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验与文学中的不适感
2016-03-03张柠
上海文学 2016年3期
读民国时期作家的作品,跟读1949年之后或者1979年之后作家的作品,可以发现他们在叙事语言上的明显差别。我不想用语言上“成熟”“不成熟”这样简单的判词来评价,而是注意到语言表达与经验或者体验之间的关系。我有一种直观感受,阅读某些民国作家的作品,仿佛看到的是一位刚进城的乡下少年的形象,有点拘谨、寡言、木讷。他们不像上海洋场上那些汉语中夹杂着洋文的能说会道的人,也不像北京皇城根下见多识广的京油子。民国时期的一些作家,对剧变时代的新事物反应敏感,但在生活经验转化为艺术经验的过程中显得局促,语言似乎不够用,或者说他们无法随意地使用语言,更不愿放肆地使用语言,因而显得局促而“朴拙”。说到这类作家,我想到的是废名、沈从文、施蛰存等人。综观他们的创作,都有一个从“朴拙”开始,并逐渐将这种“朴拙”风格化的过程。周作人在谈到废名小说语言的时候说:废名的语言和叙事风格“平淡朴讷”。新文学不缺流畅华丽的风格,缺的是“简洁而有力的写法”,有中国文字传统中的含蓄之古典趣味,这在当时文学创作中欧化句式风靡的时刻,是难能可贵的(见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和《〈桃园〉跋》,《苦雨斋序跋文》)。周作人将“朴讷”与“平淡”、“简洁”、“有力”放在一起,其实就是肯定风格化之后“朴拙”所产生的总体艺术效果。“朴拙”,是一个带褒义色彩的词汇,其实就是“笨拙”,或者叫“可爱的愚笨”,或许是“大智若愚”的一种初级表现形式,如西方文学中有“傻子”原型,俄罗斯文学中有“圣愚”形象(张柠:《为思想史上的异端立传——读〈理解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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