明，以至于凡熟悉先生其人其文者，只要读一段文字，就能感知这是严先生的文章。

严先生的语言多用长句，句中又多有状语、插入语，力求圆融观照而有多重转折，这使得先生的语言如桧柏、古藤，有骨有筋，偃蹇虬曲，充满张力，造成一种伴随积极思维的阅读紧张。而这和先生一贯反对四平八稳的文风，反对甜俗、啴缓文风的旨趣是一致的。先生语言中少用语助词，有选择地使用文言语汇，以及表现古代典章制度文物文化的特指词，还有一些自己熔铸的出现频率颇高的语词，如惊悚、轻忽、悖背、心魂、悸动、威劫、剥蚀之类。这使得先生的语言涩而有骨，绝去甜俗，表现为一种高老生硬的风格。

曾经有一位相熟的朋友对我说：严先生的文章很有味道，但有些句子确实不通。我不以为然。因为我曾经专门寻找先生著作中那些缠绕纠结的句子来作语法分析，结果是这些句子从语法来讲都没有问题。偶尔有一二处因为落字而不通，那应是失校的结果，而不是先生有意为之。

从阅读效果来说，严先生的文章语感与鲁迅有点相似。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先生在“文革”前后反复读过鲁迅的著作，而且写过关于《野草》及其他作品的论文。他受鲁迅的影响很深，而他坚忍不拔、强项不屈的性格与鲁迅也很相似。我不知道是因为同气类而对鲁迅殊有好感，还是因为受鲁迅影响而风格趋同，也许两种因素都有。单纯从语言风格来说，严先生与鲁迅的风格当然有很大不同。比如鲁迅多用短语而严先生多用长句，而且鲁迅的语言更加冷峻、峭拔，严先生的语言则每易动情。然而，在涩而有骨，拗折而有味道，绝去平滑腐熟这些方面，严先生和鲁迅的语体风格是相通的。而且这既不是出于偶合，也不是出于模仿，而是由相通相似的人格精神意态所决定的。

以此所说，多属语感，而语感往往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统觉，不便于举例实证。易于举例说明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1.在严先生遒紧密栗的长句中，有一种典型的“假设—递进式”句法结构，文中多用。兹举三例：

如果承认诗的历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说实即是心灵的历史；如果不否认时代潜在地选择着特定风格的要求的合理存在性，在诗的群体性主导风格与时运人心、时代呼吸具有同步感应的问题上能获致共识的话，那么，必须确认：在清初期三十年甚或更长的时间里，遗民诗界群体的创作实践确实是诗从泥古的、唯美的、形形色色的由于历史传统沉积下来的种种包袱、枷锁和泥淖中假释而出，是诗的一次本质特性以及功能价值的空前复苏和还原归位。[1]358

如果说清代的“文治”，经戴名世一案，翰苑馆阁文士惊悸之余，基本上敛收心声，遮掩尽人格独立性，从而千百年来承载文学文化精英传统的格局遭致致命戗害的话，那么，乾隆中后期拉网式查禁毁焚“违碍”著作，并链锁般或立斩或戮尸以至严惩及子孙的数十百起文狱迭兴，实已不分庙堂抑山林一并洗劫，对民间在野文化族群之威劫尤甚。[15]

如果说小玲珑山馆所养护才士中，厉鹗一本“闭户即丘壑”、 “本色住山深有味”人生态度，故“耳静已隔交衢谈”，而在诗文中几乎泯灭风波时世痕迹；那么，湖州姚世钰在吕留良师生数辈因曾静事发而牵扯成大狱时来到广陵，其以病弱之体、愤怨之苦而深获马曰琯兄弟推心置腹的关怀，则最能作为具体列举以凸现山馆的人文内涵。[16]

类似的长句在先生论著中并不鲜见，但我这里“筛选”出的三个例句显然在句法结构上有着相似性。即先以“如果”引出已然的或前述的事实或公理，然后再递进一步推出新的判断。在读者来说，阅读这种长句时因为必须伴随着连续而不间断的积极思考而易于紧张。但此类长句也显然具有一些独特的功能特点。比如说，信息量密集，概括性强，尤其是凭借作者的认知与勾稽，能够把跨越时空的历史事项纽合到一起，从而突显其间的内在联系。

2. 严先生别具一种不失感性的思辨能力，善于从纷纭繁杂的事项中把核心论点提炼出来，语言精准而富于表现力。譬如论查慎行：

查慎行在诗史上的认识价值，就在于其身居所谓清要之职，心态常处清醒之境；周旋在高层缙绅文化的虚华圈子里，却能少沾习气，沉潜自持地细味清平盛世里四伏着的不测凶险，从而以其身心悖反的深切感受，映现出别的诗人所未能如此充分地获得和达到的特定层面的世间相。[1]573

又如论《长生殿》一案对赵执信的影响：

失去乌纱，精神枷锁倒少了，思维显得更自在，足可任一己个性疾蹄驰骋。这类似蚌病成珠，终竟锻铸出一个在野姿势的诗国挑战者。[17]

又如论黄仲则：

这个如同横渡夜天、倏息流逝的慧星般的早熟英才，其实乃是一个为封建末世鸣奏哀曲的卓特歌手。[1]954

这样的语言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另一个特点是在抽象过程中仍能保持形象思维。这和长期思辨形成的思维能力有关，也和先生在三十年新诗评论过程中形成的诗化思维有关。

3.与探讨士阶层心灵史的使命感相适应，严先生在写作时常常激情难抑，故其笔端常带感情，其文章亦因此具有一般论著所无的艺术感染力。试从其《清诗史》中摘引三个片断。其一是《清诗史》绪论中概述清代的文化特征：

这确是一个迥异于前朝前代的封建王朝，举凡封建历史上曾有过的各式惨酷、阴柔、颟顸的统治行为和手段，无不集大成地在这二百七十年间遍经施行，并且多有发展，别具特性。……于是一种前所少有的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惶惑、惊悸、幻灭、失落之感，伴随愤激、悲慨、哀伤、寒苦等心绪，缠绕紧裹着南北各层面的知识之士，从而更变着相对稳定于明代中叶以来的文化族群结构。康、雍、乾三朝的文网高张，空前的株连杀戮，进一步威劫着几代文化人的心灵，“士”的生气活力被深深地戕伤，从而生发出另一种华夏文化的氛围，考据之学应运而盛兴。紧接着嘉、道之际的颓势而来的，则是以鸦片战争开其端的真正的外敌入侮；继之又是远较前此的白莲教等起义猛烈的太平天国燃遍山河的烽火。这些事件从不同层面严酷震撼着全社会，憬悟或惊醒了大批封建文人中的有识之士，预兆并肇启了华夏民族历史的新的兴变更替。[1]5

又如论竟陵诗派：

这本是一个歌哭无端的时代，需要有此一格来反拨褒衣博带，甚至是肥皮厚肉式的诗歌腔调。即使说不上敢哭敢笑，而仅仅是多出寒苦幽峭之吟，毕竟真而不伪，没有描头画足之陋习。处于月黑风高、凄霖苦雨之时，瘦硬苦涩之音无论如何要比甜软啴缓之声更接近历史真实。[1]40

又如论宁镇、淮扬遗民诗群：

遗民原也是封建文人，封建文人既有忠爱的教养，又有清狂的习性，而失路彷徨时又往往纵情于声色。以诗酒浇胸中块磊固是常事，放浪形骸，在醇酒妇人之间打发时光也不算道德沦丧。于是，扬州这块既能歌哭、又能风雅的土地，在白门烟柳、秦淮灯火未见复苏的清初，群集、隐居着大批客籍和本地的遗民诗人，成为清初诗坛的一个绝不能轻忽的重心。[1]69

这样文采斐然、激情勃郁的文字段落，把叙述、议论与抒情融为一体，构成了严先生论著中的华彩片段，既促成了文章节奏、韵律的变化，又具有情感的冲击力。当然，以揣以摩，用心体察前代士子所处的生态环境与其心灵的悲欢，因为动真情而势必耗费心神。这和严先生由新诗评论家而转向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阅历相关，更与他探索士阶层心灵史的研究旨趣相关。

参考文献：

[1]严迪昌.清词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2]严迪昌.游弋“古”“今”两界间[M]//批评家的自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

[3]严迪昌.心态与生态[J].古典文学知识,1999(2).

[4]严迪昌.请剥离浮躁的翳——诗坛观感录[J].诗刊,1988(8).

[5]严迪昌.以累积求新创——我对清代诗词研究的认识[J].古典文学知识,1996(2).

[6]吴熊和.怀念严迪昌先生[M]//严迪昌自选论文集:卷首.北京:中国书店2005.

[7]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缪铖.冰茧庵丛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20.

[9]谭献.复堂日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21.

[10]严迪昌.审辨史实，全景式地探求流变[J].文学遗产,1990(1).

[11]严迪昌.清诗平议[J].文学遗产,1984(2).

[12]金克木.谈清诗[J].读书,1984(9).

[13]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5.

[14]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73.

[15]严迪昌.从《南山集》到《虬峰集》——文字狱案与清代文学生态举证[J].文学遗产,2001(5).

[16]严迪昌.往事惊心叫断鸿——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与雍、乾之际广陵文学集群[J].文学遗产,2002(4).

[17]严迪昌.赵执信论[J].文学评论,1997(5).

(责任编辑张楠)

A Literati of Tenacity and Sensibility:on Mr.Yan Dichang's Academic Character

ZHANG Zhong-mou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00, Jiangsu,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literature of Qing Dynasty as the carrier,the academic interest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late Mr.Yan Dichang focu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ner hearts of the modern intellectuals whose predecessors were the scholar class.His works, including The History of CI in Qing Dynasty,The History of Poetry in Qing Dynasty,and planned but uncompleted The History of Proses in Qing Dynasty,not only depicted the scholars' ecology and psychology of Qing Dynasty,but also verified the sources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personality and mentality.Sensitive and stubborn by nature, he was gentle and peaceful in mind and always showed his sympathy and appreciation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were stricken and unfortunate.He tended to write long sentences with adverbials and parenthesis to achieve a kind of reading tension with positive thinking through the intricate and vigorous languages which was contrary to those clumsy and stereotyped styles that he opposed consistently.

Key words：Yan Dichang; academic personality; Qing Dynasty Literature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6)01-0069-09

作者简介：张仲谋(1955- )，男，江苏沛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研究。

收稿日期：2015-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