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长云, 赖晓玲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美国“城市改革”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杨长云, 赖晓玲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美国内战结束之后，美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城市化也迈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从农村搬入城市”的美国，面对19世纪末的移民潮，城市政治和社会发展略显滞后，“城市老板”填补了城市权力的真空，城市基础设施不足，社会各个阶层的地位发生改变，一系列城市问题产生。在这个世界近现代史周期性的“动荡”时代，改革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不过，改革的历史语境已经从“乡村的”转换为“城市的”，因此，“城市改革”的概念诞生。这一概念或术语在学术界的讨论经久不衰，本文即是要探索“城市改革”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关键词:城市美国；城市改革；进步时代；进步主义

在世界近代史上，19世纪60年代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新的“动荡”时期，这个“动荡”是一个周期性的、具有规律性的历史产物。美国内战即是这一“动荡”的表现之一，当我们瞻前顾后，并把视野移向美国内战之后，可以发现，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美国的联邦主义、社会政治、边疆、城市的内涵都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于：其本身的变化与人们对这些方面的认识在变化。工业化的进程无疑是美国这种种变化的经济根源，而也正是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成了“动荡”的根源。通过内战，美国原有的“中央弱、地方强”和“南北差异”问题得以暂时解决。但是，种族关系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随着1890年美国人口统计署宣布“边疆的消失”，*1890年，在美国人口普查署署长的一则公告上有这样的话：“截止并包括1880年，我国一直曾有一个进行垦殖的边疆，但是现在，未垦殖的区域亦已被许多各自独立的垦殖团体分割，因此，几乎不能说还存在一条边疆线。”参见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TheFrontierInAmerican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0, p. 1.美国的城市问题正式浮出水面。纵观欧美近代史，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这些国家面临着城市社会问题时，无非是以革命或改革的手段予以解决;而自19世纪以来，改革的手段越来越受到政治家和社会观察家的偏爱。本文即是以此为背景，着眼于美国19、20世纪之交的城市改革，对美国“城市改革”这一概念进行学术梳理。

笔者在2003年即对美国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问题进行关注和探研，并于2006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市民意识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改革——以克利夫兰市为例》(厦门大学)。此后，笔者于2007年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城市改革研究概述》一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改革研究进行了一些梳理。*杨长云：《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城市改革研究概述》，《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第80-88页。正如这篇概述所谈到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就有中国学者诸如厦门大学的美国城市史专家王旭教授、河南大学的王金虎教授对美国城市改革进行过研究，不过，两位先生研究的主要切入点是“城市改革”的其中一个方面“市政改革”(municipal reform)。*参见王旭：《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市政机构改革》，《兰州学刊·美国史研究专辑》，1986年；《一种富有生机的市政体制》，《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第22-37页；《美国市政体制与市政管理中的“企业化”思想》，《经济体制改革》，1999年第5期，第127-131页；《美国三大市政体制的历史成因与内在运行机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94-99页。王金虎：《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老板”兴起原因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87-90页；《论美国城市政治集团的兴衰》，《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第166-122页；《论美国城市的定居救助之家运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55-59页；《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政治改革》，《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第126-131页。近五年来，国内又有几篇探讨美国城市改革的文章，包括罗思东、何艳玲的《城市应该如何管理——美国进步时代的市政体制及其改革》、宋会敏的《黑幕揭发运动与城市改革》、张艳艳的《论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城市改革》和李亚兰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城市改革》，*罗思东、何艳玲：《城市应该如何管理——美国进步时代的市政体制及其改革》，《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2期，第92-119页；宋会敏：《黑幕揭发运动与城市改革》，《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49-50页；张艳艳：《论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城市改革》，《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43-46页；李亚兰：《试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城市改革》，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遗憾的是，除了罗思东、何艳玲的文章对相关问题论述得较为全面外，其余几篇都缺乏深度，均未能阐明美国“城市改革”的确切含义。*本文以“城市改革”为侧重，故而，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改革中的市政改革、社区改革等层面的国内研究成果未予详陈，相关研究概述可参见笔者所作《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城市改革研究概述》一文。当前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周期性现象也触发笔者对“城市改革”进行历史梳理。自2010年12月17日，因突尼斯街头小贩与城市警察之间的冲突而引发世界历史上又一轮“动荡”风波，城市“革命”或“改革”的历史选择或在诸如“伦敦街头革命”或“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城市骚乱中成为理解“城市的”新语境。革命包含暴力的逻辑，改革是避免暴力的历史性选择，这是有前车之鉴的。笔者惟愿以对美国“城市改革”概念的学术梳理而引起人们对城市改革理论和实际问题的重视。

一、“城市改革”概念的提出

1860年，美国城市人口6216518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9.8%，自此，美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rapid urbanization)。1890年，美国有三成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达到35.1%，到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54253282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1.2%，美国成为城市化国家。[1]对于美国人口统计署的这些统计数据，32岁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捕捉到了西部城市的“重要性”，在1893年7月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期间，美国历史学会召开年会，他在会上宣读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该文刊载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著《美国历史上的边疆》(TheFrontierInAmericanHistory)一书的第1-38页。尽管他对于美国西部崛起的问题，强调的是“边疆”的特性，而不是历史学家后来提出的“西部城市”，但在边疆中起先导性作用的无疑是一个个城市，比如芝加哥、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底特律、洛杉矶等。由特纳提出的“边疆学说”(Frontier Thesis)吸引了诸多拥趸，一时形成了“边疆学派”。然而，特纳在哈佛大学的同事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Sr.)与他的这个前辈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早在1922年，老施莱辛格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对于19世纪以来东部新工业中心的普通人生活环境的变化，有必要予以认真看待。”[2] 203他将人们的视线由西部重新拉回到东部。1933年，老施莱辛格撰写的《1818~1898年间美国城市的兴起》*Arthur M. Schlesinger,TheRiseoftheCity, (1878-1898)，New York: McMillan, 1933.一书出版，提出了美国历史的城市解释思想。1940年，他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上发表《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一文，[3] 43-66重申了他的“城市美国”(Urban America)的观点，他指出：“城市最终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体系而非地区性的。”[3] 57他的这一观点显然有别于此前的非历史学专业学者对美国城市的认知和研究，这些人包括英国作家詹姆斯·布赖斯、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市政官员弗雷德里克·豪、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 1838-1922)，英国作家、美国问题观察家，著有两卷本《美利坚共和国》(TheAmericanCommonwealth)；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1866-1936)，美国20世纪初著名的揭黑者，著有《城市之耻》(TheShameoftheCities)；弗雷德里克·豪(Frederic Clemson Howe, 1867-1940)，改革明星城市克利夫兰市市长汤姆·约翰逊(Tom Johnson)的重要幕僚，美国20世纪初的城市改革家，著有《城市：民主的希望》(TheCity:theHopeofDemocracy)；简·亚当斯(Jane Addams, 1860-1935)，美国20世纪初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建立赫尔会所(Hull House)帮助底层移民，著有《赫尔会所的二十年》(TwentyYearsatHull-House:WithAutobiographicalNotes)。他们均对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予以了学术和现实关注，开辟了美国20世纪初非历史学专业学者探讨城市问题的路径。后来的历史学家往往将老施莱辛格的观点视为美国城市史学的兴起，其原因或许是，老施莱辛格突破了“城市历史”(history of city)的片断性或地方性特点，而创造了“城市的历史”(urban history)的整体性和一般性。这样，“城市的”(urban)成为了一个新的史学标签。

不过，史学研究并没有立刻从早期的非历史学专业学者开辟的研究路径转变过来，正如艾里克·兰帕德批评的那样，以往的研究过分倚重于“城市问题”，而忽视了对城市化过程的研究。[4] 49不过，如果说对历史“问题”的关注是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那么，“城市问题”的研究亦指引学者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革”问题的关注，因为改革即是对城市问题的回应。在美国现代范畴中对城市问题进行批判，最早可以追溯到1888年。是年，英国作家、美国问题观察家詹姆斯·布赖斯直言不讳地说：“不可否认，美国的城市政府是美利坚合众国一个明显的失败。”[5] 637两年后，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安德鲁·D.怀特也说：“……美国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最奢靡、最无能和最腐败。”*Andrew D. White, “City Affairs are not Political”, 最初以“美国城市政府”(The Government of American Cities)为题发表于《论坛》(Forum)，1890年12月，第213~216页。城市问题刺激了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走上改革的道路，而19世纪90年代既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也是改革的分水岭，正如美国进步史学家康马杰所说：“分水岭的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的国家……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6] 63也就是说，改革者们对城市问题的反应直接导致了改革被引入到“城市改革”的范畴，城市成为改革的主要舞台。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这个时期一直未被称为“城市改革”时代，人们更多地称之为“改革时代”，或者更多地把它看作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进步时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历史学家受到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影响，“改革”被认为是边疆这个东部安全阀“关闭”的产物。因而，进步主义也被认为是对平民党运动(populist movement)的直接继承。[7] 427代表性著作包括哈罗德·福克纳的《寻求社会正义》、查尔斯·比尔德夫妇的《美国文明的兴起》和约翰·希金斯的《平民党人的反叛》。*Harold U. Faulkner,TheQuestforSocialJustice, 1898-1914, New York: Macmillan, 1931; Charles A. Beard and Mary R. Beard,TheRiseofAmerican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John D. Hicks, ThePopulistRevolt:aHistoryoftheFarmers'AllianceandthePeople'sPar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31.这些被称为“进步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强调社会的冲突、阶级的差异，同时也强调美国历史的连续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解读则不同，他们强调社会的和谐一致。理查德·霍夫斯塔特1948年发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他对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持否定看法。这种看法自有其道理，它反映了平民党人在1896年大选之后的衰势，从而也表明农村的最后反抗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东部的城市战胜了西部的农村。1955年，霍夫斯塔特发表《改革时代》，在这一著作中，霍夫斯塔特提出，进步主义者是“城市的”“全国性的”“富有的”“中产阶级”。*William G. Anderson, “Progressivism: An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p. 429; Richard Hofstadter,TheAmericanPoliticalTraditionandtheMenWhoMadeIt, New York: A. A. Knopf, 1948;TheAgeofReform:fromBryantoF.D.R, New York: Knopf, 1955.乔治·莫里的观点与霍夫斯塔特的观点非常相似，在其著作《加利福尼亚进步主义者》和《西奥多·罗斯福时代和现代美国的诞生》中，他也将进步主义者视为“年轻的”“经济有保障的”“城市的”“中产阶级”。*William G. Anderson, “Progressivism: An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p. 431; George Mowry,TheCaliforniaProgress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TheEraofTheodoreRooseveltandtheBirthofModernAmerica, 1900-1912,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8.早于《改革时代》出版的《城市时代的扬基改革者》*Arthur Mann,YankeeReformersintheUrbanAge:SocialReforminBoston, 1880-19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实际上已经将进步改革置于“城市的”视野中，作者阿瑟·曼尽管在其著作中并没有表达他对霍夫斯塔特的“地位焦虑”论的支持，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已经充分认识到20世纪初进步运动的历史语境已经转变为“城市的”。在《城市自由主义和改革时代》一文中，J. 约瑟夫·哈茨马切尔进一步发挥了阿瑟·曼的观点，他认为，进步主义的领导者和大众支持都来自于城市，通常被认为是“城市老板”的支持者并遭到进步主义者鄙夷的城市移民，实际上却是进步运动的核心角色。另外，哈茨马切尔还认为城市工人阶级所具有的自由主义思想不是始自新政时期的，而恰恰是在进步时代产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哈茨马切尔使用了一个术语：“城市型改革”(urban-oriented reform)。[8]231-2411964 年，史蒂芬·塞恩斯特罗姆发表《贫穷与进步：一个19 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性》，后来，他把自己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展至20 世纪的美国城市，于1973年发表《另一些波士顿人：美国都市中的贫穷与进步(1880~1970 年)》。塞恩斯特罗姆的这两部著作分别选取了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两座城市——纽伯里波特和波士顿作为研究对象，改革和进步的时代被置于城市社会的研究框架之中。*Stephan Thernstrom,PovertyandProgress:SocialMobilityinaNineteenthCentury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TheotherBostonians:PovertyandProgressintheAmericanMetropolis, 1880-19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在1968年，他与理查德·塞内特共同编著的《19世纪的城市：新城市史论文集》已经表明，塞恩斯特罗姆的研究路径意味着一种“新城市史学”的产生。[Stephan Thernstrom, Richard Sennett, Nineteenth-Century Cities: Essays in the New Urban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至此，从美国城市史学的诞生到“新城市史学”，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改革和进步的历史叙事日益被置于“城市的”语境，到20世纪70年代，“城市改革”的概念呼之欲出。

就笔者目力所及，在美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莫顿·怀特和露西娅·怀特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中首次出现了“城市改革者”(urban reformer)这一概念。这篇发表于1961年的题为《美国知识分子与美国城市》的文章讨论了美国城市史上存在的知识分子反城市的倾向，作者指出，由于各方面原因，在美国知识分子中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反城市生活的倾向，这种倾向造成后来的城市规划者和城市改革者缺乏一种可资其依赖的神话感。[9]1661968年，杰克·塔格撰写的《作为城市改革者的知识分子：布兰德·惠特洛克和进步运动》一书出版，该书以20世纪初的美国市政改革者布兰德·惠特洛克的经历为线索，记叙了他在芝加哥和托莱多参与市政改革的活动。*Jack Tager,TheIntellectualasUrbanReformer:BrandWhitlockandtheProgressiveMovement, Cleveland: Press of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1968.1971年，奥蒂斯·A.皮斯发表《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者》一文，皮斯梳理了自本杰明·德威特*本杰明·德威特(Benjamin P. De Witt)被认为是首个对进步运动进行研究的美国学者，著有《进步运动：无党派选举——美国政治趋势的综合研究》(TheProgressiveMovement:ANon-Partisan,ComprehensiveDiscussionofCurrentTendenciesinAmerican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15.)。开始的对美国进步运动的研究，检视了他们的观点，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和城市改革的几个问题予以了重新评价。[10]49-581972年，尤金·M.托宾以20世纪初泽西城的政治家、两度出任该城市长的市政改革家马克·费根的改革经历为研究对象，撰写其博士学位论文《马克·费根和城市改革的政治》，首次在标题中使用“城市改革”这一术语。*Eugene M. Tobin,MarkFaganandthePoliticsofUrbanReform:JerseyCity, 1900-1917, Brandeis University, 1972.一年后，他的一篇同样以马克·费根在泽西城进行的市政改革的经历为基础的文章《倡导单一税的进步主义者》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杂志》上，文章认为，亨利·乔治*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著有《进步与贫困》(ProgressandPoverty,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 1879.)，中译本，吴良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对20世纪的城市改革者具有深远影响；通过分析泽西城的马克·费根、克利夫兰市的汤姆·约翰逊(Tom Johnson)和底特律市的黑曾·平格里(Hazen Pingree)等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者，托宾认为“历史学者自然而然地津津乐道于进步主义者的成功；而同时却没能解释其它一些城市面对类似问题和需求时城市改革的失败。”[11]2951973年，布莱恩·A.布劳内尔和沃伦·E.斯蒂克尔共同编著《老板与改革者：1880~1920年美国的城市政治》一书，该书以“城市老板和城市政治机器”、“城市改革的动力”及“城市老板和城市改革”三个主题编排，收录了13篇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改革相关问题的论文。*Blaine A. Brownell,WarrenE.Stickle,BossesandReformers:UrbanPoliticsinAmerica, 1880-1920,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编著也收录了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梅尔文·G.霍利的一篇文章，题为《社会和结构改革》(“Social and Structural Reform”)。早在1969年，霍利的著作《底特律的改革：黑曾·S.平格里与城市政治》出版，他在书中首次将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者(urban reformer)划分为“结构改革者”(structural reformer)和“社会改革者”(social reformer)。*Melvin G. Holli,ReforminDetroit:HazenS.PingreeandUrban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不过，早在1954年，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曼即已经提出了“社会改革”(social reform)的概念，参见：Arthur Mann,YankeeReformersintheUrbanAge:SocialReforminBoston, 1880-190.几年后，在E. L.古尔德编著的《进步时代》一书中，霍利正式使用“城市改革”这一术语。这篇发表于1974年的文章《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可以说是对“城市改革”这一概念的理念探讨，从而确立了“城市改革”这一术语在进步时代语境中和城市改革学术史上的地位。[12] 133-151霍利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在《底特律的改革》一书中的观点，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改革划分为“结构改革”和“社会改革”。同时，他指出，1893年的经济危机和1894年全国市政同盟的成立是改革的分水岭，正是“1893年的经济危机点燃了城市改革。”[12] 135另外，霍利指出，詹姆斯·布赖斯在1888年出版的《美利坚合众国》一书是“现代城市改革”的圭臬。[12] 134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丹尼尔·T.罗杰斯在其于1982年撰写的一篇文章《进步主义探究》中写道：“在写于1964年的一篇关于城市‘改革’起源的论文中，海斯提及城市政治掌控在具有自我意识的上层精英手中。”[13] 119罗杰斯所说的这篇论文是塞缪尔·P.海斯发表在《西北太平洋季刊》上的文章《进步时代市政改革的政治》，海斯从政治学的理论和实践着手，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市政改革的领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提出了与“莫里-钱德勒-霍夫斯塔特”(Mowry-Chandler-Hofstadter)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进步改革者来自于上层，并且城市政治“组织”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具有重要意义。*Samuel P. Hays,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PacificNorthwestQuarterly, Vol. 55, No. 4, (1964), pp. 157-69. 塞缪尔·P.海斯后来的另一篇文章《市政改革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unicipal Reform)也讨论的是市政改革，他使用的术语依然是“市政改革”(Municipal Reform)，这篇文章刊载于：Michael Perman, ed.,PerspectivesontheAmericanPast:ReadingsandCommentaryonIssuesinAmericanHistory,vol. Ⅱ: 1865tothePresent, Glenview: Scott, Foresman and Co., 1989, pp.158-173.相比于“地位革命论”，海斯的“上层精英论”和“组织论”具有新颖性，不过，尽管罗杰斯提到城市“改革”，但海斯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使用“城市改革”这一术语，通篇使用的概念仍然是“市政改革”。而市政改革正是在霍利笔下得到正式确立的“城市改革”的一个部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世界历史上又是一个“动荡”时期，在美国城市史上，这亦是一个过渡时期，借用王旭教授的话来说：“20世纪70年代确实是一个令人混淆的时期。”[14]32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短暂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黄金时代重又被新的社会问题所困扰，1970年，美国郊区人口超过城市人口，郊区化的发展推动了大都市区化的横向发展。一如一百年前，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彼时，大都市区化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令大都市区政府始料未及的问题。“巴尔干化”、“种族隔离”、“隔都”、大都市区内基础设施和服务不足、城市社会不公等现象产生。面对这些问题，“改革”的声音再一次响起。*孙群郎教授在其撰写的论述美国郊区化的专著《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中对这一时期美国大都市区政府体制改革理论和形式进行了阐述，见《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中的第七章的相关内容。学术界对此的反应之一便是“城市改革”概念的提出并“备受青睐”。事实上，早在霍利的文章发表前一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费城市政改革的经济学顾问柯克·佩切克发表出版《城市改革的挑战：费城的政策和规划》。*Kirk R. Petshek,TheChallengeofUrbanReform:PoliciesandProgramsin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3.就其在城市史上的意义而言，霍利的文章较之更具有重要性，因为霍利论证的对象正如霍夫斯塔特所探讨的范畴一样，具有“全国性”意义。佩切克这部关于“城市改革”的著作仍然是以个案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地方性”研究，他讨论的对象也并非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费城城市改革运动。更重要的区别是，佩切克尽管也使用了“城市改革”这一术语，但他探讨的领域是公共政策和城市管理，按照霍利的界定，是属于“结构改革”的范畴。1965~1972年间，美国布兰迪斯大学主持了一项名为“组织间关系研究”的项目，作为全国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一个资助项目，1974年，该项目成果以《城市改革的结构：社团决策组织的稳定和变化》*Roland L. Warren, Stephen M. Rose, Ann F. Bergunder,TheStructureofUrbanReform:CommunityDecisionOrganizationsinStabilityandChange,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4.为题出版。该书讨论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城市改革问题，主要是由社团决策组织(CDO)主导的城市改革，选取的对象是马萨诸塞州的9个城市，涉及城市更新、学校、心理健康计划、“反贫困”社区行动和模范城市。佩切克的著作和布兰迪斯大学的这个项目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社会变迁、城市更新和改革的直接反应，涉及的层面是经济、社会领域，而较少历史关照。尽管如此，在对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城市改革进行学术回顾时，这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们提供了可供历史学研究借鉴和利用的社会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学术界有几部关于进步时代城市改革的论著具有典型意义，有关于进步时代“城市改革”概念或专有术语的观念更加明确，“城市改革”概念的特定所指及其内涵趋于稳定。对城市政治、城市改革抱有兴趣的研究者可以依据这些论著基本上了解“城市改革”的一般涵义。1977年，迈克尔·H.埃伯纳和尤金·M.托宾编著出版了《城市改革时代：关于进步时代的新见解》，这一作品集合了10篇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改革的论文，其涉及的领域各不相同，选取的城市也不一样，包括纽约、芝加哥、休斯顿、洛杉矶、西雅图等。*Michael H. Ebner and Eugene M. Tobin,TheAgeofUrbanReform:NewPerspectiveontheProgressiveEra, New York: Port Washington, 1977.这部编著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便是将进步时代置于城市史的视野来考察，涵盖的内容正是“城市改革”研究的典型对象：“城市主义、政治和进步时代。”[15]568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在有关美国进步时代城市改革研究的问题上得到了反映，其中的代表作是多米尼克·卡瓦罗撰写的著作《力量和道德：1880~1920年有组织的游乐场和城市改革》，这一著作阐述了进步时代的社会改革之一——“拯救孩子”运动(child saving)，这场运动意在帮助移民的孩子，让他们远离拥挤的经济公寓和危险的街道，而拥有得到成人监护和管理的游戏场所。*Dominick Cavallo,MusclesandMorals:OrganizedPlaygroundsandUrbanReform, 1880-192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该著作由于其“跨学科”的历史学研究取向而获得了较多赞誉。*关于此书的评论，可参见Bernard W. Wishy、Robert T. Handy、Don S. Kirschner、Elisabeth I. Perry、Wayne J. Urban、Louise C. Wade的评论文章，分别刊载于：TheJournalofInterdisciplinaryHistory, Vol. 14, No. 3 (Winter, 1984), pp. 715-717；JournaloftheAmericanAcademyofReligion, Vol. 50, No. 3 (Sep., 1982), p. 478；AmericanStudies, Vol. 23, No. 1 (spring 1982), pp. 110-111；HistoryofEducationQuarterly, Vol. 24, No. 2 (Summer, 1984), pp. 223-228；TheJournalofAmericanHistory, Vol. 69, No. 1 (Jun., 1982), pp. 187-188.；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 Vol. 87, No. 2 (Apr., 1982), pp. 546-547.这种对城市改革进行“文化转向”的研究在葆拉·贝克的文章《政治的驯化：1780~1920年的妇女与美国政治社会》和莫琳·弗拉纳根的文章《性别和城市政治改革：进步时代的芝加哥城市俱乐部与妇女城市俱乐部》中也得到了体现，她们阐明了妇女对城市改革的作用，肯定了妇女在解决城市卫生、贫困等“城市病”中的贡献，弗拉纳根甚至认为，妇女处于政策革新的核心地位。*Paula Baker, “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 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ociety, 1780-1920”,AmericanHistoricalReview, (1984), pp. 620-647; Maureen A. Flanagan, “Gender and Urban Political Reform: The City Club and the Woman’s City Club of Chicago in the Progressive Era”, 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 Vol. 95, No. 4 (Oct., 1990), pp. 1032-1050.

1982年，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H.弗里施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城市理论和美国政治文化的文章《进步时代的城市理论家、城市改革和美国政治文化》，“这篇论文周密地集中讨论城市理论的进展，并试图解释在学术界，政治学家如何及为何处在城市改革理论的中心位置上。”[16]297作者论述了理解进步时代城市史的三个层面的问题：进步时代城市学术理论的进展、与之同时出现的城市改革运动和相伴随的美国政治文化的变迁。1987年，洛杉矶县自然史博物馆的汤姆·西顿主任发表的文章《另一代城市改革者：20世纪30年代的洛杉矶》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新的观点。他对于以往历史学家仅将进步时代视为城市改革时代表示质疑，也就是说，他并不赞同城市改革时代已有的时间断限：1890~1920年，他认为，直到20世纪30年代，城市改革仍然在继续。而且，就洛杉矶的个案来看，“新政”时期的城市改革在1938年达到高潮。[17]315-332西顿还有一个观点值得注意，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城市改革进入到现代化发展的阶段。[17] 328西顿的观点在最近出版的一部专著《罗伯特·克利夫顿·韦弗和美国城市：一个城市改革者的人生和时代》中亦能窥见。该书是由温德尔·E. 普里切特教授所著，以美国住房和发展部(HUD)的首任部长韦弗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美国城市自“新政”以来的发展状况，探讨了20世纪美国的两大问题：美国城市和城市种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从19、20世纪之交开始的美国城市改革、自20世纪30年代“新政”以来的城市发展政策，HUD的历史，以及联邦在城市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等。*Wendell E. Pritchett,RobertCliftonWeaverandtheAmericanCity:theLifeandTimesofanUrbanReform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早期的进步运动研究者如查尔斯·比尔德、约翰·D.希金斯和哈罗德·U.福克纳，及稍后的乔治·E.莫里、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关于进步时代的观点可参见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Origins of Progressive Leadership”, in Elting E. Morison, ed.,TheLettersofTheodoreRoosevel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及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他们在研究进步时代问题上有一些差别，一种观点认为进步运动延续的是平民党人的反叛运动，另一种观点认为进步运动是旧阶级对自身地位遭到威胁时的反应。尽管如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阶级的冲突。戴维·N.普兰克和鲍尔E.彼得森共同撰写的《城市改革意味着阶级冲突吗？》一文则对“阶级冲突”的观念表示质疑，该文聚焦于1897年亚特兰大市的城市学校改革，以当时在进步教育改革中盛行的“阶级冲突模式”来理解1897年的这次学校改革。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在城市改革中，阶级冲突并不必然存在，进步主义改革的源头比阶级冲突模式一贯所表明的要更为复杂。”[18] 152这篇文章不仅提供了重新认识“阶级冲突论”的新视角，而且，亚特兰大作为美国南部城市，在关于进步时代城市改革的研究中，其更具有南部典型意义。正如罗纳尔德·贝约尔在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进步主义城市改革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而在南部，它具有一些不同的模式。”[19]287他的这篇题为《作为城市改革的民权运动》具体分析了亚特兰大市的黑人社区改革模式和所谓的“新进步主义”的诞生。另外，普兰克和彼得森的文章讨论了进步时代的城市教育改革，涉及到城市公立学校改革。后来，普兰克与另两位学者理查德·K.斯科奇、珍妮特·L.甘布尔发表《重新认识学校进步主义改革》一文，主要研究了“城市教育改革”的组织化动力机制和教育本身的变迁。[20] 79-102关于进步时代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核心概念便是“城市教育改革”(urban educational reform)，类似的研究还有索尔·科恩发表的文章《城市学校改革》，丹尼尔·U.莱文的文章《城市学校改革中的科层制概念》，伊莱·金斯伯格的文章《城市学校改革：假象或真实？》，维克托·L.施雷达尔的文章《族裔、宗教和阶级：旧金山的学校进步主义改革》，穆斯塔法·埃默贝耶的文章《超越结构主义和唯意志论：1890~1930年学校进步主义改革的政治和话语权》*Sol Cohen, “Urban School Reform”,HistoryofEducationQuarterly, Vol. 9, No. 3 (Autumn, 1969), pp. 298-304; Daniel U. Levine, “Concepts of Bureaucracy in Urban School Reform”,ThePhiDeltaKappan, Vol. 52, No. 6, The Reform of Urban Education (Feb., 1971), pp.329-333; Eli Ginzberg, “The Reform of Urban Schools: Illusion or Reality?”,ThePhiDeltaKappan, Vol. 52, No. 3 (Nov., 1970), pp. 176-179; Victor L. Shradar, “Ethnicity, Religion and Class: Progressive School Reform in San Francisco”,HistoryofEducationQuarterly, Vol. 20, No. 4 (Winter, 1980), pp. 385-401; Mustafa Emirbayer,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Voluntarism: The Politics and Discourse of Progressive School Reform, 1890-1930”,TheoryandSociety, Vol. 21, No. 5(Oct., 1992), pp. 621-664.。时至21世纪，仍有学者研究城市改革时代的学校教育改革问题，比如，丽贝卡·巴尔和玛莉莲·比扎共同撰写的著作《城市改革时代的学校领导》，多乐茜·希普斯、伊丽莎白·福尔克斯和阿莉莎·佩尔兹曼发表的文章《新闻业和城市学校改革》*Rebecca Barr, Marilyn Bizar,SchoolLeadershipinTimesofUrbanRefor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Dorothy Shipps, Elizabeth Fowlkes, Alissa Peltzman, “Journalism and Urban School Reform: Versions of Democratic Decision Making in Two American Cities”,AmericanJournalofEducation, Vol. 112, No. 3 (May 2006), pp. 363-391。

198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苏珊·韦尔奇和蒂莫西·布莱索合著的《城市改革及其影响》一书，该书主要研究城市改革中的城市议会结构、代表权等问题。作者认为，普选权、无党派投票和城市经理制政府都是城市改革的主要内容，作者把这些内容称为“结构”(structures)，认为，具备这些“结构”的城市方可称为“改革”城市，反之，则称为“非改革”城市。在“非改革”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是区域选举、党派投票，并且没有城市经理制。另外，作者认为美国城市改革的浪潮主要出现在1890~1930年期间。该书主要涉及的仍然是进步时代的政治改革，也就是霍利概括的“结构改革”中的市政改革层面。*Susan Welch, Timothy Bledsoe,UrbanReformanditsConsequences:aStudyinRepresen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关于城市权力结构、城市机器(urban machine)、地方选举等城市政治问题，早在1979年，美国进步史学家戴维·西伦在一篇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上的评论性文章《城市政治：超越老板和改革者》中进行了评价和阐明。*David P. Thelen, “Urban Politics: Beyond Bosses and Reformers”,ReviewsinAmericanHistory, Vol. 7, No.3(Sep., 1979), pp. 406-412.在美国进步运动研究专家约翰·D.比克尔等人编著的《城市史信息资源指南》一书的第11章中，作者讨论了“城市老板、政治机器与城市改革”。*John D. Buenker, Gerald Michael Greenfield, William J. Murin,UrbanHistory:AGuidetoInformationSources,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 1981.1984年出版的一部编著《城市老板、政治机器和进步主义改革者》收录了19篇论文，其中包括上至19世纪末的詹姆斯·布赖斯的文章、下至现代的历史学家霍利、海斯等人的文章。涉及的主题主要是城市政治、权力结构和城市改革。*Bruce M. Stave, Sondra Astor Stave,UrbanBosses,Machines,andProgressiveReformers,Huntington, N.Y.: R.E. Krieger Pub. Co., 1984.詹姆斯·金佩尔发表在《政治研究季刊》上的文章《抵抗改革和接受改革的机器：1910~1930年城市政治的选举基础》提出了城市“政治机器”的五种类型，并且分析了“政治机器”与城市改革之间的关系。*James Gimpel, “Reform-Resistant and Reform-Adopting Machines: The Electoral Foundations of Urban Politics, 1910-1930”,PoliticalResearchQuarterly, Vol. 46, No. 2 (Jun., 1993), pp. 371-382.理查德·施奈罗于1994年发表《重新认识19世纪末美国城市社会改革的政治与劳工的关系》一文，这篇文章将有关于进步时代城市改革问题的研究引入到“社会政治”的视域，*Richard Schneirov, “Rethinking the Relation of Labor to the Politics of Urban Social Reform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The Case of Chicago”,InternationalLaborandWorking-ClassHistory, No. 46, ILWCH Roundtable: What Next for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Fall, 1994), pp. 93-108.关于“社会政治”(social politics)这一术语，是对美国进步时代城市改革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也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研究新路径。关于进步时代社会政治研究深有影响的著作是丹尼尔·T.罗杰斯的著作《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AtlanticCrossings:SocialPoliticsinaProgressive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译本，吴万伟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这一分析视角值得持续关注。

综上所述，就笔者目前对文献的梳理来看，最早在1961年出现“城市改革者”这一概念，1972年，“城市改革”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标题中，1974年，霍利的文章明确对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概念进行探讨。必须注意的是，尤金·M.托宾笔下的“城市改革”概念尽管比霍利正式使用的“城市改革”概念更早，但是，托宾的“城市改革”概念在理论上是一个地方性意义的概念，其内涵也只是“城市改革”的“市政改革”这个层面。霍利的“城市改革”概念是一个理论性总结，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概念，在学术界的影响也更为广远。不管如何，“城市改革”这一概念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历史周期上的“动荡”时期开始，日益变得更加明确，成为解读进步时代的一个路径。

二、城市改革的内涵

梅尔文·G.霍利曾经批评以往的历史学家将1900年作为历史转捩点的观点，那些历史学家“往往认为有两个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关的改革运动，一个是乡村的，是保守的；另一个是城市的，或许是高雅的，是进步的。”[12] 133尽管霍利批判这种简单的划分，但是，他仍然认为，1893年的经济危机激发了城市改革，自此，改革运动进入“城市的”语境。苏珊·韦尔奇等人认为1894年全国市政同盟的成立使城市改革运动获得了坚实的基础。[21]5威廉·G.安德森在他的文章中谈及进步主义时指出，20世纪20年代进步运动的衰落原因之一是进步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分裂为两个阵营：乡村的和城市的。[7]430这些话语均表明，在19、20世纪之交，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舞台正在发生变化，重心逐渐由乡村转向城市。“城市”正成为美国人生活的核心概念和主要内容。*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改革时代》第一章的第一句话便说：“美国诞生于农村，然后搬入到城市。”(TheAgeofReform,p. 23.)而这一变化就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爬梳学术界有关“城市改革”概念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这种历史语境的变化，同时，也认识到“城市改革”这一概念作为“范畴”的存在，它通过多种改革“形式”或“模式”表现出来。

早在1903年，曾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的巴尔的摩政治家亨利·琼斯·福特在一篇题为《改革的结果》的文章中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市政改革者”，尽管英国学者詹姆斯·布赖斯在15年前就已经触及到美国的“市政府”改革问题，但是，福特的这篇文章还提出了其它几个有关“改革”的概念：“一系列重要的措施，诸如在美国将出现的那些名号：选举改革、投票改革、社会改革，等等，并不在改革的分类之中。”[22]69-70霍利将美国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划分为两类：结构改革和社会改革，这一划分总体而言反映了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的面貌。在汤姆·西顿的文章中，关于“改革”的名目非常丰富：市政改革、社会改革、保守主义改革、进步主义改革、政治改革、市民改革(civic reform)、市民型改革(civic-oriented reform)等。当然，因为关于进步时代领导者、参与者来源问题历来为研究者所热衷，故而，在上述提及的论著中，“改革”这一术语也会以“改革者”的概念出现，表明各种类型的“改革者”。2004年，“佛罗里达进步主义同盟”(Florida Progressive Coalition)的负责人肯尼思·昆内尔撰写了一篇文章《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者》，他认为，美国20世纪的城市改革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类别：19世纪末即已出现的“共和党独立派改革”(mugwump reform)、结构改革、社会改革和道德改革(moral reform)，他们一起成为了进步运动的核心。[23]

纵观美国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和目前已有的研究，笔者认为，“城市改革”是美国快速城市化时期的历史产物，是农村美国向城市美国过渡过程中，城市与农村利益博弈的表现。正如戴维·P.西伦所说：“……城市与农场之间的冲突……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不同社会团体的合作……使得进步主义有别于早期的那些改革运动……1893~1897年的灾难性大萧条急剧地改变了改革的模式。”[24]335-336这种改变也就是霍利阐述的“城市改革”的开始。哥伦比亚大学的扎克·佩斯科维茨在其于200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引用加利福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弗兰克·曼·斯图尔特在1950年出版的著作《市政改革的半个世纪》，概括了城市改革的主要议程：“……一系列首创——短票选举，市议员普选，无党派选举，文官制度改革，议会-经理制政府，诸如此类——将政治权力彻底地从移民、种族和政治机器手中转移到城市中更富有和教育程度更高的社会阶层手中。”[25]*弗兰克·曼·斯图尔特的著作尽管早在1950年即已出版，但他所谈及的主要是城市改革的其中一个方面“市政改革”。参见Frank Mann Stewart，AHalfCenturyofMunicipalReform:TheHistoryoftheNationalMunicipalLeag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0.虽然佩斯科维茨这里指称的是“城市改革”的概念，但这一定义显然并不全面，只概括了城市改革的市政改革层面。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改革而言，总体表现为两类：结构改革和社会改革。就“城市的”语境而言，这一时期的城市改革具体表现为政治改革、市政改革和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包含19世纪末即已出现的共和党独立派改革、选举改革、投票改革、文官制度改革(civil service reform)等；市政改革的目标包括争取城市自治权(home rule)、建立“好政府”(good government)、褫夺城市老板把持市政的权力、基础设施的改善、城市卫生改革等。*关于城市卫生改革可参见：Jon A. Peterson, “The Impact of Sanitary Reform upon American Urban Planning, 1840-1890”,JournalofSocialHistory, Vol. 13, No. 1, (Autumn, 1979), pp. 83-103.这两种改革模式大体上属于结构改革，而市政改革也涉及到社会改革的层面。社会改革的范畴更广，涵盖的内容更明确，更容易界定，昆内尔所独立划分出的道德改革，*就道德改革而言，詹姆斯·J.康纳利的一篇评论性文章值得一读：James J. Connolly, “The Reformer as Moralist: Joseph Folk and Progressivism”, H-SHGAPE(March, 1999). http://www.h-net.org/reviews/showpdf.php?id=2874. 浏览时间2012年4月2日。就其主要内容和形式来说，可归入社会改革的范畴。

结构改革者和社会改革者对于城市腐败及其造成的市政代价深恶痛绝，他们的改革是对这一时期城市老板把持腐败市政的反抗。不过，结构改革者代表上层集团的利益，社会改革者对于底层阶级的生活改善更有兴趣，同时，社会改革者也更多地关注诸如贫民窟和移民聚居区生存状况恶劣的问题。*关于结构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可以参见苏珊·韦尔奇等人的著作；关于这两种改革集团分别所代表的阶层利益，可以参见塞缪尔·P.海斯的文章。结构改革者将城市问题归咎于移民和底层阶级，而社会改革者却认为城市大集团和企业这些上层精英在城市中的特权、对税收的支配和对公用设施的掌控导致了城市政府的腐败。[12]140这两种改革与19世纪末产生的共和党独立派改革也存在异同。简单来说，共和党独立派改革者主张无党派选举(non-partisan election)、短票选举(short ballot)等，但这些也是其它城市改革者所追求的。不过，共和党独立派改革者追求建立“好政府”，而结构改革者则强调建立“科学、效率和专业的政府”。社会改革背离了共和党独立派改革者的那些陈旧的传统，而且，他们在进步时代的政治改革问题上存在分歧，共和党独立派主张强市长制，社会改革者赞同城市委员会制和城市经理制。*对于这些区别，可参见梅尔文·G.霍利的文章和肯尼思·昆内尔的文章。就进步时代的政治改革而言，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注意到了三种权利的要求：创制权(initiative)、复决权(referendum)和罢免权(recall)。许多城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获得了这三种权利，与自治权一起成为城市改革历史的重要内容。至于说道德改革者，它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团体，他们主要反映了“瓦士普”(WASP)的要求，产生于美国的禁酒运动中。主要的活动包括反酒馆运动、反堕落运动、反对赌博行为等。*关于他们的具体主张可参考肯尼思·昆内尔的文章，也可参考笔者的拙作《公众的声音：美国新城市化嬗变中的市民社会与城市公共空间》(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五章的相关内容。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城市改革的时间界定。由于学术界对于进步时代的时间莫衷一是，*相关介绍可参见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20世纪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改革》，《南开史学》，1988年第1期，第22-41页；《关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几个问题》 ，《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第50-57页。董继民：《简论美国进步运动》，《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第21-25页；冯伟年：《论美国进步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影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31-136页；高芳英：《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进步运动》，《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第112-116页。所以，关于这一时期城市改革的时间界限也有多种说法。苏珊·韦尔奇等人认为城市改革的浪潮出现在1890~1930年期间，J.约瑟夫·哈茨马切尔认为城市改革的时间当在1900~1920年期间，他说：“在1900~1920年期间，城市型改革浪潮的产物开始出现于美国的法令全书。”[8]231汤姆·西顿指出：“‘城市改革时代’这一标题看起来是一个有效的标签，尤其是自1880~1920年期间推动美国的制度现代化以来，这一标签在各个城市盛行起来。”[17]315但是，他又不同意一般的看法，即认为城市改革到1920年消亡，他认为，城市改革运动一直绵延到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的改革者采用了更为现代化的改革手段，标志着城市改革的现代化趋势。扎克·佩斯科维茨认识到美国内战结束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经历了一个城市转型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城市改革运动，而这场运动的“最后一口气”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K.惠兰在一篇会议论文里从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着手，将城市改革划分为三个时期：“1900~1930年，1930~1970年，以及1970年至现在。”[26]霍利的看法则是将城市改革界定在1893~1920年期间。笔者则认为，考虑到城市改革涵盖的范围，如果说“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其上限可至1880年，下限至1920年。但这两个年份并不是绝对的，只是从“长时段”分析方法来看，任何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均有一个产生的背景和过程。*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始自1860年，一则美国内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二则，美国自这一年开始由于工业化的动力，城市化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只不过，考虑到“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这一概念，进步时代的上限若说1860年则不妥，但进步时代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则自此时业已产生。笔者的拙作《市民意识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改革——以克利夫兰市为例》(硕士论文)、《公众的声音：美国新城市化嬗变中的市民社会与城市公共空间》也采纳这种“长时段”看法。美国这一时期的城市改革，若以事件而论，1893年的大萧条和1894年全国市政同盟的成立都可视为城市改革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而随着进步运动的衰落，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运动也随之衰落，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改革确实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或可采用汤姆·西顿的说法，是一个“城市改革现代化”的阶段。上限前溯至19世纪80年代也是有道理的，因为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为消除城市弊病、城市腐败，美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了一些改进或改革行动，况且1883年还发生了文官制度改革。

总而言之，美国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是对城市问题的回应，改革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手段，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美国的改革语境已从“农村的”转换为“城市的”。城市改革是一个涵盖多层面、涉及城乡多方面关系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就世界近现代史的视角来看，美国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也是应对19世纪60年代“动荡”周期的产物，更是美国20世纪初的这个文化周期的一次城市社会重建运动。*关于进步运动的实质问题，笔者赞同北京大学美国史专家李剑鸣教授的看法，即认为进步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中等阶层为主、有社会各阶级广泛参与的”，为解决“物质进步与社会整体改善之间的‘二律背反’”问题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重建运动。”(参见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也是一场文化重建运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城市改革”并非是在已为人们所熟识的“进步时代”这一历史阶段上贴上一个新的学术标签，或者说是以新的视角来对“进步时代”予以重新解读。恰恰相反，“城市改革”本身便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和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城市史学研究中，自有其内在理路、涵义和方法，而不是学术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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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熊伟

The Birth of the “Urban Reform” Concept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Its Connotation

YANG Chang-yun,LAI Xiao-Ling

(School of Histor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fter the Civil War, rapid Urbanization emerged as well. Facing another wave of immigra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as born in the countryside and has moved to the city” encountered a series of urban problems, like a relative lag of urban politics and social progress, boss filling the city power vacuum, inadequacy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atus. As a periodic era of upheaval in the modern history, reform has become a chief means to address the social problems. However, since the context of reform has transformed from the “Rural” to “Urban”, the concept of “Urban Reform” comes into being. This article aims at exploring the birth and connotation of the “Urban Reform” concept.

Key words:urban America; urban reform; progressive era; Progressivism

中图分类号:K7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16)01-0086-11

作者简介:杨长云(1980-),男，江西信丰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史、城市史；赖晓玲(1991-)，女，江西信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进步时代的城市政治与社会秩序研究”(项目批准号：13CSS010)的阶段性成果；亦是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新城市化嬗变中的市民社会与城市公共空间”(项目批准号：LS1106)的阶段性成果；江西师范大学首批“青年英才”培育资助计划阶段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5-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